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北朝時代——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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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戰。
如前所述，拓跋什翼犍不堪此族襲擾之苦。
太祖道武帝之時，曾先後兩回嘗試遠征高車。
第一回如前所述，将高車族追擊至鹿渾海，第二回發生在天興二年（399年），屬特大規模的計劃。
此時，魏大軍悉數取道東北多倫諾爾地區，沿陰山向西北行進，沿途征服當地民族，其一隊越過大漠襲擊高車根據地。
太祖将高車人引向漠南，&ldquo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裡，聚雜獸于其中，因驅至平城&rdquo，即以高車之衆建名為&ldquo鹿苑&rdquo的寬闊苑囿。
此次遠征對高車族而言是緻命打擊，其後高車多歸附于魏，勢力日漸衰弱，柔然族取而代之，在漠北得勢。
關于柔然（蠕蠕、芮芮），西洋學者認為它與西方記錄中所見的阿瓦爾族是同一種族，但其部屬系統不明。
依《魏書》之說，起初拓跋部始祖力微曾掠得一名奴隸，後被穆帝猗盧所釋放，此奴隸逃至廣漠溪谷，糾集無賴之徒，成為一大勢力。
其後代車鹿會自稱&ldquo柔然&rdquo，他們以前作為&ldquo郁友闾&rdquo或&ldquo木骨闾&rdquo為人所知，&ldquo木骨闾&rdquo意為&ldquo首秃&rdquo。
首秃（即無發之頭）有何意味，筆者不明，恐為賤稱。
既然改稱&ldquo柔然&rdquo，則&ldquo柔然&rdquo應含有尊貴意味。
但北魏太祖道武帝認為此部族毫無智識，其狀類蟲，故寫作&ldquo蠕蠕&rdquo嘲笑之。
總之，其部族系統不正，即便在蠻族之中也普遍被輕視。
《南齊書》稱作&ldquo塞外雜胡&rdquo。
就像以石勒為代表的羯族一樣，柔然在匈奴地位較低。
此部族一般不常遷徙，冬在漠南，夏在漠北，大體歸附于拓跋部，後部族一分為二，其一據西方，尋求劉衛辰的保護，太祖暴怒，在大碛南之床山攻打之。
後太祖部将追擊其餘衆至涿邪山（外蒙古尼赤金山）。
北魏與柔然之争即始于此。
但此時柔然一位名叫為社崘的酋長遠逃至北方投靠高車斛律部，後侵犯高車，遷徙至弱落水，以軍法統合部族。
弱落水一般被認為是土拉河，所以他們應是在匈奴故地鄂爾渾河、土拉河流域取代高車勢力。
社崘自稱豆代可汗。
豆代為駕馭開張之意。
北魏太祖曾謂崔宏曰：&ldquo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陳，卒成邊害。
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rdquo由此言可見，社崘出現後，北魏在北方遭遇強大敵手。
北魏在世祖太武帝之時，柔然部有名為大檀之酋長，在邊疆為患甚劇。
此前，太祖晚年及太宗一代對柔然主要采取防禦方針，及至世祖轉而主動轉向征伐柔然的方針，并前後發起數次大遠征。
對魏而言，尤為光輝的大勝是神?二年（429年）的遠征。
此時有傳言稱南朝宋即将大舉北伐，因此對于征伐柔然，魏内部産生激烈反對意見，但世祖不為所動，令大軍從白漠（東道，今由歸化城北行至庫倫驿路）、黑漠（西道，今烏拉特旗西北至科布多驿路，丁謙說）兩道橫絕大漠，至栗水（翁金河），大破柔然軍，大檀震懼，率其族黨焚廬舍，西逃而不知所蹤。
此次戰敗之後，柔然部落四散，竄居山谷，畜産布野而無人收。
世祖從栗水西行至兔園水（丁謙謂為推河），高車諸部殺大檀族衆，前後歸附之人達三十萬。
其後，柔然寇邊仍不絕于史，但此次大勝之後，北魏與柔然的關系暫時告一段落。
此後，北魏确立其邊防組織，作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外蠻進寇。
北魏全盛 世祖之後，經高宗拓跋濬（文成帝）、顯宗拓跋弘（獻文帝）至高祖拓跋宏（孝文帝），此中約五十年可視作北魏全盛期。
其間北魏得以維持世祖所開拓的魏朝疆土，另一方面逐漸吸收漢族文明，及至高祖孝文帝遷都洛陽，魏在形式上完全成為漢族統治者。
現圍繞此二點展開叙述。
魏世祖統一北中國，對高車、柔然施加強力壓迫，将威力延伸至北狄，與此同時為構建北方防備，嘗試設立六鎮。
六鎮為懷朔、武川、撫冥、懷荒、柔玄、禦夷，依楊守敬《水經注圖》考之，大體散布在今日内蒙古東部的察哈爾、綏遠區域，設于陰山山脈的要地。
此區域自拓跋氏初現中國史書之時開始，即為其勢力所在之處，換言之是拓跋部根據地。
對北魏而言最為重要的是懷朔、武川兩鎮。
拓跋部尚未建都于平城前，歸化城南面的盛樂是最主要的根據地，也是太祖拓跋珪的發祥地。
依郦道元《水經注》記載，以盛樂為中心有種種宮殿，皆與太祖有關，且太祖之後曆代天子屢屢巡幸至此，示威北方。
盛樂西方、黃河南折之處有懷朔鎮，其北方，越過白道嶺後有武川鎮。
此二鎮相望，拱衛盛樂城。
其東方，魏曆代天子屢次巡幸濡源。
其準确地點不得而知，但可确定為上都河之源、獨石口東邊。
以之為中心，設柔玄、禦夷二鎮，此二鎮與懷朔、武川中間又有撫冥、懷荒二鎮，魏北部防線可大體推知。
但此六鎮究竟建于何時尚無明确記錄。
但如前所說，世祖前代太宗之時開始，方在北邊構築長城。
因此，可推測應是自那時開始在此等要害之地配置駐屯軍。
世祖之初，征伐柔然，其降人多數配置于六鎮之間，可知當時六鎮已然存在。
其後世祖從中國内地征發十萬人夫，耗時兩年，在此地建塞圍。
此恐為六鎮外貌整備的開始。
六鎮的設立本為防備外敵，其防備逐漸完成，說明北魏由積極攻擊轉為消極防禦。
與此同時可以想見，北魏諸帝北邊巡狩漸次減少。
例如，從太祖至世祖時代幾乎年年巡狩，每次必進行盛大狩獵，諸部酋長全需參加。
最為盛大的一次當數世祖在太平真君三年（442年）禦幸盛樂城之北廣德殿所舉行的巡狩。
其詳細記載未有流傳，但著名宰相崔浩所寫碑文之一節被《水經注》所引用，如下： 肅清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颡，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
恐北邊各酋長皆在世祖之前行嵇颡之禮。
但世祖死後，高宗、顯祖、高祖數代，巡狩之事漸少。
與之相反，對漢族的各種措施逐漸增多。
且從北魏擅長的武力方面來看，不得不借助漢人力量的事例逐漸增多。
今為探明其情況，舉全盛期之漢為例。
其北邊第一防線為遙遠的甘肅西北敦煌、張掖地區（依漢時名稱，即積石、祁連山脈）至黃河流域的賀蘭山、陰山山脈一帶。
此範圍大體歸于北魏勢力之下，但就北魏防備系統而言，以六鎮為中心，與之相連的西方沙碛之地僅為内蒙古黃河之北至賀蘭山内側一線，自涼州姑臧延伸至西北則僅設置若幹鎮戍，作為防備可謂相當薄弱。
例如，世祖滅沮渠而取姑臧之時，宰相崔浩提議，在如此遠隔之地僅設鎮戍之兵，恐難成防備，務必将漢族豪家與人民移住此地以謀開拓。
其意本為效仿漢家的政策，但此提議未被采用。
但姑臧以東，薄骨律鎮已實行開墾計劃。
此鎮一般認為系甘肅省東北部黃河内側的靈州，若逆黃河而上，則河套沙漠中有名為&ldquo沃野&rdquo的鎮戍地。
世祖末期，薄骨律鎮守将刁雍計劃引黃河之水，築溝渠而興良田，後造運船，計劃将物資運抵沃野鎮。
而《水經注》明确記載，沃野鎮引入黃河之水灌溉田地。
由此可見，當地乃有漢族農民逐漸遷入從事農業。
而六鎮防備方面，顯祖之時，乃聽取源賀之策，北中國征發各地之犯人以充邊防，主要配備于六鎮之間。
有學者認為，中國兵士素質惡化正是源于此。
總之漢人加入北邊防備乃是事實。
其後，征發内地漢人三萬人，主要配備于懷朔、武川兩鎮。
從此北魏在此二鎮之間築城，且新赴邊戍之兵士從事地方墾殖，即實行所謂屯田策。
及至高祖之時，為令此等犯人從事邊戍，屢屢施以特别恩惠。
又因高闾之意見，昔日太宗計劃之築長城之說再次被提起，于是在六鎮全部構築種種防禦工事，北邊防備逐漸完成。
如前所述，漢人力量愈發凸顯。
現轉而觀察魏室與漢族的關系。
雖然說是漢族，但筆者主要叙述權力所有者北中國豪族與魏室的關系。
拓跋部與北中國發生重大關系始于太祖滅慕容部取中山之時。
直隸、河南平原地區由此進入&ldquo五胡亂華&rdquo時代，各種蠻族相繼興亡，當地豪族為保自身權力，于是出仕于各蠻族政權。
輔佐太祖的崔宏，其祖父仕于石虎，其父仕于慕容部。
雖稱為出仕，但無法将之看作有統制國家的官吏。
實際上，北魏之時，至顯祖之前，官吏均無俸祿。
張白澤上疏之一節有雲： 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魏書·張衮傳》） 因此，北地豪族以蠻人為君主恐為保全社會地位。
從地方狀勢而言，北地動亂持續已久，地方全借豪族之手方能維持秩序，蠻族為在當地得勢，無法漠視豪族之力。
所以蠻族酋長與中國豪族之間，其利害關系存有相互依賴的一面。
而北地豪族在長時間的騷亂期維持了權力，自然成為社會上層階級，且借相互通婚，穩固其地位。
論及著名家族，直隸有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河南有荥陽鄭氏，山西則有河東柳氏、太原郭氏。
此等強族并不重視蠻族首領。
例如，太祖曾向幕下張衮問起直隸地區的人物，張衮推薦範陽盧博、清河崔宏。
但他們起初并未應諾仕魏。
清河崔氏一族有名叫崔逞者。
太祖在中山攻打慕容氏，食糧頗缺，于是命令崔逞制定征發方略。
崔逞答曰：&ldquo取椹可以助糧&hellip&hellip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
&rdquo此言明顯侮慢蠻族，太祖暴怒。
其後，晉司馬德宗因為羌部姚興攻擊，向太祖求救。
太祖令崔逞拟書信，其竟在信中稱&ldquo賢兄虎步中原&rdquo，太祖認為此言非君臣之禮，令其重寫，其竟以&ldquo貴主&rdquo替代&ldquo賢兄&rdquo。
太祖暴怒，斬之。
[1]此事件一方面可看出豪族對蠻王的态度，另一面亦可看出為太祖對豪族斷然威壓的方針。
現從後一方面考察整體史實。
據傳，太祖好讀之書為法家《韓非子》，其子太宗也頗愛讀《韓非子連珠》《太公兵法》等書籍，因此，魏刑罰苛酷。
曾有魏同族之人在某地被殺，魏找到兇手後誅滅其三族。
趙翼等人引用此等事例證明北魏刑罰的嚴酷。
但同時也不能無視其優點。
《魏書·刑罰志》記載，太祖當時已采用嚴罰主義，但一般而言，太祖廢除各種酷刑，且在适用方面，對大臣等權貴也毫無寬縱之處。
法的公平反而得以實現。
支持獨裁王室，敏于順應新時勢的漢族反而開始傾向建設新國家。
如世祖的宰相崔浩所言，魏率漠北純樸之人入主中原，變風易俗，治化四方。
正是他勸世祖确立統一北中國的大方針，當蠻族出身的大臣對遠征姑臧及征伐柔然持猶豫态度之時，唯獨他持強硬态度，緻力于令世祖成為名副其實一統中原的君主。
但深受信賴的崔浩最後被世祖所殺。
《資治通鑒》認為崔浩遭誅滅，原因有二：（一）恃才，将自己所推薦的人物強行任命為地方高官，因而廣受當時諸大臣的非議；（二）書寫魏一代的曆史，在其部下勸說下，刻石立于郊壇。
但其直書魏先祖之事，魏部族之人暴怒，向世祖進讒言，世祖于是将其誅殺。
此時，非唯崔浩，清河崔氏一門乃至與其存有姻戚關系的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皆罹族誅之禍。
大臣高允也差點被滅族，幸虧他是皇太子的師傅而得以幸免。
世祖曾向高允言曰，若無太子，則還有數千戶難逃死罪。
高氏一門就可能有數千戶被誅，那麼與崔氏一同被誅之人，數字應該十分龐大。
通常中國曆史家将《通鑒》列舉的第二原因視為崔浩敗亡的主因，有人稱若崔浩的史筆傳至今日，則魏祖先的事迹更加清楚。
但此想象恐與事實不符。
《通鑒》将崔浩過度任用私黨列為第一原因，實為卓識。
崔浩作為北中國名族的首領，欲引薦人才至中央以擔當政治改革的大任。
《魏書·盧玄傳》有雲，崔浩曾意圖&ldquo齊整人倫，分明姓族&rdquo，欲建立當時南朝宋所實行的世族中心政治。
但盧玄冷靜反對。
他認為，凡事皆講求時機，即便想要立刻實現漢族中心之文明，贊成者能有幾人？還需深思熟慮。
又崔浩欲令其一派之名族擔任地方高官，高允提出批評，指出崔浩将陷入險境。
魏廣用漢族人士，但始終還是以魏王室為中心。
太祖曾下诏： 而今世俗，佥以台輔為榮貴，企慕而求之。
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舍之則輕。
然則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虛稱也。
此乃對漢族徒求虛名的當頭棒喝，告誡世人應在人主的意志之下認真履行職務，這明顯帶有法家色彩。
此方針一直持續至世祖時。
與之相對，崔浩過于主張漢族中心而侵犯人主的權威，是其失敗的真正原因。
魏的曆史問題成為誘因，崔浩終緻敗亡的命運。
回頭細思，北中國的豪族名門經過&ldquo五胡亂華&rdquo時期，實際上得以維持其家世及勢力。
即便王室厲行統一主義，但就事實而言，蠻族權貴樂于與漢族名家通婚，即便王室也在所難免。
此外，從法規上而言，漢族名家子弟與蠻族權貴子弟共擔禁衛重任（參照外篇）。
因此，承認此事實的同時實現統一，是魏王室理應嘗試的開明政策。
為此所采取的方針應該是以王室權力定氏族的高下，如此一來，氏族得到相應的社會地位，自然政治上也獲得有利位置。
與此同時，采取保障一般百姓生活利益的政策，在二者基礎之上，實現政治形式的統一。
在魏鼎盛的高祖時期，除了三長制與均田法之外，還實行氏族分定政策。
關于三長制及均田法，将從其他角度在外篇另說，現就氏族分定政策進行論述。
且看高祖遷都洛陽的大事件。
關于遷都情況，《資治通鑒》記載最為詳細。
據記載，魏高祖孝文帝認為其都城平城土地寒冷，六月已有降雪，風沙常起，因此欲遷都洛陽。
但群臣之中多人反對，于是高祖表面上說要征伐南齊，與群臣讨論南征之可否。
其時，皇族之中地位最高的任城王澄痛陳南伐不可取，高祖變色痛罵：&ldquo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rdquo任城王回答：&ldquo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rdquo高祖這才面色緩和，令各人發表看法。
結果明顯南伐與輿論相悖。
不久後，高祖私下召見任城王，袒露心聲，稱平城是用武之地，而非文治之都。
今時今日應變風易俗，因此才欲遷都中原。
此時高祖決心甚笃，甚至認為：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
[2]任城王表示贊成，請命鎮壓北人即非漢族人士的反對聲音。
高祖表現出毅然實行南伐的決心，于是漢族大臣紛紛上呈谏言。
太和十七年（493年），高祖率軍三十萬從平城出發抵達洛陽。
當時，霖雨不止。
高祖如其聲明所言，志在征伐南方齊國，親自乘馬。
群臣反對，立于馬前。
漢族大臣李沖勸谏放棄南伐，但帝不為所動。
後安定王休代表皇族流淚谏言。
高祖對群臣曰：&ldquo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
&rdquo安定王等列于右，但皇族中有一人贊成遷都，群臣高呼萬歲。
當時，北方舊人不欲遷都者占大多數，但因不欲南伐，所以無人反對。
遷都之議得以确定。
高祖于是派遣任城王至平城，令其傳達遷都之事，順便鎮壓不滿之人。
其間，高祖巡視黃河沿岸都市，并加速經營洛陽，翌年下發遷都之诏，向天下公布理由，但诏書現已流失。
由以上可知，遷都計劃全為高祖獨裁之策，事先知情者僅有任城王澄一人而已。
之後高祖歸于舊都平城，與大臣論及遷都可否之時說道：平城位偏北方，不宜作為帝王之都。
而高祖的專斷招緻平城舊臣強烈反對已是事實，尤其伴随遷都而來的各類改革更是增加了對高祖的不滿。
其改革重點如下： 第一，将代人遷至河南。
魏宗室廣川王的妃子死後葬于平城，而廣川王随高祖身在洛陽。
廣川王去世，他是應該與妃子同葬于代都平城，還是葬于新都洛陽，當時成為一個難以抉擇的問題。
對此，高祖決定，若代人遷至洛陽，則需葬于郊外邙山。
若丈夫死于代都，其妻遷入洛陽，方可随夫葬于代都。
于是，高祖昭告天下，遷至洛陽的人民必須葬于河南，不得北還。
與高祖共同南遷者全部成為河南洛陽人。
第二，禁止胡俗胡語。
禁止北人穿着鮮卑服裝以及使用鮮卑語。
禁止使用鮮卑語無疑是一個大問題。
根據現存史料，此改革同樣是高祖的獨斷之策，漢族權貴都未必完全贊成。
總之，除卻三十歲以上已習慣使用鮮卑語的人，若想在朝廷出仕，則必須改變語言。
高祖于是下诏，若有在朝廷中操北語者，免去官職。
上述高祖的改革盡改北人舊俗，而從漢族風習，北方舊臣中自然多人反對。
太子拓跋恂苦于河南地區的暑熱，常常希望返回代都，且經常穿着胡服而不聽高祖之诏。
此外，有權的舊臣之中，有人對高祖遷都後主要任用漢族人士的做法深感嫉妒。
這些人于是聚集謀反，不久就被任城王鎮壓。
叛亂平定後，高祖赴平城同舊臣會面。
其時，舊臣皆改穿漢式服裝，朱衣滿座。
唯獨新興公丕身為國家元勳卻着胡服，于是他被剝奪所有官職，貶為庶民。
如此一來，高祖的改革得以充分施行。
趙翼《劄記》将遷都洛陽視為魏衰亡的重大原因。
據趙翼考證，高祖徒興文治，自然武備廢弛。
太祖之時，有一名部人作為使者被派往長安，之後竟效仿漢風容儀，于是被殺。
另外，太宗計劃遷都邺城之時，崔浩勸谏說魏部屬不多，進入中原則勢力分散，不足以制禦漢族。
魏于是以其武力與團結割據北方。
此觀點在某種意義上應屬正确。
但與其說北魏固有的風氣因為遷都而崩壞，倒不如說高祖因風氣崩壞才斷然遷都。
此點還需考察。
對遷都計劃最為盡力的任城王在高祖死後上疏，建議建立特别學校為魏宗室施以教育。
其一節如下： 使将落之族，日就月将。
在他眼中，魏宗室面臨着衰亡的命運。
他絕非持當時漢族間盛行的&ldquo禮為治國之本&rdquo論調者。
傳記記載其言論： 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
主張可謂一目了然。
高祖有心徹底改變舊來習慣，于是深愛其說，曾說： 朕方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
推敲此中意思，他們二人共謀改變舊習而樹立朝威。
拓跋一族中尤為優秀的二人着手重大改革的原因，無非在于對當時漢文明的同化力感興趣。
又《魏書·成淹傳》記載，高祖禦幸徐州，欲浮泗水入黃河，溯流返洛陽，軍宿于碻磝[3]。
成淹以為黃河水流湍急，谏止其行。
高祖曰： 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
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
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
平城無漕運之便，即便為了供給從各地向朝廷進貢的蠻族，也有遷都的必要。
但毫無疑問
如前所述，拓跋什翼犍不堪此族襲擾之苦。
太祖道武帝之時，曾先後兩回嘗試遠征高車。
第一回如前所述，将高車族追擊至鹿渾海，第二回發生在天興二年（399年），屬特大規模的計劃。
此時，魏大軍悉數取道東北多倫諾爾地區，沿陰山向西北行進，沿途征服當地民族，其一隊越過大漠襲擊高車根據地。
太祖将高車人引向漠南，&ldquo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裡，聚雜獸于其中，因驅至平城&rdquo，即以高車之衆建名為&ldquo鹿苑&rdquo的寬闊苑囿。
此次遠征對高車族而言是緻命打擊，其後高車多歸附于魏，勢力日漸衰弱，柔然族取而代之，在漠北得勢。
關于柔然（蠕蠕、芮芮），西洋學者認為它與西方記錄中所見的阿瓦爾族是同一種族，但其部屬系統不明。
依《魏書》之說，起初拓跋部始祖力微曾掠得一名奴隸，後被穆帝猗盧所釋放，此奴隸逃至廣漠溪谷，糾集無賴之徒，成為一大勢力。
其後代車鹿會自稱&ldquo柔然&rdquo，他們以前作為&ldquo郁友闾&rdquo或&ldquo木骨闾&rdquo為人所知，&ldquo木骨闾&rdquo意為&ldquo首秃&rdquo。
首秃（即無發之頭）有何意味，筆者不明，恐為賤稱。
既然改稱&ldquo柔然&rdquo，則&ldquo柔然&rdquo應含有尊貴意味。
但北魏太祖道武帝認為此部族毫無智識，其狀類蟲，故寫作&ldquo蠕蠕&rdquo嘲笑之。
總之，其部族系統不正，即便在蠻族之中也普遍被輕視。
《南齊書》稱作&ldquo塞外雜胡&rdquo。
就像以石勒為代表的羯族一樣，柔然在匈奴地位較低。
此部族一般不常遷徙，冬在漠南，夏在漠北，大體歸附于拓跋部，後部族一分為二，其一據西方，尋求劉衛辰的保護，太祖暴怒，在大碛南之床山攻打之。
後太祖部将追擊其餘衆至涿邪山（外蒙古尼赤金山）。
北魏與柔然之争即始于此。
但此時柔然一位名叫為社崘的酋長遠逃至北方投靠高車斛律部，後侵犯高車，遷徙至弱落水，以軍法統合部族。
弱落水一般被認為是土拉河，所以他們應是在匈奴故地鄂爾渾河、土拉河流域取代高車勢力。
社崘自稱豆代可汗。
豆代為駕馭開張之意。
北魏太祖曾謂崔宏曰：&ldquo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陳，卒成邊害。
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rdquo由此言可見，社崘出現後，北魏在北方遭遇強大敵手。
北魏在世祖太武帝之時，柔然部有名為大檀之酋長，在邊疆為患甚劇。
此前，太祖晚年及太宗一代對柔然主要采取防禦方針，及至世祖轉而主動轉向征伐柔然的方針，并前後發起數次大遠征。
對魏而言，尤為光輝的大勝是神?二年（429年）的遠征。
此時有傳言稱南朝宋即将大舉北伐，因此對于征伐柔然，魏内部産生激烈反對意見，但世祖不為所動，令大軍從白漠（東道，今由歸化城北行至庫倫驿路）、黑漠（西道，今烏拉特旗西北至科布多驿路，丁謙說）兩道橫絕大漠，至栗水（翁金河），大破柔然軍，大檀震懼，率其族黨焚廬舍，西逃而不知所蹤。
此次戰敗之後，柔然部落四散，竄居山谷，畜産布野而無人收。
世祖從栗水西行至兔園水（丁謙謂為推河），高車諸部殺大檀族衆，前後歸附之人達三十萬。
其後，柔然寇邊仍不絕于史，但此次大勝之後，北魏與柔然的關系暫時告一段落。
此後，北魏确立其邊防組織，作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外蠻進寇。
北魏全盛 世祖之後，經高宗拓跋濬（文成帝）、顯宗拓跋弘（獻文帝）至高祖拓跋宏（孝文帝），此中約五十年可視作北魏全盛期。
其間北魏得以維持世祖所開拓的魏朝疆土，另一方面逐漸吸收漢族文明，及至高祖孝文帝遷都洛陽，魏在形式上完全成為漢族統治者。
現圍繞此二點展開叙述。
魏世祖統一北中國，對高車、柔然施加強力壓迫，将威力延伸至北狄，與此同時為構建北方防備，嘗試設立六鎮。
六鎮為懷朔、武川、撫冥、懷荒、柔玄、禦夷，依楊守敬《水經注圖》考之，大體散布在今日内蒙古東部的察哈爾、綏遠區域，設于陰山山脈的要地。
此區域自拓跋氏初現中國史書之時開始，即為其勢力所在之處，換言之是拓跋部根據地。
對北魏而言最為重要的是懷朔、武川兩鎮。
拓跋部尚未建都于平城前，歸化城南面的盛樂是最主要的根據地，也是太祖拓跋珪的發祥地。
依郦道元《水經注》記載，以盛樂為中心有種種宮殿，皆與太祖有關，且太祖之後曆代天子屢屢巡幸至此，示威北方。
盛樂西方、黃河南折之處有懷朔鎮，其北方，越過白道嶺後有武川鎮。
此二鎮相望，拱衛盛樂城。
其東方，魏曆代天子屢次巡幸濡源。
其準确地點不得而知，但可确定為上都河之源、獨石口東邊。
以之為中心，設柔玄、禦夷二鎮，此二鎮與懷朔、武川中間又有撫冥、懷荒二鎮，魏北部防線可大體推知。
但此六鎮究竟建于何時尚無明确記錄。
但如前所說，世祖前代太宗之時開始，方在北邊構築長城。
因此，可推測應是自那時開始在此等要害之地配置駐屯軍。
世祖之初，征伐柔然，其降人多數配置于六鎮之間，可知當時六鎮已然存在。
其後世祖從中國内地征發十萬人夫，耗時兩年，在此地建塞圍。
此恐為六鎮外貌整備的開始。
六鎮的設立本為防備外敵，其防備逐漸完成，說明北魏由積極攻擊轉為消極防禦。
與此同時可以想見，北魏諸帝北邊巡狩漸次減少。
例如，從太祖至世祖時代幾乎年年巡狩，每次必進行盛大狩獵，諸部酋長全需參加。
最為盛大的一次當數世祖在太平真君三年（442年）禦幸盛樂城之北廣德殿所舉行的巡狩。
其詳細記載未有流傳，但著名宰相崔浩所寫碑文之一節被《水經注》所引用，如下： 肅清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颡，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
恐北邊各酋長皆在世祖之前行嵇颡之禮。
但世祖死後，高宗、顯祖、高祖數代，巡狩之事漸少。
與之相反，對漢族的各種措施逐漸增多。
且從北魏擅長的武力方面來看，不得不借助漢人力量的事例逐漸增多。
今為探明其情況，舉全盛期之漢為例。
其北邊第一防線為遙遠的甘肅西北敦煌、張掖地區（依漢時名稱，即積石、祁連山脈）至黃河流域的賀蘭山、陰山山脈一帶。
此範圍大體歸于北魏勢力之下，但就北魏防備系統而言，以六鎮為中心，與之相連的西方沙碛之地僅為内蒙古黃河之北至賀蘭山内側一線，自涼州姑臧延伸至西北則僅設置若幹鎮戍，作為防備可謂相當薄弱。
例如，世祖滅沮渠而取姑臧之時，宰相崔浩提議，在如此遠隔之地僅設鎮戍之兵，恐難成防備，務必将漢族豪家與人民移住此地以謀開拓。
其意本為效仿漢家的政策，但此提議未被采用。
但姑臧以東，薄骨律鎮已實行開墾計劃。
此鎮一般認為系甘肅省東北部黃河内側的靈州，若逆黃河而上，則河套沙漠中有名為&ldquo沃野&rdquo的鎮戍地。
世祖末期，薄骨律鎮守将刁雍計劃引黃河之水，築溝渠而興良田，後造運船，計劃将物資運抵沃野鎮。
而《水經注》明确記載，沃野鎮引入黃河之水灌溉田地。
由此可見，當地乃有漢族農民逐漸遷入從事農業。
而六鎮防備方面，顯祖之時，乃聽取源賀之策，北中國征發各地之犯人以充邊防，主要配備于六鎮之間。
有學者認為，中國兵士素質惡化正是源于此。
總之漢人加入北邊防備乃是事實。
其後，征發内地漢人三萬人，主要配備于懷朔、武川兩鎮。
從此北魏在此二鎮之間築城，且新赴邊戍之兵士從事地方墾殖，即實行所謂屯田策。
及至高祖之時，為令此等犯人從事邊戍，屢屢施以特别恩惠。
又因高闾之意見，昔日太宗計劃之築長城之說再次被提起，于是在六鎮全部構築種種防禦工事，北邊防備逐漸完成。
如前所述，漢人力量愈發凸顯。
現轉而觀察魏室與漢族的關系。
雖然說是漢族，但筆者主要叙述權力所有者北中國豪族與魏室的關系。
拓跋部與北中國發生重大關系始于太祖滅慕容部取中山之時。
直隸、河南平原地區由此進入&ldquo五胡亂華&rdquo時代，各種蠻族相繼興亡，當地豪族為保自身權力，于是出仕于各蠻族政權。
輔佐太祖的崔宏，其祖父仕于石虎，其父仕于慕容部。
雖稱為出仕，但無法将之看作有統制國家的官吏。
實際上，北魏之時，至顯祖之前，官吏均無俸祿。
張白澤上疏之一節有雲： 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魏書·張衮傳》） 因此，北地豪族以蠻人為君主恐為保全社會地位。
從地方狀勢而言，北地動亂持續已久，地方全借豪族之手方能維持秩序，蠻族為在當地得勢，無法漠視豪族之力。
所以蠻族酋長與中國豪族之間，其利害關系存有相互依賴的一面。
而北地豪族在長時間的騷亂期維持了權力，自然成為社會上層階級，且借相互通婚，穩固其地位。
論及著名家族，直隸有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河南有荥陽鄭氏，山西則有河東柳氏、太原郭氏。
此等強族并不重視蠻族首領。
例如，太祖曾向幕下張衮問起直隸地區的人物，張衮推薦範陽盧博、清河崔宏。
但他們起初并未應諾仕魏。
清河崔氏一族有名叫崔逞者。
太祖在中山攻打慕容氏，食糧頗缺，于是命令崔逞制定征發方略。
崔逞答曰：&ldquo取椹可以助糧&hellip&hellip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
&rdquo此言明顯侮慢蠻族，太祖暴怒。
其後，晉司馬德宗因為羌部姚興攻擊，向太祖求救。
太祖令崔逞拟書信，其竟在信中稱&ldquo賢兄虎步中原&rdquo，太祖認為此言非君臣之禮，令其重寫，其竟以&ldquo貴主&rdquo替代&ldquo賢兄&rdquo。
太祖暴怒，斬之。
[1]此事件一方面可看出豪族對蠻王的态度，另一面亦可看出為太祖對豪族斷然威壓的方針。
現從後一方面考察整體史實。
據傳，太祖好讀之書為法家《韓非子》，其子太宗也頗愛讀《韓非子連珠》《太公兵法》等書籍，因此，魏刑罰苛酷。
曾有魏同族之人在某地被殺，魏找到兇手後誅滅其三族。
趙翼等人引用此等事例證明北魏刑罰的嚴酷。
但同時也不能無視其優點。
《魏書·刑罰志》記載，太祖當時已采用嚴罰主義，但一般而言，太祖廢除各種酷刑，且在适用方面，對大臣等權貴也毫無寬縱之處。
法的公平反而得以實現。
支持獨裁王室，敏于順應新時勢的漢族反而開始傾向建設新國家。
如世祖的宰相崔浩所言，魏率漠北純樸之人入主中原，變風易俗，治化四方。
正是他勸世祖确立統一北中國的大方針，當蠻族出身的大臣對遠征姑臧及征伐柔然持猶豫态度之時，唯獨他持強硬态度，緻力于令世祖成為名副其實一統中原的君主。
但深受信賴的崔浩最後被世祖所殺。
《資治通鑒》認為崔浩遭誅滅，原因有二：（一）恃才，将自己所推薦的人物強行任命為地方高官，因而廣受當時諸大臣的非議；（二）書寫魏一代的曆史，在其部下勸說下，刻石立于郊壇。
但其直書魏先祖之事，魏部族之人暴怒，向世祖進讒言，世祖于是将其誅殺。
此時，非唯崔浩，清河崔氏一門乃至與其存有姻戚關系的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皆罹族誅之禍。
大臣高允也差點被滅族，幸虧他是皇太子的師傅而得以幸免。
世祖曾向高允言曰，若無太子，則還有數千戶難逃死罪。
高氏一門就可能有數千戶被誅，那麼與崔氏一同被誅之人，數字應該十分龐大。
通常中國曆史家将《通鑒》列舉的第二原因視為崔浩敗亡的主因，有人稱若崔浩的史筆傳至今日，則魏祖先的事迹更加清楚。
但此想象恐與事實不符。
《通鑒》将崔浩過度任用私黨列為第一原因，實為卓識。
崔浩作為北中國名族的首領，欲引薦人才至中央以擔當政治改革的大任。
《魏書·盧玄傳》有雲，崔浩曾意圖&ldquo齊整人倫，分明姓族&rdquo，欲建立當時南朝宋所實行的世族中心政治。
但盧玄冷靜反對。
他認為，凡事皆講求時機，即便想要立刻實現漢族中心之文明，贊成者能有幾人？還需深思熟慮。
又崔浩欲令其一派之名族擔任地方高官，高允提出批評，指出崔浩将陷入險境。
魏廣用漢族人士，但始終還是以魏王室為中心。
太祖曾下诏： 而今世俗，佥以台輔為榮貴，企慕而求之。
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舍之則輕。
然則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虛稱也。
此乃對漢族徒求虛名的當頭棒喝，告誡世人應在人主的意志之下認真履行職務，這明顯帶有法家色彩。
此方針一直持續至世祖時。
與之相對，崔浩過于主張漢族中心而侵犯人主的權威，是其失敗的真正原因。
魏的曆史問題成為誘因，崔浩終緻敗亡的命運。
回頭細思，北中國的豪族名門經過&ldquo五胡亂華&rdquo時期，實際上得以維持其家世及勢力。
即便王室厲行統一主義，但就事實而言，蠻族權貴樂于與漢族名家通婚，即便王室也在所難免。
此外，從法規上而言，漢族名家子弟與蠻族權貴子弟共擔禁衛重任（參照外篇）。
因此，承認此事實的同時實現統一，是魏王室理應嘗試的開明政策。
為此所采取的方針應該是以王室權力定氏族的高下，如此一來，氏族得到相應的社會地位，自然政治上也獲得有利位置。
與此同時，采取保障一般百姓生活利益的政策，在二者基礎之上，實現政治形式的統一。
在魏鼎盛的高祖時期，除了三長制與均田法之外，還實行氏族分定政策。
關于三長制及均田法，将從其他角度在外篇另說，現就氏族分定政策進行論述。
且看高祖遷都洛陽的大事件。
關于遷都情況，《資治通鑒》記載最為詳細。
據記載，魏高祖孝文帝認為其都城平城土地寒冷，六月已有降雪，風沙常起，因此欲遷都洛陽。
但群臣之中多人反對，于是高祖表面上說要征伐南齊，與群臣讨論南征之可否。
其時，皇族之中地位最高的任城王澄痛陳南伐不可取，高祖變色痛罵：&ldquo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rdquo任城王回答：&ldquo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rdquo高祖這才面色緩和，令各人發表看法。
結果明顯南伐與輿論相悖。
不久後，高祖私下召見任城王，袒露心聲，稱平城是用武之地，而非文治之都。
今時今日應變風易俗，因此才欲遷都中原。
此時高祖決心甚笃，甚至認為：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
[2]任城王表示贊成，請命鎮壓北人即非漢族人士的反對聲音。
高祖表現出毅然實行南伐的決心，于是漢族大臣紛紛上呈谏言。
太和十七年（493年），高祖率軍三十萬從平城出發抵達洛陽。
當時，霖雨不止。
高祖如其聲明所言，志在征伐南方齊國，親自乘馬。
群臣反對，立于馬前。
漢族大臣李沖勸谏放棄南伐，但帝不為所動。
後安定王休代表皇族流淚谏言。
高祖對群臣曰：&ldquo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
&rdquo安定王等列于右，但皇族中有一人贊成遷都，群臣高呼萬歲。
當時，北方舊人不欲遷都者占大多數，但因不欲南伐，所以無人反對。
遷都之議得以确定。
高祖于是派遣任城王至平城，令其傳達遷都之事，順便鎮壓不滿之人。
其間，高祖巡視黃河沿岸都市，并加速經營洛陽，翌年下發遷都之诏，向天下公布理由，但诏書現已流失。
由以上可知，遷都計劃全為高祖獨裁之策，事先知情者僅有任城王澄一人而已。
之後高祖歸于舊都平城，與大臣論及遷都可否之時說道：平城位偏北方，不宜作為帝王之都。
而高祖的專斷招緻平城舊臣強烈反對已是事實，尤其伴随遷都而來的各類改革更是增加了對高祖的不滿。
其改革重點如下： 第一，将代人遷至河南。
魏宗室廣川王的妃子死後葬于平城，而廣川王随高祖身在洛陽。
廣川王去世，他是應該與妃子同葬于代都平城，還是葬于新都洛陽，當時成為一個難以抉擇的問題。
對此，高祖決定，若代人遷至洛陽，則需葬于郊外邙山。
若丈夫死于代都，其妻遷入洛陽，方可随夫葬于代都。
于是，高祖昭告天下，遷至洛陽的人民必須葬于河南，不得北還。
與高祖共同南遷者全部成為河南洛陽人。
第二，禁止胡俗胡語。
禁止北人穿着鮮卑服裝以及使用鮮卑語。
禁止使用鮮卑語無疑是一個大問題。
根據現存史料，此改革同樣是高祖的獨斷之策，漢族權貴都未必完全贊成。
總之，除卻三十歲以上已習慣使用鮮卑語的人，若想在朝廷出仕，則必須改變語言。
高祖于是下诏，若有在朝廷中操北語者，免去官職。
上述高祖的改革盡改北人舊俗，而從漢族風習，北方舊臣中自然多人反對。
太子拓跋恂苦于河南地區的暑熱，常常希望返回代都，且經常穿着胡服而不聽高祖之诏。
此外，有權的舊臣之中，有人對高祖遷都後主要任用漢族人士的做法深感嫉妒。
這些人于是聚集謀反，不久就被任城王鎮壓。
叛亂平定後，高祖赴平城同舊臣會面。
其時，舊臣皆改穿漢式服裝，朱衣滿座。
唯獨新興公丕身為國家元勳卻着胡服，于是他被剝奪所有官職，貶為庶民。
如此一來，高祖的改革得以充分施行。
趙翼《劄記》将遷都洛陽視為魏衰亡的重大原因。
據趙翼考證，高祖徒興文治，自然武備廢弛。
太祖之時，有一名部人作為使者被派往長安，之後竟效仿漢風容儀，于是被殺。
另外，太宗計劃遷都邺城之時，崔浩勸谏說魏部屬不多，進入中原則勢力分散，不足以制禦漢族。
魏于是以其武力與團結割據北方。
此觀點在某種意義上應屬正确。
但與其說北魏固有的風氣因為遷都而崩壞，倒不如說高祖因風氣崩壞才斷然遷都。
此點還需考察。
對遷都計劃最為盡力的任城王在高祖死後上疏，建議建立特别學校為魏宗室施以教育。
其一節如下： 使将落之族，日就月将。
在他眼中，魏宗室面臨着衰亡的命運。
他絕非持當時漢族間盛行的&ldquo禮為治國之本&rdquo論調者。
傳記記載其言論： 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
主張可謂一目了然。
高祖有心徹底改變舊來習慣，于是深愛其說，曾說： 朕方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
推敲此中意思，他們二人共謀改變舊習而樹立朝威。
拓跋一族中尤為優秀的二人着手重大改革的原因，無非在于對當時漢文明的同化力感興趣。
又《魏書·成淹傳》記載，高祖禦幸徐州，欲浮泗水入黃河，溯流返洛陽，軍宿于碻磝[3]。
成淹以為黃河水流湍急，谏止其行。
高祖曰： 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
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
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
平城無漕運之便，即便為了供給從各地向朝廷進貢的蠻族，也有遷都的必要。
但毫無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