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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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文化的大衆化傾向
我想談一談唐末到宋初的文化情況。
從唐末武宗、宣宗開始，文化的性質産生變化。
之前的文化都伴随貴族制度而生，而這個時期的文化開始呈現大衆化傾向。
從詩歌類别來說，絕句等從唐初就有了大衆化傾向，已經使用當時民間的俗語。
唐末開始，詩之外又出現了詞，即詩餘。
詞不受句法限制，長短句都有，形式也不像詩那樣固定，能自由使用俗語；但另一方面，詞比詩更加嚴格遵守音樂的韻律，表達思想的方式比詩歌更加自由。
可以說這就是藝術的大衆化。
當然，詞作為一種形式出現後，可以承載各式各樣的内容，但其形式并非固定的，而是可以有多種形式。
同時，文章也出現了口語體。
從唐朝中期開始，接近白話的小說、傳奇逐漸盛行。
在敦煌出土的文物中有許多這種東西，似乎這種體裁也用于事實的記述。
唐代的小說用的古文與過去沒有太大的差别，隻是有的寫得很華麗。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通俗的、叙述性的東西出現。
這時産生了一種有别于古文的口語文，禅宗的語錄等似乎也是從唐末開始口語化的。
印刷術也是這個時候興起的，最早出現在蜀地。
在唐朝鹹通六年（865年）入唐的日本僧人圓載的《将來目錄》中，可以看到西川印子本的《唐韻》《玉篇》。
不僅蜀地出現了印刷品，近年從敦煌獲得的《金剛經》中的文物也印有&ldquo鹹通九年&rdquo字樣（從近來英國傳來的照片中可見，其背面是敦煌地區的文字，所以這裡也使用了印刷術）。
印刷術的興起對弘揚學術起到了巨大作用，因而學問出現了大衆化傾向。
以上即是唐末文化性質的顯著表現，其他藝術領域也出現了變化。
五代割據的形勢與文化 從唐末的亂世到了五代，然而五代的割據形勢與文化的發展之間關系如何呢？五代雖由九國或者說十國割據，但并不如唐末一般不安定。
由于唐末激烈的戰亂，貴族漸漸消亡，其文化也自然走向了衰落，但所幸在其夾縫中還殘存着一些文化的餘脈。
如唐末黃巢之亂那樣的舉世混亂時期，對于文化而言是最不幸的時代。
進入五代以後，雖然國家沒有統一，但林立的小國都維持着相對安康的局面，并且積累了恢複因唐末動亂而衰微的文化的力量。
各地的割據君主與曆朝皇帝一樣生活奢侈，人民的稅負雖然很重，但相較唐末仍然減輕了。
唐末的三十多個節度使分别統治着各地，過着貴族般的生活。
到了五代，割據政權減少到九個或十個。
可以認為，國家數量的減少意味着人民負擔的減輕。
古代的文化畢竟都是貴族奢侈生活的副産品，而非來自貧民。
各個割據國家實現小康，雖然君主生活很奢靡，人民負擔較重，但因政局安定，和平持續，沒有過多阻礙文化的發展。
相反，分裂割據反而促進了文化普及。
如同日本的封建時代，各地文化蓬勃發展、各有千秋，促進了地方的進步。
此時的中國，一些地區的文化向來就發達。
如蜀地，五代以前就保存和積累了唐朝文化。
南漢就是今廣東一帶，被稱為嶺南，距離唐朝首都非常遠。
在中國還未出現割據時，來此上任的大多是被貶的官員，他們并未在文化建設上表現出積極的建設性，隻是把這些地方當作偏遠鄉村來治理。
但是，當偏遠的嶺南成為獨據一方的南漢時，為了與他國并駕齊驅，南漢的開創者們就開始顯示出了很強的積極性。
比如南漢的統治者劉氏，積極發展嶺南地區的經濟，利用與阿拉伯人的關系在與印度的貿易中緻富。
經濟的發展自然也帶動了嶺南文化的發展，這從廣東地區出土的近代以前的文物便可窺見一斑。
在這裡，有更早的漢代南越的文物，但不見以後直至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文物都是南漢時期的，就連石碑、石鐘上的銘文也是南漢之後的内容。
這也說明，南漢的割據促進了廣東的發展。
五代時期，浙江地區的文化也有明顯的進步。
統治這一地區的是吳越王錢氏，雖然他生活奢侈，對百姓多有壓榨，但對百姓而言，還是比生命财産得不到保護的戰亂時期要好。
總之，在錢氏的保護下，百姓生活較為平靜。
所以，這些過去在唐代文化并不發達的地區，反倒是進入到了五代的割據狀态後，文化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各地區文化水平趨于接近，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近世。
此期間，過去有文化傳統或經濟富裕的地方有了新發展。
若在清朝那樣統一的時代，政府可以把富裕地區的财物調劑到貧窮地區。
但在割據時代卻無法做到，富裕地區的财富隻用于發展本地的文化，因此一些地區的文化發展顯著。
就算在五代，也可以列舉幾個文化發達的國家。
即使遭受長期戰亂，在有傳統文化的地方，正名分所必需的體裁仍得到維持，傳統并未斷送。
五代中原戰亂不已，但維護正統體面的制度并未崩潰。
藝術圖書沒有出版，藝術家逃入了山林，但藝術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下來。
較為富庶的南唐統治者建國伊始就較為關心本地人民的生活。
由于土地肥沃，隻要人民生活安定，君主的财富便會增加，文化也得到進步。
南唐因此是五代中文化最發達的地區。
相較之下，以前就富裕的蜀地的經濟水平
從唐末武宗、宣宗開始，文化的性質産生變化。
之前的文化都伴随貴族制度而生，而這個時期的文化開始呈現大衆化傾向。
從詩歌類别來說，絕句等從唐初就有了大衆化傾向，已經使用當時民間的俗語。
唐末開始，詩之外又出現了詞，即詩餘。
詞不受句法限制，長短句都有，形式也不像詩那樣固定，能自由使用俗語；但另一方面，詞比詩更加嚴格遵守音樂的韻律，表達思想的方式比詩歌更加自由。
可以說這就是藝術的大衆化。
當然，詞作為一種形式出現後，可以承載各式各樣的内容，但其形式并非固定的，而是可以有多種形式。
同時，文章也出現了口語體。
從唐朝中期開始，接近白話的小說、傳奇逐漸盛行。
在敦煌出土的文物中有許多這種東西，似乎這種體裁也用于事實的記述。
唐代的小說用的古文與過去沒有太大的差别，隻是有的寫得很華麗。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通俗的、叙述性的東西出現。
這時産生了一種有别于古文的口語文，禅宗的語錄等似乎也是從唐末開始口語化的。
印刷術也是這個時候興起的，最早出現在蜀地。
在唐朝鹹通六年（865年）入唐的日本僧人圓載的《将來目錄》中，可以看到西川印子本的《唐韻》《玉篇》。
不僅蜀地出現了印刷品，近年從敦煌獲得的《金剛經》中的文物也印有&ldquo鹹通九年&rdquo字樣（從近來英國傳來的照片中可見，其背面是敦煌地區的文字，所以這裡也使用了印刷術）。
印刷術的興起對弘揚學術起到了巨大作用，因而學問出現了大衆化傾向。
以上即是唐末文化性質的顯著表現，其他藝術領域也出現了變化。
五代割據的形勢與文化 從唐末的亂世到了五代，然而五代的割據形勢與文化的發展之間關系如何呢？五代雖由九國或者說十國割據，但并不如唐末一般不安定。
由于唐末激烈的戰亂，貴族漸漸消亡，其文化也自然走向了衰落，但所幸在其夾縫中還殘存着一些文化的餘脈。
如唐末黃巢之亂那樣的舉世混亂時期，對于文化而言是最不幸的時代。
進入五代以後，雖然國家沒有統一，但林立的小國都維持着相對安康的局面，并且積累了恢複因唐末動亂而衰微的文化的力量。
各地的割據君主與曆朝皇帝一樣生活奢侈，人民的稅負雖然很重，但相較唐末仍然減輕了。
唐末的三十多個節度使分别統治着各地，過着貴族般的生活。
到了五代，割據政權減少到九個或十個。
可以認為，國家數量的減少意味着人民負擔的減輕。
古代的文化畢竟都是貴族奢侈生活的副産品，而非來自貧民。
各個割據國家實現小康，雖然君主生活很奢靡，人民負擔較重，但因政局安定，和平持續，沒有過多阻礙文化的發展。
相反，分裂割據反而促進了文化普及。
如同日本的封建時代，各地文化蓬勃發展、各有千秋，促進了地方的進步。
此時的中國，一些地區的文化向來就發達。
如蜀地，五代以前就保存和積累了唐朝文化。
南漢就是今廣東一帶，被稱為嶺南，距離唐朝首都非常遠。
在中國還未出現割據時，來此上任的大多是被貶的官員，他們并未在文化建設上表現出積極的建設性，隻是把這些地方當作偏遠鄉村來治理。
但是，當偏遠的嶺南成為獨據一方的南漢時，為了與他國并駕齊驅，南漢的開創者們就開始顯示出了很強的積極性。
比如南漢的統治者劉氏，積極發展嶺南地區的經濟，利用與阿拉伯人的關系在與印度的貿易中緻富。
經濟的發展自然也帶動了嶺南文化的發展，這從廣東地區出土的近代以前的文物便可窺見一斑。
在這裡，有更早的漢代南越的文物，但不見以後直至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文物都是南漢時期的，就連石碑、石鐘上的銘文也是南漢之後的内容。
這也說明，南漢的割據促進了廣東的發展。
五代時期，浙江地區的文化也有明顯的進步。
統治這一地區的是吳越王錢氏，雖然他生活奢侈，對百姓多有壓榨，但對百姓而言，還是比生命财産得不到保護的戰亂時期要好。
總之，在錢氏的保護下，百姓生活較為平靜。
所以，這些過去在唐代文化并不發達的地區，反倒是進入到了五代的割據狀态後，文化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各地區文化水平趨于接近，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近世。
此期間，過去有文化傳統或經濟富裕的地方有了新發展。
若在清朝那樣統一的時代，政府可以把富裕地區的财物調劑到貧窮地區。
但在割據時代卻無法做到，富裕地區的财富隻用于發展本地的文化，因此一些地區的文化發展顯著。
就算在五代，也可以列舉幾個文化發達的國家。
即使遭受長期戰亂，在有傳統文化的地方，正名分所必需的體裁仍得到維持，傳統并未斷送。
五代中原戰亂不已，但維護正統體面的制度并未崩潰。
藝術圖書沒有出版，藝術家逃入了山林，但藝術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下來。
較為富庶的南唐統治者建國伊始就較為關心本地人民的生活。
由于土地肥沃，隻要人民生活安定，君主的财富便會增加，文化也得到進步。
南唐因此是五代中文化最發達的地區。
相較之下，以前就富裕的蜀地的經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