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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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
今天就經學開講。
從今日起，主要就中國本國的文化，國内的文化開講。
總的來說，這次課程的内容要盡量避開政治層面的議題，如前所述，主要講中國文化方面。
此前主要講了作為文化中心的帝王之事，其次講了清朝與外國語有關的種種特殊現象，再其次講到了貿易關系對财政經濟的影響，可以說，這些都是文化的基礎。
接下來，又講了帝王的行為&mdash&mdash外國文化的輸入。
從今日開始，則專門講講中國國内的文化。
像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曆史文化的國度，任何朝代，隻要是太平之世，就自然緻力于推動本國文化的進步。
清朝也不例外，随着社會穩定，國勢強盛，國内文化也空前發展起來。
自唐代以來的中國，即使有戰亂，也幾乎沒有因長時間的戰亂所造成的黑暗時代。
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始終保持着發展的狀态。
所以，清朝文化的興盛，并非意味着終結以往的黑暗時代，開創新的局面。
因為此前的文化已經高度發展，隻是随着時代的變遷，在文化發展的道路上逐漸顯示出新的動向罷了。
學術依然是清朝文化中最繁盛的部分，而清朝的學術又以經學為中心。
清朝出現了兩漢以來所未有過的經學的高度發展，研究普及到一般的學者中，可以說是具有真正的學術性，這一點也是兩漢時所沒有的。
清朝的經學，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是古所未有的。
不用說，經學不是在清朝突然繁盛起來的。
清朝之前的明朝，由于沿襲宋、元以來的學術傳統，宋學十分盛行。
宋學包括朱子學派和王陽明即陸王學派，明朝就有朱子學派即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的兩派之争。
明末時，一種新的風氣在學者間流傳開來，即講學。
講學并不是隻講究學問，而是像今日我到此講演一樣，多少隻是以學問為講演的材料而已，然後進行禅宗式的問答，可謂口頭空論地研究學問。
這些學者不是從事實的角度來研究學問，而是作空泛的讨論，這就是所謂的講學派。
綱目中開篇所寫的顧炎武、黃宗羲兩人，對講學派提出強烈的反對，但也仍然有學者堅持講學派的主張。
這裡所寫的孫奇逢、李中孚就屬于講學派，他們延續着明末以來的做法。
而在明末講學派中，程朱學派和陸王學派誰的勢力更強？答案是陸王學派，即王陽明學派盛行。
其代表人物就是在日本被看作小說批評家的、萬曆年間的學者李贽（李卓吾）等。
這派學者身着僧服，執杖而行，幾乎像僧人那樣生活，而且以中國人所嫌惡的男女混雜的方式進行講演，或作禅宗式的問答。
為此，引來了對之極為反對的顧炎武派。
原本是朱子學者的顧炎武，反對講學派的學風問題，提出學問要做事實性的研究，這樣一來便從朱子學中脫離出來，成為清朝反對朱子學派的漢學派的始祖。
另一方面，從顧炎武的學術精神來說，他是傳承了宋學精神的，但他又是清朝漢學複興的始祖。
與他齊名的黃宗羲，在明末時，為了幫助明朝恢複政權曾參加戰争，此人還曾計劃派遣使者去日本請求援兵，但最終看到明朝大勢已去，無可奈何，便抛開了政治，過上了完全的隐士生活。
他作為王陽明的同鄉，繼承了王陽明的學術精神，但因為是前朝殘黨，一直低調行事，因此十分排斥講學派，同樣認為學問應做事實性的研究。
顧黃的學問盛行以後，中國學者為了區分把他們分為兩派，以顧炎武為首的被稱為浙西學派，黃宗羲則為浙東學派的始祖。
這是一張浙東、浙西的地圖，所謂錢塘江即浙江，浙江以東所出的學派叫浙東學派，這裡是甯波，這裡是餘姚。
黃宗羲是餘姚人，餘姚也是王陽明的故裡。
如此一來，兩人分别成了浙東、浙西學派的始祖。
兩派學者的姓名在綱目中都有羅列，由于時間的關系，就不在此一一細講了。
顧炎武之下寫着徐乾學，表示他繼承了顧炎武學派的觀點。
黃宗羲下寫着萬斯大、萬斯同，表示他們繼承了黃宗羲學派。
後來徐乾學深得康熙帝信任。
如前所述，他在洞庭山召集了許多學者，編撰《一統志》，但他編書卻不留自己的姓名。
綱目中的&ldquo徐乾學&rdquo下有一個名叫&ldquo納蘭成德&rdquo的人，他是年輕的滿洲旗人學者，天資聰慧。
徐乾學派出于對滿洲人策略上的考慮，有意拉攏他，使其成名，得到了極高的榮譽。
他編撰了《通志堂經解》，是宋、元、明三代經學著作的集成，這在當時十分重要。
此時的清朝在宋學以外沒有别的學問，所以，就盡量收集宋學家的著作，出版了《通志堂經解》。
但事實上這是徐乾學事前搜集編排好的資料，而以納蘭成德的名義出版。
作為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多少繼承了他的學統，但兩人的性格完全不同，顧炎武因反對清朝，一生未入仕途，而徐乾學與顧炎武不同，擅長為人處世。
但因他沿襲了顧炎武的學統，所以他身上多少可以看到宋學的影子。
可以說，除宋學以外清初并無其他學問。
此外如孫奇逢等人，有的屬程朱一派，有的屬陸王一派，有的兼屬陸王程朱，但與顧炎武、黃宗羲不一樣的是這三個學派的人都是講學出身。
到了清朝，孫奇逢、李中孚等人仍講學不辍而名聲大噪。
他們通過不斷地講學，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為此，清朝曾诏李中孚等人出仕，使其進退兩難。
但這些學者都是講學派出身的人。
這些人成就了清朝宋學的發展。
但在康熙之前，清朝還未形成真正的宋學，隻是出現略具清朝風格的宋學的萌芽。
清朝風格的宋學具有哪種特質呢？就是一邊通過講學鑽研宋學，雖不做事實性的研究，但也從書籍入手，多少進行一些事實性的研究，程朱學派的李光地便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曾閱讀顧炎武最早的學術著作（而那時顧炎武并不認為自己是宋學家），在一定程度上傾向他。
而到了康熙時代，清朝的宋學開始明顯區别于明朝的宋學，浮華而不實的講學不再流行，轉而進行貼近書籍的學術研究。
其次，綱目中羅列的姚鼐、方東樹等人，延續了宋學，這是較後的事了，暫且不提。
此時清朝的宋學表現出受到所謂漢學影響之後的宋學特征，這在以後将會講到。
漢學 漢學是清朝經學中具有特色的部分。
在日本或海外，研究中國的學問都被稱為漢學，而清朝所談論的漢學則是指漢朝的學問。
由于人們漸漸反感宋學，于是轉而追溯漢朝時期流行的經學。
簡而言之，從做學問的方式來看，漢學的特點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不講學。
與講學派相對，漢學派非常注重樸學。
所謂樸學，簡單地說，就是把自己關在屋中，整天與書為伴，埋頭苦讀。
中國的諸多學問中，華而不實的學問并不少見，如前所說以演說答辯式為主的講學，還有通過作文、詩詞來赢取名望的學問。
但樸學隻是在家中閉門讀書，擯棄了所有這些獲取世間名聲的學問以及世俗流行的學問。
清朝學者對樸學十分看重，即學問不是為了獲取功名的，而完全出于學術目的，是實用性的東西。
縱觀漢學的發展曆程，它的精神核心是&ldquo實事求是&rdquo。
這句話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即學問應做事實性的研究，而不是高談闊論，這正是清朝漢學家的一緻主張。
初期 漢學在清朝經曆了一個發展、變遷的過程。
清初尚在草創階段的漢學，代表人物
從今日起，主要就中國本國的文化，國内的文化開講。
總的來說，這次課程的内容要盡量避開政治層面的議題，如前所述，主要講中國文化方面。
此前主要講了作為文化中心的帝王之事，其次講了清朝與外國語有關的種種特殊現象，再其次講到了貿易關系對财政經濟的影響，可以說，這些都是文化的基礎。
接下來，又講了帝王的行為&mdash&mdash外國文化的輸入。
從今日開始，則專門講講中國國内的文化。
像中國這樣具有悠久曆史文化的國度，任何朝代，隻要是太平之世，就自然緻力于推動本國文化的進步。
清朝也不例外，随着社會穩定，國勢強盛，國内文化也空前發展起來。
自唐代以來的中國，即使有戰亂，也幾乎沒有因長時間的戰亂所造成的黑暗時代。
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始終保持着發展的狀态。
所以，清朝文化的興盛，并非意味着終結以往的黑暗時代，開創新的局面。
因為此前的文化已經高度發展，隻是随着時代的變遷，在文化發展的道路上逐漸顯示出新的動向罷了。
學術依然是清朝文化中最繁盛的部分，而清朝的學術又以經學為中心。
清朝出現了兩漢以來所未有過的經學的高度發展，研究普及到一般的學者中，可以說是具有真正的學術性，這一點也是兩漢時所沒有的。
清朝的經學，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是古所未有的。
不用說，經學不是在清朝突然繁盛起來的。
清朝之前的明朝，由于沿襲宋、元以來的學術傳統，宋學十分盛行。
宋學包括朱子學派和王陽明即陸王學派，明朝就有朱子學派即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的兩派之争。
明末時，一種新的風氣在學者間流傳開來，即講學。
講學并不是隻講究學問，而是像今日我到此講演一樣，多少隻是以學問為講演的材料而已，然後進行禅宗式的問答，可謂口頭空論地研究學問。
這些學者不是從事實的角度來研究學問，而是作空泛的讨論，這就是所謂的講學派。
綱目中開篇所寫的顧炎武、黃宗羲兩人，對講學派提出強烈的反對，但也仍然有學者堅持講學派的主張。
這裡所寫的孫奇逢、李中孚就屬于講學派，他們延續着明末以來的做法。
而在明末講學派中，程朱學派和陸王學派誰的勢力更強？答案是陸王學派，即王陽明學派盛行。
其代表人物就是在日本被看作小說批評家的、萬曆年間的學者李贽（李卓吾）等。
這派學者身着僧服，執杖而行，幾乎像僧人那樣生活，而且以中國人所嫌惡的男女混雜的方式進行講演，或作禅宗式的問答。
為此，引來了對之極為反對的顧炎武派。
原本是朱子學者的顧炎武，反對講學派的學風問題，提出學問要做事實性的研究，這樣一來便從朱子學中脫離出來，成為清朝反對朱子學派的漢學派的始祖。
另一方面，從顧炎武的學術精神來說，他是傳承了宋學精神的，但他又是清朝漢學複興的始祖。
與他齊名的黃宗羲，在明末時，為了幫助明朝恢複政權曾參加戰争，此人還曾計劃派遣使者去日本請求援兵，但最終看到明朝大勢已去，無可奈何，便抛開了政治，過上了完全的隐士生活。
他作為王陽明的同鄉，繼承了王陽明的學術精神，但因為是前朝殘黨，一直低調行事，因此十分排斥講學派，同樣認為學問應做事實性的研究。
顧黃的學問盛行以後，中國學者為了區分把他們分為兩派，以顧炎武為首的被稱為浙西學派，黃宗羲則為浙東學派的始祖。
這是一張浙東、浙西的地圖，所謂錢塘江即浙江，浙江以東所出的學派叫浙東學派，這裡是甯波，這裡是餘姚。
黃宗羲是餘姚人，餘姚也是王陽明的故裡。
如此一來，兩人分别成了浙東、浙西學派的始祖。
兩派學者的姓名在綱目中都有羅列，由于時間的關系，就不在此一一細講了。
顧炎武之下寫着徐乾學，表示他繼承了顧炎武學派的觀點。
黃宗羲下寫着萬斯大、萬斯同，表示他們繼承了黃宗羲學派。
後來徐乾學深得康熙帝信任。
如前所述，他在洞庭山召集了許多學者，編撰《一統志》，但他編書卻不留自己的姓名。
綱目中的&ldquo徐乾學&rdquo下有一個名叫&ldquo納蘭成德&rdquo的人，他是年輕的滿洲旗人學者，天資聰慧。
徐乾學派出于對滿洲人策略上的考慮，有意拉攏他，使其成名，得到了極高的榮譽。
他編撰了《通志堂經解》，是宋、元、明三代經學著作的集成，這在當時十分重要。
此時的清朝在宋學以外沒有别的學問，所以，就盡量收集宋學家的著作，出版了《通志堂經解》。
但事實上這是徐乾學事前搜集編排好的資料，而以納蘭成德的名義出版。
作為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多少繼承了他的學統，但兩人的性格完全不同，顧炎武因反對清朝，一生未入仕途，而徐乾學與顧炎武不同，擅長為人處世。
但因他沿襲了顧炎武的學統，所以他身上多少可以看到宋學的影子。
可以說，除宋學以外清初并無其他學問。
此外如孫奇逢等人，有的屬程朱一派，有的屬陸王一派，有的兼屬陸王程朱，但與顧炎武、黃宗羲不一樣的是這三個學派的人都是講學出身。
到了清朝，孫奇逢、李中孚等人仍講學不辍而名聲大噪。
他們通過不斷地講學，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為此，清朝曾诏李中孚等人出仕，使其進退兩難。
但這些學者都是講學派出身的人。
這些人成就了清朝宋學的發展。
但在康熙之前，清朝還未形成真正的宋學，隻是出現略具清朝風格的宋學的萌芽。
清朝風格的宋學具有哪種特質呢？就是一邊通過講學鑽研宋學，雖不做事實性的研究，但也從書籍入手，多少進行一些事實性的研究，程朱學派的李光地便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曾閱讀顧炎武最早的學術著作（而那時顧炎武并不認為自己是宋學家），在一定程度上傾向他。
而到了康熙時代，清朝的宋學開始明顯區别于明朝的宋學，浮華而不實的講學不再流行，轉而進行貼近書籍的學術研究。
其次，綱目中羅列的姚鼐、方東樹等人，延續了宋學，這是較後的事了，暫且不提。
此時清朝的宋學表現出受到所謂漢學影響之後的宋學特征，這在以後将會講到。
漢學 漢學是清朝經學中具有特色的部分。
在日本或海外，研究中國的學問都被稱為漢學，而清朝所談論的漢學則是指漢朝的學問。
由于人們漸漸反感宋學，于是轉而追溯漢朝時期流行的經學。
簡而言之，從做學問的方式來看，漢學的特點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不講學。
與講學派相對，漢學派非常注重樸學。
所謂樸學，簡單地說，就是把自己關在屋中，整天與書為伴，埋頭苦讀。
中國的諸多學問中，華而不實的學問并不少見，如前所說以演說答辯式為主的講學，還有通過作文、詩詞來赢取名望的學問。
但樸學隻是在家中閉門讀書，擯棄了所有這些獲取世間名聲的學問以及世俗流行的學問。
清朝學者對樸學十分看重，即學問不是為了獲取功名的，而完全出于學術目的，是實用性的東西。
縱觀漢學的發展曆程，它的精神核心是&ldquo實事求是&rdquo。
這句話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即學問應做事實性的研究，而不是高談闊論，這正是清朝漢學家的一緻主張。
初期 漢學在清朝經曆了一個發展、變遷的過程。
清初尚在草創階段的漢學，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