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經學
關燈
小
中
大
實際的校勘，但可以說是校勘學的發起人。
後來紀昀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此需要判别書籍不同版本的優劣，所以紀昀是校勘學的大家。
自古以來學術的盛行，就是經書本文研究的盛行。
因此，從漢代就有石經了。
因為經書有可能出現文字錯誤，為了避免，就将經書刻在石頭上，立于太學之門。
在當時這是一件非常嚴肅莊重的事，仍有一部分石經留存至今。
因為古老的拓本早已不複存在，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殘品。
最近，贊岐的大西見山收集到一份宋代的拓本，如此精美的東西在日本實屬首次得到。
在中國，石經之學很是繁榮，漢朝以及後來的魏、唐、五代的蜀以及南宋都有石經，清朝乾隆帝也刻石經，結果就有了乾隆十三經石經。
由于乾隆十三經是新石經，因而拓本難尋，無法閱讀文本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若在北京，任何時候都可以去看，可是由于沒有拓本，所以時至今日我們也無法看到它。
當時，乾隆帝下令刻制此石經，由彭元瑞負責校勘，但也有持反對意見的人，主要是反對彭元瑞所做的校勘，甚至磨改了一部分石經。
那是乾隆的寵臣和坤（在嘉慶年間被殺）指使他人反對彭元瑞的校勘。
富岡君手裡有一部關于這方面的書，十分珍貴。
受命書寫此石經的是書法家蔣蘅，田中文求堂君手中有他的書法作品，正在别室中展出。
最早的石經，漢朝的《熹平石經》的拓本我也從大西君處借來，放置于别室中展出。
清朝的校勘學在這些情況下開始了。
畢沅、阮元召集大量學者，空閑之時進行書籍校勘、出版。
身處太平盛世的畢沅、阮元，如果外出做官，建立功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如召集學者食客做這些事，還可以獲得名望聲譽，所以召集了這麼多學者讓他們校勘群書。
這是清朝校勘學發達的基礎。
當然，這和個人的努力勤奮也分不開。
例如盧文弨是奠立清朝校勘學的重要人物。
此外還有一些學識淵博卻因貧困不能考試及第的人，他們以食客的身份，整理校勘古籍，做書稿以提供出版、發行，在這方面，有些人是留下了功績的。
其中有一個叫顧千裡。
其次，還有黃丕烈、秦恩複、張敦仁等，都是校勘學的名家。
顧千裡作為校勘工作的顧問，做過許多人的食客，從事出版。
此外，陳鳣出版了《論語》的極好的版本。
還有像顧千裡一樣的嚴可均，也是食客。
曾國藩的幕僚中一個叫莫友芝的人，也是這方面的名家。
此人得到一部唐寫本的《說文》并将它出版。
很多年前我在端方那裡看到過十分精緻的實物。
近來，有一位叫陸心源的，後來他的兒子把書籍賣給了日本岩崎家。
陸心源在校勘學方面也是頗有建樹。
十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一些書籍與清朝校勘學有關。
日本物徂徕的門人有一個叫山井鼎的，他聽聞下野的足利學校藏有經書古本後，就去到那裡做了好幾年的經書校勘，著有《七經孟子考文》。
他的同學根本遜與他一同前往足利學校，複印并出版了皇侃的《論語義疏》。
這兩書傳到中國後，中國人驚訝于竟有這樣好的經書古本及《論語》的皇侃義疏傳到了島國日本，還有人為此做了相關研究。
其結果是《七經孟子考文》和皇侃的《論語義疏》對中國校勘學造成很大的刺激。
此外，通過這兩本書，中國人還驚訝于《古文孝經》與《今文孝經》也在以前傳到過日本，可以将之作為中國校勘學的基礎。
後來，又有林述齋作《佚存叢書》，收集在中國已經亡佚而在日本還保存着的書籍，用活字印刷複活。
這在中國學界也是好評如潮。
簡言之，日本的校勘學對中國的書籍之學的繁興是有大功勞的。
中國十分盛行藏書和刻書，到清朝尤為突出。
這裡隻舉出了其中大概。
這些最有名的人的藏書和翻刻對清朝的校勘學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依靠他們的幫助，根據正确的古代書籍研究學問，對古書不做任何随意的更改而出版，必須讀沒有經過改動的古代原本，這樣的學問在清朝十分發達。
這就是校勘學的大概。
金石學 金石學的金表示對銅器銘文的研究，石是對碑文的研究。
如前所述，吳大澂以金石學開創了小學的新派。
顧炎武可以說是金石學在清朝的始祖，他是最早注意到金石研究的人，著有《金石文字記》一文，主張金石研究對于曆史學、經學十分有意義。
金石學的淵源由來已久，這裡隻特别談論顧炎武。
這就是運用金文和碑文來糾正古書文字錯誤的由來。
翁方綱奠定了金石學的基礎，他對于碑文一字一字地進行仔細研究，不遺漏任何一處錯誤。
其次是王昶，緻力于收集、編纂金石文字。
此外，黃易遊訪一方方的漢代石碑，并作拓本。
還有阮元幕下的朱為弼、趙魏等人，從事金石的編纂工作。
又有張廷濟、劉喜海、張燕昌、翟雲升等人，近年來又有陳介祺、徐同柏、吳式芬出現，至此金石學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在陳介祺、徐同柏、吳式芬之前，金文方面銅器的鑒定有不足之處。
乾隆帝時出版的有名的《西清古鑒》一書，雖然出色，但混淆真僞。
而要等到陳介祺、徐同柏、吳式芬三人時才能把它們正确無誤地加以鑒别出來，并把銅器上的銘文正确無誤地讀懂。
後來，才有吳大澂、劉心源等人，我的朋友羅振玉也是其中之一。
還有端方，此人雖然對金石學沒有做過研究，但對銅器有興趣，屢次為學者提供相關資料。
他不僅是個政治家，同時也有一定的學問。
總之，中國的金石學研究對經學、曆史學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近年來金石學衍生出另一分支，例如古印的學問，或是玺印的學問，玺印之學進一步發展，後來又有了研究封泥的學問。
如西洋人在封蠟上按印一樣，古代的書信用絲卷起，在結口處用泥封住，再在泥上印上字，就是封泥。
近年來這些東西被大量發現，因此這種學問特别發達。
中國人一開始也不明白這是什麼，後來才知道是封泥。
近年來殷墟甲骨學也十分興盛，羅振玉對它有研究。
這是在龜甲和獸骨上雕刻的文字。
三千年前的古代中國占蔔時，往往使用龜甲和獸骨，它比金石文字還要久遠。
明知三十五年（1902年）我到中國去時，那時甲骨文字剛剛被發現不久，為了大量發掘，因此有必要修建鐵路。
據羅君所說，甲骨被特許專賣後，近年來有了關于這方面的出色的專門著作。
可以說甲骨文研究是金石學發展到新時代的新分支，它在學問上的貢獻不可估量。
前面所談的吳大澂所開創的小學新流派，也因此愈加興盛。
另外，由于在挖掘甲骨的同時還出土了古代器物，使得關于禮學的研究也一同興盛。
總之，到今天為止，中國學術的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
中國漢學的主體（清朝學術的主體也是以漢學為主）大緻經曆上述所說的發展過程。
此外還有各種學派，大體是從漢學發展、變化而來的，今後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但由于中國的國勢，會變成怎樣尚不可知。
也許傳到日本，而在日本得到大力發展，但這也不能斷言。
總之，目前中國的學術達到鼎盛，是古來未有的。
學問變成真正的學術，極盡鼎盛，對中國來說清朝是古來未有。
這在了解清朝文化時最為重要，因此，在這裡我專用一天的時間來講述。
*** [1]即《中日民四條約》。
&mdash&mdash編者
後來紀昀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此需要判别書籍不同版本的優劣，所以紀昀是校勘學的大家。
自古以來學術的盛行，就是經書本文研究的盛行。
因此，從漢代就有石經了。
因為經書有可能出現文字錯誤，為了避免，就将經書刻在石頭上，立于太學之門。
在當時這是一件非常嚴肅莊重的事，仍有一部分石經留存至今。
因為古老的拓本早已不複存在，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殘品。
最近，贊岐的大西見山收集到一份宋代的拓本，如此精美的東西在日本實屬首次得到。
在中國，石經之學很是繁榮，漢朝以及後來的魏、唐、五代的蜀以及南宋都有石經，清朝乾隆帝也刻石經，結果就有了乾隆十三經石經。
由于乾隆十三經是新石經，因而拓本難尋，無法閱讀文本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若在北京，任何時候都可以去看，可是由于沒有拓本，所以時至今日我們也無法看到它。
當時，乾隆帝下令刻制此石經，由彭元瑞負責校勘，但也有持反對意見的人，主要是反對彭元瑞所做的校勘，甚至磨改了一部分石經。
那是乾隆的寵臣和坤（在嘉慶年間被殺）指使他人反對彭元瑞的校勘。
富岡君手裡有一部關于這方面的書，十分珍貴。
受命書寫此石經的是書法家蔣蘅，田中文求堂君手中有他的書法作品，正在别室中展出。
最早的石經，漢朝的《熹平石經》的拓本我也從大西君處借來，放置于别室中展出。
清朝的校勘學在這些情況下開始了。
畢沅、阮元召集大量學者，空閑之時進行書籍校勘、出版。
身處太平盛世的畢沅、阮元，如果外出做官，建立功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如召集學者食客做這些事，還可以獲得名望聲譽，所以召集了這麼多學者讓他們校勘群書。
這是清朝校勘學發達的基礎。
當然，這和個人的努力勤奮也分不開。
例如盧文弨是奠立清朝校勘學的重要人物。
此外還有一些學識淵博卻因貧困不能考試及第的人，他們以食客的身份，整理校勘古籍，做書稿以提供出版、發行，在這方面，有些人是留下了功績的。
其中有一個叫顧千裡。
其次，還有黃丕烈、秦恩複、張敦仁等，都是校勘學的名家。
顧千裡作為校勘工作的顧問，做過許多人的食客，從事出版。
此外，陳鳣出版了《論語》的極好的版本。
還有像顧千裡一樣的嚴可均，也是食客。
曾國藩的幕僚中一個叫莫友芝的人，也是這方面的名家。
此人得到一部唐寫本的《說文》并将它出版。
很多年前我在端方那裡看到過十分精緻的實物。
近來，有一位叫陸心源的，後來他的兒子把書籍賣給了日本岩崎家。
陸心源在校勘學方面也是頗有建樹。
十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一些書籍與清朝校勘學有關。
日本物徂徕的門人有一個叫山井鼎的，他聽聞下野的足利學校藏有經書古本後，就去到那裡做了好幾年的經書校勘，著有《七經孟子考文》。
他的同學根本遜與他一同前往足利學校，複印并出版了皇侃的《論語義疏》。
這兩書傳到中國後，中國人驚訝于竟有這樣好的經書古本及《論語》的皇侃義疏傳到了島國日本，還有人為此做了相關研究。
其結果是《七經孟子考文》和皇侃的《論語義疏》對中國校勘學造成很大的刺激。
此外，通過這兩本書，中國人還驚訝于《古文孝經》與《今文孝經》也在以前傳到過日本，可以将之作為中國校勘學的基礎。
後來，又有林述齋作《佚存叢書》，收集在中國已經亡佚而在日本還保存着的書籍，用活字印刷複活。
這在中國學界也是好評如潮。
簡言之，日本的校勘學對中國的書籍之學的繁興是有大功勞的。
中國十分盛行藏書和刻書，到清朝尤為突出。
這裡隻舉出了其中大概。
這些最有名的人的藏書和翻刻對清朝的校勘學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依靠他們的幫助，根據正确的古代書籍研究學問，對古書不做任何随意的更改而出版，必須讀沒有經過改動的古代原本，這樣的學問在清朝十分發達。
這就是校勘學的大概。
金石學 金石學的金表示對銅器銘文的研究，石是對碑文的研究。
如前所述，吳大澂以金石學開創了小學的新派。
顧炎武可以說是金石學在清朝的始祖，他是最早注意到金石研究的人，著有《金石文字記》一文，主張金石研究對于曆史學、經學十分有意義。
金石學的淵源由來已久，這裡隻特别談論顧炎武。
這就是運用金文和碑文來糾正古書文字錯誤的由來。
翁方綱奠定了金石學的基礎，他對于碑文一字一字地進行仔細研究，不遺漏任何一處錯誤。
其次是王昶，緻力于收集、編纂金石文字。
此外，黃易遊訪一方方的漢代石碑，并作拓本。
還有阮元幕下的朱為弼、趙魏等人，從事金石的編纂工作。
又有張廷濟、劉喜海、張燕昌、翟雲升等人，近年來又有陳介祺、徐同柏、吳式芬出現，至此金石學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在陳介祺、徐同柏、吳式芬之前，金文方面銅器的鑒定有不足之處。
乾隆帝時出版的有名的《西清古鑒》一書，雖然出色，但混淆真僞。
而要等到陳介祺、徐同柏、吳式芬三人時才能把它們正确無誤地加以鑒别出來，并把銅器上的銘文正确無誤地讀懂。
後來，才有吳大澂、劉心源等人，我的朋友羅振玉也是其中之一。
還有端方，此人雖然對金石學沒有做過研究，但對銅器有興趣，屢次為學者提供相關資料。
他不僅是個政治家，同時也有一定的學問。
總之，中國的金石學研究對經學、曆史學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近年來金石學衍生出另一分支，例如古印的學問，或是玺印的學問，玺印之學進一步發展，後來又有了研究封泥的學問。
如西洋人在封蠟上按印一樣，古代的書信用絲卷起，在結口處用泥封住，再在泥上印上字，就是封泥。
近年來這些東西被大量發現，因此這種學問特别發達。
中國人一開始也不明白這是什麼，後來才知道是封泥。
近年來殷墟甲骨學也十分興盛，羅振玉對它有研究。
這是在龜甲和獸骨上雕刻的文字。
三千年前的古代中國占蔔時，往往使用龜甲和獸骨，它比金石文字還要久遠。
明知三十五年（1902年）我到中國去時，那時甲骨文字剛剛被發現不久，為了大量發掘，因此有必要修建鐵路。
據羅君所說，甲骨被特許專賣後，近年來有了關于這方面的出色的專門著作。
可以說甲骨文研究是金石學發展到新時代的新分支，它在學問上的貢獻不可估量。
前面所談的吳大澂所開創的小學新流派，也因此愈加興盛。
另外，由于在挖掘甲骨的同時還出土了古代器物，使得關于禮學的研究也一同興盛。
總之，到今天為止，中國學術的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
中國漢學的主體（清朝學術的主體也是以漢學為主）大緻經曆上述所說的發展過程。
此外還有各種學派，大體是從漢學發展、變化而來的，今後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但由于中國的國勢，會變成怎樣尚不可知。
也許傳到日本，而在日本得到大力發展，但這也不能斷言。
總之，目前中國的學術達到鼎盛，是古來未有的。
學問變成真正的學術，極盡鼎盛，對中國來說清朝是古來未有。
這在了解清朝文化時最為重要，因此，在這裡我專用一天的時間來講述。
*** [1]即《中日民四條約》。
&mdash&mdash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