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朝文明
關燈
小
中
大
&ldquo五胡之亂&rdquo時期的北中國
東漢末期以來，日漸崩壞的北中國經曆西晉末王室及豪族群的權力鬥争，完全陷入動亂旋渦之中，這已在内外篇詳細叙述。
因動亂而不得已抛棄故鄉的大量流民非限于無告平民，豪族也未能幸免。
移居長江流域的諸多衣冠之族姑且不論，将北中國視作一片區域，其間上演的豪族離合集散之狀，除一二例外，其他已無從詳知。
但百姓要麼一同移住他鄉，由行主指揮（《祖逖傳》）；要麼聚在鄉村，建土塢保衛故鄉，由塢主統領。
北地陝西至直隸、山東一帶自不必說，四川至江淮之間，塢主的存在屢次被正史記載。
如此一來，民衆或在行主的率領下遷徙，或在塢主的率領下自衛，他們之間自然極易發生利益沖突，亂鬥幾未間斷。
這就是蠻族勢力自然引入中國内地的社會原因。
而蠻族的優秀武力并不能直接平定動亂，相反毫無統制的武力反而令動亂波瀾高漲，北中國一帶隻好忍受時代之苦。
在上述黑暗時代，北中國人士為保留其創造的中國傳統精神所付出的奮鬥努力值得贊賞。
據說上古王朝革命之時，舊朝太師、太史抱樂器、圖籍投奔新朝，以期保留固有文明。
那麼秦漢以來同一文明統制下的中國人士希望保留文明理所應當，而其所抱态度之真摯，同樣不容忽視。
最早入主中原者為匈奴劉氏，酋長劉淵作為漢族文明的理解者出現于正史。
然而繼承其後的劉聰被史書記作一名暴君，陳元達等人為約束此暴君在中國傳統範圍内行動而殚精竭慮，但最後不被容納而自殺，這些人堪稱最為典型的北方人士。
總之，北方人士苦心使蠻族武力在正當的中國精神範圍内得到發揮，這一努力縱然偶有成效，但總體上，五胡時代仍是這一傳統備受破壞、被蹂躏的時代。
匈奴劉聰及羯部石虎治政之時，不可思議的自然現象屢屢發生，在史上留下暗影。
劉聰時代，宮内發生異變。
例如其夫人劉氏誕下一蛇及一猛獸，奔走為害衆人。
衆人尋之而不得，不久後現身于隕肉之旁。
劉氏暴斃，此肉消失，哭聲也随之停止。
這說的是劉聰寵亂後宮而進禦無序。
夫人劉氏本是晉太保劉殷之女，與劉聰同姓，在同姓不娶的中國，她從一開始就被視為&ldquo問題夫人&rdquo。
此外，有犬與豕交于相國府之門、宮門以及司隸禦史之門，豕戴進賢冠而升劉聰禦座，犬則戴武冠绶帶與豕共同升座，忽在殿上相鬥而死。
宿衛無人發現二者入内。
此外，東宮之門自然損壞，女官内史化作男子等異變亦有之。
漢代以來一般記錄的異變，例如彗星、地震、蝗害等數量衆多，于是漢族人士取之作為警醒劉聰的材料。
石虎時代，妖怪也不少。
例如，石頭燃于泰山八日不熄；東海有大石，自然立起，旁有流血；又邺城西山石間有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有餘；太武殿古賢之畫悉數變為胡人，十日許，頭部悉數縮入背中。
此外，石虎欲興工事，不論付出多大代價都不能成功的故事傳有二三。
總之，暴虐蠻王引發的一般亂象或道德破滅呈如此迷信之貌而反映于史上。
後梁犢大肆掠奪，且石虎死後冉闵虐殺羯部，将匈奴族逐出中原。
《晉略》作者周濟稱：石虎等人生性殘忍而得保十餘載的命脈，梁犢兇焰燃于千裡，除戍卒之外，未有一夫釋耒揭竿響應叛亂。
其後，亂自上而起，下無叛亂者，難道是峻刑密網足以禁愚蠢賤民之故？事實是遇亂的百姓易于守靜而不易被煽動。
此乃卓論，武力暴壓之下，百姓全無反抗的氣力，于是聽任暴力泛濫。
而利用反感蠻族之情展開肆意虐殺的冉闵後被鮮卑慕容勇将慕容恪生擒，面對慕容儁的叱問，他答曰：&ldquo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rdquo後被斬于遏陉山，此山方圓七裡，草木皆枯，蝗蟲大起，自五月無雨，一直持續至十二月，慕容儁于是遣使祭祀，追谥武悼天王。
冉闵為漢族吐氣，因此收獲世間同情。
前秦苻生也好虐殺，與石虎相似。
其暴行詳見《禦覽》所引崔鴻《十六國春秋》： 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
群臣朔望，漏盡詣見，生曰：&ldquo日盡午，須待宴訖。
&rdquo或日暮而不出，百僚饑弊，或至申酉間方出。
臨朝辄怒色厲，惟行殺戮。
或連月昏醉，弗堪省覽。
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
或生剝牛羊驢馬，活閹雞鴨，三五十為群，放之殿中。
或生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觀以為樂。
将此暴狀與南朝正史記述的暴君相比，可發現共通點。
或許有人可在其間發現事實，但筆者認為它們多數是形式性的表達方式。
《洛陽伽藍記》記載趙逸之言：苻生仁而不殺，但所有惡德歸于其身。
且匈奴二暴君時代出現的自然妖異甚少。
因此中國曆代五行志中的災異，常與暗君共同出現，因而此種記述應作為例外處理。
筆者考察文獻後認為，可以冉闵之亂為界，将&ldquo五胡之亂&rdquo期分為前後兩期。
前期為漢族反蠻感情最為混亂的時代，後期為二者逐漸融合的時代。
漢族常常抱有蠻族遵守漢族禮法的希望，這基本上是形式上的概念。
此概念之外，該時代的漢蠻結合情況如下：西晉時代，權力所有者為以王室為中心的豪族群；蠻族君主得勢滅西晉，而宮廷皇後與貴嫔多被蠻王内庭所吸收；與此相同，失去正當君主的豪族群與蠻族勢家通婚，漢蠻勢家結成新的社會關系，以圖維持權力。
大體上，上述新現象主要發生在蠻族入主中原之時。
但此類新勢力以蠻族武力為背景得到維持，相比西晉時代的豪族群，可能造成更為深酷的社會之惡。
現試對石勒及石虎在此方面所采取的政策進行叙述。
石勒因優待北中國冠族而受漢人愛戴。
他在軍中組織君子營，本人任顧問，管束胡人，防止淩辱衣冠，且令百戶有名士族居于都城襄國的一個區域，命名為崇仁裡等，這些都是證據。
此外，作為治理地方之方針，他采取的政策可歸結為以下兩項： （一）保證地方豪族的勢力，當地無蠻軍駐屯，地方官則任用當地的名望人士，招攬流民恢複荒廢土地的生産力。
（二）在某個地區，在蠻族武力的保護下施行大規模移民政策，耕種荒廢土地，由此産生的租稅或上繳中央政府，或供軍費使用。
上述兩方針根本上不相容，但地方政情既已生裂痕，而石勒适當施行此方針，博得了漢族好感。
石虎在保護豪族上相比石勒更進一步。
其诏曰：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缙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
從爾以來，遵用無改。
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
至于選舉，铨為首格。
自不清定，三載于茲。
主者其更铨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鹹允也。
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
即以晉時九品制保證豪族權力。
此外，劉曜統轄的陝西豪族，在劉曜滅亡後遷徙東方，特權遭剝奪，且多被課以戍役。
王擢于是上表主張免除這些衣冠之族戍役，最終此地豪族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七姓被免去兵籍。
而此政策表面上雖被采納，但石虎卻成為漢族之怨府，這又是為何？勢族群通過清議與禮律維持統制，然而，蠻族君主擁有武力，必然立于豪族群之外。
若他恣意行使權力，則易打破豪族群的統制，豪族以一人為中心而生離合。
因此，石虎暴威之下，或公侯牧宰争興私利，百姓失業者十中有七；或選舉官吏之時排斥耆德，勢門童幼多得美官；或豪戚侵恣，賄托公行。
當然，石虎被衆論打動，負首要責任者被免職。
但通覽其前後方針，可知弊害逐漸擴大。
加之，石虎手下各種蠻部酋長在中國内地坐擁軍權，我們由此可得知北中國亂象的真正原因。
如南朝篇所述，從北方南遷的衣冠之族，渡江之初，因自家墳地慘遭掠奪，而對蠻族甚為反感。
而桓溫嘗試北伐之時，南朝人士對蠻族踐踏的中原之地毫無顧惜之情，反而在東南美土貪圖享樂。
北中國豪族中還在守衛祖先土地之人，眼見蠻部亂鬥及其興亡無狀，于是以同蠻族權要通婚為恥，一心隻顧墨守家門清規的風氣由此萌生。
張采亮《風俗史》特别注意到，範陽廬氏、荥陽鄭氏、清河博陵二崔氏等，若非士族即便帝王也不與聯姻的事實。
北朝士族在嚴守家門界限一點上相較南朝士族更加堅定。
這應是&ldquo五胡之亂&rdquo時部分勢族采取的風習，以及因北中國未能複制南朝貴族制政治社會而發生的現象。
北魏的統治 北魏正式稱帝号而君臨中原，始于太祖滅慕容部取中山，率華北平原地區六州二十二郡的守宰、豪傑、吏人二千家，徒河、高句麗的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遷至新都平城之時。
天興元年發诏曰： 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
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兇逆蕩除，遐迩率服。
宜仍先号，以為魏焉。
民俗雖殊，但撫之以德本是帝王的使命。
《魏書·王建傳》中，太祖起初在參合陂大敗慕容寶軍，欲放免多數俘虜歸河北故土。
王建反對。
太祖曰：&ldquo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乂，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吊民之義。
&rdquo但王建仍頑固堅持其說，且蠻部有多人贊同，太祖不得已從之。
果然河北人唯恐降後成為奴隸，于是對魏軍持續英勇抵抗。
太祖口出&ldquo伐罪吊民&rdquo之言乃是出于漢族智慧，他注定成為以傳統漢族精神君臨北中國之人。
彼時東晉猶存于江左，關于正統天子的所在，在士人之間存有疑問。
于是，天興三年（400年）魏帝發出如下诏書： 《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吳楚僭号，久加誅絕，君子賤其僞名，比之塵垢。
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
曆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
有國有家者，誠能推廢興之有期，審天命之不易，察征應之潛授，杜競逐之邪言。
上文雖未明确叙述天命在魏的理由，但斷定東晉為僭僞之國，終将受刀鋸之誅，而魏将成統治天下的君主。
魏的國體就這樣确定了。
同時，為了防範世俗一心謀求高位高爵，爵位的輕重由魏主之意志決定。
如此一來，魏興建學校，立人才陶冶之道，國家體系大體建成。
世祖使太祖之事業得到穩固，以鐵腕掃平北中國僭僞諸國，又驅逐柔然，在部族舊居&mdash&mdash雲中盛樂城會諸蠻酋、祀太祖，觀其狀，全是君臨天下的王者之體。
其在寫給劉宋的書信中，叙述魏國根基深厚且武力光耀四邊之狀。
曰： 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
故我朝庭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為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
（《宋書·索虜傳》） 因此，東南之所以獨立全因魏重慣例而好意保全。
此時，魏政刑極為嚴明，即便漢族勢家，也常常抱定兢兢自戒之念。
相關概況可由《魏書·楊椿傳》中楊椿訓誡子孫之文得知。
高祖遷都洛陽後采取激進的漢化政策。
魏國因此由刑政之治轉向禮樂之治，在形式上最為深刻表明北中國傳統精神。
最為顯著之處在于禮制改革。
此前太宗之世，在白登山立太祖之廟，每年具太牢祭祀，皇帝親臨，此為慣例。
此外，飨祀其他諸神共一千二百處。
高祖一一裁減，不久還廢止親臨白登廟之事。
如此一來，漢族注重的明堂、太廟之祭祀再次成為學者論究的中心，威儀禮樂在此實行，借高祖诏書之意，&ldquo野合之譏&rdquo消失殆盡。
曾在幽朔之地逐水草而生的拓跋部人搖身一變，以禮文裝飾，姓名也改為漢式，胡語遭禁。
在這樣的國家裡，三國末至西晉所推行的豪族中心政治又如何發展？如前節所述，五胡擾亂之際，蠻王仍執行保護姓族的政策。
那麼，原本姓族的特權在絕對君主制下是否不存在矛盾？現暫以北中國的姓族為中心推進考察。
南朝以貴族為中心建立政治組織，垂一代治統，但其貴族群多為北方來的移民，因此其家雖住于江南，但原籍仍系于北中國。
因此，他們與北中國豪族的關系極為深厚。
所謂姓族，本将維持家門視為最重要之事。
因此，北中國勢力轉換之際，是他們最費苦心之時。
舉個例子，魏顯祖時，南朝宋武帝劉裕奪取的山東地區歸于魏勢力之下，當時此地豪族對去就問題甚為惘然。
山東平原（今鄒平南）有名為劉休賓的豪族，其兄弟乘民、延和等皆為鄉裡所尊崇。
休賓是宋的邊将，鎮守梁鄒城（鄒平北），清河豪族崔靈延、房靈建等數十家皆移居梁鄒，在其轄内奉守宋令。
劉妻為魯郡崔邪利之女，适逢妻子與長子文晔同回娘家，魏勇将慕容白曜入曆城（濟南）勸其投降，崔邪利于是将劉休賓之妻與其子文晔交與白曜。
白曜将此事報與劉休賓，且将其兄弟延和及其妻子送至梁鄒，勸其歸順。
此時劉休賓仍不相信魏國實力，且恐歸順後自身之位難保，于是約定在曆城會面，以探魏軍虛實。
結果，條約達成，劉休賓于是歸附于魏。
[1]五胡擾亂之際，保住家門的北中國豪族多托身于不同蠻族君長，從此意義而言，絕非真心認同魏國。
《魏書·崔道固傳》中記載，崔道固為清河名門出身，其母微賤，故受嫡母所生之子虐待，後在南朝宋為官，家中支給旅費過江。
然此時宋朝孝武帝在位，此時已确立貴族制，其在南朝因非族類而飽受冷語。
依據此事實可推定如下二事：（一）北方豪族，重視其家門，不以仕南北兩朝為恥。
（二）南朝已建立貴族制，總體而言，拒絕北人前來。
如前章所述，後者在東晉末就已出現。
因此，不論北方豪族的希望如何，作為事實，他們隻能以北方為中心互相聯合。
南朝逐漸結成貴族制的事實是否對北方豪族産生刺激？有名為王慧龍者，本籍在何處不得而知，但他是太宗時代洛城的鎮将。
其從江南而來之事尚且清楚，因此一般被視為南朝名門王氏一族。
魏時著名宰相崔浩等人以王氏骨相特征&ldquo齇鼻&rdquo而判定他為真正貴種，其弟崔恬更将女兒許配給他。
由此事實足見南朝王氏如何被北方人所欽羨。
崔浩欲以豪族之力壓制世祖，此為其失敗的原因，對此，内篇已進行論證。
普遍認為在代都時期，北魏刑政嚴明。
公孫軌去世時，世祖嘗謂崔浩曰：&ldquo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奸不除，軌之咎也。
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
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lsquo何以生此逆子！&rsquo從下到擘，分磔四支于山樹上以肆其忿。
是忍行不忍之事。
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rdquo世祖此話最為明了地表現了代都的刑政。
如内篇所述，北魏族誅的慘酷，史家趙翼有詳細說明，而《魏書》作者魏收反而從中看到了刑政公明。
《魏書》列傳的豪族中，房法壽等人公然為強盜，此等豪族宗黨組織強固，所以不得不實行族誅法。
但斷然推行族誅法的魏王室仍存有未染漢族風習的北方淳樸之風（崔浩之語），此點不容忽視。
通覽北魏王室的通例，蠻漢兩部的大臣互分左右議論國政，此蠻漢對立不僅限于政治，在社會上也有相當深厚的基礎。
《魏書·崔玄伯傳》中，太祖曾有感于漢朝的故事，&ldquo是以諸公主皆厘降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rdquo。
反之，《崔鑒傳》中，高祖孝文帝在改蠻族之姓為漢姓之前，某親王欲娶崔鑒之女，崔鑒以對方為蠻族複姓為由拒絕。
[2]前者厭惡王室與漢族通婚，後者則與之相反，總之，大體上，代都時代圍繞王室且獲得信任者為賓附的蠻酋。
此事實令北魏毫不顧及中國豪族的感情，以維持刑政的公明。
北魏已站在超越北中國豪族感情的立場。
但其在威權之下，許可五胡以來持續執行的豪族保護方針，以圖一般行政的安定。
天賜元年（404年），太祖在西宮召集群臣，命令漢族辨宗黨，保舉才行，對蠻族中失去家業的諸部子孫賜予爵位。
此舉成為先例，太宗派遣使者，拔擢豪門強族、先賢世胄，至世祖之時，方得充分施行其政策。
當時漢族之間，雖然厭惡蠻族的感情十分強烈，但事實上又不得不在魏王室之下謀求保存家門。
範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遊雅、太原張偉等于是乎齊聚代都。
高允作《征士頌》，其一節如下： 魏自神?以後，宇内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發不羁之寇，南摧江楚，西蕩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
于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俊造，酬谘政事。
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
鹹稱範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
親發明诏，以征玄等&hellip&hellip其就命三十五人&hellip&hellip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
有名為胡叟者曾遊于涼州。
當時，沮渠氏還未滅亡。
涼州在&ldquo五胡之亂&rdquo中獨受漢族張氏的統治，當地人士以華風自任。
胡叟與程伯達論世運，稱此地不久後将歸大魏所有，因此現在可出仕魏廷。
如内篇所述，魏世祖欲讨涼州，但其不明地利，而對世運變化十分敏感的中國勢族比魏室更早預知涼州滅亡。
而此地以
因動亂而不得已抛棄故鄉的大量流民非限于無告平民，豪族也未能幸免。
移居長江流域的諸多衣冠之族姑且不論，将北中國視作一片區域，其間上演的豪族離合集散之狀，除一二例外，其他已無從詳知。
但百姓要麼一同移住他鄉，由行主指揮（《祖逖傳》）；要麼聚在鄉村，建土塢保衛故鄉，由塢主統領。
北地陝西至直隸、山東一帶自不必說，四川至江淮之間，塢主的存在屢次被正史記載。
如此一來，民衆或在行主的率領下遷徙，或在塢主的率領下自衛，他們之間自然極易發生利益沖突，亂鬥幾未間斷。
這就是蠻族勢力自然引入中國内地的社會原因。
而蠻族的優秀武力并不能直接平定動亂，相反毫無統制的武力反而令動亂波瀾高漲，北中國一帶隻好忍受時代之苦。
在上述黑暗時代，北中國人士為保留其創造的中國傳統精神所付出的奮鬥努力值得贊賞。
據說上古王朝革命之時，舊朝太師、太史抱樂器、圖籍投奔新朝，以期保留固有文明。
那麼秦漢以來同一文明統制下的中國人士希望保留文明理所應當，而其所抱态度之真摯，同樣不容忽視。
最早入主中原者為匈奴劉氏，酋長劉淵作為漢族文明的理解者出現于正史。
然而繼承其後的劉聰被史書記作一名暴君，陳元達等人為約束此暴君在中國傳統範圍内行動而殚精竭慮，但最後不被容納而自殺，這些人堪稱最為典型的北方人士。
總之，北方人士苦心使蠻族武力在正當的中國精神範圍内得到發揮，這一努力縱然偶有成效，但總體上，五胡時代仍是這一傳統備受破壞、被蹂躏的時代。
匈奴劉聰及羯部石虎治政之時，不可思議的自然現象屢屢發生，在史上留下暗影。
劉聰時代，宮内發生異變。
例如其夫人劉氏誕下一蛇及一猛獸，奔走為害衆人。
衆人尋之而不得，不久後現身于隕肉之旁。
劉氏暴斃，此肉消失，哭聲也随之停止。
這說的是劉聰寵亂後宮而進禦無序。
夫人劉氏本是晉太保劉殷之女，與劉聰同姓，在同姓不娶的中國，她從一開始就被視為&ldquo問題夫人&rdquo。
此外，有犬與豕交于相國府之門、宮門以及司隸禦史之門，豕戴進賢冠而升劉聰禦座，犬則戴武冠绶帶與豕共同升座，忽在殿上相鬥而死。
宿衛無人發現二者入内。
此外，東宮之門自然損壞，女官内史化作男子等異變亦有之。
漢代以來一般記錄的異變，例如彗星、地震、蝗害等數量衆多，于是漢族人士取之作為警醒劉聰的材料。
石虎時代，妖怪也不少。
例如，石頭燃于泰山八日不熄；東海有大石，自然立起，旁有流血；又邺城西山石間有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有餘；太武殿古賢之畫悉數變為胡人，十日許，頭部悉數縮入背中。
此外，石虎欲興工事，不論付出多大代價都不能成功的故事傳有二三。
總之，暴虐蠻王引發的一般亂象或道德破滅呈如此迷信之貌而反映于史上。
後梁犢大肆掠奪，且石虎死後冉闵虐殺羯部，将匈奴族逐出中原。
《晉略》作者周濟稱：石虎等人生性殘忍而得保十餘載的命脈，梁犢兇焰燃于千裡，除戍卒之外，未有一夫釋耒揭竿響應叛亂。
其後，亂自上而起，下無叛亂者，難道是峻刑密網足以禁愚蠢賤民之故？事實是遇亂的百姓易于守靜而不易被煽動。
此乃卓論，武力暴壓之下，百姓全無反抗的氣力，于是聽任暴力泛濫。
而利用反感蠻族之情展開肆意虐殺的冉闵後被鮮卑慕容勇将慕容恪生擒，面對慕容儁的叱問，他答曰：&ldquo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rdquo後被斬于遏陉山，此山方圓七裡，草木皆枯，蝗蟲大起，自五月無雨，一直持續至十二月，慕容儁于是遣使祭祀，追谥武悼天王。
冉闵為漢族吐氣，因此收獲世間同情。
前秦苻生也好虐殺，與石虎相似。
其暴行詳見《禦覽》所引崔鴻《十六國春秋》： 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
群臣朔望，漏盡詣見，生曰：&ldquo日盡午，須待宴訖。
&rdquo或日暮而不出，百僚饑弊，或至申酉間方出。
臨朝辄怒色厲，惟行殺戮。
或連月昏醉，弗堪省覽。
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于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
或生剝牛羊驢馬，活閹雞鴨，三五十為群，放之殿中。
或生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觀以為樂。
将此暴狀與南朝正史記述的暴君相比，可發現共通點。
或許有人可在其間發現事實，但筆者認為它們多數是形式性的表達方式。
《洛陽伽藍記》記載趙逸之言：苻生仁而不殺，但所有惡德歸于其身。
且匈奴二暴君時代出現的自然妖異甚少。
因此中國曆代五行志中的災異，常與暗君共同出現，因而此種記述應作為例外處理。
筆者考察文獻後認為，可以冉闵之亂為界，将&ldquo五胡之亂&rdquo期分為前後兩期。
前期為漢族反蠻感情最為混亂的時代，後期為二者逐漸融合的時代。
漢族常常抱有蠻族遵守漢族禮法的希望，這基本上是形式上的概念。
此概念之外，該時代的漢蠻結合情況如下：西晉時代，權力所有者為以王室為中心的豪族群；蠻族君主得勢滅西晉，而宮廷皇後與貴嫔多被蠻王内庭所吸收；與此相同，失去正當君主的豪族群與蠻族勢家通婚，漢蠻勢家結成新的社會關系，以圖維持權力。
大體上，上述新現象主要發生在蠻族入主中原之時。
但此類新勢力以蠻族武力為背景得到維持，相比西晉時代的豪族群，可能造成更為深酷的社會之惡。
現試對石勒及石虎在此方面所采取的政策進行叙述。
石勒因優待北中國冠族而受漢人愛戴。
他在軍中組織君子營，本人任顧問，管束胡人，防止淩辱衣冠，且令百戶有名士族居于都城襄國的一個區域，命名為崇仁裡等，這些都是證據。
此外，作為治理地方之方針，他采取的政策可歸結為以下兩項： （一）保證地方豪族的勢力，當地無蠻軍駐屯，地方官則任用當地的名望人士，招攬流民恢複荒廢土地的生産力。
（二）在某個地區，在蠻族武力的保護下施行大規模移民政策，耕種荒廢土地，由此産生的租稅或上繳中央政府，或供軍費使用。
上述兩方針根本上不相容，但地方政情既已生裂痕，而石勒适當施行此方針，博得了漢族好感。
石虎在保護豪族上相比石勒更進一步。
其诏曰：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缙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
從爾以來，遵用無改。
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
至于選舉，铨為首格。
自不清定，三載于茲。
主者其更铨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鹹允也。
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
即以晉時九品制保證豪族權力。
此外，劉曜統轄的陝西豪族，在劉曜滅亡後遷徙東方，特權遭剝奪，且多被課以戍役。
王擢于是上表主張免除這些衣冠之族戍役，最終此地豪族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七姓被免去兵籍。
而此政策表面上雖被采納，但石虎卻成為漢族之怨府，這又是為何？勢族群通過清議與禮律維持統制，然而，蠻族君主擁有武力，必然立于豪族群之外。
若他恣意行使權力，則易打破豪族群的統制，豪族以一人為中心而生離合。
因此，石虎暴威之下，或公侯牧宰争興私利，百姓失業者十中有七；或選舉官吏之時排斥耆德，勢門童幼多得美官；或豪戚侵恣，賄托公行。
當然，石虎被衆論打動，負首要責任者被免職。
但通覽其前後方針，可知弊害逐漸擴大。
加之，石虎手下各種蠻部酋長在中國内地坐擁軍權，我們由此可得知北中國亂象的真正原因。
如南朝篇所述，從北方南遷的衣冠之族，渡江之初，因自家墳地慘遭掠奪，而對蠻族甚為反感。
而桓溫嘗試北伐之時，南朝人士對蠻族踐踏的中原之地毫無顧惜之情，反而在東南美土貪圖享樂。
北中國豪族中還在守衛祖先土地之人，眼見蠻部亂鬥及其興亡無狀，于是以同蠻族權要通婚為恥，一心隻顧墨守家門清規的風氣由此萌生。
張采亮《風俗史》特别注意到，範陽廬氏、荥陽鄭氏、清河博陵二崔氏等，若非士族即便帝王也不與聯姻的事實。
北朝士族在嚴守家門界限一點上相較南朝士族更加堅定。
這應是&ldquo五胡之亂&rdquo時部分勢族采取的風習，以及因北中國未能複制南朝貴族制政治社會而發生的現象。
北魏的統治 北魏正式稱帝号而君臨中原，始于太祖滅慕容部取中山，率華北平原地區六州二十二郡的守宰、豪傑、吏人二千家，徒河、高句麗的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遷至新都平城之時。
天興元年發诏曰： 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
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兇逆蕩除，遐迩率服。
宜仍先号，以為魏焉。
民俗雖殊，但撫之以德本是帝王的使命。
《魏書·王建傳》中，太祖起初在參合陂大敗慕容寶軍，欲放免多數俘虜歸河北故土。
王建反對。
太祖曰：&ldquo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乂，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吊民之義。
&rdquo但王建仍頑固堅持其說，且蠻部有多人贊同，太祖不得已從之。
果然河北人唯恐降後成為奴隸，于是對魏軍持續英勇抵抗。
太祖口出&ldquo伐罪吊民&rdquo之言乃是出于漢族智慧，他注定成為以傳統漢族精神君臨北中國之人。
彼時東晉猶存于江左，關于正統天子的所在，在士人之間存有疑問。
于是，天興三年（400年）魏帝發出如下诏書： 《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吳楚僭号，久加誅絕，君子賤其僞名，比之塵垢。
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
曆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
有國有家者，誠能推廢興之有期，審天命之不易，察征應之潛授，杜競逐之邪言。
上文雖未明确叙述天命在魏的理由，但斷定東晉為僭僞之國，終将受刀鋸之誅，而魏将成統治天下的君主。
魏的國體就這樣确定了。
同時，為了防範世俗一心謀求高位高爵，爵位的輕重由魏主之意志決定。
如此一來，魏興建學校，立人才陶冶之道，國家體系大體建成。
世祖使太祖之事業得到穩固，以鐵腕掃平北中國僭僞諸國，又驅逐柔然，在部族舊居&mdash&mdash雲中盛樂城會諸蠻酋、祀太祖，觀其狀，全是君臨天下的王者之體。
其在寫給劉宋的書信中，叙述魏國根基深厚且武力光耀四邊之狀。
曰： 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
故我朝庭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為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
（《宋書·索虜傳》） 因此，東南之所以獨立全因魏重慣例而好意保全。
此時，魏政刑極為嚴明，即便漢族勢家，也常常抱定兢兢自戒之念。
相關概況可由《魏書·楊椿傳》中楊椿訓誡子孫之文得知。
高祖遷都洛陽後采取激進的漢化政策。
魏國因此由刑政之治轉向禮樂之治，在形式上最為深刻表明北中國傳統精神。
最為顯著之處在于禮制改革。
此前太宗之世，在白登山立太祖之廟，每年具太牢祭祀，皇帝親臨，此為慣例。
此外，飨祀其他諸神共一千二百處。
高祖一一裁減，不久還廢止親臨白登廟之事。
如此一來，漢族注重的明堂、太廟之祭祀再次成為學者論究的中心，威儀禮樂在此實行，借高祖诏書之意，&ldquo野合之譏&rdquo消失殆盡。
曾在幽朔之地逐水草而生的拓跋部人搖身一變，以禮文裝飾，姓名也改為漢式，胡語遭禁。
在這樣的國家裡，三國末至西晉所推行的豪族中心政治又如何發展？如前節所述，五胡擾亂之際，蠻王仍執行保護姓族的政策。
那麼，原本姓族的特權在絕對君主制下是否不存在矛盾？現暫以北中國的姓族為中心推進考察。
南朝以貴族為中心建立政治組織，垂一代治統，但其貴族群多為北方來的移民，因此其家雖住于江南，但原籍仍系于北中國。
因此，他們與北中國豪族的關系極為深厚。
所謂姓族，本将維持家門視為最重要之事。
因此，北中國勢力轉換之際，是他們最費苦心之時。
舉個例子，魏顯祖時，南朝宋武帝劉裕奪取的山東地區歸于魏勢力之下，當時此地豪族對去就問題甚為惘然。
山東平原（今鄒平南）有名為劉休賓的豪族，其兄弟乘民、延和等皆為鄉裡所尊崇。
休賓是宋的邊将，鎮守梁鄒城（鄒平北），清河豪族崔靈延、房靈建等數十家皆移居梁鄒，在其轄内奉守宋令。
劉妻為魯郡崔邪利之女，适逢妻子與長子文晔同回娘家，魏勇将慕容白曜入曆城（濟南）勸其投降，崔邪利于是将劉休賓之妻與其子文晔交與白曜。
白曜将此事報與劉休賓，且将其兄弟延和及其妻子送至梁鄒，勸其歸順。
此時劉休賓仍不相信魏國實力，且恐歸順後自身之位難保，于是約定在曆城會面，以探魏軍虛實。
結果，條約達成，劉休賓于是歸附于魏。
[1]五胡擾亂之際，保住家門的北中國豪族多托身于不同蠻族君長，從此意義而言，絕非真心認同魏國。
《魏書·崔道固傳》中記載，崔道固為清河名門出身，其母微賤，故受嫡母所生之子虐待，後在南朝宋為官，家中支給旅費過江。
然此時宋朝孝武帝在位，此時已确立貴族制，其在南朝因非族類而飽受冷語。
依據此事實可推定如下二事：（一）北方豪族，重視其家門，不以仕南北兩朝為恥。
（二）南朝已建立貴族制，總體而言，拒絕北人前來。
如前章所述，後者在東晉末就已出現。
因此，不論北方豪族的希望如何，作為事實，他們隻能以北方為中心互相聯合。
南朝逐漸結成貴族制的事實是否對北方豪族産生刺激？有名為王慧龍者，本籍在何處不得而知，但他是太宗時代洛城的鎮将。
其從江南而來之事尚且清楚，因此一般被視為南朝名門王氏一族。
魏時著名宰相崔浩等人以王氏骨相特征&ldquo齇鼻&rdquo而判定他為真正貴種，其弟崔恬更将女兒許配給他。
由此事實足見南朝王氏如何被北方人所欽羨。
崔浩欲以豪族之力壓制世祖，此為其失敗的原因，對此，内篇已進行論證。
普遍認為在代都時期，北魏刑政嚴明。
公孫軌去世時，世祖嘗謂崔浩曰：&ldquo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奸不除，軌之咎也。
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
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lsquo何以生此逆子！&rsquo從下到擘，分磔四支于山樹上以肆其忿。
是忍行不忍之事。
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rdquo世祖此話最為明了地表現了代都的刑政。
如内篇所述，北魏族誅的慘酷，史家趙翼有詳細說明，而《魏書》作者魏收反而從中看到了刑政公明。
《魏書》列傳的豪族中，房法壽等人公然為強盜，此等豪族宗黨組織強固，所以不得不實行族誅法。
但斷然推行族誅法的魏王室仍存有未染漢族風習的北方淳樸之風（崔浩之語），此點不容忽視。
通覽北魏王室的通例，蠻漢兩部的大臣互分左右議論國政，此蠻漢對立不僅限于政治，在社會上也有相當深厚的基礎。
《魏書·崔玄伯傳》中，太祖曾有感于漢朝的故事，&ldquo是以諸公主皆厘降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rdquo。
反之，《崔鑒傳》中，高祖孝文帝在改蠻族之姓為漢姓之前，某親王欲娶崔鑒之女，崔鑒以對方為蠻族複姓為由拒絕。
[2]前者厭惡王室與漢族通婚，後者則與之相反，總之，大體上，代都時代圍繞王室且獲得信任者為賓附的蠻酋。
此事實令北魏毫不顧及中國豪族的感情，以維持刑政的公明。
北魏已站在超越北中國豪族感情的立場。
但其在威權之下，許可五胡以來持續執行的豪族保護方針，以圖一般行政的安定。
天賜元年（404年），太祖在西宮召集群臣，命令漢族辨宗黨，保舉才行，對蠻族中失去家業的諸部子孫賜予爵位。
此舉成為先例，太宗派遣使者，拔擢豪門強族、先賢世胄，至世祖之時，方得充分施行其政策。
當時漢族之間，雖然厭惡蠻族的感情十分強烈，但事實上又不得不在魏王室之下謀求保存家門。
範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遊雅、太原張偉等于是乎齊聚代都。
高允作《征士頌》，其一節如下： 魏自神?以後，宇内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發不羁之寇，南摧江楚，西蕩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
于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俊造，酬谘政事。
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
鹹稱範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
親發明诏，以征玄等&hellip&hellip其就命三十五人&hellip&hellip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
有名為胡叟者曾遊于涼州。
當時，沮渠氏還未滅亡。
涼州在&ldquo五胡之亂&rdquo中獨受漢族張氏的統治，當地人士以華風自任。
胡叟與程伯達論世運，稱此地不久後将歸大魏所有，因此現在可出仕魏廷。
如内篇所述，魏世祖欲讨涼州，但其不明地利，而對世運變化十分敏感的中國勢族比魏室更早預知涼州滅亡。
而此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