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蒙古人的統治和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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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者&mdash&mdash評判人）。
若能在評比中獲得好的評價，就能獲得一種滿足感。
在文人群體中，此類活動必不可少。
從此，南方開始流行把玩字畫、設計庭院。
此時，研習學問的主要是江蘇、浙江一帶的富家子弟，他們中間盛行風流文雅之氣。
南宋都城一帶到現在這種傳統仍未斷絕，江浙是中國文藝最繁榮的地方。
南宋的知識階層以此傳承了中國文化。
元朝不用&ldquo南人&rdquo為官的政策，反而促進了民間文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此類民間文化活動是沿襲南宋的傳統。
南宋時，以江浙為中心，各大學派經常進行學術論争，&ldquo道學家&rdquo作為一個階層由此産生。
過去的史書都将學者列入&ldquo儒林傳&rdquo，隻有元末編撰《宋史》時于&ldquo儒林傳&rdquo外，又設&ldquo道學傳&rdquo。
後世有史家認為這有違成例，但也說明在元代道學家的繼承者仍相當活躍，他們有在正史中增加&ldquo道學傳&rdquo的影響力。
但是，南宋視道學為僞學，一度予以排斥。
因此，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家無法步入仕途，隻能屏息于民間。
然而這種艱難處境反而激發出一股不以學術求仕進的學風。
民間講學也能&ldquo為萬世開太平&rdquo，治學不是隻有進入朝廷，參與朝政一條路。
無論是否為官，講學派基本成了一個特别的階層。
從南宋到元朝，&ldquo南人&rdquo幾乎無人仕途顯赫，飽受蒙古人的歧視。
因而，在野蠻的蒙古人的隔離下，他們組成了自己的社會，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
這個文化圈裡的成員相互交流，相互尊重。
這個讀書人階層形成于宋元兩百年間，到明清時期一直存在，甚至對現代中國文化中心勢力的形成産生了影響。
另一方面，此時也有人異常執着于科舉考試。
雖說都是科舉取士，清朝一次考試能有三五百人合格，而蒙古時代不過十幾二十人。
這些精英中确有行止非常之人，以至元亡時為元朝守節殉國。
科舉及第的人當時很少，因此都極其重視個人聲譽，嚴格恪守效忠皇帝的責任。
政治與民衆乖離，地方官員的處世哲學 在蒙古人看來，民衆隻是供其榨取租稅的對象。
在蒙古本土，由家畜出産财富；在中原，則是由民衆生産财富。
因此，蒙古人認為漢人與家畜并無差别。
漢人也明白，政治就是官府治民的一種權術，政治針對的不是官府而隻是平民。
為維護民衆利益，一些志士仁人挺身而出。
泰定年間，陝西連遭五年大旱，出現大饑荒，但官府卻全不關心，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隻在文宗時期稍稍救助。
據說文宗殺皇兄明宗而登基，故元朝皇族對文宗風評不佳。
但文宗通曉漢文化，善于将蒙古政治轉變為适用于漢人的中原式政治。
文宗時期開始編纂八百餘卷的《經世大典》，這部圖書也是蒙古人珍貴的文化貢獻。
為赈濟陝西饑荒，文宗命張養浩負責赈災。
張養浩對蒙古統治本無好感，不得已才赴任。
張養浩一旦領命便直奔災區，在華山成功祈雨。
但他來到陝西官署後，才知道祈雨并非赈災的根本措施，便别創新的救濟之法，其中一條就是改革利用紙币的方法。
過去，蒙古利用紙币的方法是以舊币換新币，然後官署燒掉回收的全部舊紙币。
按照張養浩的新法，舊紙币得到暫時保留，并發行與紙币一樣的商品券，可以用來買米。
張養浩的救濟法很有效，但他也因過勞而病死。
雖然張養浩赈災是奉了皇帝的命令，但并不想為朝廷效勞，而是想在朝廷任命的位置上，盡一個中國人拯救中國的責任。
所以，他實在是為拯救中國而犧牲的楷模。
張養浩的著作有《牧民忠告》等三部書，合稱&ldquo三事忠告&rdquo，主要内容是講民政官員如何執行自己的職務，并非法律方面的著作，而是他從政的心得，直到近代都被中國地方官奉為從政的金科玉律。
這種官吏的心得在宋代就已存在，并不自張養浩開始。
那時，地方官就已有獲得朝廷制度以外的各色心得的必要。
宋朝王安石以後的政治成了官本位政治。
朝廷從事政治交易，地方官要忠于朝廷就會損害人民利益，要同情人民就不能忠于朝廷。
除平民外，人民中還有種種類别，想面面都顧及委實不容易。
要想立足官場，官吏需要非常高明的手段。
因此，地方官的心得就顯得非常重要，尤其在元朝。
雖然張養浩的&ldquo三事忠告&rdquo也屬于這類心得，但因為他誠實地為人民利益盡職盡責，因此是所有心得中最有說服力的，在日本德川時代大受歡迎。
從人們喜歡讀這類書，探究為官從政的經驗，了解到中國的近代政治何其不嚴密。
特别是聯系元朝非常不規範的文化、政治情況來思考的話。
由此可以認識到，元朝在中國近世社會的形成過程中是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朝代。
從中唐開始，中國逐漸打破中古狀态，而中國近世的形成時期則是從宋朝晚期到元朝。
直到明朝以後，中國社會的情況再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中國曆史學家對蒙古政治的偏見 在蒙古統治中國的時代，不能說留給漢族的都是弊病。
中國曆史學家大都是純粹的漢族人，書寫曆史時并未設身處地地從蒙古人的角度思考。
哪怕像元世
若能在評比中獲得好的評價，就能獲得一種滿足感。
在文人群體中，此類活動必不可少。
從此，南方開始流行把玩字畫、設計庭院。
此時，研習學問的主要是江蘇、浙江一帶的富家子弟，他們中間盛行風流文雅之氣。
南宋都城一帶到現在這種傳統仍未斷絕，江浙是中國文藝最繁榮的地方。
南宋的知識階層以此傳承了中國文化。
元朝不用&ldquo南人&rdquo為官的政策，反而促進了民間文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此類民間文化活動是沿襲南宋的傳統。
南宋時，以江浙為中心，各大學派經常進行學術論争，&ldquo道學家&rdquo作為一個階層由此産生。
過去的史書都将學者列入&ldquo儒林傳&rdquo，隻有元末編撰《宋史》時于&ldquo儒林傳&rdquo外，又設&ldquo道學傳&rdquo。
後世有史家認為這有違成例，但也說明在元代道學家的繼承者仍相當活躍，他們有在正史中增加&ldquo道學傳&rdquo的影響力。
但是，南宋視道學為僞學，一度予以排斥。
因此，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家無法步入仕途，隻能屏息于民間。
然而這種艱難處境反而激發出一股不以學術求仕進的學風。
民間講學也能&ldquo為萬世開太平&rdquo，治學不是隻有進入朝廷，參與朝政一條路。
無論是否為官，講學派基本成了一個特别的階層。
從南宋到元朝，&ldquo南人&rdquo幾乎無人仕途顯赫，飽受蒙古人的歧視。
因而，在野蠻的蒙古人的隔離下，他們組成了自己的社會，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
這個文化圈裡的成員相互交流，相互尊重。
這個讀書人階層形成于宋元兩百年間，到明清時期一直存在，甚至對現代中國文化中心勢力的形成産生了影響。
另一方面，此時也有人異常執着于科舉考試。
雖說都是科舉取士，清朝一次考試能有三五百人合格，而蒙古時代不過十幾二十人。
這些精英中确有行止非常之人，以至元亡時為元朝守節殉國。
科舉及第的人當時很少，因此都極其重視個人聲譽，嚴格恪守效忠皇帝的責任。
政治與民衆乖離，地方官員的處世哲學 在蒙古人看來，民衆隻是供其榨取租稅的對象。
在蒙古本土，由家畜出産财富；在中原，則是由民衆生産财富。
因此，蒙古人認為漢人與家畜并無差别。
漢人也明白，政治就是官府治民的一種權術，政治針對的不是官府而隻是平民。
為維護民衆利益，一些志士仁人挺身而出。
泰定年間，陝西連遭五年大旱，出現大饑荒，但官府卻全不關心，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隻在文宗時期稍稍救助。
據說文宗殺皇兄明宗而登基，故元朝皇族對文宗風評不佳。
但文宗通曉漢文化，善于将蒙古政治轉變為适用于漢人的中原式政治。
文宗時期開始編纂八百餘卷的《經世大典》，這部圖書也是蒙古人珍貴的文化貢獻。
為赈濟陝西饑荒，文宗命張養浩負責赈災。
張養浩對蒙古統治本無好感，不得已才赴任。
張養浩一旦領命便直奔災區，在華山成功祈雨。
但他來到陝西官署後，才知道祈雨并非赈災的根本措施，便别創新的救濟之法，其中一條就是改革利用紙币的方法。
過去，蒙古利用紙币的方法是以舊币換新币，然後官署燒掉回收的全部舊紙币。
按照張養浩的新法，舊紙币得到暫時保留，并發行與紙币一樣的商品券，可以用來買米。
張養浩的救濟法很有效，但他也因過勞而病死。
雖然張養浩赈災是奉了皇帝的命令，但并不想為朝廷效勞，而是想在朝廷任命的位置上，盡一個中國人拯救中國的責任。
所以，他實在是為拯救中國而犧牲的楷模。
張養浩的著作有《牧民忠告》等三部書，合稱&ldquo三事忠告&rdquo，主要内容是講民政官員如何執行自己的職務，并非法律方面的著作，而是他從政的心得，直到近代都被中國地方官奉為從政的金科玉律。
這種官吏的心得在宋代就已存在，并不自張養浩開始。
那時，地方官就已有獲得朝廷制度以外的各色心得的必要。
宋朝王安石以後的政治成了官本位政治。
朝廷從事政治交易，地方官要忠于朝廷就會損害人民利益，要同情人民就不能忠于朝廷。
除平民外，人民中還有種種類别，想面面都顧及委實不容易。
要想立足官場，官吏需要非常高明的手段。
因此，地方官的心得就顯得非常重要，尤其在元朝。
雖然張養浩的&ldquo三事忠告&rdquo也屬于這類心得，但因為他誠實地為人民利益盡職盡責，因此是所有心得中最有說服力的，在日本德川時代大受歡迎。
從人們喜歡讀這類書，探究為官從政的經驗，了解到中國的近代政治何其不嚴密。
特别是聯系元朝非常不規範的文化、政治情況來思考的話。
由此可以認識到，元朝在中國近世社會的形成過程中是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朝代。
從中唐開始，中國逐漸打破中古狀态，而中國近世的形成時期則是從宋朝晚期到元朝。
直到明朝以後，中國社會的情況再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中國曆史學家對蒙古政治的偏見 在蒙古統治中國的時代，不能說留給漢族的都是弊病。
中國曆史學家大都是純粹的漢族人，書寫曆史時并未設身處地地從蒙古人的角度思考。
哪怕像元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