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世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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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安全多了，因此廢立也不容易實行，弑逆之事也幾乎沒有了，宋代以後的曆史即是明證。
但元代是個例外，仍存在廢立弑逆現象，這與蒙古的文化和政治發展程度有關。
與同時代的中原相比，蒙古的文化相當落後，可能隻到中原地區上古時代的程度，但因為征服了中國，突然君臨于近世的國家組織上，帝室身上仍遺留着貴族政治的形骸，僅在民政方面具有近代的色彩，呈現出一種矛盾的狀态。
君主權力的确立 貴族政治時代，有貴族把持權力的習慣，雖然隋文帝、唐太宗這樣的英主出現，在制度上否決了貴族的權力，但實際政治中貴族政治的形式還有殘留，政治是與貴族的協議體。
當然，這種協議體并非代議政治。
唐代政治上的主要機關有三個，即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
中書省是天子的秘書官，負責草拟诏敕命令及批答臣子的奏章，诏敕的确定，必須得到門下省的同意。
門下省有封駁權，若認為中書省的文案不當，可以批駁和封還。
因此，中書、門下要在政事堂協議而做出決定。
尚書省是接受上述決定并負責執行的機關。
中書省代表天子，門下省成為代表官吏的輿論即貴族的輿論的形式。
當然，三省長官都是貴族出身，貴族并不會絕對聽從天子的命令。
因而天子在批答臣下的奏章時，用語極為友善，絕不會是命令的口吻。
然而，到了明清時期，天子批答時完全像是對仆從說話一樣，言語粗野，變成命令性的。
封駁之權在宋代以後不斷衰落，到明清時期便幾乎消失了。
此種變化的結果，是宰相不再是天子的輔佐，地位幾乎變得和天子的秘書官一樣。
但宋代承唐代遺風，宰相仍手握相當的權力。
明朝以後，終于不再設置宰相這一官職。
明清時期，事實上執掌宰相職能的是殿閣大學士，這些學士就官職的性質而言隻是天子的秘書、代筆。
那種輔佐天子，分擔責任，甚至負擔全部責任的古代宰相已不複存在，隻有君權無限膨脹。
唐代以前，宰相皆出自貴族階級，手握大權，一旦拜相，連天子也不能随意動他，這是當時的習慣。
明代以後，宰相不論擁有多重的權力，一旦觸怒天子，就會被直接罷免，甚至有牢獄之災。
宋代恰恰介于唐和明清之間，宰相若擁戴天子行使權力，就和出身貴族的宰相沒有什麼區别，一旦失去天子的支持，就會勢力全無。
我們看北宋的寇準、丁謂以及南宋的賈似道等人境遇的變化，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而那些地方官，以前像小邦的君主，到了近世時，僅憑天子的一紙命令便可輕易任免，其無力以至于此。
宦官是天子的仆從。
唐代的宦官成為天子眷屬中有力的部分，在其勢力鼎盛時，可以任意廢立天子，持有與宰相相等的權力。
當時有諺語說：&ldquo定策國老，門生天子&rdquo，就是當時的情況。
明朝時宦官跋扈，但隻在受天子恩寵時才有權力，若是失寵就完全無權。
在唐代，有人和宰相商議誅滅宦官的勢力，但失敗了；明代誅殺過有勢力大宦官。
唐和明的宦官如此不同，正是貴族政治和君主獨裁政治的不同造成的。
人民地位的變化 同時，人民的地位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本來，與法治國家不同，君主獨裁政治時代人民的權利不會得到明确承認，但人民的社會地位和私有财産權與貴族政治時代大異其趣。
财産的私有權得到明确承認，是在進入近世以後。
在貴族時代，人民被看作全體貴族的奴隸，财産的私有權自然無從說起。
到了隋唐時代，人民從貴族手中解放出來，被國家直轄，特别是将農民變得像國家佃戶的制度被制定出來。
但事實上政治的權力屬于貴族，故而農民也可以說是擁護君主的貴族集團的佃戶，其他人民則都和奴隸一樣。
土地的征收、分配變更的制度等，體現了這種如同佃戶的關系。
特别是租稅的性質，對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明顯。
唐代實行租庸調制。
租，與今天人民從私有土地上繳納的稅不同，是佃戶向政府繳納的地租。
人民借用政府的土地（分配而來），為此支付的地租即為租。
庸，即服勞役。
每年人民有替政府服役幾天的義務。
這種勞役，是政府不付錢的差派，不是自由勞動。
調，是指人民把土地上的産物獻納給政府，是所謂的貢物制度。
這一制度适用于人民在一定的土地上定居時，人民一旦移動便不适用了。
唐朝中期，這種制度自然瓦解，改行&ldquo兩稅法&rdquo，即每年分夏、秋兩次納稅。
在這種稅制下，不管農民是否定居，隻按照其現住地來收稅。
這是不把人民看作土地的附屬物之後才發生的。
由此，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實現了自由。
另外，從這時開始地租也發生了變化，繳納錢款代替谷物，因此農民可以自由處理土地的收獲物。
如此一來，
但元代是個例外，仍存在廢立弑逆現象，這與蒙古的文化和政治發展程度有關。
與同時代的中原相比，蒙古的文化相當落後，可能隻到中原地區上古時代的程度，但因為征服了中國，突然君臨于近世的國家組織上，帝室身上仍遺留着貴族政治的形骸，僅在民政方面具有近代的色彩，呈現出一種矛盾的狀态。
君主權力的确立 貴族政治時代，有貴族把持權力的習慣，雖然隋文帝、唐太宗這樣的英主出現，在制度上否決了貴族的權力，但實際政治中貴族政治的形式還有殘留，政治是與貴族的協議體。
當然，這種協議體并非代議政治。
唐代政治上的主要機關有三個，即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
中書省是天子的秘書官，負責草拟诏敕命令及批答臣子的奏章，诏敕的确定，必須得到門下省的同意。
門下省有封駁權，若認為中書省的文案不當，可以批駁和封還。
因此，中書、門下要在政事堂協議而做出決定。
尚書省是接受上述決定并負責執行的機關。
中書省代表天子，門下省成為代表官吏的輿論即貴族的輿論的形式。
當然，三省長官都是貴族出身，貴族并不會絕對聽從天子的命令。
因而天子在批答臣下的奏章時，用語極為友善，絕不會是命令的口吻。
然而，到了明清時期，天子批答時完全像是對仆從說話一樣，言語粗野，變成命令性的。
封駁之權在宋代以後不斷衰落，到明清時期便幾乎消失了。
此種變化的結果，是宰相不再是天子的輔佐，地位幾乎變得和天子的秘書官一樣。
但宋代承唐代遺風，宰相仍手握相當的權力。
明朝以後，終于不再設置宰相這一官職。
明清時期，事實上執掌宰相職能的是殿閣大學士，這些學士就官職的性質而言隻是天子的秘書、代筆。
那種輔佐天子，分擔責任，甚至負擔全部責任的古代宰相已不複存在，隻有君權無限膨脹。
唐代以前，宰相皆出自貴族階級，手握大權，一旦拜相，連天子也不能随意動他，這是當時的習慣。
明代以後，宰相不論擁有多重的權力，一旦觸怒天子，就會被直接罷免，甚至有牢獄之災。
宋代恰恰介于唐和明清之間，宰相若擁戴天子行使權力，就和出身貴族的宰相沒有什麼區别，一旦失去天子的支持，就會勢力全無。
我們看北宋的寇準、丁謂以及南宋的賈似道等人境遇的變化，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而那些地方官，以前像小邦的君主，到了近世時，僅憑天子的一紙命令便可輕易任免，其無力以至于此。
宦官是天子的仆從。
唐代的宦官成為天子眷屬中有力的部分，在其勢力鼎盛時，可以任意廢立天子，持有與宰相相等的權力。
當時有諺語說：&ldquo定策國老，門生天子&rdquo，就是當時的情況。
明朝時宦官跋扈，但隻在受天子恩寵時才有權力，若是失寵就完全無權。
在唐代，有人和宰相商議誅滅宦官的勢力，但失敗了；明代誅殺過有勢力大宦官。
唐和明的宦官如此不同，正是貴族政治和君主獨裁政治的不同造成的。
人民地位的變化 同時，人民的地位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本來，與法治國家不同，君主獨裁政治時代人民的權利不會得到明确承認，但人民的社會地位和私有财産權與貴族政治時代大異其趣。
财産的私有權得到明确承認，是在進入近世以後。
在貴族時代，人民被看作全體貴族的奴隸，财産的私有權自然無從說起。
到了隋唐時代，人民從貴族手中解放出來，被國家直轄，特别是将農民變得像國家佃戶的制度被制定出來。
但事實上政治的權力屬于貴族，故而農民也可以說是擁護君主的貴族集團的佃戶，其他人民則都和奴隸一樣。
土地的征收、分配變更的制度等，體現了這種如同佃戶的關系。
特别是租稅的性質，對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明顯。
唐代實行租庸調制。
租，與今天人民從私有土地上繳納的稅不同，是佃戶向政府繳納的地租。
人民借用政府的土地（分配而來），為此支付的地租即為租。
庸，即服勞役。
每年人民有替政府服役幾天的義務。
這種勞役，是政府不付錢的差派，不是自由勞動。
調，是指人民把土地上的産物獻納給政府，是所謂的貢物制度。
這一制度适用于人民在一定的土地上定居時，人民一旦移動便不适用了。
唐朝中期，這種制度自然瓦解，改行&ldquo兩稅法&rdquo，即每年分夏、秋兩次納稅。
在這種稅制下，不管農民是否定居，隻按照其現住地來收稅。
這是不把人民看作土地的附屬物之後才發生的。
由此，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實現了自由。
另外，從這時開始地租也發生了變化，繳納錢款代替谷物，因此農民可以自由處理土地的收獲物。
如此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