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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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閻若璩、朱彜尊、胡渭等人。
實際上這些學者也不是純粹的漢學家，閻若璩等人也帶有宋學背景，隻是對朱子的學問不盲從，一本一本地讀書，将之作為學問的基礎，寫下著名的《尚書古文疏證》。
《古文尚書》一般作為《尚書》的通行本，經東晉時期整理後，一直沿用。
到宋代，朱熹等人曾懷疑《古文尚書》中混入了僞作，閻若璩在此基礎上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具體指出了《尚書》中的僞古文部分。
當然他的基礎還是朱熹對《古文尚書》的懷疑。
閻若璩還著有《四書釋地》，對四書的研究屬于宋學的範疇，後來純粹的漢學不再研究四書，但還是會研究《論語》《孟子》，隻有《大學》《中庸》不再是研究對象了。
從閻若璩研究四書來看，他還沒有完全脫離宋學。
此外，蕭山縣人毛奇齡的學問，多少受到王陽明學術的影響。
他從王陽明學派出發對朱子學進行全面的抨擊，因為反對朱子學，所以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也是持反對态度。
但不可否認，閻若璩傾向漢學派，以陽明學派為基礎的毛奇齡也是傾向漢學派的，康熙年間這類學者開始活躍，并對向來高談闊論的宋學學風進行了激烈的批駁，這是複興漢學的前兆。
此外，張爾岐從事禮學研究，關于經書解題朱彜尊寫出了著名的《經義考》。
還有胡渭考證《尚書》中的地理部分，并深入研究《周易》的某一部分。
雖然這些學者還都不是純粹的漢學派，但開創了漢學實事求是的學風基礎。
中期極盛期 漢學在經曆清初的發展後已經逐漸形成體系。
同時，又根據不同地區、師承關系形成了不同學派及門戶。
綱目中寫着的吳派、皖派便是其中一些代表&mdash&mdash我私自對這些派别進行了增減，也參考了前人之言&mdash&mdash在&ldquo吳派、皖派、北學、揚州之學、閩學、浙東之學、常州之學&rdquo之後，寫道&ldquo以上為中期極盛&rdquo。
漢學的全盛時期是從吳派到常州學派。
漢學從乾隆時代開始走向鼎盛。
康熙年間宋學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從顧炎武到後來的閻若璩、毛奇齡等都是宋學的代表人物。
而康熙個人也十分推崇宋學，李光地也是宋學的極力推崇者，他雖然算不上康熙帝的宋學老師，但也經常與康熙談論。
李光地的時代出版了《朱子全書》，當時朱子的所有著作以及關于朱子的書籍都收錄在其中。
天子尊崇宋學，民間也是宋學的世界。
此時起，皇帝想厘定曆來關于經書的學說，就出版了有名的《三禮義疏》等著作。
此外，方苞等學者開始研究禮學，使學問逐漸遠離空談，而更傾向注重事實，這是康熙年間宋學的特質之一。
宋學已不再拘泥于對四書的研究，雖被稱為宋學，但也研究禮學等學問，這可以說是清代初期的學術轉變。
但到這時為止，仍然是宋學範疇。
可是，從乾隆年間的各種書籍中可以看出，民間的學術風氣已經改變，人們喜歡博覽群書。
其中吳派的創始人惠周惕仍然帶有宋學的風氣，等到他的第三代惠棟的時候，漢學學派才可以說正式形成。
這一家作為蘇州的名門，延續三代，對當地學術造成很大影響。
其學術直接影響到餘蕭客、江聲等人，還間接影響到兼治曆史學的經學家王鳴盛、錢大昕等人。
皖派中的皖指安徽。
安徽橫跨長江兩岸，特别是位于長江南岸的安徽地區，處于深山之中。
因此，人們的氣質十分堅強，近于頑固，學風自成一派。
此學派以戴震為代表。
戴震則受到江永的影響，江永的學問處于漢學與宋學之間，繼承顧炎武之學，一部分一部分地細緻探讨顧炎武的學問。
戴震是集大成者，在某些方面得到突破。
比如顧炎武還隻是主張以實事求是為主的學問方法，沒有形成固定的師法和家法。
所謂師法和家法是一個學派的有組織性的學術方法。
漢朝時就已盛行各種專門的學問，如專門研究《易》的就叫作易學，做《尚書》學問的就專門研究《尚書》，即不同學問有各自的學術方法，即家法。
受所謂家法的限制，不得不做某項研究。
清朝學者應用這種學風，主張學問必須有家法和師法。
實際上這與漢朝的家法與師法又有不同之處。
漢朝無論是研究《易經》的學派，還是研究《尚書》的學派，都盡傳其先生的家學。
如此一來，研究《尚書》的分為兩家、三家的話，其研究方法也就各不相同，傳續到清朝時，學術性和組織性稍多。
而正是戴震在清朝時出色地創立這種體系。
顧炎武時對其中的一部分，就已建立了一種家法，如中國所說的小學即語言音韻學。
但從總體上來說，建立家法，即按照其規則進行學問研究，用當下的語言解釋即建立有規範的學術，是從戴震開始的。
因此，可以說戴震就是清朝的漢學代表人物。
由此可見，此人是十分重要的人物。
他雖然壽命不長，五十多歲就去世了，但仍然占據着清朝學術的重要地位。
他的學問是在顧炎武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的，以語言音韻為主。
為什麼要從語言音韻入手？因為想要研究距今兩三千年之前的事情時，如果不弄明白當時的語言環境，而以今日的語言去解釋，便不夠恰當。
比如我們在讀《萬葉集》時，若是按照宋學家的做法，則會用今天的語言随意附會歌中的語言，是不準确的。
漢學派的學者則主張必須以古代語言來解釋古代的文章，因此，十分重視語言方面的學問。
研究語言的學問在西洋叫作語言學，在中國則叫小學，包括文字的形式、文字的聲韻、文字的含義，即小學包括文字、聲韻、訓诂三方面的學問。
此說自顧炎武起始，經江永、戴震而最終确立。
江永也十分重視禮學研究，而戴震對禮學的研究建立在更準确的基礎上。
《考工記》是《禮》中最難理解的部分，它記錄了周朝時制造器物的方法。
如車的制造方法，或銅器、木器的制作方法。
如果不了解這些，也就無法搞清楚周朝的真實生活狀況。
戴震認為此過程很重要，便開始研究《考工記》，主要研究當時所使用的器物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實物。
不過當時主要以書籍研究為主，還不太有所謂遺物的出土。
除了音韻、訓诂學之外，戴震還注重學問的精神，即學問的思想方面。
他為研究宋人的思想，著有《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書探讨的是古人本來的思想還是曲解了古人的思想不得而知。
但總體來說，清朝漢學在思想方面是不夠發達的，而隻是在禮學和小學方面有突出的貢獻。
戴震從這三個方面入手來研究學問，成為其學術的特色。
吳派與皖派的不同之處在于，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問與蘇州地區的經濟文化風土有密切關系，這片區域盛行的學問種類繁多，如研究詩文方面等。
作為漢學的始祖，惠棟本人一直對《易》和《尚書》深有研究，另一方面，對詩文也十分喜愛，寫了一本注釋名家詩的書，這與接下來将要談論的王漁洋的學問相似。
由此可見，吳派的學術多少以個人興趣為端緒，具有悠然自得的态度，而不是一開始就樹立一個嚴格的規則。
與之相對應的皖派則是要訂立一個規範性的目标，學術活動需要嚴格按照規則進行。
這是清朝漢學的兩大派别，也是清朝漢學的特點，但最值得關注的還是戴震的學問。
後來的段玉裁、王念孫，以精研小學而出名。
另有金榜、程瑤田、淩廷堪、三胡等則緻力于禮學方面的研究。
實際上這些學者也不是純粹的漢學家，閻若璩等人也帶有宋學背景，隻是對朱子的學問不盲從，一本一本地讀書，将之作為學問的基礎，寫下著名的《尚書古文疏證》。
《古文尚書》一般作為《尚書》的通行本，經東晉時期整理後，一直沿用。
到宋代，朱熹等人曾懷疑《古文尚書》中混入了僞作，閻若璩在此基礎上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具體指出了《尚書》中的僞古文部分。
當然他的基礎還是朱熹對《古文尚書》的懷疑。
閻若璩還著有《四書釋地》，對四書的研究屬于宋學的範疇，後來純粹的漢學不再研究四書，但還是會研究《論語》《孟子》，隻有《大學》《中庸》不再是研究對象了。
從閻若璩研究四書來看，他還沒有完全脫離宋學。
此外，蕭山縣人毛奇齡的學問，多少受到王陽明學術的影響。
他從王陽明學派出發對朱子學進行全面的抨擊，因為反對朱子學，所以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也是持反對态度。
但不可否認，閻若璩傾向漢學派，以陽明學派為基礎的毛奇齡也是傾向漢學派的，康熙年間這類學者開始活躍，并對向來高談闊論的宋學學風進行了激烈的批駁，這是複興漢學的前兆。
此外，張爾岐從事禮學研究，關于經書解題朱彜尊寫出了著名的《經義考》。
還有胡渭考證《尚書》中的地理部分，并深入研究《周易》的某一部分。
雖然這些學者還都不是純粹的漢學派，但開創了漢學實事求是的學風基礎。
中期極盛期 漢學在經曆清初的發展後已經逐漸形成體系。
同時，又根據不同地區、師承關系形成了不同學派及門戶。
綱目中寫着的吳派、皖派便是其中一些代表&mdash&mdash我私自對這些派别進行了增減，也參考了前人之言&mdash&mdash在&ldquo吳派、皖派、北學、揚州之學、閩學、浙東之學、常州之學&rdquo之後，寫道&ldquo以上為中期極盛&rdquo。
漢學的全盛時期是從吳派到常州學派。
漢學從乾隆時代開始走向鼎盛。
康熙年間宋學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從顧炎武到後來的閻若璩、毛奇齡等都是宋學的代表人物。
而康熙個人也十分推崇宋學，李光地也是宋學的極力推崇者，他雖然算不上康熙帝的宋學老師，但也經常與康熙談論。
李光地的時代出版了《朱子全書》，當時朱子的所有著作以及關于朱子的書籍都收錄在其中。
天子尊崇宋學，民間也是宋學的世界。
此時起，皇帝想厘定曆來關于經書的學說，就出版了有名的《三禮義疏》等著作。
此外，方苞等學者開始研究禮學，使學問逐漸遠離空談，而更傾向注重事實，這是康熙年間宋學的特質之一。
宋學已不再拘泥于對四書的研究，雖被稱為宋學，但也研究禮學等學問，這可以說是清代初期的學術轉變。
但到這時為止，仍然是宋學範疇。
可是，從乾隆年間的各種書籍中可以看出，民間的學術風氣已經改變，人們喜歡博覽群書。
其中吳派的創始人惠周惕仍然帶有宋學的風氣，等到他的第三代惠棟的時候，漢學學派才可以說正式形成。
這一家作為蘇州的名門，延續三代，對當地學術造成很大影響。
其學術直接影響到餘蕭客、江聲等人，還間接影響到兼治曆史學的經學家王鳴盛、錢大昕等人。
皖派中的皖指安徽。
安徽橫跨長江兩岸，特别是位于長江南岸的安徽地區，處于深山之中。
因此，人們的氣質十分堅強，近于頑固，學風自成一派。
此學派以戴震為代表。
戴震則受到江永的影響，江永的學問處于漢學與宋學之間，繼承顧炎武之學，一部分一部分地細緻探讨顧炎武的學問。
戴震是集大成者，在某些方面得到突破。
比如顧炎武還隻是主張以實事求是為主的學問方法，沒有形成固定的師法和家法。
所謂師法和家法是一個學派的有組織性的學術方法。
漢朝時就已盛行各種專門的學問，如專門研究《易》的就叫作易學，做《尚書》學問的就專門研究《尚書》，即不同學問有各自的學術方法，即家法。
受所謂家法的限制，不得不做某項研究。
清朝學者應用這種學風，主張學問必須有家法和師法。
實際上這與漢朝的家法與師法又有不同之處。
漢朝無論是研究《易經》的學派，還是研究《尚書》的學派，都盡傳其先生的家學。
如此一來，研究《尚書》的分為兩家、三家的話，其研究方法也就各不相同，傳續到清朝時，學術性和組織性稍多。
而正是戴震在清朝時出色地創立這種體系。
顧炎武時對其中的一部分，就已建立了一種家法，如中國所說的小學即語言音韻學。
但從總體上來說，建立家法，即按照其規則進行學問研究，用當下的語言解釋即建立有規範的學術，是從戴震開始的。
因此，可以說戴震就是清朝的漢學代表人物。
由此可見，此人是十分重要的人物。
他雖然壽命不長，五十多歲就去世了，但仍然占據着清朝學術的重要地位。
他的學問是在顧炎武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的，以語言音韻為主。
為什麼要從語言音韻入手？因為想要研究距今兩三千年之前的事情時，如果不弄明白當時的語言環境，而以今日的語言去解釋，便不夠恰當。
比如我們在讀《萬葉集》時，若是按照宋學家的做法，則會用今天的語言随意附會歌中的語言，是不準确的。
漢學派的學者則主張必須以古代語言來解釋古代的文章，因此，十分重視語言方面的學問。
研究語言的學問在西洋叫作語言學，在中國則叫小學，包括文字的形式、文字的聲韻、文字的含義，即小學包括文字、聲韻、訓诂三方面的學問。
此說自顧炎武起始，經江永、戴震而最終确立。
江永也十分重視禮學研究，而戴震對禮學的研究建立在更準确的基礎上。
《考工記》是《禮》中最難理解的部分，它記錄了周朝時制造器物的方法。
如車的制造方法，或銅器、木器的制作方法。
如果不了解這些，也就無法搞清楚周朝的真實生活狀況。
戴震認為此過程很重要，便開始研究《考工記》，主要研究當時所使用的器物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實物。
不過當時主要以書籍研究為主，還不太有所謂遺物的出土。
除了音韻、訓诂學之外，戴震還注重學問的精神，即學問的思想方面。
他為研究宋人的思想，著有《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書探讨的是古人本來的思想還是曲解了古人的思想不得而知。
但總體來說，清朝漢學在思想方面是不夠發達的，而隻是在禮學和小學方面有突出的貢獻。
戴震從這三個方面入手來研究學問，成為其學術的特色。
吳派與皖派的不同之處在于，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問與蘇州地區的經濟文化風土有密切關系，這片區域盛行的學問種類繁多，如研究詩文方面等。
作為漢學的始祖，惠棟本人一直對《易》和《尚書》深有研究，另一方面，對詩文也十分喜愛，寫了一本注釋名家詩的書，這與接下來将要談論的王漁洋的學問相似。
由此可見，吳派的學術多少以個人興趣為端緒，具有悠然自得的态度，而不是一開始就樹立一個嚴格的規則。
與之相對應的皖派則是要訂立一個規範性的目标，學術活動需要嚴格按照規則進行。
這是清朝漢學的兩大派别，也是清朝漢學的特點，但最值得關注的還是戴震的學問。
後來的段玉裁、王念孫，以精研小學而出名。
另有金榜、程瑤田、淩廷堪、三胡等則緻力于禮學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