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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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地步是不可能的。
雖然宰相、大官之家也有延續兩三代的，但幾乎沒有像唐代宰相世系表中見到的一個家族連續幾十年出仕的現象。
因而，在太宗、真宗之後的仁宗、英宗執政的五十餘年，宋朝文化的成熟期，唐代的貴族文化至此也壽終正寝了。
不過，自唐中期開始就呈現出萌芽狀态的新文化已經成熟，從各個方面均有所表現。
經學方面也是如此。
像過去的《五經正義》那樣為前代學者的&ldquo注&rdquo加上&ldquo疏&rdquo，重視傳統學說的風氣在這時已經意義不大。
從中唐以來，更多的是對傳統學說采取審視态度，在質疑和批判的基礎上進行注釋。
當時的學者歐陽修就常提出疑問。
歐陽修不認同前人對《易》《春秋》的注解，自己根據原文加上自己的見解。
王安石也對《易》《周禮》等提出了新的觀點，并從政治角度重新注釋經書。
甚至政治上的守舊派司馬光也對《孟子》存疑，著有《疑孟》一書。
而歐陽修所倡導的古文對宋朝的學問、思想産生了深遠影響。
歐陽修的門人曾鞏，以及王安石、三蘇（蘇洵、蘇轼、蘇轍）都積極支持歐陽修倡導的古文。
當然，這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之後的事。
他們主張，寫文章不用四六體，不重視對句，要采用散文體進行書寫。
歐陽修倡導古文的時間是仁宗慶曆年間。
自此之後，興起的古文派一改曆來的文體，詩文風格發生了深刻變化。
歐陽修、梅聖俞、王安石與蘇轼及其弟子黃庭堅，都更推崇李杜詩風；&ldquo西昆體&rdquo也就此受到冷落。
總之，比起語言，更注重文章的思想性。
書法藝術方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這時，逐漸形成了書法四大名家，即蔡襄、蘇轼、黃庭堅、米芾。
他們改變了以往的書法風格，開創了宋代書法新氣象。
即脫離唐代柳公權、五代楊凝式以來的風格，複興王羲之的風格。
蘇、黃、米都專注于轉變這一風格。
另外，繪畫風格也有所轉變。
宋初的畫院派注重寫生、畫風細膩優雅的禦用畫家的常态，米芾改變了為鑒賞而作畫的觀念，主張作畫并非寫生，應表達畫家的精神，因而他更推崇董源的畫風。
佛教方面，中國式的佛教出現了，即儒教化的佛教。
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擅長詩文寫作的僧人，如禅宗的契嵩（明教大師）、慧洪覺範（洪覺範），律宗的圓照等人。
他們都有文集流傳于世，詩文俱佳。
尤其是契嵩，受到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的推崇。
其文章觀點雖攻擊韓愈，但其文體風格卻與韓愈一緻；其推崇的教義也已儒教化，符合中國傳統的風俗。
當時，他們對天子自稱是臣僧（過去，唐朝時期僧人自稱沙門，沙門不拜君主，亦不對其稱臣）。
契嵩特别重視儒教中的孝，著有《孝論》。
總之，這一時期佛教與中國的國民性進行了有效結合，一直延續至近代。
之後，佛教還會與道教結合，但時間就更晚了。
綜上所述，宋代的特色文化在真宗、仁宗、英宗時期已基本成型，出現了與唐朝貴族文化迥然不同的内容。
遼及西夏的文化 此時，宋朝的敵國也處于太平時代，契丹逐漸被中原文化同化。
由于每年從宋獲取了大量的錢财物資，契丹人的生活也開始富足起來，皇帝狩獵、釣魚，到處玩樂。
五代以來，音樂、戲劇為中原化了的夷狄所喜愛，因而不斷發展。
有的遼國皇帝甚至自己演戲。
如遼興宗讓皇後扮演戲劇角色，皇後的父親向他進谏不要與臣子一同演戲。
興宗因此大怒，打傷了嶽父的臉。
興宗雖然是個橫暴之君，但具有一定的藝術才幹，擅長畫鳥。
他還贈送自己的畫作給宋仁宗，仁宗也以自己的書法作品回贈。
此外，遼國在中國北部、東北、蒙古地區建造了很多遼式佛塔。
一些塔的碑文上記載了建造開支，可以看出耗資非常大，雖然這些費用大都來自宋朝的歲币。
遼國的佛教也很昌盛，最突出的例子是刻完了&ldquo房山石經&rdquo。
房山在北京西南，距北京約二十日本裡[1]。
雕刻&ldquo房山石經&rdquo始于隋末唐初的僧人靜琬，唐玄宗時因為安祿山之亂曾一度中止。
遼代延續了刻碑計劃，并最終完成。
經文被刻在大約一萬塊石闆上，然後保存在七個山洞裡。
當時契丹的《大藏經》應該已完成編纂，但不确定最終是否刻到了石闆上。
興宗之前的皇帝遼聖宗，即宋朝真宗時，契丹與宋發生了澶淵之役，但自那以後兩國未再開戰。
聖宗享國長久，是少有的文武兼備的夷狄君主。
他會寫中原的詩文，武藝也高強。
在這樣的太平時代裡，遼國皇帝常舉辦盛宴，君臣同飲，載歌載舞，甚至讓皇後彈琵琶助興。
宋遼長期和平共處，使中原文化得到長足發展，這是中國各代少有的時機。
雖然新興的西夏給宋朝制造了一些麻煩，但西夏也受到宋、遼文化的影響，着手創造本國文字，翻譯佛經成西夏語。
今甘肅武威的西夏文石碑，其經文傳到了德、法各國，辭書傳到了俄國。
*** [1]此處所記劉休賓降魏的經過多有不确，參見《魏書》卷四十三《劉休賓傳》。
&mdash&mdash編者
雖然宰相、大官之家也有延續兩三代的，但幾乎沒有像唐代宰相世系表中見到的一個家族連續幾十年出仕的現象。
因而，在太宗、真宗之後的仁宗、英宗執政的五十餘年，宋朝文化的成熟期，唐代的貴族文化至此也壽終正寝了。
不過，自唐中期開始就呈現出萌芽狀态的新文化已經成熟，從各個方面均有所表現。
經學方面也是如此。
像過去的《五經正義》那樣為前代學者的&ldquo注&rdquo加上&ldquo疏&rdquo，重視傳統學說的風氣在這時已經意義不大。
從中唐以來，更多的是對傳統學說采取審視态度，在質疑和批判的基礎上進行注釋。
當時的學者歐陽修就常提出疑問。
歐陽修不認同前人對《易》《春秋》的注解，自己根據原文加上自己的見解。
王安石也對《易》《周禮》等提出了新的觀點，并從政治角度重新注釋經書。
甚至政治上的守舊派司馬光也對《孟子》存疑，著有《疑孟》一書。
而歐陽修所倡導的古文對宋朝的學問、思想産生了深遠影響。
歐陽修的門人曾鞏，以及王安石、三蘇（蘇洵、蘇轼、蘇轍）都積極支持歐陽修倡導的古文。
當然，這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之後的事。
他們主張，寫文章不用四六體，不重視對句，要采用散文體進行書寫。
歐陽修倡導古文的時間是仁宗慶曆年間。
自此之後，興起的古文派一改曆來的文體，詩文風格發生了深刻變化。
歐陽修、梅聖俞、王安石與蘇轼及其弟子黃庭堅，都更推崇李杜詩風；&ldquo西昆體&rdquo也就此受到冷落。
總之，比起語言，更注重文章的思想性。
書法藝術方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這時，逐漸形成了書法四大名家，即蔡襄、蘇轼、黃庭堅、米芾。
他們改變了以往的書法風格，開創了宋代書法新氣象。
即脫離唐代柳公權、五代楊凝式以來的風格，複興王羲之的風格。
蘇、黃、米都專注于轉變這一風格。
另外，繪畫風格也有所轉變。
宋初的畫院派注重寫生、畫風細膩優雅的禦用畫家的常态，米芾改變了為鑒賞而作畫的觀念，主張作畫并非寫生，應表達畫家的精神，因而他更推崇董源的畫風。
佛教方面，中國式的佛教出現了，即儒教化的佛教。
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擅長詩文寫作的僧人，如禅宗的契嵩（明教大師）、慧洪覺範（洪覺範），律宗的圓照等人。
他們都有文集流傳于世，詩文俱佳。
尤其是契嵩，受到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的推崇。
其文章觀點雖攻擊韓愈，但其文體風格卻與韓愈一緻；其推崇的教義也已儒教化，符合中國傳統的風俗。
當時，他們對天子自稱是臣僧（過去，唐朝時期僧人自稱沙門，沙門不拜君主，亦不對其稱臣）。
契嵩特别重視儒教中的孝，著有《孝論》。
總之，這一時期佛教與中國的國民性進行了有效結合，一直延續至近代。
之後，佛教還會與道教結合，但時間就更晚了。
綜上所述，宋代的特色文化在真宗、仁宗、英宗時期已基本成型，出現了與唐朝貴族文化迥然不同的内容。
遼及西夏的文化 此時，宋朝的敵國也處于太平時代，契丹逐漸被中原文化同化。
由于每年從宋獲取了大量的錢财物資，契丹人的生活也開始富足起來，皇帝狩獵、釣魚，到處玩樂。
五代以來，音樂、戲劇為中原化了的夷狄所喜愛，因而不斷發展。
有的遼國皇帝甚至自己演戲。
如遼興宗讓皇後扮演戲劇角色，皇後的父親向他進谏不要與臣子一同演戲。
興宗因此大怒，打傷了嶽父的臉。
興宗雖然是個橫暴之君，但具有一定的藝術才幹，擅長畫鳥。
他還贈送自己的畫作給宋仁宗，仁宗也以自己的書法作品回贈。
此外，遼國在中國北部、東北、蒙古地區建造了很多遼式佛塔。
一些塔的碑文上記載了建造開支，可以看出耗資非常大，雖然這些費用大都來自宋朝的歲币。
遼國的佛教也很昌盛，最突出的例子是刻完了&ldquo房山石經&rdquo。
房山在北京西南，距北京約二十日本裡[1]。
雕刻&ldquo房山石經&rdquo始于隋末唐初的僧人靜琬，唐玄宗時因為安祿山之亂曾一度中止。
遼代延續了刻碑計劃，并最終完成。
經文被刻在大約一萬塊石闆上，然後保存在七個山洞裡。
當時契丹的《大藏經》應該已完成編纂，但不确定最終是否刻到了石闆上。
興宗之前的皇帝遼聖宗，即宋朝真宗時，契丹與宋發生了澶淵之役，但自那以後兩國未再開戰。
聖宗享國長久，是少有的文武兼備的夷狄君主。
他會寫中原的詩文，武藝也高強。
在這樣的太平時代裡，遼國皇帝常舉辦盛宴，君臣同飲，載歌載舞，甚至讓皇後彈琵琶助興。
宋遼長期和平共處，使中原文化得到長足發展，這是中國各代少有的時機。
雖然新興的西夏給宋朝制造了一些麻煩，但西夏也受到宋、遼文化的影響，着手創造本國文字，翻譯佛經成西夏語。
今甘肅武威的西夏文石碑，其經文傳到了德、法各國，辭書傳到了俄國。
*** [1]此處所記劉休賓降魏的經過多有不确，參見《魏書》卷四十三《劉休賓傳》。
&mdash&mdash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