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南宋與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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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蒙沖突和南宋的防禦
金國滅亡後的一段時間裡，蒙古軍隊似乎要撤回草原，南宋為收複過去被金國侵吞的土地，按照&ldquo恢複三京之議&rdquo的策略趁虛北上。
&ldquo三京&rdquo即東京（汴京）、西京（洛陽）和南京（歸德）。
蒙古看到宋軍都不知會就進入汴京和洛陽，搶了自己打下的土地，不願讓南宋撿便宜，便回師反攻。
實際上，南宋收夏的洛陽已不複往昔繁華，僅剩三百戶人家，等于是一座空城。
宋軍雖然進了城，卻連糧食都無法補給，緊接着又要面臨蒙古軍的反攻。
不單洛陽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況也是如此，南宋軍隊收複之地皆一片荒涼，沒有任何價值，且都遭受蒙古軍隊的反攻。
蒙古使臣責難南宋撕毀盟約，南宋駁斥了蒙古所有的指責，兩國開戰。
此事史稱&ldquo端平入洛&rdquo。
宋蒙開戰後，南宋不但沒能收複被金國占領的故土，反而丢掉了現有的部分土地。
位于今湖北境内的襄陽和樊城與河南接壤，北臨河南、湖北交界處的山脈，在宋金對峙時期一直是邊防重地。
自嶽飛攻下襄陽後，南宋一直屯紮重兵守衛。
到南宋末年，襄陽已有五萬戶居民，存儲了大量軍糧，城防堅固，成為抵禦北方入侵的堅固堡壘。
同時，富庶的蜀地對于南宋也是一個重要地區，是其經濟中心。
相傳蜀地向來富庶，其地所出紡織品不僅能承擔當地的經費，而且南宋每年給金國的歲币也用蜀地的紡織品支付。
宋蒙開戰後，由于襄、樊守軍接納了金國降兵，導緻兩城失守；但在聯蒙滅金的南宋名将孟珙的奮戰下，又收複了這兩座重鎮。
可以說，正是由于孟珙奪回襄、樊，才使南宋能在金亡後又延續了四十多年。
蒙古軍同時入侵蜀地，占領了成都等地，計劃順長江而下奪取湖北、湖南。
得知情報後，孟珙憑借湖北、四川交界處的三峽天險構築防線，阻止了蒙古的攻勢。
孟珙的出色防守使南宋免于迅速淪亡，但南宋因為喪失了蜀地最富饒的平原而财稅銳減，導緻臨安附近的江浙一帶要承擔沉重的賦稅。
稅負沉重又是造成南宋滅亡的重要因素。
蒙古的政治和耶律楚材 蒙古太宗窩闊台汗去世後，他的長子貴由繼任可汗，是為定宗。
從此，統一的蒙古出現了統治松懈的迹象。
窩闊台經曆過成吉思汗時代的各類戰争，得到軍隊和人民的信服，但定宗時沒有這種民意，盡管定宗得到了忽裡勒台的推舉，但在繼位過程中行事不夠光明正大。
在蒙古人的思想中，他的叔叔、成吉思汗的末子拖雷才是正統繼承人。
蒙古人對于窩闊台成為第二任可汗，原本就有不同看法，因此太宗死後，汗位空了六年，定宗才繼位。
但定宗在位三年就死了，汗位又空了很多年。
太宗與定宗的皇後在空位期先後掌權，導緻朝局混亂。
太祖、太宗時期，蒙古統治的土地非常廣袤，因此不能全國實行同樣的政治。
治理蒙古地區遵照蒙古過去的慣例，治理西域主要遵照伊斯蘭教徒的風俗，治理原金國地區則按中原的習慣。
蒙古在各地分别設置一種類似宰相的官職，蒙語稱為&ldquo必阇赤&rdquo，漢語稱為&ldquo中書&rdquo，而西域的必阇赤則是鎮海。
蒙古是遊牧民族，家畜是主要财産。
西域雖然也是遊牧地區，但在有商隊的地方建立了以商業為基礎的國家，其經濟計量單位是&ldquo丁&rdquo（人的數量單位），而原金國地區則主營農業，其經濟計量單位是&ldquo戶&rdquo（家）。
可見，蒙古在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方針政策。
蒙古自成吉思汗時代入侵宋朝以後，就因與宋朝人的習俗不同而産生衆多麻煩。
對于蒙古人而言，農民沒有價值，耕地也不能轉變成财富。
成吉思汗西征回來後，基于漢人不能給蒙古人帶來利益的認識，一部分人提出殺掉漢人，變耕地為牧場。
從遊牧民族的角度看，也許有他的道理，但在耶律楚材的反對下未能實現。
耶律楚材斷言：隻要發揮漢人的才能就沒有辦不了的事，如要得到稅收，僅原金國地區（今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地區）每年就能交納五十萬兩銀、八萬匹絹、四十萬石糧食。
于是，成吉思汗就讓耶律楚材負責征稅的任務，由此形成了蒙古統治下的國家組織。
因躲避戰亂而離散的民衆被耶律楚材召集起來，進行生産并實行征稅。
在此期間，他采用士人處理财政，糾正了過去中原胥吏政治的弊病。
胥吏并非皇帝任命的正式官員，負責官民之間的事務性工作，卻中飽私囊，損害官民兩方的利益。
耶律楚材改變的就是這種情況。
總而言之，正是由于他的一句話，全中國北方人的性命被拯救。
相傳，成吉思汗再次出征歸來，看到他呈遞的稅收賬目後喜笑顔開。
耶律楚材在太宗當政時非常受重用，幾乎所有事都交給他處理。
但太宗由于過量飲酒，五十六
&ldquo三京&rdquo即東京（汴京）、西京（洛陽）和南京（歸德）。
蒙古看到宋軍都不知會就進入汴京和洛陽，搶了自己打下的土地，不願讓南宋撿便宜，便回師反攻。
實際上，南宋收夏的洛陽已不複往昔繁華，僅剩三百戶人家，等于是一座空城。
宋軍雖然進了城，卻連糧食都無法補給，緊接着又要面臨蒙古軍的反攻。
不單洛陽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況也是如此，南宋軍隊收複之地皆一片荒涼，沒有任何價值，且都遭受蒙古軍隊的反攻。
蒙古使臣責難南宋撕毀盟約，南宋駁斥了蒙古所有的指責，兩國開戰。
此事史稱&ldquo端平入洛&rdquo。
宋蒙開戰後，南宋不但沒能收複被金國占領的故土，反而丢掉了現有的部分土地。
位于今湖北境内的襄陽和樊城與河南接壤，北臨河南、湖北交界處的山脈，在宋金對峙時期一直是邊防重地。
自嶽飛攻下襄陽後，南宋一直屯紮重兵守衛。
到南宋末年，襄陽已有五萬戶居民，存儲了大量軍糧，城防堅固，成為抵禦北方入侵的堅固堡壘。
同時，富庶的蜀地對于南宋也是一個重要地區，是其經濟中心。
相傳蜀地向來富庶，其地所出紡織品不僅能承擔當地的經費，而且南宋每年給金國的歲币也用蜀地的紡織品支付。
宋蒙開戰後，由于襄、樊守軍接納了金國降兵，導緻兩城失守；但在聯蒙滅金的南宋名将孟珙的奮戰下，又收複了這兩座重鎮。
可以說，正是由于孟珙奪回襄、樊，才使南宋能在金亡後又延續了四十多年。
蒙古軍同時入侵蜀地，占領了成都等地，計劃順長江而下奪取湖北、湖南。
得知情報後，孟珙憑借湖北、四川交界處的三峽天險構築防線，阻止了蒙古的攻勢。
孟珙的出色防守使南宋免于迅速淪亡，但南宋因為喪失了蜀地最富饒的平原而财稅銳減，導緻臨安附近的江浙一帶要承擔沉重的賦稅。
稅負沉重又是造成南宋滅亡的重要因素。
蒙古的政治和耶律楚材 蒙古太宗窩闊台汗去世後，他的長子貴由繼任可汗，是為定宗。
從此，統一的蒙古出現了統治松懈的迹象。
窩闊台經曆過成吉思汗時代的各類戰争，得到軍隊和人民的信服，但定宗時沒有這種民意，盡管定宗得到了忽裡勒台的推舉，但在繼位過程中行事不夠光明正大。
在蒙古人的思想中，他的叔叔、成吉思汗的末子拖雷才是正統繼承人。
蒙古人對于窩闊台成為第二任可汗，原本就有不同看法，因此太宗死後，汗位空了六年，定宗才繼位。
但定宗在位三年就死了，汗位又空了很多年。
太宗與定宗的皇後在空位期先後掌權，導緻朝局混亂。
太祖、太宗時期，蒙古統治的土地非常廣袤，因此不能全國實行同樣的政治。
治理蒙古地區遵照蒙古過去的慣例，治理西域主要遵照伊斯蘭教徒的風俗，治理原金國地區則按中原的習慣。
蒙古在各地分别設置一種類似宰相的官職，蒙語稱為&ldquo必阇赤&rdquo，漢語稱為&ldquo中書&rdquo，而西域的必阇赤則是鎮海。
蒙古是遊牧民族，家畜是主要财産。
西域雖然也是遊牧地區，但在有商隊的地方建立了以商業為基礎的國家，其經濟計量單位是&ldquo丁&rdquo（人的數量單位），而原金國地區則主營農業，其經濟計量單位是&ldquo戶&rdquo（家）。
可見，蒙古在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方針政策。
蒙古自成吉思汗時代入侵宋朝以後，就因與宋朝人的習俗不同而産生衆多麻煩。
對于蒙古人而言，農民沒有價值，耕地也不能轉變成财富。
成吉思汗西征回來後，基于漢人不能給蒙古人帶來利益的認識，一部分人提出殺掉漢人，變耕地為牧場。
從遊牧民族的角度看，也許有他的道理，但在耶律楚材的反對下未能實現。
耶律楚材斷言：隻要發揮漢人的才能就沒有辦不了的事，如要得到稅收，僅原金國地區（今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地區）每年就能交納五十萬兩銀、八萬匹絹、四十萬石糧食。
于是，成吉思汗就讓耶律楚材負責征稅的任務，由此形成了蒙古統治下的國家組織。
因躲避戰亂而離散的民衆被耶律楚材召集起來，進行生産并實行征稅。
在此期間，他采用士人處理财政，糾正了過去中原胥吏政治的弊病。
胥吏并非皇帝任命的正式官員，負責官民之間的事務性工作，卻中飽私囊，損害官民兩方的利益。
耶律楚材改變的就是這種情況。
總而言之，正是由于他的一句話，全中國北方人的性命被拯救。
相傳，成吉思汗再次出征歸來，看到他呈遞的稅收賬目後喜笑顔開。
耶律楚材在太宗當政時非常受重用，幾乎所有事都交給他處理。
但太宗由于過量飲酒，五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