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外國文化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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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相信西洋天文學的中國官員聘請湯若望為掌管天文的官員，此事也曾遭到強烈反對。
按常理來講，這是天文方面專家之間的争論，一般人并不能辨别是非，但有趣的是，對于天文學上的專家争論，外行人不是不可以判斷是非的。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可以依據測量日影來判斷是否正确。
如某年某月的正午，在地上立一若幹尺的杆，測量其影子的長度，就可以知道對還是不對。
如此一來，複雜的問題通過簡單的方法也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斷。
以此來判斷正誤，可以說是一個外行人都能理解的最好的方法。
為此湯若望做了充分的準備。
今天在别室陳列的物件中，就有一件湯若望自制的日晷，這是如今正在京都的羅振玉帶來的。
它的制作原理就是立起一件東西，依據它與日影的角度來計算時間。
使用這樣簡單的儀器便可以做精密的判斷，但如沒有這儀器，外行人立一根杆子也可以測量日影。
當時傳教士很受中國人信任，此方法就漸漸流傳開來。
但如前所說，直到明末，争論一直沒有停止。
湯若望也曾一時失敗，入過監牢。
當時的西洋傳教士，十分熱衷曆法研究，甚至忘記自己的本職。
另一方面，當時對傳教士的政策仍然是寬松管理，各地方都有許多傳教士進入傳教，後來遭到中國一些學者的抵制，才被迫全部撤離。
《破邪集》就是當時傳教士撤離情況的記錄彙編。
當時在南京的傳教士們雖然被命令全部驅逐，但還是有以各種理由而沒有遭到遣返回國的傳教士，他們繼續留在了南京。
現在日本所藏的《破邪集》是水戶版，現在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此書，或許也已是不傳之物了。
受到迫害一方面是因為傳教，另一方面，明清之間的戰争開始運用曆法算術。
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教，但因為他們知曉天文、機械等知識，而中國正需要制造槍支，所以，傳教士們就受明朝政府的委托，幫助政府制造槍支，後來甚至負責制造大炮。
這些熱兵器在與清朝的激戰中非常有用，阻擋了清軍的進攻。
此時清太祖率領的滿洲部隊用的還是弓箭，而明朝當然也是以弓箭為主，由于清兵的強悍，明軍接連敗退。
結果，清軍逐漸取得了遼河以東的地區，随後繼續向遼西擴張，占領了遼西的大部分地區，直至甯遠附近。
當時屢戰屢敗的明朝不得不考慮用傳教士制作的新式武器進行抵抗，于是成功阻擋了清太祖擊破甯遠城，可以說是十分奏效。
當時守城的名将有袁崇煥，最近的《大阪每日新聞》報道，此人是袁世凱的先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北京人都非常憎惡他，恨不得要烹吃了他。
就事實而言，确實有很多人憎惡他，而他卻未必有那麼壞。
而且，當時在戰争方面像他那麼有名的人幾乎沒有。
最開始是袁崇煥向明末的天子建議：必須要有戰争的準備，才可以應付戰争；如果天下太平，則必須有和平的準備。
當時，像他一樣提出有備而戰的将領幾乎沒有。
此人出生于廣東，年輕有為，年僅二十七八歲便擔任甯遠守城的重任。
清太祖攻城時，認為面對的還是像往常一樣的明朝軍隊，一路前進。
剛開始時袁崇煥不事聲張不予還擊，等到清軍兵臨城下，突然一齊放出西洋人制造的火器，才大破清太祖的軍隊。
甯遠的失敗使得百戰百勝的清太祖喪失信心，甚至有傳聞說他自己當時也受了傷。
那時，有一個親身經曆了此事的朝鮮人，在他的書中寫道，清太祖感歎明朝的軍隊突然變強，十分沮喪，最終染上疾病不治而亡。
總之，袁崇煥在甯遠給了滿洲人一次沉重的打擊。
這次戰役的勝利，袁崇煥的戰略部署自不必說，但主要功勞應歸于西洋的火器。
而與之對抗的滿洲軍隊後來擊敗明朝軍隊時，也開始使用西洋火器。
昨日的講演中有說到，曾有一支山東地方上的部隊投降清朝，即在現今朝鮮西海中的離島上，毛文龍所率的一支部隊，他們歸降了清朝。
毛文龍雖然是大将，但更具有流氓地痞的特質，其部下也以此類人居多。
此時明朝的軍隊都配備了火器，毛文龍的部隊也不例外。
因此，他是清朝背後最大的隐患。
他以兩三萬的兵力，常年駐守離島，卻總是要求朝廷支給十萬人的軍費。
他是一個講義氣的人，并沒有把這些多餘的軍費私吞，而是與部下一起過着十分奢靡享樂的生活。
但他能夠不時從背後威脅清軍，十分重要。
當時袁崇煥考慮到長期的戰争對軍費的需求過高，必須強化管理，于是命令毛文龍到現今旅順西面的雙島灣，随即将他除掉。
毛文龍被殺後，他的部下便拿着火器投降了滿洲人。
此外，清軍還用各種辦法獎勵火器的制造，同時也鼓勵制造火器。
不久，清軍也配備了西洋的火器。
當時的火器被叫作大将軍，是一個很奇怪的名字，如大炮叫紅衣大将軍。
此&ldquo衣&rdquo字是從&ldquo夷&rdquo字而來，清朝不喜歡&ldquo夷&rdquo字因而改為&ldquo衣&rdquo字。
總之，火器的使用使清軍有了對抗明軍的力量，并最終戰勝了明朝。
因此，可以說，明末的傳教士在其中做出了莫大的貢獻。
衛匡國著《鞑靼戰紀》十分有益于今天的我們了解當時這些情況，京都大學所藏的這本書因其出版年代久遠，十分珍貴。
上述内容是傳教士來華以後與中國政治方面産生的種種聯系，接下來簡單論述學術及其他方面的影響。
西洋人來華後，要學習中國的語言，而中國人也要了解西洋發生的種種事情，因此，對于新的音韻學的需求便産生了。
有人很早便注意到這個問題，明末時，一個中國名字叫金尼閣的人作了一本名為《西儒耳目資》的書，也在别室陳列，這是一本用羅馬字研究中國話發音的書，随着翻譯事業的進步，這類型的書是十分必要的，而它又同時推進翻譯工作。
如此一來，西洋學術也漸漸走向進步。
清軍入關後，政治方面的首腦全部改變，而之前因為其天文學家身份遭到迫害的湯若望也迎來了他一生中的全盛期。
此時，在曆算方面湯若望受到極大的信任，因此，清朝的曆法是以西洋曆法為基礎而設立的。
利瑪窦、徐光啟、湯若望的肖像，在克魯赫兒所寫的關于中國的書中有記載，現在也在别室展出。
三曆算的成功者南懷仁 随着越來越信用和接受西洋曆算，等到康熙年間，南懷仁（Verbiest）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如前所述，康熙帝個人極其醉心于西洋學問，又立志于統一各民族。
因此，不僅僅重視中國學問，在尊重中國學問的同時，也接納西洋的學問，在朝中大量任用洋人。
南懷仁就是在此時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在此之前，清朝一直是使用元朝的觀測儀觀測天文的，康熙卻命令南懷仁制造新的觀測儀。
于是便有了今日放置在北京天文台的觀測儀，直到北清事變前一直這樣保存了下來，北清事變時兩個觀測儀分别被法國和德國拿走，由于德國始終未歸還，就造了一個小的觀測儀以補全，但現在保留的大部分仍是南懷仁當年制造的。
此後，專設欽天監一職掌管天文，除一個中國人任欽天監正以外，同時還需要一個外國人擔任欽天監正，這逐步演變成為一種制度，持續至道光年間，即直到鴉片戰争前一直維持着這個模式。
由此可見
按常理來講，這是天文方面專家之間的争論，一般人并不能辨别是非，但有趣的是，對于天文學上的專家争論，外行人不是不可以判斷是非的。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可以依據測量日影來判斷是否正确。
如某年某月的正午，在地上立一若幹尺的杆，測量其影子的長度，就可以知道對還是不對。
如此一來，複雜的問題通過簡單的方法也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斷。
以此來判斷正誤，可以說是一個外行人都能理解的最好的方法。
為此湯若望做了充分的準備。
今天在别室陳列的物件中，就有一件湯若望自制的日晷，這是如今正在京都的羅振玉帶來的。
它的制作原理就是立起一件東西，依據它與日影的角度來計算時間。
使用這樣簡單的儀器便可以做精密的判斷，但如沒有這儀器，外行人立一根杆子也可以測量日影。
當時傳教士很受中國人信任，此方法就漸漸流傳開來。
但如前所說，直到明末，争論一直沒有停止。
湯若望也曾一時失敗，入過監牢。
當時的西洋傳教士，十分熱衷曆法研究，甚至忘記自己的本職。
另一方面，當時對傳教士的政策仍然是寬松管理，各地方都有許多傳教士進入傳教，後來遭到中國一些學者的抵制，才被迫全部撤離。
《破邪集》就是當時傳教士撤離情況的記錄彙編。
當時在南京的傳教士們雖然被命令全部驅逐，但還是有以各種理由而沒有遭到遣返回國的傳教士，他們繼續留在了南京。
現在日本所藏的《破邪集》是水戶版，現在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此書，或許也已是不傳之物了。
受到迫害一方面是因為傳教，另一方面，明清之間的戰争開始運用曆法算術。
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教，但因為他們知曉天文、機械等知識，而中國正需要制造槍支，所以，傳教士們就受明朝政府的委托，幫助政府制造槍支，後來甚至負責制造大炮。
這些熱兵器在與清朝的激戰中非常有用，阻擋了清軍的進攻。
此時清太祖率領的滿洲部隊用的還是弓箭，而明朝當然也是以弓箭為主，由于清兵的強悍，明軍接連敗退。
結果，清軍逐漸取得了遼河以東的地區，随後繼續向遼西擴張，占領了遼西的大部分地區，直至甯遠附近。
當時屢戰屢敗的明朝不得不考慮用傳教士制作的新式武器進行抵抗，于是成功阻擋了清太祖擊破甯遠城，可以說是十分奏效。
當時守城的名将有袁崇煥，最近的《大阪每日新聞》報道，此人是袁世凱的先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北京人都非常憎惡他，恨不得要烹吃了他。
就事實而言，确實有很多人憎惡他，而他卻未必有那麼壞。
而且，當時在戰争方面像他那麼有名的人幾乎沒有。
最開始是袁崇煥向明末的天子建議：必須要有戰争的準備，才可以應付戰争；如果天下太平，則必須有和平的準備。
當時，像他一樣提出有備而戰的将領幾乎沒有。
此人出生于廣東，年輕有為，年僅二十七八歲便擔任甯遠守城的重任。
清太祖攻城時，認為面對的還是像往常一樣的明朝軍隊，一路前進。
剛開始時袁崇煥不事聲張不予還擊，等到清軍兵臨城下，突然一齊放出西洋人制造的火器，才大破清太祖的軍隊。
甯遠的失敗使得百戰百勝的清太祖喪失信心，甚至有傳聞說他自己當時也受了傷。
那時，有一個親身經曆了此事的朝鮮人，在他的書中寫道，清太祖感歎明朝的軍隊突然變強，十分沮喪，最終染上疾病不治而亡。
總之，袁崇煥在甯遠給了滿洲人一次沉重的打擊。
這次戰役的勝利，袁崇煥的戰略部署自不必說，但主要功勞應歸于西洋的火器。
而與之對抗的滿洲軍隊後來擊敗明朝軍隊時，也開始使用西洋火器。
昨日的講演中有說到，曾有一支山東地方上的部隊投降清朝，即在現今朝鮮西海中的離島上，毛文龍所率的一支部隊，他們歸降了清朝。
毛文龍雖然是大将，但更具有流氓地痞的特質，其部下也以此類人居多。
此時明朝的軍隊都配備了火器，毛文龍的部隊也不例外。
因此，他是清朝背後最大的隐患。
他以兩三萬的兵力，常年駐守離島，卻總是要求朝廷支給十萬人的軍費。
他是一個講義氣的人，并沒有把這些多餘的軍費私吞，而是與部下一起過着十分奢靡享樂的生活。
但他能夠不時從背後威脅清軍，十分重要。
當時袁崇煥考慮到長期的戰争對軍費的需求過高，必須強化管理，于是命令毛文龍到現今旅順西面的雙島灣，随即将他除掉。
毛文龍被殺後，他的部下便拿着火器投降了滿洲人。
此外，清軍還用各種辦法獎勵火器的制造，同時也鼓勵制造火器。
不久，清軍也配備了西洋的火器。
當時的火器被叫作大将軍，是一個很奇怪的名字，如大炮叫紅衣大将軍。
此&ldquo衣&rdquo字是從&ldquo夷&rdquo字而來，清朝不喜歡&ldquo夷&rdquo字因而改為&ldquo衣&rdquo字。
總之，火器的使用使清軍有了對抗明軍的力量，并最終戰勝了明朝。
因此，可以說，明末的傳教士在其中做出了莫大的貢獻。
衛匡國著《鞑靼戰紀》十分有益于今天的我們了解當時這些情況，京都大學所藏的這本書因其出版年代久遠，十分珍貴。
上述内容是傳教士來華以後與中國政治方面産生的種種聯系，接下來簡單論述學術及其他方面的影響。
西洋人來華後，要學習中國的語言，而中國人也要了解西洋發生的種種事情，因此，對于新的音韻學的需求便産生了。
有人很早便注意到這個問題，明末時，一個中國名字叫金尼閣的人作了一本名為《西儒耳目資》的書，也在别室陳列，這是一本用羅馬字研究中國話發音的書，随着翻譯事業的進步，這類型的書是十分必要的，而它又同時推進翻譯工作。
如此一來，西洋學術也漸漸走向進步。
清軍入關後，政治方面的首腦全部改變，而之前因為其天文學家身份遭到迫害的湯若望也迎來了他一生中的全盛期。
此時，在曆算方面湯若望受到極大的信任，因此，清朝的曆法是以西洋曆法為基礎而設立的。
利瑪窦、徐光啟、湯若望的肖像，在克魯赫兒所寫的關于中國的書中有記載，現在也在别室展出。
三曆算的成功者南懷仁 随着越來越信用和接受西洋曆算，等到康熙年間，南懷仁（Verbiest）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如前所述，康熙帝個人極其醉心于西洋學問，又立志于統一各民族。
因此，不僅僅重視中國學問，在尊重中國學問的同時，也接納西洋的學問，在朝中大量任用洋人。
南懷仁就是在此時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在此之前，清朝一直是使用元朝的觀測儀觀測天文的，康熙卻命令南懷仁制造新的觀測儀。
于是便有了今日放置在北京天文台的觀測儀，直到北清事變前一直這樣保存了下來，北清事變時兩個觀測儀分别被法國和德國拿走，由于德國始終未歸還，就造了一個小的觀測儀以補全，但現在保留的大部分仍是南懷仁當年制造的。
此後，專設欽天監一職掌管天文，除一個中國人任欽天監正以外，同時還需要一個外國人擔任欽天監正，這逐步演變成為一種制度，持續至道光年間，即直到鴉片戰争前一直維持着這個模式。
由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