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朝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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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流域文明普及小記
下文從兩點對長江流域的文明普及現象進行觀察。
一、漢代南北的人口比較 桑原骘藏博士在論文《曆史上所見的中國南北》中，縱橫古今、劃分南北地對中國人口及人才分布狀況進行調查研究。
作為理解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準備，筆者計劃比較漢代的南北。
根據與博士有所區别的标準劃分自然南北的地域，在此基礎上比較人口及人才分布狀态。
筆者所說的南北比較為北部中國與中部中國之間的比較，以水脈而言，是與黃河、淮水流域相對的漢水、長江流域，且依照桑原博士的觀點，從中部中國除去四川一省，以便研究。
根據以上标準，翻閱著錄于《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的人口比例可知，西漢時代南北的比例為北五對南一，但到東漢時代則變成北二對南一。
再據兩書考察地區人口移動，得到以下結論： （一）渭水流域即以西漢首都長安為中心的陝西一帶人口急遽減少。
（二）黃河下遊的南岸地區，即山東南部與江蘇、河南兩省交界地區一帶，人口的減少僅次于渭水流域。
（三）總體上山東全省呈現人口減少的趨勢。
（四）洛水地區，即黃河中部地區，雖是東漢首都洛陽的所在地，但人口與西漢相同。
（五）河南省南部與湖北省交界的南陽地區人口增長率高。
（六）江蘇省長江沿岸至三吳平原地區人口呈增加趨勢。
（七）湖南省、江西省人口急遽增長。
西漢的人口總數，據記載是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六百八十四，東漢是四千九百一十五萬零二百二十，約減少一千萬，但如上所述，長江流域地區人口進入東漢時代後呈增加态勢。
現暫且不一一追究各地方人口增減的理由，通過南北人口比例對兩漢進行比較，站在中國整體的立場，南方的重要性可謂與時俱增。
在漢代，除了對土地課以租稅之外，還要課人頭稅，土地課稅伴随人口增加而增加，此自不必說。
尤其人頭稅可謂最清楚的國家收入，南方在國家歲入上的重要性逐漸增強。
此外，根據漢代制度，從地方行政的最大區劃&mdash&mdash郡國，每二十萬人口選拔孝廉一人。
因此，伴随南方人口增加，成為官吏的機會變大，其蓋然性可想而知。
再根據《漢書》《後漢書》對郡縣數進行比較。
西漢時，縣的數目為一千五百七十八，東漢減少為一千一百八十。
郡與國的數量方面，西漢為一百零三，後漢為一百零五，東漢呈增加趨勢，而東漢之時，縣數減少最多的區域是渭水流域與山東省部分地區。
反之，江蘇省江南部分、江西省、湖南省部分地區皆呈增加狀。
關于東漢縣數減少，《後漢書》認為，是因為縣的存在伴随大量官吏與煩雜力役，徒增地方民力負擔，于是裁減縣數。
因此，縣數減少的渭水流域及山東部分地區是因為不堪設縣的負擔。
與之相反，長江流域則縣數增加，可視為能夠承受縣數增加的負擔。
這是從财力考慮的消極說法。
縣本是直接執掌地方民政的行政機關，是地方政治的基礎，因此長江地區縣數增加的事實可視為中央政府的政策通過縣向地方擴展的機會變多。
郡國方面，兩漢時代，其管轄區域及名稱存在異同，稍生混雜。
隻不過在東漢時代，江蘇、浙江地區分割會稽郡而置吳郡的事實，考察到此時郡國貢士之制，可能讓此地區與中央政治取得聯系的機會變得更大。
人物分布的狀态可從《漢書》《後漢書》列傳中考證，相對北方，南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兩漢時代的政治很明顯是以北方人為中心。
以上是試對兩漢時代南北對立進行考察的結果。
現改變觀察點，通盤考察南北人文化成的情況。
二、儒術普及 章炳麟《檢論》中有如下記述： 漢興，雖除挾書之禁，建元以還，百家盡黜，民間惟有五經、《論語》，猶非師授不能得。
自餘竟無傳者。
東平王求《史記》于漢廷，桓譚假《莊子》于班嗣，明其得書之難也。
向、歆理校雠之事，書既殺青，複可移寫，而書賈亦賃鬻焉。
故後漢之初，王充遊洛陽書肆，已見有賣書者。
其後邠卿章句之儒，而見《周官》；康成草萊之氓，而窺《史記》，則書之傳者，廣矣。
東漢和帝時代，宦官蔡倫發明粗紙制造術。
傳記記載，自古以來書寫多用竹簡，另有人以缣帛作紙，但簡重、缣貴，二者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都十分不便。
蔡倫發明粗紙之後，紙的需求漸廣，天下稱之為&ldquo蔡侯紙&rdquo。
盛弘之《荊州記》記載，蔡倫原為湖南人，後居住于河南南部棗陽，此地人士将造紙作為職業。
當時蔡侯紙的用途，現今無從得知，但至少可從蔡倫傳記推知其方便書籍的普及。
《後漢書·賈逵傳》記載，賈逵從西漢以來的官學今文派公羊、嚴、顔三派所屬的諸生中選取優秀人才二十名，教授其尊奉的古文學《左氏》，當時寫在竹簡與紙上的經與傳各一份。
周壽昌《後漢書注補正》記載，竹簡上的是以前的典籍，紙上的是後來從竹簡抄寫的，因此多用紙，竹簡成為稀有之物。
周氏此說恐認為此紙是蔡侯紙，但筆者以為，此紙應是範晔所說的缣帛。
筆者假定缣帛上的儒學典籍在西漢時代廣泛傳播至郡國。
若非如此，則以下所述事實難以理解。
漢武帝采取表彰儒學而罷黜百家的思想統一政策，并在地方建學校普及儒學，興地方教化。
毋庸贅述，上述兩個事實在中國文明史上擁有最重要的意義。
之後，儒學成為士大夫的必修内容，實際上《漢書》列傳羅列的人物中，常見苦心治學的事例。
例如，《漢書》本傳記載，兒寬師從武帝時代學者孔安國，因貧乏且無資用，成為弟子都養（為弟子供烹炊者，即學仆），常受雇為人勞作，将經典别于腰間耕作，休息時讀書，後成為儒學教養深厚的政治家。
據本傳記載，著名學者匡衡家境貧寒，于是為人勞作賺取學費，《西京雜記》一書記載，雇主是富豪，擁有大量書籍，匡衡提供無償勞力，作為交換，讀盡富豪藏書。
上述人等都是北方人，而江南吳人朱買臣則賣薪讀書，此人在《春秋》及《楚辭》領域造詣頗深。
在上述故事中，士子若常常随身攜帶書籍學習，則其書應是缣帛制成。
西漢中期之後，世間向學之風盛行。
但儒學最為上下風靡之時當數東漢時代，宋學者王應麟稱東漢為經術主義時代，十分貼切。
翻閱《後漢書》列傳，各傳當中幾乎都有治經書之事記入，由此可輕易推知當時的趨向。
如前所述，東漢時代儒學上下風靡。
同時，研究學問的方法也有所變化，此點不容忽視，即西漢時代的專門學風及至東漢得到解放。
所謂專門學風，儒學聖典&ldquo五經&rdquo必有各自一派的師授，弟子不可違背師說。
當然，儒學在武帝之後，為帝王所承認，講授聖典的博士官是憑借教化任職的朝廷官吏，成為其弟子的人意圖獲得當官的資格，這可從當時的記述可知。
如此一來，專治一經的博士官意圖用權威與狹隘的獨斷說廣布教化于地方，自然存在困難之處。
如本節初所引，章炳麟認為，西漢末劉向父子校雠群書，寫定于缣素之上之時，專門學風被打破。
此恐為學風轉變的一個動機。
總之，東漢學者罵專治一經的西漢學者為章句之儒，他們先是努力綜合理解各經，後面又不滿足于綜合各經，開始出現博覽經學之外的書籍以稱通儒或通人的傾向。
此自由讨究的風氣與書籍的流布，導緻中國全土逐漸顯現同樣的文化形式。
儒學是起源于北方山東的學問。
武帝時代，儒學借官方之力得到絕對尊崇。
而武帝之後的元帝時代，可否鹽鐵專賣的議論發生于朝廷官吏與儒學者之間，朝廷官吏對山東儒墨采取嘲笑态度。
由此可知，儒者在西漢一代未充分形成社會勢力。
但東漢時代，儒學成為社會勢力，發展成為士大夫指導當時無告庶民的必要教養。
東漢時代著名史家班固對此點最為清楚。
他認為，土地不同，自然人情、習慣存在差别，謂為&ldquo風&rdquo。
以一定标準建立統一社會道德，謂為&ldquo俗&rdquo。
作俗謂為&ldquo教化&rdquo，負責人是帝王，而标準是儒家聖典&ldquo五經&rdquo。
班固認為善美的風俗成立之時其實是東漢時代。
至于實際如何，他在描寫兩漢首都光景的《西都賦》《東都賦》中曾進行詳細叙述。
張衡也作有同樣的賦。
總之東漢學者對當時的文明十分自豪。
如此一來，強大的文化要素超越南北土地的差異，擁有廣泛普及的因子。
《後漢書》列傳中常見地方官赴任後用儒學主義改造各地陋俗的記述，尤其打破南方地區迷信的故事十分常見。
例如《李忠傳》記載，李忠任丹陽（安徽省甯國府宣城縣）太守時，見此地流行越人風俗而不好學，于是新建學校講習禮儀。
《栾巴傳》中，栾巴任豫章（江西省南昌府）太守時，見此地土俗祈禱山川鬼怪而緻破産，于是下令改正。
《宋均傳》中，宋均任九江（治安徽壽縣）太守時，轄内浚遒縣（安徽省廬州慎縣）年年祭山，巫師令百姓獻出男女各一人作為山公山妪，終身不得結婚。
于是，宋均下令将巫師作為山公山妪，巫師紛紛叩首謝罪。
最為著名者是會稽（江蘇省紹興府）郡守第五倫。
百姓殺牛以備當地土俗淫祀，為此百姓困乏，第五倫見狀強烈反對并予以禁絕。
向天下廣布正确教化是東漢儒者的理想，因此《後漢書》中關于個人道德、社會道德的記載被視為最重要的内容。
東漢經術主義政治如何浸潤至南方，現取會稽郡之例進行說明。
《三國志·吳書》的《虞翻傳》裴注所引《會稽典略》載有後漢末期此郡太守王朗與會稽人虞翻的問答。
作為此時代的一般風習，士人對鄉土山水物産之美、人才優秀的自豪感情極為強烈，虞翻所雲也屬此類。
他列舉鄉土第一孝子董黯。
此人平素盡心孝養，後又為父母複仇。
之後，虞翻又列舉陳嚣。
此人以退讓之德感化鄉人，居所稱作義裡。
其次，虞翻列舉著名政治家鄭公、鐘離意，學者趙晔、王充，又列舉緻力民政的種種人物，最後言及烈女曹娥之事。
而他最引以為豪者當數不屈節于帝王的名人嚴遵。
《後漢書·方術列傳》記載，第五倫自會稽太守升任中央政府司徒官時，讓史家班固作文推舉會稽山陰人謝夷吾，其文如下： （前略）巨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
才兼四科，行包九德&hellip&hellip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
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隐，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骛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
方之古賢，實有倫序；采之于今，超焉絕俗。
東漢末期豫章名士徐稚聞名洛陽。
桓帝問陳蕃此人為人如何，與北方諸名人相比，誰更出色。
陳蕃回答，北地名士從門第及地理位置而言，自然處于養成人格高尚者的環境中，徐稚出身江南卑薄之地而角立傑出，因此應推舉他為第一。
将此記述與《謝夷吾傳》一并考之，可見依中夏之人所見，江南地區文明更低一層，但儒者的各類理想人才在此地域次第輩出。
建康奠都與南地文運 中國自戰國時代起，便存有建立統一帝國的機運，及至秦漢，出現一統天下的大帝國。
而充分發揮帝國威力的時代當是西漢武帝至宣帝治世之時。
以長安為中心，其東西三輔之地在内的所謂大長安與東部洛陽連接，該地域是整個帝國的首腦，政治經濟的中心機關在此運行。
為維持其經濟中心地位，以大長安或洛陽為起點的運河網南北縱橫北中國。
于是，黃河之水連淮水，淮水之流與長江通潮汐。
西漢元帝之後，以大長安為中心的經營方針發生巨大變化，東漢光武承襲其做法，遷都洛陽，确立地方安民綏撫政策。
如前所述，此時文運逐漸浸潤長江流域。
而通覽兩漢曆史，文明中心毫無疑問應當在北中國。
以當時北人的想法，長江流域天然資材豐富，稻糧殷實，将天然資材用于社會人文的是北人的智能，而土地薄、人心懶的南方人則無此能力。
《左傳》所謂的&ldquo楚材晉用&rdquo主要是針對政治人而言，南人作為政治人的缺點，除去個例，與其作為經濟人的缺點相同。
而孫氏建吳國，定都建康，據長江抗魏的事實，則對北人之前的優越感進行了大幅修正。
在叙述其概況前，且對建康奠都一事進行相關說明。
建康或建業就是今日的南京。
孫氏割據以來，整個南北朝，它是南朝的首都。
但在孫氏奠都前，此地在史上幾乎默默無聞。
東部與北部緊臨大江，四周群山丘阜環繞的南京台地，長期不為人知，于是得以持續和平休養生息。
孫權據為首都經營，究竟是何原因？江蘇平原或三吳地區中心城市是今日的蘇州&mdash&mdash《史記》中的吳會。
若傳世的《越絕書》是東漢人所著，那麼可知東漢時代蘇州城郭之宏大以及以此城郭為中心開鑿南北運河的事實，且可推知該地為三吳姓族托身的都邑。
因此孫氏平定江東時，宣稱蘇州闾門有天子之氣，晉人左思《吳都賦》中也起筆叙述蘇州的形勢，之後描寫建業離宮。
孫策在江南立足之時，多有仰仗以蘇州為中心的三吳望族的幫助。
為保全江南，不得不對北方進行軍事防備，且輔助孫氏的政治家及軍人首領多為北方遷移而來的豪族。
為建立對北軍防的要地，且為團結北來的豪族與南土的姓望共同侍奉同一朝廷，孫氏于是在占據良好形勢的新土建設帝都。
雖然當時的建都者無明确認識，但建都之事頗為自然地進行了。
南齊謝朓的詩句&ldquo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rdquo形象地概括了建康的氣象。
梁武帝時代，建康的繁華到達頂峰。
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曾引用《金陵記》如下： 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餘戶。
西至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崗，北過蔣山，東西南北各四十裡。
自侯景反，元帝都于江陵，冠蓋人物多南徙。
洎陳高祖複王于此，中外人物不迨宋、齊之半。
根據上文，四方各四十裡之間的範圍為&ldquo城中&rdquo，有戶數近三十萬。
但建康城即六朝時所稱的台城，僅包括自覆舟山下至秦淮水北十裡，範圍較為狹隘。
以台城為中心的石頭、琅邪、丹陽、臨沂等諸城分布在四周，且秦淮一帶流域有庶民雜沓的市場，若将這些地域全部歸于建康名下，則《金陵記》的記載并不誇張。
梁武晚年，北來武将侯景叛亂後，建康歸于荒廢。
建康的繁華程度在梁武時代到達巅峰，但其衰頹同樣發生在梁武在世之時，因此，南朝曆史可謂盡于梁武。
然而，帝王的居所台城本身并非完備的城市。
《世說》有雲：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
人謂王東亭曰：&ldquo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為劣。
&rdquo東亭曰：&ldquo此丞相乃所以為巧。
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
故纡餘委曲，若不可測。
&rdquo 南州是當時的姑孰，即今日安徽太平府附近。
桓溫有占據姑孰奪取東晉的野心，經營都城時，遵循北中國的營城方法，街道條理井然，将其與台城相比較，台城因街衢迂回而遜色。
輔佐東晉始祖元帝且擔當建康經營大任之人王導為此遭到批判。
王東亭以江南地勢與北中國地勢全然不同為由替王導辯白，本是一時的應對之辭。
但東晉直接沿用吳的舊城，由此推測，吳之建康城本身就是街衢迂曲的。
非但街衢混雜，作為一般都市的吳建康城與北中國首府相比，可謂樣貌混雜。
西晉左思的《吳都賦》如此描述： 起寝廟于武昌，作離宮于建業。
闡阖闾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
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
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韡晔。
東西膠葛，南北峥嵘。
房栊對櫎，連閣相經。
阍闼谲詭，異出奇名。
左稱彎碕，右号臨硎。
雕栾镂楶，青瑣丹楹。
圖以雲氣，畫以仙靈。
雖茲宅之誇麗，曾未足以少甯。
思比屋于傾宮，畢結瑤而構瓊。
高闱有闶，洞門方軌。
朱阙雙立，馳道如砥。
樹以青槐，亘以綠水。
玄蔭眈眈，清流亹亹。
列寺七裡，俠棟陽路。
屯營栉比，解署棋布。
橫塘查下，邑屋隆誇。
長幹延屬，飛甍舛互。
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
虞魏之昆，顧陸之裔。
歧嶷繼體，老成弈世。
躍馬疊迹，朱輪累轍。
陳兵而歸，蘭锜内設。
冠蓋雲蔭，闾閻阗噎。
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
締交翩翩，傧從弈弈。
出蹑珠履，動以千百。
裡宴巷飲，飛觞舉白。
翹關扛鼎，拚射壺博。
鄱陽暴谑，中酒而作。
于是樂隻衎而歡饫無匮，都辇殷而四奧來暨。
水浮陸行，方舟結驷。
唱棹轉毂，昧旦永日。
開市朝而并納，橫阛阓而流溢。
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為一。
士女伫眙，商賈骈坒。
纻衣絺服，雜沓傱萃。
輕輿按辔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肆。
果布輻湊而常然，緻遠流離與珂珬。
與之對照，且看對北中國魏都的描寫： 況河冀之爽垲，與江介之湫湄。
故将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
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樞機。
&hellip&hellip揆日晷，考星耀。
建社稷，作清廟。
&hellip&hellip習習冠蓋，莘莘蒸徒。
斑白不提，行旅讓衢。
設官分職，營處署居。
左思為鋪陳魏都清肅的風俗，極力陳述吳都亂雜之處，明顯與東漢班固所作《兩都賦》屬同一形式。
但在街衢整頓、市場管理等方面，魏都與吳都都形成對照，恐怕也是當時的事實。
我們或許可以像左思一般評判兩都價值的優劣，但也可看出建康城的自由風氣。
筆者對此興趣甚濃。
長江流域以建康為首都，短暫實現統一。
如内篇所述，北來的武裝力量壓迫山越，維持江南和平，并通過南方豪族，逐漸推進國家政治。
左思也不得不承認，吳地四姓富于教養。
我們可以推察，尤其孫權稱帝，斷然與魏對抗，令吳人信心大增，可謂影響甚大。
當時情況如何？ 吳孫權起初對魏有時似服從，有時似獨立，保持着暧昧的态度。
此間吳派至魏的使節為了在魏面前保住吳國地位煞費苦心。
尤其魏文帝喜愛嘲笑吳帝無學，魏之高官常常露骨地表現出對南方人士的輕侮，對此，保持吳的體面是吳國使者的立場。
作為其中一例，可取《三國志》裴注引《吳書》記述。
相傳吳郡人沈珩出使曹魏，文帝問吳是否不願魏軍向東，沈珩否定。
文帝追問理由。
沈珩答稱，魏與吳存有舊盟，若相互信賴，自然歸于和好，若魏國破壞盟約，則吳國當作戒備。
沈珩完成使命返回吳國後，勸導孫權勵農桑、作戰備，随時應對曹魏進攻。
從沈珩的話可看出，吳國雖然在形式上承認魏國，但對保持獨立狀态有充分自覺。
孫權稱帝之時，以中原為朔土、稱北人為北虜被公然記載下來，形式上南土正是存在帝都的疆域。
《三國志·虞翻傳》裴注引《江表傳》記載，孫策在壽春時與馬日磾相見，且與中州士大夫相談，他們都認為江東人才雖多但沒有博學之士，話語中似乎有江東人比不上中原人的意思。
而先輔佐孫策，後又輔佐孫權的彭城張昭，聞名中原，曾力挫曹魏使節的傲慢态度；河南人馮熙出使曹魏，力陳吳國的富強、吳帝的為人以及吳國抗魏的底氣，文帝利誘他，但他不為所動，最後自刃成全使命。
他們雖是北人，但王者出于南，必須向南盡臣節。
吳國的存在對秦漢之後以中原為中心的傳統而言，是全新現象。
由《三國志·朱治傳》可知，孫權長久治世期間，南土人士在政治上、軍事上都逐漸占據有利地位，吳國四姓子弟在各地擔任官職，占據要地。
與此同時，在北人左思眼中，吳國四姓富于教養。
陸機則在《吳
一、漢代南北的人口比較 桑原骘藏博士在論文《曆史上所見的中國南北》中，縱橫古今、劃分南北地對中國人口及人才分布狀況進行調查研究。
作為理解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準備，筆者計劃比較漢代的南北。
根據與博士有所區别的标準劃分自然南北的地域，在此基礎上比較人口及人才分布狀态。
筆者所說的南北比較為北部中國與中部中國之間的比較，以水脈而言，是與黃河、淮水流域相對的漢水、長江流域，且依照桑原博士的觀點，從中部中國除去四川一省，以便研究。
根據以上标準，翻閱著錄于《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的人口比例可知，西漢時代南北的比例為北五對南一，但到東漢時代則變成北二對南一。
再據兩書考察地區人口移動，得到以下結論： （一）渭水流域即以西漢首都長安為中心的陝西一帶人口急遽減少。
（二）黃河下遊的南岸地區，即山東南部與江蘇、河南兩省交界地區一帶，人口的減少僅次于渭水流域。
（三）總體上山東全省呈現人口減少的趨勢。
（四）洛水地區，即黃河中部地區，雖是東漢首都洛陽的所在地，但人口與西漢相同。
（五）河南省南部與湖北省交界的南陽地區人口增長率高。
（六）江蘇省長江沿岸至三吳平原地區人口呈增加趨勢。
（七）湖南省、江西省人口急遽增長。
西漢的人口總數，據記載是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六百八十四，東漢是四千九百一十五萬零二百二十，約減少一千萬，但如上所述，長江流域地區人口進入東漢時代後呈增加态勢。
現暫且不一一追究各地方人口增減的理由，通過南北人口比例對兩漢進行比較，站在中國整體的立場，南方的重要性可謂與時俱增。
在漢代，除了對土地課以租稅之外，還要課人頭稅，土地課稅伴随人口增加而增加，此自不必說。
尤其人頭稅可謂最清楚的國家收入，南方在國家歲入上的重要性逐漸增強。
此外，根據漢代制度，從地方行政的最大區劃&mdash&mdash郡國，每二十萬人口選拔孝廉一人。
因此，伴随南方人口增加，成為官吏的機會變大，其蓋然性可想而知。
再根據《漢書》《後漢書》對郡縣數進行比較。
西漢時，縣的數目為一千五百七十八，東漢減少為一千一百八十。
郡與國的數量方面，西漢為一百零三，後漢為一百零五，東漢呈增加趨勢，而東漢之時，縣數減少最多的區域是渭水流域與山東省部分地區。
反之，江蘇省江南部分、江西省、湖南省部分地區皆呈增加狀。
關于東漢縣數減少，《後漢書》認為，是因為縣的存在伴随大量官吏與煩雜力役，徒增地方民力負擔，于是裁減縣數。
因此，縣數減少的渭水流域及山東部分地區是因為不堪設縣的負擔。
與之相反，長江流域則縣數增加，可視為能夠承受縣數增加的負擔。
這是從财力考慮的消極說法。
縣本是直接執掌地方民政的行政機關，是地方政治的基礎，因此長江地區縣數增加的事實可視為中央政府的政策通過縣向地方擴展的機會變多。
郡國方面，兩漢時代，其管轄區域及名稱存在異同，稍生混雜。
隻不過在東漢時代，江蘇、浙江地區分割會稽郡而置吳郡的事實，考察到此時郡國貢士之制，可能讓此地區與中央政治取得聯系的機會變得更大。
人物分布的狀态可從《漢書》《後漢書》列傳中考證，相對北方，南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兩漢時代的政治很明顯是以北方人為中心。
以上是試對兩漢時代南北對立進行考察的結果。
現改變觀察點，通盤考察南北人文化成的情況。
二、儒術普及 章炳麟《檢論》中有如下記述： 漢興，雖除挾書之禁，建元以還，百家盡黜，民間惟有五經、《論語》，猶非師授不能得。
自餘竟無傳者。
東平王求《史記》于漢廷，桓譚假《莊子》于班嗣，明其得書之難也。
向、歆理校雠之事，書既殺青，複可移寫，而書賈亦賃鬻焉。
故後漢之初，王充遊洛陽書肆，已見有賣書者。
其後邠卿章句之儒，而見《周官》；康成草萊之氓，而窺《史記》，則書之傳者，廣矣。
東漢和帝時代，宦官蔡倫發明粗紙制造術。
傳記記載，自古以來書寫多用竹簡，另有人以缣帛作紙，但簡重、缣貴，二者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都十分不便。
蔡倫發明粗紙之後，紙的需求漸廣，天下稱之為&ldquo蔡侯紙&rdquo。
盛弘之《荊州記》記載，蔡倫原為湖南人，後居住于河南南部棗陽，此地人士将造紙作為職業。
當時蔡侯紙的用途，現今無從得知，但至少可從蔡倫傳記推知其方便書籍的普及。
《後漢書·賈逵傳》記載，賈逵從西漢以來的官學今文派公羊、嚴、顔三派所屬的諸生中選取優秀人才二十名，教授其尊奉的古文學《左氏》，當時寫在竹簡與紙上的經與傳各一份。
周壽昌《後漢書注補正》記載，竹簡上的是以前的典籍，紙上的是後來從竹簡抄寫的，因此多用紙，竹簡成為稀有之物。
周氏此說恐認為此紙是蔡侯紙，但筆者以為，此紙應是範晔所說的缣帛。
筆者假定缣帛上的儒學典籍在西漢時代廣泛傳播至郡國。
若非如此，則以下所述事實難以理解。
漢武帝采取表彰儒學而罷黜百家的思想統一政策，并在地方建學校普及儒學，興地方教化。
毋庸贅述，上述兩個事實在中國文明史上擁有最重要的意義。
之後，儒學成為士大夫的必修内容，實際上《漢書》列傳羅列的人物中，常見苦心治學的事例。
例如，《漢書》本傳記載，兒寬師從武帝時代學者孔安國，因貧乏且無資用，成為弟子都養（為弟子供烹炊者，即學仆），常受雇為人勞作，将經典别于腰間耕作，休息時讀書，後成為儒學教養深厚的政治家。
據本傳記載，著名學者匡衡家境貧寒，于是為人勞作賺取學費，《西京雜記》一書記載，雇主是富豪，擁有大量書籍，匡衡提供無償勞力，作為交換，讀盡富豪藏書。
上述人等都是北方人，而江南吳人朱買臣則賣薪讀書，此人在《春秋》及《楚辭》領域造詣頗深。
在上述故事中，士子若常常随身攜帶書籍學習，則其書應是缣帛制成。
西漢中期之後，世間向學之風盛行。
但儒學最為上下風靡之時當數東漢時代，宋學者王應麟稱東漢為經術主義時代，十分貼切。
翻閱《後漢書》列傳，各傳當中幾乎都有治經書之事記入，由此可輕易推知當時的趨向。
如前所述，東漢時代儒學上下風靡。
同時，研究學問的方法也有所變化，此點不容忽視，即西漢時代的專門學風及至東漢得到解放。
所謂專門學風，儒學聖典&ldquo五經&rdquo必有各自一派的師授，弟子不可違背師說。
當然，儒學在武帝之後，為帝王所承認，講授聖典的博士官是憑借教化任職的朝廷官吏，成為其弟子的人意圖獲得當官的資格，這可從當時的記述可知。
如此一來，專治一經的博士官意圖用權威與狹隘的獨斷說廣布教化于地方，自然存在困難之處。
如本節初所引，章炳麟認為，西漢末劉向父子校雠群書，寫定于缣素之上之時，專門學風被打破。
此恐為學風轉變的一個動機。
總之，東漢學者罵專治一經的西漢學者為章句之儒，他們先是努力綜合理解各經，後面又不滿足于綜合各經，開始出現博覽經學之外的書籍以稱通儒或通人的傾向。
此自由讨究的風氣與書籍的流布，導緻中國全土逐漸顯現同樣的文化形式。
儒學是起源于北方山東的學問。
武帝時代，儒學借官方之力得到絕對尊崇。
而武帝之後的元帝時代，可否鹽鐵專賣的議論發生于朝廷官吏與儒學者之間，朝廷官吏對山東儒墨采取嘲笑态度。
由此可知，儒者在西漢一代未充分形成社會勢力。
但東漢時代，儒學成為社會勢力，發展成為士大夫指導當時無告庶民的必要教養。
東漢時代著名史家班固對此點最為清楚。
他認為，土地不同，自然人情、習慣存在差别，謂為&ldquo風&rdquo。
以一定标準建立統一社會道德，謂為&ldquo俗&rdquo。
作俗謂為&ldquo教化&rdquo，負責人是帝王，而标準是儒家聖典&ldquo五經&rdquo。
班固認為善美的風俗成立之時其實是東漢時代。
至于實際如何，他在描寫兩漢首都光景的《西都賦》《東都賦》中曾進行詳細叙述。
張衡也作有同樣的賦。
總之東漢學者對當時的文明十分自豪。
如此一來，強大的文化要素超越南北土地的差異，擁有廣泛普及的因子。
《後漢書》列傳中常見地方官赴任後用儒學主義改造各地陋俗的記述，尤其打破南方地區迷信的故事十分常見。
例如《李忠傳》記載，李忠任丹陽（安徽省甯國府宣城縣）太守時，見此地流行越人風俗而不好學，于是新建學校講習禮儀。
《栾巴傳》中，栾巴任豫章（江西省南昌府）太守時，見此地土俗祈禱山川鬼怪而緻破産，于是下令改正。
《宋均傳》中，宋均任九江（治安徽壽縣）太守時，轄内浚遒縣（安徽省廬州慎縣）年年祭山，巫師令百姓獻出男女各一人作為山公山妪，終身不得結婚。
于是，宋均下令将巫師作為山公山妪，巫師紛紛叩首謝罪。
最為著名者是會稽（江蘇省紹興府）郡守第五倫。
百姓殺牛以備當地土俗淫祀，為此百姓困乏，第五倫見狀強烈反對并予以禁絕。
向天下廣布正确教化是東漢儒者的理想，因此《後漢書》中關于個人道德、社會道德的記載被視為最重要的内容。
東漢經術主義政治如何浸潤至南方，現取會稽郡之例進行說明。
《三國志·吳書》的《虞翻傳》裴注所引《會稽典略》載有後漢末期此郡太守王朗與會稽人虞翻的問答。
作為此時代的一般風習，士人對鄉土山水物産之美、人才優秀的自豪感情極為強烈，虞翻所雲也屬此類。
他列舉鄉土第一孝子董黯。
此人平素盡心孝養，後又為父母複仇。
之後，虞翻又列舉陳嚣。
此人以退讓之德感化鄉人，居所稱作義裡。
其次，虞翻列舉著名政治家鄭公、鐘離意，學者趙晔、王充，又列舉緻力民政的種種人物，最後言及烈女曹娥之事。
而他最引以為豪者當數不屈節于帝王的名人嚴遵。
《後漢書·方術列傳》記載，第五倫自會稽太守升任中央政府司徒官時，讓史家班固作文推舉會稽山陰人謝夷吾，其文如下： （前略）巨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
才兼四科，行包九德&hellip&hellip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
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隐，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骛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
方之古賢，實有倫序；采之于今，超焉絕俗。
東漢末期豫章名士徐稚聞名洛陽。
桓帝問陳蕃此人為人如何，與北方諸名人相比，誰更出色。
陳蕃回答，北地名士從門第及地理位置而言，自然處于養成人格高尚者的環境中，徐稚出身江南卑薄之地而角立傑出，因此應推舉他為第一。
将此記述與《謝夷吾傳》一并考之，可見依中夏之人所見，江南地區文明更低一層，但儒者的各類理想人才在此地域次第輩出。
建康奠都與南地文運 中國自戰國時代起，便存有建立統一帝國的機運，及至秦漢，出現一統天下的大帝國。
而充分發揮帝國威力的時代當是西漢武帝至宣帝治世之時。
以長安為中心，其東西三輔之地在内的所謂大長安與東部洛陽連接，該地域是整個帝國的首腦，政治經濟的中心機關在此運行。
為維持其經濟中心地位，以大長安或洛陽為起點的運河網南北縱橫北中國。
于是，黃河之水連淮水，淮水之流與長江通潮汐。
西漢元帝之後，以大長安為中心的經營方針發生巨大變化，東漢光武承襲其做法，遷都洛陽，确立地方安民綏撫政策。
如前所述，此時文運逐漸浸潤長江流域。
而通覽兩漢曆史，文明中心毫無疑問應當在北中國。
以當時北人的想法，長江流域天然資材豐富，稻糧殷實，将天然資材用于社會人文的是北人的智能，而土地薄、人心懶的南方人則無此能力。
《左傳》所謂的&ldquo楚材晉用&rdquo主要是針對政治人而言，南人作為政治人的缺點，除去個例，與其作為經濟人的缺點相同。
而孫氏建吳國，定都建康，據長江抗魏的事實，則對北人之前的優越感進行了大幅修正。
在叙述其概況前，且對建康奠都一事進行相關說明。
建康或建業就是今日的南京。
孫氏割據以來，整個南北朝，它是南朝的首都。
但在孫氏奠都前，此地在史上幾乎默默無聞。
東部與北部緊臨大江，四周群山丘阜環繞的南京台地，長期不為人知，于是得以持續和平休養生息。
孫權據為首都經營，究竟是何原因？江蘇平原或三吳地區中心城市是今日的蘇州&mdash&mdash《史記》中的吳會。
若傳世的《越絕書》是東漢人所著，那麼可知東漢時代蘇州城郭之宏大以及以此城郭為中心開鑿南北運河的事實，且可推知該地為三吳姓族托身的都邑。
因此孫氏平定江東時，宣稱蘇州闾門有天子之氣，晉人左思《吳都賦》中也起筆叙述蘇州的形勢，之後描寫建業離宮。
孫策在江南立足之時，多有仰仗以蘇州為中心的三吳望族的幫助。
為保全江南，不得不對北方進行軍事防備，且輔助孫氏的政治家及軍人首領多為北方遷移而來的豪族。
為建立對北軍防的要地，且為團結北來的豪族與南土的姓望共同侍奉同一朝廷，孫氏于是在占據良好形勢的新土建設帝都。
雖然當時的建都者無明确認識，但建都之事頗為自然地進行了。
南齊謝朓的詩句&ldquo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rdquo形象地概括了建康的氣象。
梁武帝時代，建康的繁華到達頂峰。
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曾引用《金陵記》如下： 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餘戶。
西至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崗，北過蔣山，東西南北各四十裡。
自侯景反，元帝都于江陵，冠蓋人物多南徙。
洎陳高祖複王于此，中外人物不迨宋、齊之半。
根據上文，四方各四十裡之間的範圍為&ldquo城中&rdquo，有戶數近三十萬。
但建康城即六朝時所稱的台城，僅包括自覆舟山下至秦淮水北十裡，範圍較為狹隘。
以台城為中心的石頭、琅邪、丹陽、臨沂等諸城分布在四周，且秦淮一帶流域有庶民雜沓的市場，若将這些地域全部歸于建康名下，則《金陵記》的記載并不誇張。
梁武晚年，北來武将侯景叛亂後，建康歸于荒廢。
建康的繁華程度在梁武時代到達巅峰，但其衰頹同樣發生在梁武在世之時，因此，南朝曆史可謂盡于梁武。
然而，帝王的居所台城本身并非完備的城市。
《世說》有雲：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
人謂王東亭曰：&ldquo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為劣。
&rdquo東亭曰：&ldquo此丞相乃所以為巧。
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
故纡餘委曲，若不可測。
&rdquo 南州是當時的姑孰，即今日安徽太平府附近。
桓溫有占據姑孰奪取東晉的野心，經營都城時，遵循北中國的營城方法，街道條理井然，将其與台城相比較，台城因街衢迂回而遜色。
輔佐東晉始祖元帝且擔當建康經營大任之人王導為此遭到批判。
王東亭以江南地勢與北中國地勢全然不同為由替王導辯白，本是一時的應對之辭。
但東晉直接沿用吳的舊城，由此推測，吳之建康城本身就是街衢迂曲的。
非但街衢混雜，作為一般都市的吳建康城與北中國首府相比，可謂樣貌混雜。
西晉左思的《吳都賦》如此描述： 起寝廟于武昌，作離宮于建業。
闡阖闾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
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
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韡晔。
東西膠葛，南北峥嵘。
房栊對櫎，連閣相經。
阍闼谲詭，異出奇名。
左稱彎碕，右号臨硎。
雕栾镂楶，青瑣丹楹。
圖以雲氣，畫以仙靈。
雖茲宅之誇麗，曾未足以少甯。
思比屋于傾宮，畢結瑤而構瓊。
高闱有闶，洞門方軌。
朱阙雙立，馳道如砥。
樹以青槐，亘以綠水。
玄蔭眈眈，清流亹亹。
列寺七裡，俠棟陽路。
屯營栉比，解署棋布。
橫塘查下，邑屋隆誇。
長幹延屬，飛甍舛互。
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
虞魏之昆，顧陸之裔。
歧嶷繼體，老成弈世。
躍馬疊迹，朱輪累轍。
陳兵而歸，蘭锜内設。
冠蓋雲蔭，闾閻阗噎。
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
締交翩翩，傧從弈弈。
出蹑珠履，動以千百。
裡宴巷飲，飛觞舉白。
翹關扛鼎，拚射壺博。
鄱陽暴谑，中酒而作。
于是樂隻衎而歡饫無匮，都辇殷而四奧來暨。
水浮陸行，方舟結驷。
唱棹轉毂，昧旦永日。
開市朝而并納，橫阛阓而流溢。
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為一。
士女伫眙，商賈骈坒。
纻衣絺服，雜沓傱萃。
輕輿按辔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肆。
果布輻湊而常然，緻遠流離與珂珬。
與之對照，且看對北中國魏都的描寫： 況河冀之爽垲，與江介之湫湄。
故将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
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樞機。
&hellip&hellip揆日晷，考星耀。
建社稷，作清廟。
&hellip&hellip習習冠蓋，莘莘蒸徒。
斑白不提，行旅讓衢。
設官分職，營處署居。
左思為鋪陳魏都清肅的風俗，極力陳述吳都亂雜之處，明顯與東漢班固所作《兩都賦》屬同一形式。
但在街衢整頓、市場管理等方面，魏都與吳都都形成對照，恐怕也是當時的事實。
我們或許可以像左思一般評判兩都價值的優劣，但也可看出建康城的自由風氣。
筆者對此興趣甚濃。
長江流域以建康為首都，短暫實現統一。
如内篇所述，北來的武裝力量壓迫山越，維持江南和平，并通過南方豪族，逐漸推進國家政治。
左思也不得不承認，吳地四姓富于教養。
我們可以推察，尤其孫權稱帝，斷然與魏對抗，令吳人信心大增，可謂影響甚大。
當時情況如何？ 吳孫權起初對魏有時似服從，有時似獨立，保持着暧昧的态度。
此間吳派至魏的使節為了在魏面前保住吳國地位煞費苦心。
尤其魏文帝喜愛嘲笑吳帝無學，魏之高官常常露骨地表現出對南方人士的輕侮，對此，保持吳的體面是吳國使者的立場。
作為其中一例，可取《三國志》裴注引《吳書》記述。
相傳吳郡人沈珩出使曹魏，文帝問吳是否不願魏軍向東，沈珩否定。
文帝追問理由。
沈珩答稱，魏與吳存有舊盟，若相互信賴，自然歸于和好，若魏國破壞盟約，則吳國當作戒備。
沈珩完成使命返回吳國後，勸導孫權勵農桑、作戰備，随時應對曹魏進攻。
從沈珩的話可看出，吳國雖然在形式上承認魏國，但對保持獨立狀态有充分自覺。
孫權稱帝之時，以中原為朔土、稱北人為北虜被公然記載下來，形式上南土正是存在帝都的疆域。
《三國志·虞翻傳》裴注引《江表傳》記載，孫策在壽春時與馬日磾相見，且與中州士大夫相談，他們都認為江東人才雖多但沒有博學之士，話語中似乎有江東人比不上中原人的意思。
而先輔佐孫策，後又輔佐孫權的彭城張昭，聞名中原，曾力挫曹魏使節的傲慢态度；河南人馮熙出使曹魏，力陳吳國的富強、吳帝的為人以及吳國抗魏的底氣，文帝利誘他，但他不為所動，最後自刃成全使命。
他們雖是北人，但王者出于南，必須向南盡臣節。
吳國的存在對秦漢之後以中原為中心的傳統而言，是全新現象。
由《三國志·朱治傳》可知，孫權長久治世期間，南土人士在政治上、軍事上都逐漸占據有利地位，吳國四姓子弟在各地擔任官職，占據要地。
與此同時，在北人左思眼中，吳國四姓富于教養。
陸機則在《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