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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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的經術主義
宋代王應麟将東漢稱為經術主義時代，意為努力營造經學認可的風俗，且實際上努力得以實現的時代。
《後漢書》屢屢用到&ldquo移風易俗&rdquo一詞。
此詞可取&ldquo實現的意圖&rdquo與&ldquo實現的結果&rdquo兩重意思。
戰國末期大儒荀子尤為重視禮。
依照此君的想法，可根據習禮的程度，對社會上的個人地位&mdash&mdash換言之，對社會階級&mdash&mdash進行排序。
今無視地位排序，若将習禮之人視作一個整體，此為儒者所說的&ldquo士類&rdquo，與無告之民處于對立位置。
若将荀子之&ldquo禮&rdquo字換成&ldquo儒術&rdquo，則上述觀點大緻可體現東漢的觀點。
筆者主要參考的《後漢書》是以朝廷為中心書寫的曆史。
其列傳為士類之傳或準士類（《逸民列傳》《列女傳》）之傳。
此間的經術主義究竟其貌如何？這是筆者将要叙述的重點。
東漢士類實現的美風之一與孝義有關。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九《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中列有以孝行著名的人物。
序文中，範晔将孝行分為大養與義養兩種。
孔子所言&ldquo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rdquo，此為大養，而&ldquo啜菽飲水，孝也&rdquo，此為義養。
劉平以下的傳中所列之人皆為義養，而其必定是被王者表彰或被世人認同之人。
範晔雲：&ldquo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rdquo 範晔在進入列傳之前講述汝南郡薛包（或作&ldquo苞&rdquo）的孝行。
故事如下： 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笃行，喪母，以緻孝聞。
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
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
父怒，又逐之。
乃廬于裡門，昏晨不廢。
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
既而弟子求分财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
奴婢引其老者，曰：&ldquo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rdquo田廬取其荒頓者，曰：&ldquo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
&rdquo器物取朽敗者，曰： &ldquo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rdquo弟子數破其産，辄複赈給。
建光中，公車特征，至，拜侍中。
惠棟引《汝南先賢傳》： 苞歸先人冢側，種稻種芋。
稻以祭祀，芋以充飯。
這是孝行的一個典型例子。
由此可見，孝義的中心問題實際上是儒家所傳的喪服制。
内外嚴守三年之喪、六世共财法則是家族道德的規範。
《後漢書·韋彪傳》中有雲： 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寝。
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
必守父母之喪，這是陳述孝德之時常用的形式性文句。
換言之，孝道已成為當時家族統制的法則。
血緣相同的家族群體稱為宗黨。
在中國，鄉黨與家族往往相伴出現，漢代時，二者常混雜于言辭之中。
例如《後漢書》列傳第四十三《周黃徐姜申屠傳》的序文中，有太原郡荀恁的略傳，其中一段如下： 少亦修清節，資财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王先謙《集解》引用沈明彜的研究，稱&ldquo散與九族&rdquo在《漢書》中為&ldquo分施九族州裡&rdquo。
也就是範晔著《後漢書》時，&ldquo九族州裡&rdquo一詞僅寫作&ldquo九族&rdquo。
因此&ldquo九族&rdquo一詞可認為包含&ldquo州裡&rdquo，反之亦然。
地方稱&ldquo某氏之闾&rdquo時，宗族團體是鄉黨的一部分，由此考之，宗族與鄉黨絕非對立概念，相反，家庭孤立于宗族鄉黨在史冊中登場的例子不在少數。
例如《周燮傳》有雲： 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hellip&hellip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又《朱晖傳》中有雲： 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裡通，鄉黨譏其介。
将此句與其後的文句相對照，可以看到，&ldquo鄉黨&rdquo中必然包含&ldquo宗族&rdquo。
朱晖之子朱穆作為《絕交論》作者，針對東漢末鄉黨宗族相關社會情誼被過度尊崇的現象，對其弊害進行了譏諷。
若宗族與鄉黨不是對立關系，那麼理論上家庭與宗族也不應對立。
因此，對于朱穆的《絕交論》，範晔斷定為&ldquo矯時之作&rdquo，對于将家庭置于孤立狀态之人，常以&ldquo狷介&rdquo之類詞語評價。
但無論如何，&ldquo與家族相對的個人&rdquo這一觀點并未在此時代出現。
家庭是不可分割的社會單位，因此，此時代宣揚的家庭相關法規為後代中國文明奠定了牢固基礎。
特殊時期的相關法規，例如為父報仇雖然常常成為國家統制上的問題，但長期以來被民間所接受。
作為家庭一員的個人對宗族、鄉黨表示德義，較為普遍的形式為分與财物，甚至為地方繁榮盡力貢獻的例子也有所見。
例如，《王丹傳》記載如下： 家累千金，隐居養志，好施周急。
每歲農時，辄載酒肴于田間，候勤者而勞之。
其堕懶者，恥不緻丹，皆兼功自厲。
邑聚相率，以緻殷富。
其輕黠遊蕩廢業為患者，辄曉其父兄，使黜責之。
沒者則赙給，親自将護。
其有遭喪憂者，辄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
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笃。
這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其他諸如處士從事地方生産的例子也随處可見。
對家庭的孝義、對宗族鄉黨的友誼在以朝廷為中心而書寫的《後漢書》中多有記載。
究其原因，是此類行為在當時擁有一定政治意義。
現從該點進行全面考察。
漢代的郡長官太守，其權限之中有一條為向中央推薦地方人物，即所謂的察舉制。
人物選擇标準為地方鄉黨的聲望。
因此，郡太守與地方人士之間存在相當親密的交往關系。
《後漢書·郅恽傳》中記載，汝南郡風俗，每年十月在郡府舉辦宴會，百裡以内的縣皆持牛酒，在郡府宴飲。
此處的&ldquo縣&rdquo可解釋為從屬郡管轄的縣的官吏，但這個記載恐怕有一些更深的含義。
據《伏湛傳》，東漢始祖光武帝在建武三年（27年）出于伏湛的請求開始在郡國實行鄉飲酒禮。
大儒鄭玄注《儀禮·鄉飲酒禮》，說當時郡國在十月舉行此禮。
汝南郡的上述風俗也是在十月行鄉飲酒禮。
因此，即便百裡之内的縣持牛酒至郡府是特别的風俗習慣，但可以确定，郡國确實舉行了鄉飲酒禮。
根據《周禮·鄉大夫》鄭玄注可知，東漢時代郡太守推薦人物時，大抵以孝廉及茂才作為兩大标準，并且一定舉行鄉飲酒禮。
憑孝廉與茂才獲得舉薦之人或為郡守、縣令的僚屬，或為地方名家。
誠然，當時郡守之下的主簿、祭酒之類在官制之上雖是僚屬，但實質上對郡守保有屬僚以上的權威。
顧炎武在《日知錄》&ldquo鄉亭之職&rdquo條中曾詳細叙述相關情況。
章炳麟《檢論》&ldquo通法&rdquo條則将蔡湛碑陰的&ldquo議民&rdquo解釋為參與縣政之人，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三老、故吏、處士、義民之類，即使官品上與主簿、功曹等有明顯區别，但在資籍上存在相通之處，有别于一般庶民。
因此，綜合考察此等地方士類時，郡守重視輿論即鄉論也是理所當然。
而且這種鄉論被經術統制，是東漢時代所宣揚的地方文化特色。
地方官與其屬僚，原則上由郡人擔任的鄉職團體，以及被地方官府特别區分于庶民的逸民、義民，上述人等構成一個社會時，自然在統制之上萌生對上層階級盡忠的所謂節義觀念。
東漢末期，整個地方社會發生混亂之時，節義之德反而表現得更加顯著。
趙翼《廿二史劄記》&ldquo東漢尚名節&rdquo條中收錄了大量的此類事例。
總之，東漢之時，家庭之德孝義，對宗族、鄉黨的友義，對上官的節義，此類諸德由經學奠定理論基礎，成為統治後世的文明根基。
東漢末年，地方上流行一種風習，即對于聲名顯赫之人，其門生、故吏等在其死後立石碑歌頌功德。
東漢末期的文豪蔡邕屢被求撰寫碑文，死者的德行常常被過度鋪陳，因此有人将其文章視為内容空洞的形式性文體的雛形，開了後來魏晉六朝文風的先河。
筆者對此抱有同感，從其形式化可知當時理想人物的形象。
作為其中一例，且看彭城人姜肱碑文的其中一段： 先生既蹈先世之純德，體英妙之高資，立性純固，百行修備。
故其平生所能，事親惟孝，如大舜五十而慕，友于兄弟，有棠棣之華，萼韡之度；體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靜守約，恩及嬰兒；恬蕩之固，至操動俗，邑中化之，外戶不閉，冶藏無隐。
及其學而知之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俯仰占候，推步陰陽，有名物定事之能，獨見先睹之效。
然猶學而不厭，誨而不倦。
童冠自遠方而集者，蓋千餘人。
夫水盈而流，德交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聲遠布，華夏同稱，名振當世。
（《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 即理想人物始于孝友之德，而終于個人學藝修養。
在此時代，若想獲得官吏資格，有諸生與文吏兩種考試途徑。
作為諸生應試者，事先應獲得地方官的保舉，後由郡守下的督郵出具證明。
其案例留于《通典·選舉門》原注中，如下：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
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
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
隐居樂道，不求聞達。
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史家班固在《東都賦》中描寫的東漢和平文明，綜合上述諸點進行考察之後，可了解其整體觀念。
東漢風俗的敗壞 上節叙述了東漢經術主義下的部分地方文化。
毋庸贅述，經術主義作為形成一般文化的範疇發揮作用，其本是概念性的形式。
因此，本來以私欲作為本能的各類家庭群體，通過該形式自行調和，以獲得社會聲譽與當權者的認同。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動。
筆者先以《樊宏傳》為例，介紹東漢地方模範家族： （樊宏）為鄉裡著姓。
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
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
其營理産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财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
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
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鹹求假焉。
資至巨萬，而赈贍宗族，恩加鄉闾。
外孫何氏兄弟争财，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縣中稱美，推為三老。
年八十餘終。
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
責家聞者皆慚，争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宏少有志行。
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将兵攻湖陽，城守不下。
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系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
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ldquo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于鄉裡，雖有罪，且當在後。
&rdquo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
更始立，欲以宏為将，宏叩頭辭曰：&ldquo書生不習兵事。
&rdquo竟得免歸。
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
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勞遺赤眉。
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ldquo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
&rdquo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
建武五年，封長羅侯。
惠棟引《續漢書》稱，樊氏農院内有六畜、林木、陂池、果谷等，且&ldquo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萬&rdquo。
又其陂池之大可見于《水經注》。
總之，此類人物獲得上下人望。
現再舉馮衍上疏文中的一段： 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禍（王莽亂），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将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産，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
然後阖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以殖産、孝道、道德三者結合帶來個人幸福，這是時人的理想。
然而與上述家庭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社會上層人士之間實行後，東漢文明發生根本性的動搖。
關于此點，現主要就東漢末思想家王符的《潛夫論》加以叙述。
王符認為，當時的人一旦獲得富貴，則多有敗家行動： 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
皆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
财貨滿于仆妾，祿賜盡于猾奴。
甯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甯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鬥。
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于家，細民謗讟于道。
（《潛夫論·忠貴第十一》） 又遠在戰國之時，與墨子派的薄葬論相對，儒家一般主張厚葬論。
但東漢末的儒者皆主張薄葬論。
事實上，葬送儀式是誇炫家資的方法之一。
其盛行狀況可見于《浮侈》篇，如下： 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
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
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緻，重且千斤，功将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郭煌，費力傷農于萬裡之地。
&hellip&hellip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與王符幾乎同一時代的崔寔在政論中極力痛斥厚葬的弊害，但其自身為亡父舉辦葬禮及制作冢茔石碑之時，卻賣盡家中所有田宅，窮乏之餘以賣酒為生，因此招緻時人的批判。
總之，家族儀式極盡虛僞，當時經常可見三年喪期之時在墓側廬舍生活，但期間卻誕生大量子嗣、身體愈加肥滿的故事。
如此一來，作為漢文化根基的經術主義被家族私欲的本能所取代，于是發生社會混亂。
同為東漢末期的仲長統在作品《昌言》的《理亂》及《損益》篇中極力描寫當時豪族奢侈、專恣之狀。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樂，列乎深堂。
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
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
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随其心之所慮。
（《理亂》篇）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
财賂自營，犯法不坐。
刺客死士，為之投命。
緻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
（《損益》篇）由此可見，東漢末豪族兼并土地，自營農、工、商三業，且在恣意享樂的同時，背後與俠客之類相交，行殺人奪财之事。
《潛夫論·斷訟》記載，當時的權勢人物為滿足奢侈欲望，向人借錢後，竟殺害債主。
獲罪後不久就獲恩赦。
雖然已無法選辟為官吏，但州司及公府反而争相用之，此為實情。
另外，當時洛陽還有人以殺人為買賣。
由上述種種事實可見，豪族與官府完全勾結，以财力與權勢相連（《潛夫論·考績》），東漢盛時的經術主義完全崩壞殆盡。
如此狀勢之下，且來觀察那些無告的庶民，對于受到的不公，他們可向上司控告。
此時，鄉裡有相互協助訴訟的習慣，手續繁雜，耗費較高，且官府相互推诿，庶民隻能忍氣吞聲。
（《述赦》《考績》）如此一來，導緻地方缺乏認真從事生業者。
王符在《浮侈》中有雲： 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
&ldquo商邑翼翼，四方是極。
&rdquo今察洛陽，浮末者什于農夫，虛僞遊手者什于浮末。
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
&hellip&hellip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绐，比肩是也。
或以謀奸合任為業，或以遊敖博弈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
或取好土，作丸賣之，于彈，外不可以禦寇，内不足以禁鼠。
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遊者也。
&hellip&hellip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
從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細緻绮縠，冰纨錦繡。
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飾，金銀錯镂，獐麂履舄，文組彩褋，驕奢僭主，轉相誇詫。
箕子所唏，今在仆妾。
富貴嫁娶，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毂節引。
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
是故一飨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
田舍虛空，都會混雜。
财富分配不均恐将迅速惡化，民間激生動亂。
當時混亂之狀如何？現進行簡單叙述。
東漢末的亂離狀況 東漢衰亡的征兆開始顯露于安帝元初元年至四年（114&mdash117年）羌族的入寇。
相關概況已在内篇叙述。
為了解當時漢族蒙受的慘狀，現摘取王符《潛夫論》部分章節如下： 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
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闆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
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
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财貨，人哀奮怒，各欲報仇。
而将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讨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
又放散錢谷，殚盡府庫，乃複從民假貸，強奪财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
其為酷痛，甚於逢虜。
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
至吏所搜索剽奪，遊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活者，不可勝數也。
此之感天緻災，尤逆陰陽。
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
民之于徙，甚于伏法。
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
諸亡失财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
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内留。
雖知禍大，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
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着身，禍不及我家，故争郡縣以内遷。
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強劫驅掠，與其内入。
捐棄羸弱，使死其處。
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号，誠愁鬼神而感天心。
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阙廷，依官吏家，迫将威嚴，不敢有摯。
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匮，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兖、豫，荊、揚、蜀、漢，饑餓死亡，複失太半。
邊地遂以丘荒，至今無人。
原禍所起，皆吏過爾。
如王符所說，最初内郡人士對于羌族的侵寇還未抱有強烈反感。
其後桓帝元嘉年間（151&mdash153年），涼州諸羌再次發生叛亂，自四川、湖北至陝西、山西、直隸地區，廣受其害，漢族才生驚懼之念。
當時流行一首童謠：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依照範晔的解釋，甲卒多被征發，割麥者僅剩婦女。
而遭遇征發命運者非獨庶民，擁有爵位的士族也難逃厄運。
百姓對此事不敢公開發聲，隻敢偷偷抱怨。
對漢族的壓迫來自外部，而大亂則在内部爆發。
黃巾之賊，就其性質而言，雖然是糾合下層無告庶民反抗官憲的群體，但他們的首領并非站在農民立場舉事，因此得勢之後，自然亂用權力，極度享樂。
《抱樸子·道意》篇如此描述張角一派： 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财利，錢帛山積，富逾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為其緻用，威傾邦君，勢淩有司，亡命逋逃，因為窟薮。
（平津閣本） 暴亂帶來的傷害，使無論士族還是庶民，都深感痛苦。
于是皇甫嵩憤而将其讨平。
百姓歌頌曰： 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複安居。
（本傳） 士民得以心安。
但一度混亂的地方統治并沒有在黃巾誅滅之後就恢複平靜。
白波、黑山之賊分别在山西、山東各州郡暴掠，與此同時，匈奴、烏桓等實行以掠奪為唯一目的的行動，山西、直隸、山東地區不堪其害。
曾割據北部的公孫瓒在今直隸易州之南&ldquo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rdquo，人民對他十分信重。
童謠唱曰： 燕南陲，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
可見直隸中部平原已非安居之地。
北中國的流民自《詩經》時代起就曆代有之。
東漢末期王符曾特别記載，當時洛陽及其他都會遊手之徒甚多。
可想而知，内亂之後，其數量愈加增長。
且洛陽已淪為戰場，大量遊民散布四方。
與黃巾賊魁以某種宗教迷信糾集愚民相同，進入英雄時代後，割據之徒自然用武力糾集流民。
上述兩類人都是統一的破壞者，在這點上二者性質相同。
但如何利用糾合得來的勢力，則與英雄之人氣有重大關系。
收獲百姓好意的公孫瓒不久後遭遇失敗之命運，《後漢書》本傳将敗因歸結如下： 是時旱蝗谷貴，民相食。
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裡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
常言&ldquo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rdquo。
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
侯康《後漢書補注續》為上文開頭的一句&ldquo是時旱蝗谷貴，民相食&rdquo作注時，引用《太平禦覽》的記載道，此次天災之後，幽州人民才知采稆，又以棗椹充糧。
參照《魏書》中袁紹在河北之時軍兵取食桑椹的記載，可知食棗椹始于一般饑民，之後擴展至由割據者發給俸祿的軍人。
總之，公孫瓒沒有體恤饑民，這是其不得人心的最大原因。
此外，他還寵愛商販庸兒。
對此，惠棟注列舉與其訂誓的三個義兄弟。
三人為數師某、販缯某以及賈人某。
公孫瓒重用一般士流所輕視的徒輩以壓迫士流一事顯而易見。
三國初期以武力為唯一依靠的英雄人物，公孫瓒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英雄時代一旦出現，背井離鄉流亡之人不限于無告庶民，地方豪族也逐漸被波及。
翻看《三國志·魏書》列傳，随處可見事例。
尤其北華北大平原地區（所謂四戰之地），遷徙的名族衆多。
一一列舉将不堪其繁，現摘其二三進行叙述。
董卓被殺之後，董卓部将亂鬥，導緻陝西地區成為秩序最為混亂之處（參照内篇）。
因此，當地名族大量前往他鄉，隻有嚴幹、李義二人始終堅守故地。
二人的生活情狀描寫如下： 與諸故知相浮沉，采樵自活。
（裴注引《魏略》） 同書還記載，扶風（陝西鳳翔府）亭長王忠因邊境一帶騷亂，不堪饑餓，于是吃人，率其同黨至南方武關（陝西商州東境）。
當時，荊州的友人熱情相迎，但王忠反而奪走友人之兵。
後被曹操所任用，作為武官，屈從于王駕之下。
據傳，曹丕聽聞其曾食人，令俳人取冢間的髑髅系于王忠的馬鞍取笑他。
該傳說雖似小說，但由此可知當時吃人行徑極易發生。
直隸北部薊州有人名叫田疇，原為幽州刺史劉虞的部下，劉虞被公孫瓒所殺後，率領宗族及附從者數百人，掃地兩盟，立誓複仇，後入徐無山中。
徐無山為自直隸北部玉田縣越過長城後所見險要盧龍塞附近之山。
其後衆多百姓慕名而來，數年間已至五千餘家。
于是，田疇在山中建都邑，設立規約，制定法律，訂立死刑及其他二十餘條法規，之後制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又因其地與烏丸、鮮卑族相接，于是與其交好，修和睦關系。
此為地方豪族之下建成獨立小團體最為著名之例。
東漢末三國初期時，長江流域一帶受害較輕，大量流民及北方名族遷徙至此。
此情況可從孫吳立國之時多借北方名族之力，以及蜀國劉備、諸葛亮皆為北方人可知。
現引用《魯肅傳》裴松之注引《吳書》，作為豪族遷徙的代表事例： 《吳書》曰：&ldquo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
天下将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
父老鹹曰：&ldquo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rdquo後雄傑并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ldquo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裡，民富兵強，可以避害，甯肯相随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r
《後漢書》屢屢用到&ldquo移風易俗&rdquo一詞。
此詞可取&ldquo實現的意圖&rdquo與&ldquo實現的結果&rdquo兩重意思。
戰國末期大儒荀子尤為重視禮。
依照此君的想法，可根據習禮的程度，對社會上的個人地位&mdash&mdash換言之，對社會階級&mdash&mdash進行排序。
今無視地位排序，若将習禮之人視作一個整體，此為儒者所說的&ldquo士類&rdquo，與無告之民處于對立位置。
若将荀子之&ldquo禮&rdquo字換成&ldquo儒術&rdquo，則上述觀點大緻可體現東漢的觀點。
筆者主要參考的《後漢書》是以朝廷為中心書寫的曆史。
其列傳為士類之傳或準士類（《逸民列傳》《列女傳》）之傳。
此間的經術主義究竟其貌如何？這是筆者将要叙述的重點。
東漢士類實現的美風之一與孝義有關。
《後漢書》列傳第二十九《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中列有以孝行著名的人物。
序文中，範晔将孝行分為大養與義養兩種。
孔子所言&ldquo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rdquo，此為大養，而&ldquo啜菽飲水，孝也&rdquo，此為義養。
劉平以下的傳中所列之人皆為義養，而其必定是被王者表彰或被世人認同之人。
範晔雲：&ldquo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rdquo 範晔在進入列傳之前講述汝南郡薛包（或作&ldquo苞&rdquo）的孝行。
故事如下： 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笃行，喪母，以緻孝聞。
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
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
父怒，又逐之。
乃廬于裡門，昏晨不廢。
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
既而弟子求分财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
奴婢引其老者，曰：&ldquo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rdquo田廬取其荒頓者，曰：&ldquo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
&rdquo器物取朽敗者，曰： &ldquo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rdquo弟子數破其産，辄複赈給。
建光中，公車特征，至，拜侍中。
惠棟引《汝南先賢傳》： 苞歸先人冢側，種稻種芋。
稻以祭祀，芋以充飯。
這是孝行的一個典型例子。
由此可見，孝義的中心問題實際上是儒家所傳的喪服制。
内外嚴守三年之喪、六世共财法則是家族道德的規範。
《後漢書·韋彪傳》中有雲： 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寝。
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
必守父母之喪，這是陳述孝德之時常用的形式性文句。
換言之，孝道已成為當時家族統制的法則。
血緣相同的家族群體稱為宗黨。
在中國，鄉黨與家族往往相伴出現，漢代時，二者常混雜于言辭之中。
例如《後漢書》列傳第四十三《周黃徐姜申屠傳》的序文中，有太原郡荀恁的略傳，其中一段如下： 少亦修清節，資财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王先謙《集解》引用沈明彜的研究，稱&ldquo散與九族&rdquo在《漢書》中為&ldquo分施九族州裡&rdquo。
也就是範晔著《後漢書》時，&ldquo九族州裡&rdquo一詞僅寫作&ldquo九族&rdquo。
因此&ldquo九族&rdquo一詞可認為包含&ldquo州裡&rdquo，反之亦然。
地方稱&ldquo某氏之闾&rdquo時，宗族團體是鄉黨的一部分，由此考之，宗族與鄉黨絕非對立概念，相反，家庭孤立于宗族鄉黨在史冊中登場的例子不在少數。
例如《周燮傳》有雲： 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hellip&hellip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又《朱晖傳》中有雲： 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裡通，鄉黨譏其介。
将此句與其後的文句相對照，可以看到，&ldquo鄉黨&rdquo中必然包含&ldquo宗族&rdquo。
朱晖之子朱穆作為《絕交論》作者，針對東漢末鄉黨宗族相關社會情誼被過度尊崇的現象，對其弊害進行了譏諷。
若宗族與鄉黨不是對立關系，那麼理論上家庭與宗族也不應對立。
因此，對于朱穆的《絕交論》，範晔斷定為&ldquo矯時之作&rdquo，對于将家庭置于孤立狀态之人，常以&ldquo狷介&rdquo之類詞語評價。
但無論如何，&ldquo與家族相對的個人&rdquo這一觀點并未在此時代出現。
家庭是不可分割的社會單位，因此，此時代宣揚的家庭相關法規為後代中國文明奠定了牢固基礎。
特殊時期的相關法規，例如為父報仇雖然常常成為國家統制上的問題，但長期以來被民間所接受。
作為家庭一員的個人對宗族、鄉黨表示德義，較為普遍的形式為分與财物，甚至為地方繁榮盡力貢獻的例子也有所見。
例如，《王丹傳》記載如下： 家累千金，隐居養志，好施周急。
每歲農時，辄載酒肴于田間，候勤者而勞之。
其堕懶者，恥不緻丹，皆兼功自厲。
邑聚相率，以緻殷富。
其輕黠遊蕩廢業為患者，辄曉其父兄，使黜責之。
沒者則赙給，親自将護。
其有遭喪憂者，辄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
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笃。
這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其他諸如處士從事地方生産的例子也随處可見。
對家庭的孝義、對宗族鄉黨的友誼在以朝廷為中心而書寫的《後漢書》中多有記載。
究其原因，是此類行為在當時擁有一定政治意義。
現從該點進行全面考察。
漢代的郡長官太守，其權限之中有一條為向中央推薦地方人物，即所謂的察舉制。
人物選擇标準為地方鄉黨的聲望。
因此，郡太守與地方人士之間存在相當親密的交往關系。
《後漢書·郅恽傳》中記載，汝南郡風俗，每年十月在郡府舉辦宴會，百裡以内的縣皆持牛酒，在郡府宴飲。
此處的&ldquo縣&rdquo可解釋為從屬郡管轄的縣的官吏，但這個記載恐怕有一些更深的含義。
據《伏湛傳》，東漢始祖光武帝在建武三年（27年）出于伏湛的請求開始在郡國實行鄉飲酒禮。
大儒鄭玄注《儀禮·鄉飲酒禮》，說當時郡國在十月舉行此禮。
汝南郡的上述風俗也是在十月行鄉飲酒禮。
因此，即便百裡之内的縣持牛酒至郡府是特别的風俗習慣，但可以确定，郡國确實舉行了鄉飲酒禮。
根據《周禮·鄉大夫》鄭玄注可知，東漢時代郡太守推薦人物時，大抵以孝廉及茂才作為兩大标準，并且一定舉行鄉飲酒禮。
憑孝廉與茂才獲得舉薦之人或為郡守、縣令的僚屬，或為地方名家。
誠然，當時郡守之下的主簿、祭酒之類在官制之上雖是僚屬，但實質上對郡守保有屬僚以上的權威。
顧炎武在《日知錄》&ldquo鄉亭之職&rdquo條中曾詳細叙述相關情況。
章炳麟《檢論》&ldquo通法&rdquo條則将蔡湛碑陰的&ldquo議民&rdquo解釋為參與縣政之人，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三老、故吏、處士、義民之類，即使官品上與主簿、功曹等有明顯區别，但在資籍上存在相通之處，有别于一般庶民。
因此，綜合考察此等地方士類時，郡守重視輿論即鄉論也是理所當然。
而且這種鄉論被經術統制，是東漢時代所宣揚的地方文化特色。
地方官與其屬僚，原則上由郡人擔任的鄉職團體，以及被地方官府特别區分于庶民的逸民、義民，上述人等構成一個社會時，自然在統制之上萌生對上層階級盡忠的所謂節義觀念。
東漢末期，整個地方社會發生混亂之時，節義之德反而表現得更加顯著。
趙翼《廿二史劄記》&ldquo東漢尚名節&rdquo條中收錄了大量的此類事例。
總之，東漢之時，家庭之德孝義，對宗族、鄉黨的友義，對上官的節義，此類諸德由經學奠定理論基礎，成為統治後世的文明根基。
東漢末年，地方上流行一種風習，即對于聲名顯赫之人，其門生、故吏等在其死後立石碑歌頌功德。
東漢末期的文豪蔡邕屢被求撰寫碑文，死者的德行常常被過度鋪陳，因此有人将其文章視為内容空洞的形式性文體的雛形，開了後來魏晉六朝文風的先河。
筆者對此抱有同感，從其形式化可知當時理想人物的形象。
作為其中一例，且看彭城人姜肱碑文的其中一段： 先生既蹈先世之純德，體英妙之高資，立性純固，百行修備。
故其平生所能，事親惟孝，如大舜五十而慕，友于兄弟，有棠棣之華，萼韡之度；體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靜守約，恩及嬰兒；恬蕩之固，至操動俗，邑中化之，外戶不閉，冶藏無隐。
及其學而知之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俯仰占候，推步陰陽，有名物定事之能，獨見先睹之效。
然猶學而不厭，誨而不倦。
童冠自遠方而集者，蓋千餘人。
夫水盈而流，德交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聲遠布，華夏同稱，名振當世。
（《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 即理想人物始于孝友之德，而終于個人學藝修養。
在此時代，若想獲得官吏資格，有諸生與文吏兩種考試途徑。
作為諸生應試者，事先應獲得地方官的保舉，後由郡守下的督郵出具證明。
其案例留于《通典·選舉門》原注中，如下：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
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
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
隐居樂道，不求聞達。
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史家班固在《東都賦》中描寫的東漢和平文明，綜合上述諸點進行考察之後，可了解其整體觀念。
東漢風俗的敗壞 上節叙述了東漢經術主義下的部分地方文化。
毋庸贅述，經術主義作為形成一般文化的範疇發揮作用，其本是概念性的形式。
因此，本來以私欲作為本能的各類家庭群體，通過該形式自行調和，以獲得社會聲譽與當權者的認同。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動。
筆者先以《樊宏傳》為例，介紹東漢地方模範家族： （樊宏）為鄉裡著姓。
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
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
其營理産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财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
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
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鹹求假焉。
資至巨萬，而赈贍宗族，恩加鄉闾。
外孫何氏兄弟争财，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縣中稱美，推為三老。
年八十餘終。
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
責家聞者皆慚，争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宏少有志行。
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将兵攻湖陽，城守不下。
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系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
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ldquo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于鄉裡，雖有罪，且當在後。
&rdquo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
更始立，欲以宏為将，宏叩頭辭曰：&ldquo書生不習兵事。
&rdquo竟得免歸。
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
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勞遺赤眉。
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ldquo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
&rdquo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
建武五年，封長羅侯。
惠棟引《續漢書》稱，樊氏農院内有六畜、林木、陂池、果谷等，且&ldquo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萬&rdquo。
又其陂池之大可見于《水經注》。
總之，此類人物獲得上下人望。
現再舉馮衍上疏文中的一段： 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禍（王莽亂），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将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産，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
然後阖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以殖産、孝道、道德三者結合帶來個人幸福，這是時人的理想。
然而與上述家庭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社會上層人士之間實行後，東漢文明發生根本性的動搖。
關于此點，現主要就東漢末思想家王符的《潛夫論》加以叙述。
王符認為，當時的人一旦獲得富貴，則多有敗家行動： 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
皆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
财貨滿于仆妾，祿賜盡于猾奴。
甯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甯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鬥。
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于家，細民謗讟于道。
（《潛夫論·忠貴第十一》） 又遠在戰國之時，與墨子派的薄葬論相對，儒家一般主張厚葬論。
但東漢末的儒者皆主張薄葬論。
事實上，葬送儀式是誇炫家資的方法之一。
其盛行狀況可見于《浮侈》篇，如下： 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
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
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緻，重且千斤，功将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郭煌，費力傷農于萬裡之地。
&hellip&hellip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與王符幾乎同一時代的崔寔在政論中極力痛斥厚葬的弊害，但其自身為亡父舉辦葬禮及制作冢茔石碑之時，卻賣盡家中所有田宅，窮乏之餘以賣酒為生，因此招緻時人的批判。
總之，家族儀式極盡虛僞，當時經常可見三年喪期之時在墓側廬舍生活，但期間卻誕生大量子嗣、身體愈加肥滿的故事。
如此一來，作為漢文化根基的經術主義被家族私欲的本能所取代，于是發生社會混亂。
同為東漢末期的仲長統在作品《昌言》的《理亂》及《損益》篇中極力描寫當時豪族奢侈、專恣之狀。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樂，列乎深堂。
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
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
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随其心之所慮。
（《理亂》篇）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
财賂自營，犯法不坐。
刺客死士，為之投命。
緻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
（《損益》篇）由此可見，東漢末豪族兼并土地，自營農、工、商三業，且在恣意享樂的同時，背後與俠客之類相交，行殺人奪财之事。
《潛夫論·斷訟》記載，當時的權勢人物為滿足奢侈欲望，向人借錢後，竟殺害債主。
獲罪後不久就獲恩赦。
雖然已無法選辟為官吏，但州司及公府反而争相用之，此為實情。
另外，當時洛陽還有人以殺人為買賣。
由上述種種事實可見，豪族與官府完全勾結，以财力與權勢相連（《潛夫論·考績》），東漢盛時的經術主義完全崩壞殆盡。
如此狀勢之下，且來觀察那些無告的庶民，對于受到的不公，他們可向上司控告。
此時，鄉裡有相互協助訴訟的習慣，手續繁雜，耗費較高，且官府相互推诿，庶民隻能忍氣吞聲。
（《述赦》《考績》）如此一來，導緻地方缺乏認真從事生業者。
王符在《浮侈》中有雲： 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
&ldquo商邑翼翼，四方是極。
&rdquo今察洛陽，浮末者什于農夫，虛僞遊手者什于浮末。
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
&hellip&hellip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绐，比肩是也。
或以謀奸合任為業，或以遊敖博弈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
或取好土，作丸賣之，于彈，外不可以禦寇，内不足以禁鼠。
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遊者也。
&hellip&hellip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
從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細緻绮縠，冰纨錦繡。
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飾，金銀錯镂，獐麂履舄，文組彩褋，驕奢僭主，轉相誇詫。
箕子所唏，今在仆妾。
富貴嫁娶，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毂節引。
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
是故一飨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
田舍虛空，都會混雜。
财富分配不均恐将迅速惡化，民間激生動亂。
當時混亂之狀如何？現進行簡單叙述。
東漢末的亂離狀況 東漢衰亡的征兆開始顯露于安帝元初元年至四年（114&mdash117年）羌族的入寇。
相關概況已在内篇叙述。
為了解當時漢族蒙受的慘狀，現摘取王符《潛夫論》部分章節如下： 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
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闆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
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
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财貨，人哀奮怒，各欲報仇。
而将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讨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
又放散錢谷，殚盡府庫，乃複從民假貸，強奪财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
其為酷痛，甚於逢虜。
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
至吏所搜索剽奪，遊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活者，不可勝數也。
此之感天緻災，尤逆陰陽。
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
民之于徙，甚于伏法。
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
諸亡失财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
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内留。
雖知禍大，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
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着身，禍不及我家，故争郡縣以内遷。
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強劫驅掠，與其内入。
捐棄羸弱，使死其處。
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号，誠愁鬼神而感天心。
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阙廷，依官吏家，迫将威嚴，不敢有摯。
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匮，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兖、豫，荊、揚、蜀、漢，饑餓死亡，複失太半。
邊地遂以丘荒，至今無人。
原禍所起，皆吏過爾。
如王符所說，最初内郡人士對于羌族的侵寇還未抱有強烈反感。
其後桓帝元嘉年間（151&mdash153年），涼州諸羌再次發生叛亂，自四川、湖北至陝西、山西、直隸地區，廣受其害，漢族才生驚懼之念。
當時流行一首童謠：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依照範晔的解釋，甲卒多被征發，割麥者僅剩婦女。
而遭遇征發命運者非獨庶民，擁有爵位的士族也難逃厄運。
百姓對此事不敢公開發聲，隻敢偷偷抱怨。
對漢族的壓迫來自外部，而大亂則在内部爆發。
黃巾之賊，就其性質而言，雖然是糾合下層無告庶民反抗官憲的群體，但他們的首領并非站在農民立場舉事，因此得勢之後，自然亂用權力，極度享樂。
《抱樸子·道意》篇如此描述張角一派： 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财利，錢帛山積，富逾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為其緻用，威傾邦君，勢淩有司，亡命逋逃，因為窟薮。
（平津閣本） 暴亂帶來的傷害，使無論士族還是庶民，都深感痛苦。
于是皇甫嵩憤而将其讨平。
百姓歌頌曰： 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複安居。
（本傳） 士民得以心安。
但一度混亂的地方統治并沒有在黃巾誅滅之後就恢複平靜。
白波、黑山之賊分别在山西、山東各州郡暴掠，與此同時，匈奴、烏桓等實行以掠奪為唯一目的的行動，山西、直隸、山東地區不堪其害。
曾割據北部的公孫瓒在今直隸易州之南&ldquo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rdquo，人民對他十分信重。
童謠唱曰： 燕南陲，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
可見直隸中部平原已非安居之地。
北中國的流民自《詩經》時代起就曆代有之。
東漢末期王符曾特别記載，當時洛陽及其他都會遊手之徒甚多。
可想而知，内亂之後，其數量愈加增長。
且洛陽已淪為戰場，大量遊民散布四方。
與黃巾賊魁以某種宗教迷信糾集愚民相同，進入英雄時代後，割據之徒自然用武力糾集流民。
上述兩類人都是統一的破壞者，在這點上二者性質相同。
但如何利用糾合得來的勢力，則與英雄之人氣有重大關系。
收獲百姓好意的公孫瓒不久後遭遇失敗之命運，《後漢書》本傳将敗因歸結如下： 是時旱蝗谷貴，民相食。
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裡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
常言&ldquo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rdquo。
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
侯康《後漢書補注續》為上文開頭的一句&ldquo是時旱蝗谷貴，民相食&rdquo作注時，引用《太平禦覽》的記載道，此次天災之後，幽州人民才知采稆，又以棗椹充糧。
參照《魏書》中袁紹在河北之時軍兵取食桑椹的記載，可知食棗椹始于一般饑民，之後擴展至由割據者發給俸祿的軍人。
總之，公孫瓒沒有體恤饑民，這是其不得人心的最大原因。
此外，他還寵愛商販庸兒。
對此，惠棟注列舉與其訂誓的三個義兄弟。
三人為數師某、販缯某以及賈人某。
公孫瓒重用一般士流所輕視的徒輩以壓迫士流一事顯而易見。
三國初期以武力為唯一依靠的英雄人物，公孫瓒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英雄時代一旦出現，背井離鄉流亡之人不限于無告庶民，地方豪族也逐漸被波及。
翻看《三國志·魏書》列傳，随處可見事例。
尤其北華北大平原地區（所謂四戰之地），遷徙的名族衆多。
一一列舉将不堪其繁，現摘其二三進行叙述。
董卓被殺之後，董卓部将亂鬥，導緻陝西地區成為秩序最為混亂之處（參照内篇）。
因此，當地名族大量前往他鄉，隻有嚴幹、李義二人始終堅守故地。
二人的生活情狀描寫如下： 與諸故知相浮沉，采樵自活。
（裴注引《魏略》） 同書還記載，扶風（陝西鳳翔府）亭長王忠因邊境一帶騷亂，不堪饑餓，于是吃人，率其同黨至南方武關（陝西商州東境）。
當時，荊州的友人熱情相迎，但王忠反而奪走友人之兵。
後被曹操所任用，作為武官，屈從于王駕之下。
據傳，曹丕聽聞其曾食人，令俳人取冢間的髑髅系于王忠的馬鞍取笑他。
該傳說雖似小說，但由此可知當時吃人行徑極易發生。
直隸北部薊州有人名叫田疇，原為幽州刺史劉虞的部下，劉虞被公孫瓒所殺後，率領宗族及附從者數百人，掃地兩盟，立誓複仇，後入徐無山中。
徐無山為自直隸北部玉田縣越過長城後所見險要盧龍塞附近之山。
其後衆多百姓慕名而來，數年間已至五千餘家。
于是，田疇在山中建都邑，設立規約，制定法律，訂立死刑及其他二十餘條法規，之後制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又因其地與烏丸、鮮卑族相接，于是與其交好，修和睦關系。
此為地方豪族之下建成獨立小團體最為著名之例。
東漢末三國初期時，長江流域一帶受害較輕，大量流民及北方名族遷徙至此。
此情況可從孫吳立國之時多借北方名族之力，以及蜀國劉備、諸葛亮皆為北方人可知。
現引用《魯肅傳》裴松之注引《吳書》，作為豪族遷徙的代表事例： 《吳書》曰：&ldquo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
天下将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
父老鹹曰：&ldquo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rdquo後雄傑并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ldquo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裡，民富兵強，可以避害，甯肯相随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