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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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錫瑞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這裡寫着的戴望，特别之處在于通過注釋《論語》來闡釋公羊學。
總之，公羊學者是一批天才學者組成的集團，而如今他們的影響力也是如此巨大。
直到距今六七十年前的中國，漢學還是許鄭學問的天下，即是吳派和皖派的天下，但六七十年來，眼看着公羊學逐漸走向興盛，可以說，目前中國學術的大緻形勢，是公羊學統治漢學的局面。
此外，公羊學者的特别之處是，與揚州學派相似，許多學者在治經學的同時也從事文學。
莊存與寫有《春秋正辭》，把它作為文學作品來看，也很出色，此時已開始顯示公羊學派的這一特性傾向。
到後來的龔自珍、魏源，就更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了。
今日的康有為等人，也都是優秀的文學家，在詩作、文章方面頗有建樹。
這一點與前述的揚州學派相似，而揚州學派的經學與吳派的經學相似。
晚清的大家（附說清中葉以後的宋學） 在綱目中我羅列了清朝末年學術名家的姓名。
第一個是俞樾，即著名的俞曲園。
此人的學術系統兼容高郵王氏之學和公羊學。
其次是孫诒讓，他研究《周禮》，可以說近兩百年來無人可以比肩。
還有黃以周，他精通禮學，是從整體來考察禮的學問的人，留下了出色的著作。
其次是鄭珍，他來自中國貴州的鄉野，通過不斷地學習中國文明，最終從邊緣人成為學問名家。
由此可見，當時比較盛行對禮的研究。
其後列着吳大澂，此處寫着&ldquo小學的新派&rdquo，指的是什麼呢？以往的小學研究文字學和《說文》。
研究音韻學和《唐韻》，顧炎武追溯到《唐韻》以上。
至于訓诂方面，則主要是從《爾雅》和《廣韻》入手，但吳大澂的學問是從全新的金文研究開始。
所謂金文即銅器的銘文，清朝時出土了大量古代遺物，因此以出土器物上面的文字為基礎，發現以往文字學的錯誤。
吳大澂十分重視用發掘物與之前的古人著作中的小學研究進行對照。
現今在京都的羅振玉也是這方面的研究大家。
當然，并非由吳大澂一人發起了金文研究，隻是吳大澂的研究引人注目且特别優秀，所以這裡以他為代表。
再次有陳澧，這裡談及的時代需要稍稍往前，即宋學方面的研究。
由于漢學的不斷發展、興盛，宋學在漢學盛行時一度衰落了，就有人想要回到原本的宋學。
但有一個叫姚鼐的文章妙手，又是經學家，盡管他文筆出色，但在編輯《四庫全書》時不太得志。
他對于經學的研究不能算是宋學，但由于當時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南豐很受推崇，姚鼐就從古文入手逐漸開始研究朱子的學問。
但在他那個時候關于漢學的著作并不常見。
後來的方東樹，既是出色的古文家，又積極倡導宋學，他十分不滿當時的漢學，因而作《漢學商兌》，極力批判當時的漢學家。
不僅批評漢學家的經學，也批評他們的文學。
一時之間漢學家與古文家展開激烈的争論，一開始阮元批判古文，江藩也非難古文，而方東樹則繼之反對漢學家所作的文章。
由此，宋學出現複興的趨勢，但最終未能盛行起來。
當時的北方即北京一帶，出現了一種宋學，代表人物一個是湖南人唐鑒，一個是蒙古的旗人倭仁，他們在道光年間推動了宋學的複興。
湖南的曾國藩接觸後深以為然，認為漢學家隻是對着顯微鏡研究瑣細的學問，而看不到學問的大義。
研究學問的大義隻能靠宋學，即隻能靠程朱的學術，當時有曾國藩和羅澤南等人持這種觀點。
此時正值鹹豐年間太平天國暴亂發生，曾國藩、羅澤南把宋學應用于人格方面，在學問方面則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雖然如此，總之這是清朝中期漢學全盛、宋學衰落之時，但通過上述幾人的努力，宋學出現了短暫的複興傾向。
來自廣東的陳澧，對漢學、宋學持中立态度，研究時兼采漢學和宋學，他寫有著名的《東塾讀書記》，此人雖然出身于邊遠之地，但日後的學問卻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如張之洞就十分佩服陳澧的學問。
清末已經過了漢學的全盛期，但陳澧的學問和公羊學的學問還有影響。
當然不是宋學家式的講學，也不高談闊論，而隻是接納宋學家的學說。
因而在清朝末年，保留有漢宋兼顧的學問和極端的公羊學。
即使到今天，中國學者接受的大體是這兩派的學術，形成了清朝學術的大綱目。
這種學問的方法，不講學，也不做空論性的學術研究，而是做實事求是的研究。
這是接近漢學的舊學，仍屬于舊學派。
宋學别派 此外，近年來重新回到人們視線的有顔元、李塨的學術。
顔元的父親在明末清軍入侵長城時曾被清人俘虜，入清以後，他為了查證父親是否還活着，一直尋父至遼東。
他有鑒于明朝的滅亡，認為宋學不做事實性的研究，隻做空論，才導緻漢人抵抗不了滿洲人的進攻，招緻失敗，因此想要把宋學轉變到研究事實上來。
但顔元、李塨的學問傳至王源便斷絕了，近年來，公羊學家戴望得其根本而加以複活，到最近此學問又漸漸複蘇。
顔、李曾極力不滿中國面對外族入侵時的軟弱，因此，強烈主張以兵農一緻為本，即主張兵和農必須一緻，并且兵由農出。
還有一位劉獻廷主張與之相同。
此外，他還主張學問應該博古通今，對中國各家的學問都應有所涉及，但此人的學問并沒有延續下來，且沒有什麼著作留世，他的學問大概都記錄在《廣陽雜記》一書中。
但他十分推崇學問貫通，與顔元、李塨的學術相同，以實行為學問的宗旨，認真思考當時中國的國勢。
這就是顔元、李塨、劉獻廷一派的學術。
還有一位叫胡承諾的，學問出自宋學，但跳脫宋學的空論而進行事實性的研究，但他的著作并沒有人記得，距今七八十年前，古文高手李兆洛推崇并複興他的學術，才使得現今還有人知道胡承諾的學問。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在清朝中葉即乾隆時期佛學十分盛行。
羅有高、汪缙、彭紹升、楊文會都是這一派，其中從彭紹升到楊文會之間，有公羊學派的人從事佛學研究。
前面說到的龔自珍、魏源、俞樾等人都曾經研究佛學。
彭紹升以前的佛學屬于淨土宗，出自明代雲栖和尚，但治學方法上傾向淨土與華嚴的結合。
近年來出現了夏曾佑的佛教研究法。
到章太炎之時，佛教研究漸趨廣泛，不僅有做天台宗研究的，也有做華嚴宗研究的。
總之，儒家中從事佛學研究的人很多，這不可不說是一項有趣的事實。
當然，此前的中國，儒家研究佛教多少也是有的，也就是研究禅學。
但到此時，主流的是對天台、華嚴二宗的研究，禅宗研究雖然也有，但與宋、明時期的禅宗有所不同，是根據佛教書籍經典來具體研究禅學。
所以，龔自珍等所研究的禅學與明朝的禅學是有差别的，多少是宋學的别派，但其中夾雜着公羊學派。
這些學問是在清朝中心學術以外的。
校勘學 校勘學和金石學是清朝經學的兩大基礎，甚至可以說是當時一切學問的基礎，在清朝十分繁盛，因此這裡有必要簡單講述。
校勘學就是校對書籍。
書籍的錯字随着時代的前進不斷出現，不得不依照古本來進行校對，修改錯字。
現在你們看一眼就可以大緻理解，綱目中也寫了簡單的注解。
清朝非常盛行校勘學，前面提到的朱筠在編《四庫全書》時大力倡導，他自己不從事
此外，這裡寫着的戴望，特别之處在于通過注釋《論語》來闡釋公羊學。
總之，公羊學者是一批天才學者組成的集團，而如今他們的影響力也是如此巨大。
直到距今六七十年前的中國，漢學還是許鄭學問的天下，即是吳派和皖派的天下，但六七十年來，眼看着公羊學逐漸走向興盛，可以說，目前中國學術的大緻形勢，是公羊學統治漢學的局面。
此外，公羊學者的特别之處是，與揚州學派相似，許多學者在治經學的同時也從事文學。
莊存與寫有《春秋正辭》，把它作為文學作品來看，也很出色，此時已開始顯示公羊學派的這一特性傾向。
到後來的龔自珍、魏源，就更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了。
今日的康有為等人，也都是優秀的文學家，在詩作、文章方面頗有建樹。
這一點與前述的揚州學派相似，而揚州學派的經學與吳派的經學相似。
晚清的大家（附說清中葉以後的宋學） 在綱目中我羅列了清朝末年學術名家的姓名。
第一個是俞樾，即著名的俞曲園。
此人的學術系統兼容高郵王氏之學和公羊學。
其次是孫诒讓，他研究《周禮》，可以說近兩百年來無人可以比肩。
還有黃以周，他精通禮學，是從整體來考察禮的學問的人，留下了出色的著作。
其次是鄭珍，他來自中國貴州的鄉野，通過不斷地學習中國文明，最終從邊緣人成為學問名家。
由此可見，當時比較盛行對禮的研究。
其後列着吳大澂，此處寫着&ldquo小學的新派&rdquo，指的是什麼呢？以往的小學研究文字學和《說文》。
研究音韻學和《唐韻》，顧炎武追溯到《唐韻》以上。
至于訓诂方面，則主要是從《爾雅》和《廣韻》入手，但吳大澂的學問是從全新的金文研究開始。
所謂金文即銅器的銘文，清朝時出土了大量古代遺物，因此以出土器物上面的文字為基礎，發現以往文字學的錯誤。
吳大澂十分重視用發掘物與之前的古人著作中的小學研究進行對照。
現今在京都的羅振玉也是這方面的研究大家。
當然，并非由吳大澂一人發起了金文研究，隻是吳大澂的研究引人注目且特别優秀，所以這裡以他為代表。
再次有陳澧，這裡談及的時代需要稍稍往前，即宋學方面的研究。
由于漢學的不斷發展、興盛，宋學在漢學盛行時一度衰落了，就有人想要回到原本的宋學。
但有一個叫姚鼐的文章妙手，又是經學家，盡管他文筆出色，但在編輯《四庫全書》時不太得志。
他對于經學的研究不能算是宋學，但由于當時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南豐很受推崇，姚鼐就從古文入手逐漸開始研究朱子的學問。
但在他那個時候關于漢學的著作并不常見。
後來的方東樹，既是出色的古文家，又積極倡導宋學，他十分不滿當時的漢學，因而作《漢學商兌》，極力批判當時的漢學家。
不僅批評漢學家的經學，也批評他們的文學。
一時之間漢學家與古文家展開激烈的争論，一開始阮元批判古文，江藩也非難古文，而方東樹則繼之反對漢學家所作的文章。
由此，宋學出現複興的趨勢，但最終未能盛行起來。
當時的北方即北京一帶，出現了一種宋學，代表人物一個是湖南人唐鑒，一個是蒙古的旗人倭仁，他們在道光年間推動了宋學的複興。
湖南的曾國藩接觸後深以為然，認為漢學家隻是對着顯微鏡研究瑣細的學問，而看不到學問的大義。
研究學問的大義隻能靠宋學，即隻能靠程朱的學術，當時有曾國藩和羅澤南等人持這種觀點。
此時正值鹹豐年間太平天國暴亂發生，曾國藩、羅澤南把宋學應用于人格方面，在學問方面則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雖然如此，總之這是清朝中期漢學全盛、宋學衰落之時，但通過上述幾人的努力，宋學出現了短暫的複興傾向。
來自廣東的陳澧，對漢學、宋學持中立态度，研究時兼采漢學和宋學，他寫有著名的《東塾讀書記》，此人雖然出身于邊遠之地，但日後的學問卻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如張之洞就十分佩服陳澧的學問。
清末已經過了漢學的全盛期，但陳澧的學問和公羊學的學問還有影響。
當然不是宋學家式的講學，也不高談闊論，而隻是接納宋學家的學說。
因而在清朝末年，保留有漢宋兼顧的學問和極端的公羊學。
即使到今天，中國學者接受的大體是這兩派的學術，形成了清朝學術的大綱目。
這種學問的方法，不講學，也不做空論性的學術研究，而是做實事求是的研究。
這是接近漢學的舊學，仍屬于舊學派。
宋學别派 此外，近年來重新回到人們視線的有顔元、李塨的學術。
顔元的父親在明末清軍入侵長城時曾被清人俘虜，入清以後，他為了查證父親是否還活着，一直尋父至遼東。
他有鑒于明朝的滅亡，認為宋學不做事實性的研究，隻做空論，才導緻漢人抵抗不了滿洲人的進攻，招緻失敗，因此想要把宋學轉變到研究事實上來。
但顔元、李塨的學問傳至王源便斷絕了，近年來，公羊學家戴望得其根本而加以複活，到最近此學問又漸漸複蘇。
顔、李曾極力不滿中國面對外族入侵時的軟弱，因此，強烈主張以兵農一緻為本，即主張兵和農必須一緻，并且兵由農出。
還有一位劉獻廷主張與之相同。
此外，他還主張學問應該博古通今，對中國各家的學問都應有所涉及，但此人的學問并沒有延續下來，且沒有什麼著作留世，他的學問大概都記錄在《廣陽雜記》一書中。
但他十分推崇學問貫通，與顔元、李塨的學術相同，以實行為學問的宗旨，認真思考當時中國的國勢。
這就是顔元、李塨、劉獻廷一派的學術。
還有一位叫胡承諾的，學問出自宋學，但跳脫宋學的空論而進行事實性的研究，但他的著作并沒有人記得，距今七八十年前，古文高手李兆洛推崇并複興他的學術，才使得現今還有人知道胡承諾的學問。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在清朝中葉即乾隆時期佛學十分盛行。
羅有高、汪缙、彭紹升、楊文會都是這一派，其中從彭紹升到楊文會之間，有公羊學派的人從事佛學研究。
前面說到的龔自珍、魏源、俞樾等人都曾經研究佛學。
彭紹升以前的佛學屬于淨土宗，出自明代雲栖和尚，但治學方法上傾向淨土與華嚴的結合。
近年來出現了夏曾佑的佛教研究法。
到章太炎之時，佛教研究漸趨廣泛，不僅有做天台宗研究的，也有做華嚴宗研究的。
總之，儒家中從事佛學研究的人很多，這不可不說是一項有趣的事實。
當然，此前的中國，儒家研究佛教多少也是有的，也就是研究禅學。
但到此時，主流的是對天台、華嚴二宗的研究，禅宗研究雖然也有，但與宋、明時期的禅宗有所不同，是根據佛教書籍經典來具體研究禅學。
所以，龔自珍等所研究的禅學與明朝的禅學是有差别的，多少是宋學的别派，但其中夾雜着公羊學派。
這些學問是在清朝中心學術以外的。
校勘學 校勘學和金石學是清朝經學的兩大基礎，甚至可以說是當時一切學問的基礎，在清朝十分繁盛，因此這裡有必要簡單講述。
校勘學就是校對書籍。
書籍的錯字随着時代的前進不斷出現，不得不依照古本來進行校對，修改錯字。
現在你們看一眼就可以大緻理解，綱目中也寫了簡單的注解。
清朝非常盛行校勘學，前面提到的朱筠在編《四庫全書》時大力倡導，他自己不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