第五章 史學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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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今天将要談論清朝的史學和文學。
經學以外，清朝學問中比較發達的就是史學。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以經、史、子、集四部為基礎的圖書分類方法。
經指經學，史即曆史，子即荀子、墨子等諸子的學問，集即文學方面的著作，如文集、詩集之類。
其中集的部分作為文學著作，不同于學術。
集的第三項子是關于諸子的研究，在清朝未有明顯的進步。
如前所述，小學曾作為經學的基礎學科而得到發展，與此同時，諸子學問作為經學的輔助才開始受到關注。
由此可以看出，大緻上諸子學問是與經書同時代發展起來的，或者說稍晚于經書的時代興起。
因此，研究經書，諸子書中所使用的語言也不可忽視。
如某些在經書中不能理解的語言，在諸子中可以理解透徹。
此外，經書中有缺佚的部分也可能在諸子中得到補錄。
諸子學也正是因為上述原因開始得到重視。
這裡簡單列舉關于用諸子之書補佚經書的研究。
如經書中關于堯舜時代的内容記載不詳，而諸子方面則有所記載，但實際上關于這方面的補佚的研究并沒有取得很大的進步。
但小學的進步則是較為突出的，即為了準确理解經書的語言，而研究諸子之語言的小學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較大進步。
代表人物有高郵王氏之學，王氏有《讀書雜志》一書，近年又有諸子學大家俞樾的著作《諸子平議》。
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解釋諸子中所使用的文字，而把它們作為輔助工具來研究經書中的語言。
但近年來，有人開始着手進行純粹的諸子研究。
昨天談到的孫诒讓，作有著名的《墨子間诂》一書，緻力于研究墨子。
還有此時仍健在的王先謙，著有《荀子集解》。
總之，清朝較晚時期諸子學才總算發展起來。
而日本的漢學發展軌迹則與之相反，日本漢學中的諸子學很早就開始有所發展了。
徂徕時就開始注意諸子學的研究，他著有《讀荀子》《增讀韓非子》等書，徂徕之後也還有人繼續研究諸子。
而諸子研究在中國則起步較晚，然而日本的諸子研究雖然起步早，但沒有出現類似《墨子間诂》這樣的名著。
中國主要是為了經書補佚才對諸子進行研究，張之洞認為這一目标有望實現。
漢代王充也曾在《論衡》中提出可以用諸子來補佚經書，但他本人在這方面并沒有什麼成績。
不可否認，中國的諸子學研究一開始就被限定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内。
與此相比，史學即曆史學方面則有長足的進步，但史學研究實際上是受到經學研究的影響，由此逐漸波及而發展起來的。
清朝史學之祖黃顧二氏 我們所謂的把曆史學作為學問來研究的東西并不多，這是中國最早的史學。
雖然，無論在唐代，還是在南宋，有一些著名的學者把以往的曆史作為如我們觀念中的曆史學來對待，但自從著名的《通鑒綱目》問世後，興起于春秋時代的對于古人的褒貶黜陟思想更趨中國史學的主流。
由于受這種思想的強烈影響，明朝幾乎是沿着這樣的軌迹推動史學發展的。
因此，中國曆朝對曆史的事實做正确的研究并不常見。
但到了明末，經學方面的始祖即浙東、浙西兩學派的創始人黃宗羲和顧炎武，開始推崇史學的研究。
黃宗羲本人并沒有留下關于曆史的著作，他雖然經曆了很多，但并未完成一部曆史學著作。
但他的門人萬斯同著有《曆代史表》，這是一部史學名作。
此書補充了曆代曆史年表中缺省的部分，這顯然是受到了黃宗羲的學問影響。
正因為有了萬斯同的成就才形成了浙東學派在曆史學方面的特點。
後來有全祖望，寫有大量關于明末曆史方面的文章，他也可以說是一位曆史學家。
此人後面我們還将說到，他在《水經》學問方面，即關于古代水道體系的學問方面頗有建樹。
總之，浙東學派中逐漸有活躍的曆史學家出現。
如前所述，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作有《資治通鑒後編》，這部書并非徐乾學獨自完成，而是他召集了許多學者共同編撰而成的，近年來有出版此書的草稿部分。
而顧炎武本人關于曆史學方面的成就，有著名的《日知錄》。
此書對史籍做仔細的調查、翻檢，根據曆史事實來驗證史書上的種種記載，正是顧炎武的這部《日知錄》開啟了上述治學方式的先河。
作為史學著作，《日知錄》中包含了史學優秀的成分。
總之，清朝曆史學的始祖非黃宗羲、顧炎武二人莫屬。
正史 繼黃、顧之後，中國史學研究漸漸分成若幹流派，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正史。
正史是指朝代更疊後，新朝代來編撰前朝的曆史，并作為官方的标準的史籍保存下來。
在中國，自上古以來共有二十二部正史，所以稱為&ldquo二十二史&rdquo。
現在最晚的一部就是清朝修成的《明史》。
《明史》的編撰方式有一點不同尋常，在此之前的正史以《通鑒綱目》為基礎，按照《通鑒綱目》的标準，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做褒貶黜陟，評判其善惡正邪，使褒貶黜陟的思想極端化。
但這一點在修《明史》時有了新的變化。
有一位叫朱彜尊的學者，他在經學方面也頗有成就。
清朝在設立編撰明史的史館時，朱彜尊上呈了史館總裁一封自己的意見書，反對依據《通鑒綱目》來編撰史學，而要以新的曆史見解來修史。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宋學和朱子學的史家在為學者立傳時，往往把學者分為兩類，一是儒林傳，自《史記》以來就有儒林傳，學者的傳一般都歸于此部。
但在編撰宋朝曆史時，在儒林傳之外，又立了道學傳，即學者被分為兩部分，道學傳裡記錄的是從事朱子學的玄理空論，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學者，而把緻力于以讀書研究學問的人歸入儒林傳。
但朱彜尊反對這種沒必要的區分方式，這種區分後來也成為朱子學派與漢學派之間争端的根源之一。
原本《明史》編撰還是實行着兩分法的，但在朱彜尊提出這一意見後，實際編撰《明史》的過程中就取消了上述的兩分法，而以儒林傳一統，不再設道學傳。
這是應對朱子學的過程中史學理論的一個變化，清初就有這種變化了。
《明史》在最後彙總時，有一個叫王鴻緒的人，此人負責最後整理草稿，編成今天所能見到的《明史》。
今天我們還能看到王鴻緒的《明史稿》，其中有&ldquo史例議&rdquo一部分，說明《明史》是本着&ldquo史例議&rdquo的原則而編撰的，這也是寫作《明史》時所依據的基本條例。
其中屢次出現批評朱子學的議論，體現出不依據《通鑒綱目》的準則來編史的編撰态度。
這是不同于宋、元、明史學的思想征兆。
修補舊史 在其他方面清朝史學也頗具成就，如綱目中所列的&ldquo修補舊史&rdquo和&ldquo考證舊史&rdquo兩項。
明朝以前也有修補舊史，而考證舊史則是在清朝才有的。
明朝就有不少關于修補舊史的著作存世，但清初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邵遠平的《續弘簡錄》，是對明朝曆史著作的不足進行補佚、糾錯，而以史學著作的形式重新編撰。
但後來出現的從厲鹗到彭元瑞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使修補舊史的方法形成清朝特有的風格，這些著作與明朝的風格明顯不同。
明朝的風格不會對自己所用史料的正确與否做明确的判斷，隻依據自己所信任的部分對古代史學進行重新編訂。
而清朝的風格以羅列自己所運用的多種材料為主，使任何人做研究都可以運用這些材料，并且以極其客觀的态度記錄這些材料。
例如把以往值得參考的書籍，盡可能收集起來，其中的代表著作《遼史拾遺》就是在某一件遼史事件上，盡量羅列齊全所有的材料，使讀者可以得到全面的參考。
這是清朝形成的新風格，雖然也不是全都如此，也需要加以判斷，訂正前人的錯誤，但清朝修補正史還是以公正地、客觀地羅列材料的風格為主，秉持以供研究者參考的态度。
如明朝修改古代《遼史》，而清朝卻不這樣做。
但其中有一個特殊案例，就是周濟的《晉略》。
《晉書》是古代的作品，周濟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晉書》中不合乎史法的地方做了修改，他不以事實的考證為主，而隻是以自己理解的所謂史法為依據。
周濟在文學方面也有成就，是清朝數一數二的文章高手，寫作時往往非常用心地錘煉文章，他希望恢複唐朝以前史書的寫法。
所以，在清朝修補舊史中周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人。
不訂正史實，而對史法進行修改的這種做法，在當時其他學者及其著作中并不多見。
考證舊史 清朝在考證舊史方面最為發達，其中對史學全體進行考證的有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人的著作。
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蛾術編》兩書論述了經學與史學。
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也幾乎是講曆史的。
此外，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可以說是一部開啟中國新史學的重要著作，該書依照史學始祖顧
經學以外，清朝學問中比較發達的就是史學。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以經、史、子、集四部為基礎的圖書分類方法。
經指經學，史即曆史，子即荀子、墨子等諸子的學問，集即文學方面的著作，如文集、詩集之類。
其中集的部分作為文學著作，不同于學術。
集的第三項子是關于諸子的研究，在清朝未有明顯的進步。
如前所述，小學曾作為經學的基礎學科而得到發展，與此同時，諸子學問作為經學的輔助才開始受到關注。
由此可以看出，大緻上諸子學問是與經書同時代發展起來的，或者說稍晚于經書的時代興起。
因此，研究經書，諸子書中所使用的語言也不可忽視。
如某些在經書中不能理解的語言，在諸子中可以理解透徹。
此外，經書中有缺佚的部分也可能在諸子中得到補錄。
諸子學也正是因為上述原因開始得到重視。
這裡簡單列舉關于用諸子之書補佚經書的研究。
如經書中關于堯舜時代的内容記載不詳，而諸子方面則有所記載，但實際上關于這方面的補佚的研究并沒有取得很大的進步。
但小學的進步則是較為突出的，即為了準确理解經書的語言，而研究諸子之語言的小學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較大進步。
代表人物有高郵王氏之學，王氏有《讀書雜志》一書，近年又有諸子學大家俞樾的著作《諸子平議》。
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解釋諸子中所使用的文字，而把它們作為輔助工具來研究經書中的語言。
但近年來，有人開始着手進行純粹的諸子研究。
昨天談到的孫诒讓，作有著名的《墨子間诂》一書，緻力于研究墨子。
還有此時仍健在的王先謙，著有《荀子集解》。
總之，清朝較晚時期諸子學才總算發展起來。
而日本的漢學發展軌迹則與之相反，日本漢學中的諸子學很早就開始有所發展了。
徂徕時就開始注意諸子學的研究，他著有《讀荀子》《增讀韓非子》等書，徂徕之後也還有人繼續研究諸子。
而諸子研究在中國則起步較晚，然而日本的諸子研究雖然起步早，但沒有出現類似《墨子間诂》這樣的名著。
中國主要是為了經書補佚才對諸子進行研究，張之洞認為這一目标有望實現。
漢代王充也曾在《論衡》中提出可以用諸子來補佚經書，但他本人在這方面并沒有什麼成績。
不可否認，中國的諸子學研究一開始就被限定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内。
與此相比，史學即曆史學方面則有長足的進步，但史學研究實際上是受到經學研究的影響，由此逐漸波及而發展起來的。
清朝史學之祖黃顧二氏 我們所謂的把曆史學作為學問來研究的東西并不多，這是中國最早的史學。
雖然，無論在唐代，還是在南宋，有一些著名的學者把以往的曆史作為如我們觀念中的曆史學來對待，但自從著名的《通鑒綱目》問世後，興起于春秋時代的對于古人的褒貶黜陟思想更趨中國史學的主流。
由于受這種思想的強烈影響，明朝幾乎是沿着這樣的軌迹推動史學發展的。
因此，中國曆朝對曆史的事實做正确的研究并不常見。
但到了明末，經學方面的始祖即浙東、浙西兩學派的創始人黃宗羲和顧炎武，開始推崇史學的研究。
黃宗羲本人并沒有留下關于曆史的著作，他雖然經曆了很多，但并未完成一部曆史學著作。
但他的門人萬斯同著有《曆代史表》，這是一部史學名作。
此書補充了曆代曆史年表中缺省的部分，這顯然是受到了黃宗羲的學問影響。
正因為有了萬斯同的成就才形成了浙東學派在曆史學方面的特點。
後來有全祖望，寫有大量關于明末曆史方面的文章，他也可以說是一位曆史學家。
此人後面我們還将說到，他在《水經》學問方面，即關于古代水道體系的學問方面頗有建樹。
總之，浙東學派中逐漸有活躍的曆史學家出現。
如前所述，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作有《資治通鑒後編》，這部書并非徐乾學獨自完成，而是他召集了許多學者共同編撰而成的，近年來有出版此書的草稿部分。
而顧炎武本人關于曆史學方面的成就，有著名的《日知錄》。
此書對史籍做仔細的調查、翻檢，根據曆史事實來驗證史書上的種種記載，正是顧炎武的這部《日知錄》開啟了上述治學方式的先河。
作為史學著作，《日知錄》中包含了史學優秀的成分。
總之，清朝曆史學的始祖非黃宗羲、顧炎武二人莫屬。
正史 繼黃、顧之後，中國史學研究漸漸分成若幹流派，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正史。
正史是指朝代更疊後，新朝代來編撰前朝的曆史，并作為官方的标準的史籍保存下來。
在中國，自上古以來共有二十二部正史，所以稱為&ldquo二十二史&rdquo。
現在最晚的一部就是清朝修成的《明史》。
《明史》的編撰方式有一點不同尋常，在此之前的正史以《通鑒綱目》為基礎，按照《通鑒綱目》的标準，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做褒貶黜陟，評判其善惡正邪，使褒貶黜陟的思想極端化。
但這一點在修《明史》時有了新的變化。
有一位叫朱彜尊的學者，他在經學方面也頗有成就。
清朝在設立編撰明史的史館時，朱彜尊上呈了史館總裁一封自己的意見書，反對依據《通鑒綱目》來編撰史學，而要以新的曆史見解來修史。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宋學和朱子學的史家在為學者立傳時，往往把學者分為兩類，一是儒林傳，自《史記》以來就有儒林傳，學者的傳一般都歸于此部。
但在編撰宋朝曆史時，在儒林傳之外，又立了道學傳，即學者被分為兩部分，道學傳裡記錄的是從事朱子學的玄理空論，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學者，而把緻力于以讀書研究學問的人歸入儒林傳。
但朱彜尊反對這種沒必要的區分方式，這種區分後來也成為朱子學派與漢學派之間争端的根源之一。
原本《明史》編撰還是實行着兩分法的，但在朱彜尊提出這一意見後，實際編撰《明史》的過程中就取消了上述的兩分法，而以儒林傳一統，不再設道學傳。
這是應對朱子學的過程中史學理論的一個變化，清初就有這種變化了。
《明史》在最後彙總時，有一個叫王鴻緒的人，此人負責最後整理草稿，編成今天所能見到的《明史》。
今天我們還能看到王鴻緒的《明史稿》，其中有&ldquo史例議&rdquo一部分，說明《明史》是本着&ldquo史例議&rdquo的原則而編撰的，這也是寫作《明史》時所依據的基本條例。
其中屢次出現批評朱子學的議論，體現出不依據《通鑒綱目》的準則來編史的編撰态度。
這是不同于宋、元、明史學的思想征兆。
修補舊史 在其他方面清朝史學也頗具成就，如綱目中所列的&ldquo修補舊史&rdquo和&ldquo考證舊史&rdquo兩項。
明朝以前也有修補舊史，而考證舊史則是在清朝才有的。
明朝就有不少關于修補舊史的著作存世，但清初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邵遠平的《續弘簡錄》，是對明朝曆史著作的不足進行補佚、糾錯，而以史學著作的形式重新編撰。
但後來出現的從厲鹗到彭元瑞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使修補舊史的方法形成清朝特有的風格，這些著作與明朝的風格明顯不同。
明朝的風格不會對自己所用史料的正确與否做明确的判斷，隻依據自己所信任的部分對古代史學進行重新編訂。
而清朝的風格以羅列自己所運用的多種材料為主，使任何人做研究都可以運用這些材料，并且以極其客觀的态度記錄這些材料。
例如把以往值得參考的書籍，盡可能收集起來，其中的代表著作《遼史拾遺》就是在某一件遼史事件上，盡量羅列齊全所有的材料，使讀者可以得到全面的參考。
這是清朝形成的新風格，雖然也不是全都如此，也需要加以判斷，訂正前人的錯誤，但清朝修補正史還是以公正地、客觀地羅列材料的風格為主，秉持以供研究者參考的态度。
如明朝修改古代《遼史》，而清朝卻不這樣做。
但其中有一個特殊案例，就是周濟的《晉略》。
《晉書》是古代的作品，周濟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晉書》中不合乎史法的地方做了修改，他不以事實的考證為主，而隻是以自己理解的所謂史法為依據。
周濟在文學方面也有成就，是清朝數一數二的文章高手，寫作時往往非常用心地錘煉文章，他希望恢複唐朝以前史書的寫法。
所以，在清朝修補舊史中周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人。
不訂正史實，而對史法進行修改的這種做法，在當時其他學者及其著作中并不多見。
考證舊史 清朝在考證舊史方面最為發達，其中對史學全體進行考證的有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人的著作。
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蛾術編》兩書論述了經學與史學。
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也幾乎是講曆史的。
此外，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可以說是一部開啟中國新史學的重要著作，該書依照史學始祖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