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北宋的承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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沆仍有唐代宰相的遺風。
宋代風格的宰相從王旦開始。
可以說，他是與宋朝制度相适應的第一個宰相。
他人品好，行事謹慎，不過問自己職權之外的事務，具有勤勉于本職工作的作風。
而真宗罷免寇準時，理由是他擅自向某人許諾官職，這是侵犯天子大權的行為。
因此，王旦代替寇準就任宰相時，真宗特别提醒他在這方面要謹慎。
王旦素來謹小慎微，隻在權限内行使職權，辦事公正。
一開始他并不提出自己的主張，隻是在聽取别人的意見後，對可以實行的意見表示贊成。
雖然在封禅一事中被天子收買，但他并非凡事都逢迎天子之人。
因此，真宗很尊重王旦的意見。
曾經有一個受真宗寵信的宦官臨死前要求加封節度使，王旦不同意，認為沒有先例。
真宗說，這個宦官快要病死了，臨死之前封個節度使隻是讓他高興一下而已，希望可以破例一次。
王旦依然不應允，說若今天讓他做節度使，明天就又會有人要求升遷樞密使。
雖然天子主張打破先例，王旦沒有選擇聽從。
一個謹慎之人在堅持正确主張時，往往以先例作為擋箭牌。
這樣，有無先例就成為他在政治上的重要原則，即宰相的責任是遵循先例行事。
王旦屬于宋代标準的宰相，而其後的王欽若、丁謂之流，不但一味迎合天子的意思，有時還會不顧天子好惡，欺騙天子，将其引入歧途。
真宗晚年時中風，由皇後聽政。
這時，丁謂之輩就想盡一切辦法挑唆皇後将寇準流放至偏遠之地，甚至在途中假傳天子之命想迫使寇準自盡。
所幸寇準并沒有遵從這道模棱兩可的命令，稱不見敕書絕不從命。
而真宗的皇後也不愧女中英傑，雖然起初丁謂等人耍陰謀蒙蔽了皇後，但不久丁謂也觸怒了皇後而遭到流放。
自太宗朝到真宗朝，宋朝的政治制度基本确定，宋代的獨特風氣也逐漸形成。
這段時期裡，過去唐代的宰相風範消失了，新時代的官吏之風開始興起。
到了之後的仁宗時代，又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士人風格，并由此開辟了宋朝新的篇章。
總之，在中國曆史上，這是天子與宰相關系發生重大轉變的過渡期。
劉太後垂簾聽政，新士風的代表&mdash&mdash範仲淹 仁宗初年，執政的是真宗的皇後劉太後。
劉太後隻是仁宗的嫡母，而非生母。
宋朝有過多次太後垂簾聽政，劉太後是第一次。
太後精心養育了并非其親生子的仁宗，以緻仁宗最初都不知道自己還有生母。
劉太後聰明過人，傳說她罷黜丁謂後想重新召回寇準，可惜寇準已經去世了。
從仁宗初年開始，範仲淹便在士人中嶄露鋒芒。
範仲淹可謂宋代士人新風氣的開創者，他常說：&ldquo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rdquo他在當時是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格論者。
他認為，當官不能隻為糊口，應該以其所倡導的&ldquo先憂後樂&rdquo的氣節自勵。
聚集在範仲淹周圍的人大多受到此種氣節影響，從而形成了宋代的士人風氣。
宋代政治家中君子比較多也正是由于這些人的力量之故。
唐代的宰相喜歡強調自己出生于世家望族，而範仲淹卻從不考慮家世。
他主張士人在世，必須立足于個人與天下全體的關系之上，不在乎家世門第，而要考慮完善個人的人格。
這是唐宋士人的不同之處。
後世宋代士人倡言&ldquo為萬世開太平&rdquo，充分展現了個人立世當為天下國家、千秋萬代計的宏大氣魄。
雖然範仲淹在官場生涯中沒有一天可以安逸度日，但無論何時從不輕易言退，所以一生充滿了曲折。
仁宗初年，當範仲淹與宰相呂夷簡爆發沖突而被罷免時，很多人紛紛聲援範仲淹，甚至以與範仲淹一同罷官為榮。
後來的朋黨争議正是起源于此。
仁宗朝的财政狀況 仁宗初年，宋朝取得天下後已經度過了四十多年太平時期，政治及其他方面也逐漸産生一種慣性。
無論何時，在國家的開創期，開銷都很大，天子和官吏都很節儉；最終平定亂世後，花費減少，就進入了财政富有結餘的時期。
真宗朝正是宋朝财政出現餘裕的時期，沒有連年戰亂，人民生活太平安定。
一方面是因為太祖和太宗時代，富裕的蜀、南唐、湖南、湖北、廣東等地被納入版圖，國家收入激增；另一方面，此時軍隊不多，冗官也少，佛教和道教不太興盛，人民生活也不流于奢侈，都比較富足。
這便是真宗初年的狀态。
真宗不僅用财富收買了契丹，還為了展示自己的财富進行封禅等活動。
富裕的結果，是出現了真宗這個花錢玩政治的人。
随着官吏和軍人數量的增加、天子對親王和大臣恩賞的增加、寺院的僧侶和宮觀的道士增加，以及每年向契丹交納的歲币，積累的财富逐漸被消耗一空。
到仁宗初年，雖然表面太平，但實際上朝政已經很困難了。
按照原來的宋朝軍隊制度，所有的軍隊都要集中在中央手裡，地方沒有兵權。
且士兵一生都要入兵籍，無用之兵就越來越多。
最初隻有六十萬兵員，到仁宗初年已達百萬之衆。
此外，從真宗封禅以來，祭祀之處越來越多。
不單是宗教祭祀，給天子和皇太後的節慶賀禮也增加了。
仁宗初年費用支出的項目非常多，因此開始注意節儉。
在每年的祝祭慶典中，大型的道士祭祀活動從四十九次減少到二十次，第二等的祭祀活動由兩千四百次減少到五百次，由此減少了部分費用支出。
但是，這時防禦西夏的軍事費用又成了一道難題。
因為過去的二十年裡的軍費支出都是固定數額，沒有變化，可一旦出現戰事就不夠開支了。
北宋在百姓富裕後實行了更加嚴格的征稅方式&mdash&mdash和籴，
宋代風格的宰相從王旦開始。
可以說，他是與宋朝制度相适應的第一個宰相。
他人品好，行事謹慎，不過問自己職權之外的事務，具有勤勉于本職工作的作風。
而真宗罷免寇準時，理由是他擅自向某人許諾官職，這是侵犯天子大權的行為。
因此，王旦代替寇準就任宰相時，真宗特别提醒他在這方面要謹慎。
王旦素來謹小慎微，隻在權限内行使職權，辦事公正。
一開始他并不提出自己的主張，隻是在聽取别人的意見後，對可以實行的意見表示贊成。
雖然在封禅一事中被天子收買，但他并非凡事都逢迎天子之人。
因此，真宗很尊重王旦的意見。
曾經有一個受真宗寵信的宦官臨死前要求加封節度使，王旦不同意，認為沒有先例。
真宗說，這個宦官快要病死了，臨死之前封個節度使隻是讓他高興一下而已，希望可以破例一次。
王旦依然不應允，說若今天讓他做節度使，明天就又會有人要求升遷樞密使。
雖然天子主張打破先例，王旦沒有選擇聽從。
一個謹慎之人在堅持正确主張時，往往以先例作為擋箭牌。
這樣，有無先例就成為他在政治上的重要原則，即宰相的責任是遵循先例行事。
王旦屬于宋代标準的宰相，而其後的王欽若、丁謂之流，不但一味迎合天子的意思，有時還會不顧天子好惡，欺騙天子，将其引入歧途。
真宗晚年時中風，由皇後聽政。
這時，丁謂之輩就想盡一切辦法挑唆皇後将寇準流放至偏遠之地，甚至在途中假傳天子之命想迫使寇準自盡。
所幸寇準并沒有遵從這道模棱兩可的命令，稱不見敕書絕不從命。
而真宗的皇後也不愧女中英傑，雖然起初丁謂等人耍陰謀蒙蔽了皇後，但不久丁謂也觸怒了皇後而遭到流放。
自太宗朝到真宗朝，宋朝的政治制度基本确定，宋代的獨特風氣也逐漸形成。
這段時期裡，過去唐代的宰相風範消失了，新時代的官吏之風開始興起。
到了之後的仁宗時代，又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士人風格，并由此開辟了宋朝新的篇章。
總之，在中國曆史上，這是天子與宰相關系發生重大轉變的過渡期。
劉太後垂簾聽政，新士風的代表&mdash&mdash範仲淹 仁宗初年，執政的是真宗的皇後劉太後。
劉太後隻是仁宗的嫡母，而非生母。
宋朝有過多次太後垂簾聽政，劉太後是第一次。
太後精心養育了并非其親生子的仁宗，以緻仁宗最初都不知道自己還有生母。
劉太後聰明過人，傳說她罷黜丁謂後想重新召回寇準，可惜寇準已經去世了。
從仁宗初年開始，範仲淹便在士人中嶄露鋒芒。
範仲淹可謂宋代士人新風氣的開創者，他常說：&ldquo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rdquo他在當時是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格論者。
他認為，當官不能隻為糊口，應該以其所倡導的&ldquo先憂後樂&rdquo的氣節自勵。
聚集在範仲淹周圍的人大多受到此種氣節影響，從而形成了宋代的士人風氣。
宋代政治家中君子比較多也正是由于這些人的力量之故。
唐代的宰相喜歡強調自己出生于世家望族，而範仲淹卻從不考慮家世。
他主張士人在世，必須立足于個人與天下全體的關系之上，不在乎家世門第，而要考慮完善個人的人格。
這是唐宋士人的不同之處。
後世宋代士人倡言&ldquo為萬世開太平&rdquo，充分展現了個人立世當為天下國家、千秋萬代計的宏大氣魄。
雖然範仲淹在官場生涯中沒有一天可以安逸度日，但無論何時從不輕易言退，所以一生充滿了曲折。
仁宗初年，當範仲淹與宰相呂夷簡爆發沖突而被罷免時，很多人紛紛聲援範仲淹，甚至以與範仲淹一同罷官為榮。
後來的朋黨争議正是起源于此。
仁宗朝的财政狀況 仁宗初年，宋朝取得天下後已經度過了四十多年太平時期，政治及其他方面也逐漸産生一種慣性。
無論何時，在國家的開創期，開銷都很大，天子和官吏都很節儉；最終平定亂世後，花費減少，就進入了财政富有結餘的時期。
真宗朝正是宋朝财政出現餘裕的時期，沒有連年戰亂，人民生活太平安定。
一方面是因為太祖和太宗時代，富裕的蜀、南唐、湖南、湖北、廣東等地被納入版圖，國家收入激增；另一方面，此時軍隊不多，冗官也少，佛教和道教不太興盛，人民生活也不流于奢侈，都比較富足。
這便是真宗初年的狀态。
真宗不僅用财富收買了契丹，還為了展示自己的财富進行封禅等活動。
富裕的結果，是出現了真宗這個花錢玩政治的人。
随着官吏和軍人數量的增加、天子對親王和大臣恩賞的增加、寺院的僧侶和宮觀的道士增加，以及每年向契丹交納的歲币，積累的财富逐漸被消耗一空。
到仁宗初年，雖然表面太平，但實際上朝政已經很困難了。
按照原來的宋朝軍隊制度，所有的軍隊都要集中在中央手裡，地方沒有兵權。
且士兵一生都要入兵籍，無用之兵就越來越多。
最初隻有六十萬兵員，到仁宗初年已達百萬之衆。
此外，從真宗封禅以來，祭祀之處越來越多。
不單是宗教祭祀，給天子和皇太後的節慶賀禮也增加了。
仁宗初年費用支出的項目非常多，因此開始注意節儉。
在每年的祝祭慶典中，大型的道士祭祀活動從四十九次減少到二十次，第二等的祭祀活動由兩千四百次減少到五百次，由此減少了部分費用支出。
但是，這時防禦西夏的軍事費用又成了一道難題。
因為過去的二十年裡的軍費支出都是固定數額，沒有變化，可一旦出現戰事就不夠開支了。
北宋在百姓富裕後實行了更加嚴格的征稅方式&mdash&mdash和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