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北朝時代——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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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市場、稅關官吏的犯罪，也從民生主義的立場保證其生活資料；逃避力役者若自首，仍可享受一般平民的特權；不給權貴與富人可乘之機，可謂施行了最為仁慈的王者統治。
而其政策完全與梁武性格有關。
《南史》記載梁武私生活時有雲： 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
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
且其日常生活頗為質樸。
他的親信周舍、徐勉二人也憑儉素的生活與高潔的人格，而成有梁一代的模範。
《梁書·徐勉傳》就對其清雅的生活進行了生動描寫。
然而，天監改元普通之後，梁的政治日漸放縱。
梁武對同族的約束過于寬松的弊害終于顯現。
現列舉臨川王宏與梁武之間的一則故事作為例子。
（意譯）臨川王是梁武之弟。
與北魏交戰之時，他作為全軍主帥出擊淮水流域。
當時梁軍軍器、軍容之齊備，屬百數十年來之最。
且其部下軍将之中，能人衆多。
但王進而不戰，某日魏軍來襲，諸将正全力防禦之時，王竟舍棄全軍倉皇逃回建康城。
為此，梁軍大敗。
但梁武不問其罪，反而仍然予以重用。
而此大敗使王飽受惡評，王的心中也常常抱有不安。
王原本就以貪婪無度為人所知，其名下宅邸附屬的庫屋以百間計，坊間傳聞其中藏有兵器，以備謀反之用。
流言傳入梁武耳中，梁武因對兄弟富于友愛，某日反常一名随從突然造訪王宅，王設宴招待。
席間，帝提出想看看後房。
但後房放置大量王的賄貨，對于帝的要求，王面露疑懼之色。
帝見此狀，心中生疑，于是逐屋檢視，發現某屋若聚百萬錢則立黃榜，千萬納于一庫，懸一紫标，如此三十餘間。
依帝之計算，全部現錢三億萬有餘。
其他屋中，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雜貨充盈其間。
但沒有傳言中的兵器，梁武遂安心，對王曰：&ldquo阿六，汝生活大可。
&rdquo歡飲而去。
此外，&ldquo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契，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
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
上後知之，制懸券不得複驅奪，自此始&rdquo。
總之，惡評很多的臨川王依舊受帝重用。
最為嚴重者當數梁武之子邵陵王綸。
為給夫人制作衣裝服器，竟令部下在建康城内賒買錦采絲布數百匹。
商人都知道他會賴賬不還，于是紛紛關門閉戶。
時逢朝廷遣使采買同一物品，發現戶戶閉門。
官吏何智通将此事原委報告梁武。
帝于是令邵陵王回到宅第反省。
邵陵王對何智通懷恨在心，于是命令部下在街頭刺殺何。
何智通認識兇手面孔，臨死之際在牆上寫下&ldquo邵陵&rdquo二字。
事情敗露後，帝召邵陵王及兇手入宮。
此時何智通之子用火烤熟其中一名兇手，撒上鹽與蒜，懸賞百姓食用其肉。
總之，此事件後邵陵王被貶為庶人，但不久之後依舊為帝重用。
以上兩個例子皆表明梁武做法之放縱，尤其被中國學者所攻擊的是他過于信守佛教。
梁的名臣中有一個叫江革的。
江曾被北魏所擒，魏将元延明千方百計勸其向魏投降，但江革言辭激烈地予以拒絕。
适逢北魏發生内亂，江革得以返梁。
梁武知江革因性格剛烈差點被魏所殺，于是賦詩一首，勸其皈依佛門。
詩文如下： 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
與此同時，去信一封寄與諸貴族，說：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 可知帝逢事必勸當時的貴族信仰佛教。
将佛教信仰推廣給個人并非不可，但若用于朝廷禮儀，則終将引起朝論的批評與責難。
在中國，朝廷最為重視的宗廟祭祀必須奉上犧牲。
但梁武認為此舉将禍及冥道，于是下令全部以面代之。
對此，朝野沸騰，認為若不奉上，則子孫無法永續。
但梁武意志堅定，朝臣商議後，建議用脯即肉幹代替祭品，帝仍然不滿意，欲以大餅代替肉幹，兼用蔬果。
又，梁有&ldquo大通&rdquo的年号，依王鳴盛觀點，該年号取自建于同泰寺對面的大通門。
當時盛行一種文字遊戲&mdash&mdash反語，&ldquo同泰&rdquo反語是&ldquo泰同&rdquo，&ldquo泰&rdquo與&ldquo大&rdquo相同，&ldquo同&rdquo與&ldquo通&rdquo同意。
因而，大通的年号其實是取自佛教語言。
又鑄造錢币，取名&ldquo足佰錢&rdquo，用法定價格強行在市場流通。
當時的诏書曰： 佰減則物貴，佰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颠倒。
純粹的經濟問題，竟然用&ldquo心有颠倒&rdquo等佛教語言，實為滑稽。
梁武帝最終舍身同泰寺，以帝王而成為佛家弟子，這在中國史上實屬異數。
梁武政治日漸流于放縱，又将佛教主旨混入政道。
無論其自身如何勵精圖治，始終無法抑制民間的不安。
賀琛上疏痛陳當時的弊害：（一）人民流亡現象明顯。
宋末期以來實行的朝廷直接遣使征收租稅的做法愈演愈烈，縱使朝廷屢下恩诏，宣告免除租稅的恩典，但皆為空文，實際上人口減少的現象日趨嚴重。
（二）風俗日漸流于奢侈。
當時設宴招待客人的風氣在貴族及權貴階級之間尤為嚴重，耗資巨大。
他們中間甚至流行蓄養女妓，官吏雖有充足收入，但積蓄全部用于宴會及養妓，以至謀求不法的誅求。
（三）為官者皆為小人。
當今為官且得勢之人并非家世良好，他們都好用深酷之法向百姓征收誅求。
（四）諸事耗費過多。
京師的治署、邸肆、國容、戎器，四方屯傳、邸治等，應裁減費用的地方較多。
總之，改年号為&ldquo普通&rdquo後的二十年間刑役屢起，民力凋敝。
今幸與魏保持和親關系，應趁機謀求休養民力。
但梁武見此上表後，暴怒。
帝以自身為例進行反駁，稱其平生生活質樸，宗廟不用犧牲，朝廷商議之後，仍堅持用蔬菜。
供品也全部是園中種植的瓜菜。
此外，若有營造之事，必一一付費，從未濫用民力。
且自身久不接觸婦人，不飲酒，不好音樂，因而被攻擊為奢侈實在荒謬。
而小人之官究竟所指何人？又該如何裁減費用？總之，事實完全不明。
抛開帝的反駁，史家如此記述當時情狀： （意譯）對官吏的管制不力，因而州郡牧守多侵漁百姓，朝廷派遣的官吏侵擾郡縣，建造塔廟的費用也過于高昂。
且信仰佛教的結果，刑獄之事頗為疏略，奸吏弄法貪賄，蒙冤者人數衆多。
量刑兩年以上之人，每年計有五千，又王侯子弟趁管理寬泛，竟在白晝于都城内殺人，或暮夜公然剽劫，懷罪亡匿之人步入王侯之家，則有司不敢搜捕。
總之，梁武政治引起世間普遍不安乃是事實。
适逢北魏發生動亂，其勇将侯景向梁投降，但其後又叛梁，導緻梁室滅亡。
現叙述侯景之亂，并對南齊以來南朝與北朝的交涉概況進行叙述。
北魏與齊梁的交涉以及侯景之亂 東晉至宋初，北中國被五胡擾亂，宋武帝在位之時，正值紛亂的頂點。
因此，武帝得以一度攻陷長安，并将黃河以南全境（即今日河南、山東大部分地區）置于宋的勢力之下。
然而，鮮卑拓跋焘（太武帝）上台後，逐漸用武力完成北中國的統一，不久其勢力便擴張至黃河以南。
而宋方面，如前所述，文帝即位後，意圖奪取河南地區，但以失敗告終。
但文帝一代仍将山東全境收于勢力之下。
之後，北魏内部逐漸統一，深得北地漢族信賴。
與此相反，宋王室内讧不斷，孝武帝熱心集權主義，時常對北魏展開攻勢，但明帝之時，薛安都攜徐州降魏，山東及江蘇北部地區盡入北魏版圖。
此後，大體上中央山脈成為南北分割線。
明帝在晚年與北魏締結和平條約，兩國互派使者，确定邊境，置稅關，開通商之途。
宋滅亡後，齊取而代之。
南朝革命為北朝的征伐提供了機會。
其一，邊防之臣因革命深感不安，于是向北朝求援。
其二，奪他人之國者，王者必正其罪，此乃漢族的傳統思維。
齊取代宋時，恰逢北魏英主孝文帝執政，其信奉漢族文明已久，注重大義名分。
因此，他直接命令諸将讨齊。
兩軍交戰，關于戰争勝敗，《魏書》《南齊書》各自書寫己方勝利，因此事實不明。
但齊以防禦為主，一方面派車僧朗至魏講和，可見其被動局面。
兩國姑且恢複和平，之後齊武帝繼承高帝遺制，與北魏盡力修好，兩國邊境相安無事持續多年，實屬罕見。
南北兩朝結好，屢次交換使節。
兩國對使節人選極為講究，要求文辭華麗，善于舌辯。
文章學問方面，南朝遠勝北朝，因而南朝使者入北朝之時，北朝朝野歡待。
北魏孝文帝曾贊賞齊武帝所派兩名使者的應接能力，并對二人說：&ldquo江南多好臣。
&rdquo身旁的一名魏臣諷刺：&ldquo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
&rdquo孝文帝訓斥之。
但齊的兩使節接受孝文歡待之時，南北兩朝之間即将爆發戰争的猜疑也開始浮出水面。
此前，齊武帝在建康西北白下建造一城。
江南地區傳言，此城乃是武帝為北伐收複山東地區所建，後波及北方，最終掀起一時的騷動。
孝文向齊兩使核實事情真相，使者辨明之後終得無事。
不久，北魏孝文帝從山西舊居遷都洛陽。
此事對北魏而言是大事一件，鮮卑部族幾乎全部反對。
因而孝文帝以大舉南征的借口攜鮮卑部族轉移至洛陽，并在該地突然宣布遷都之事。
但南征的宣戰布告文已公然發表，南朝對此事甚為驚恐，于是征發民丁進行防備。
實際上孝文帝不過是對南朝示威。
不久齊武帝去世，于是孝文以不應乘鄰國之喪發兵為由，停止軍事行動，專心遷都事業。
齊武帝一代雖時有戰雲籠罩，但大體兩朝始終維持和平。
但孝文遷都洛陽，縮短了兩朝距離，因此北魏威力易加于南方。
尤其齊明帝從武帝子孫之手奪得帝位，孝文再獲南征口實。
此時，孝文帝親自出馬直逼壽陽，其威儀盛大之狀，可詳見于《南齊書·魏虜傳》。
又出軍河南至湖北一帶，在南北國境全線發起攻擊，但因魏國内部發生狀況而撤兵。
《南齊書》記載，孝文帝是借此舉顯示遷都的威力。
這個應該是部分原因。
其後明帝誅滅武帝子孫時，被魏征讨。
《南齊書·魏虜傳》簡要概括了明帝一代的南北形勢，現翻譯大意如下： 明帝初立之時，魏的勢力強逼今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地區，鎮守該地的武将高築城牆，蓄養士卒，但不敢與魏進行武力決戰，任由胡馬踐踏淮水、淝水流域，縱容魏兵肆意掠奪。
魏遷都洛陽之後，魏都與兩國界線相當接近，往返僅需一日。
魏主利用上述條件實現開拓領土之野心，齊邊将則窮于防禦之術，河南南部拱手讓人。
東部方面，安徽北部逐漸被蠶食。
為此，國内租稅負擔愈重，民不聊生。
雖然國運盛衰系于天命，但齊國将卒貪功昧賞，臨急不施救援，朝廷号令不一，也是罪之所在。
總之，齊末年，北朝英主孝文帝的存在讓南朝承受了巨大壓迫。
南朝齊亡梁興，時值北朝孝文帝死後第三年。
梁初期，魏南進之勢仍在繼續，梁革命之時，魏宗室中山王英以此為口實嘗試南征。
南北分界線中央山脈北側，南朝的防禦要地，西為義陽（河南信陽），東為壽陽（安徽壽州），此時壽陽已被魏奪取，中山王英攻取義陽。
見此形勢，北魏勇将邢巒上表魏主世宗（宣武帝），建議平定蜀地。
其大意為：蜀地與南朝首都建康相距甚遠，若進攻，則南朝輸送援兵困難。
而漢水上遊的漢中地區是孝文帝時從南朝取得。
因而以此地為起點，進軍取蜀極為容易。
蜀物資豐饒，戶數也在十萬以上，相比攻取義陽或壽陽，其利益三倍有餘。
于是平蜀之計确立。
同時，中山王奪取義陽後，意圖以壽陽為根據地南進。
對于采取此行動的理由，《魏書》認為是梁已舉收複壽陽之兵。
事實究竟如何？總之，梁在合肥、鐘離（安徽省安遠縣）構築防線抵禦魏軍南侵，戰争從天監五年（506年）開始，長達六年，是南北戰史上極激烈的一場争鬥。
南軍将領韋睿在防守中屢獲勝績。
梁因此得以阻止魏軍南進，但此後梁軍在西北義陽方面大敗，梁最終提出和議。
但魏主世宗拒絕。
《魏書》叙述其理由為梁所送之信未盡藩禮，無恭順之意。
但事實上是因為此時魏朝廷中主戰氣氛極為濃厚。
如此一來，魏從各方面繼續南進，尤其進擊蜀地更是穩步推進，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區歸于魏勢力之下，但此地的魏将爆發内讧，發生一起罕見事件。
詳情如下： 當初為魏制定平蜀之計的邢巒在漢中穩步推進在蜀地擴張勢力之事，部将王足一度攻取涪城（綿州府）。
但邢巒受命轉移至東方戰線，與此同時入蜀的魏諸将發生内讧，王足降于蜀之梁将。
為此，魏攻取的新領土大部分回到梁的手中。
于是，魏發起更大規模的征蜀軍。
魏降将王足為牽制平蜀計劃，于是向梁武獻策，在東方築堰，挾淮水攻魏的壽陽城。
梁武對此計甚是欣賞，于是派遣土木技師及工部役員視察地勢，但收到答複稱不可能。
因為淮水的沙土質量輕，容易沖散，無法用于築堰攔水。
梁武不聽，在當今江蘇省北部地區，以二十戶出五人的比例征發力役，在盱眙縣西夾淮水而立的浮山與巉石山之間築堰截流。
為此，負責保護淮水的軍隊及從事工程的百姓總數達二十萬。
堰從兩側開工建造，在中間快要接合之時，淮水突然暴漲，導緻堰壩潰決。
有傳聞說，淮水之中有多隻蛟龍，乘風雨破壞崖岸。
又說蛟龍不喜鐵器，于是用鐵器推進工事，朝廷更令鑄鐵局運來種種鐵器，但仍以失敗告終。
于是用木頭制成框架，其中注入土石，終于勉強成功。
為此，附近淮水一帶的丘陵木石全盡。
此工程從天監十三年（514年）開始，翌年完成，堰長九裡，下闊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堰的兩旁作堤，上植柳杞，以便軍人列隊。
此堰建成之後，魏軍頗受其苦，但梁的百姓也同樣叫苦不疊。
梁于是作湫，令一部分河水東流。
魏試圖模仿，但堰蓄積的水量非比尋常，因此沒什麼用，壽陽地區地勢低窪，此地的魏軍叫苦不疊，出兵妨礙工事但未成功，堰築成之後，再次攻擊之，又被擊退。
但天監十五年八月，淮水暴漲，堰因之崩潰。
其時響聲如雷，聞于三百裡之間，據稱水中怪物一并流出，殘殺居民數萬人。
由以上所述可見，梁常受制于北魏的壓迫。
但當時北魏的攻擊力并沒有那麼犀利。
魏向來自誇的軍隊統制全亂，以鮮卑種屬及與之關系密切的以藩族為中心組成的魏近衛軍在實戰中也未發揮作用，反而濫貪補給。
鮮卑與漢人混合組成的地方屯戍兵全都是為了得到恩賞而走上戰場，實際上不敢與敵交手。
孝文帝死後北魏屢次嘗試南征，但全都是軍将圖謀利益所為，絕不是國家自主制定的計劃。
且中山王英等勇将已殁，世宗亦死，肅宗（孝明帝）即位後，魏朝廷内部醉心佛教，與南朝不同，随之而來的弊害是極盡淫蕩之風。
而在内蒙古邊境抵禦蠻族的軍隊往昔補給充足，如今閑卻下來，頓感空乏，叛亂由此爆發，不久後，波及北中國内部，其影響自然及于魏南部戰線，為此南朝一時占據有利地位。
梁普通六年（525年），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于梁。
徐州不戰而成梁的領土。
之後，壽陽守将李憲也降于梁。
梁命陳慶之鎮守壽陽，适逢魏宗室北海王元颢因魏王室内讧而降梁。
武帝命陳慶之派兵護送北海王至北方。
陳慶之立即北上，進擊魏睢陽城（河南省歸德府）。
魏軍輕視南方軍隊，所以未做充分防禦，陳慶之一舉攻陷睢陽城，從西方直逼洛陽。
魏十分狼狽，急忙呼集四方軍隊，在荥陽進行防禦。
此時，陳慶之麾下之兵僅七千人，而魏軍總數三十萬，南軍士卒頗為恐懼。
陳慶之激勵士氣，采取避免野戰而直接攻城的戰術，巧妙避開北軍先鋒，迅速侵入荥陽城，殺守将，食其心肝。
當時，支援荥陽的魏主力軍又被陳慶之打敗，陳乘勢沖擊洛陽。
魏方面對南軍如此迅疾的行動防衛不及，魏主敬宗（孝莊帝）倉皇逃出洛陽。
陳慶之奉北海王颢入主洛陽。
從發起軍事行動到入洛陽，期間攻取三十二城，經四十七戰，所向披靡。
陳慶之所推戴的北海王元颢在魏王室中擁有高貴血統，因而其入主洛陽時，自然不乏繼承帝王大統的呼聲，但其成功全仰仗南朝軍之力。
而北海王将南軍引入北方無法博得魏人好感。
于是，陳慶之的處境自然不佳。
為此，陳意圖釋放洛陽城中被北軍抓獲而淪為俘虜的南方人，編入自己的軍隊。
但元颢未應允。
陳慶之軍中有人勸他殺元颢，挾洛陽号令北中國。
陳慶之無此勇氣。
在此種反感的旋渦之中，先前逃出洛陽城的魏主敬宗，得到坐擁山西最強軍隊的爾朱榮的幫助南下。
洛陽無力抵禦大軍，北海王逃走，陳慶之在敗亡後削發僞裝成沙門，潛逃回梁。
陳慶之的遠征純屬冒險。
梁武未給予任何聲援，而是沉溺佛教，享受太平治世。
他端坐不動，而其聲望足以牽引北中國漢族。
北中國普遍動亂與魏室内讧并起，梁中大通六年（534年），東西兩魏并立，東魏在邺建王城，漢将高歡據山西太原擁戴之；西魏則以陝西長安為都，鮮卑一部宇文泰掌握實權。
此對立再次令北地籠罩于戰雲之下，鮮卑舊族多投向西魏，東魏高歡糾合鮮卑武人與漢豪族之力進行抵抗。
而中原漢族遙遙寄心于梁武者人數衆多，高歡揣察其情，對南朝抱以恭順的态度，采取和平方針，極力壓迫西魏。
此外西魏起初在河南省東南部擁有勢力，自然在河南、湖北方面與梁交界，後此地區被東魏所攻略，鎮守此地的西魏勇将賀拔勝、楊忠等人無奈降梁。
梁武優待二人，二人乞求北歸之時，更慷慨地還其自由。
二人感銘恩澤，賀拔勝終身不射南飛之雁，遙寄追慕梁武之思。
總之，兩魏分立之初，南朝與北地的争亂并無幹系，因此得以享受和平。
然而，高歡死後，其子高澄掌握東魏實權。
當時，為東魏統治黃河以南地區的侯景在高歡在世之時便聲稱，若高歡身死，&ldquo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rdquo。
大概是因為高澄之母出自山西北部蠻族。
因此，等到高澄登基，侯景便邀請黃河以南的東魏各将降梁以抗高澄，同時向西魏尋求援助，穩固自身地位。
侯景請降書抵達梁時，朝廷就是否答應受降的問題議論沸騰，多數人傾向于拒絕。
理由為侯景是東魏叛将，若答應則将打破與東魏的親善關系。
但梁武想答應，權臣朱異迎合皇帝的心意持贊同态度，最終侯景成為梁臣，又從梁武之處再得黃河以南全軍統帥的名義。
适逢東魏舉大軍征伐侯景，侯景向梁求救，又向西魏求援。
西魏當即派遣一支軍隊，但看穿侯景态度有詐，于是途中引兵返回。
侯景唯恐請求西魏援助的事實傷害梁武感情，于是親自去信一封辨明此事。
梁武閱信後更加信任侯景，命令諸将全力助陣。
至此，梁與東魏的親善關系徹底破裂。
東魏先在河南省東南部攻擊侯景，侯景與梁的援軍在此戰中大敗。
東魏勢力迅速擴張至湖北北部。
于是，侯景下淮水，試圖在安徽北部打破東魏勢力，梁也對其計劃給予莫大支持，但仍舊被東魏所打敗。
此戰之前，東魏寫給梁的信中，已顯露出對梁不守信義的不滿： （意譯）我東魏自制而與梁交和平之好，受益者本為梁。
但侯景自生猜疑，于西與魏相宇文泰結兄弟之約，于南與梁定君臣之義，最終對東魏大動幹戈。
而戰敗之後，以建康城為藏身之處，以甘辭卑禮而安置其身。
梁主不察其實際，反而利用他來實現自身野心，毀鄰好之大義。
其結果可想而知。
得一人而失一國，非智者所為，梁應當改變計劃。
侯景降梁之真意乃是見南朝不振，不日即滅亡，抱有取代之野心。
侯景其人本微
而其政策完全與梁武性格有關。
《南史》記載梁武私生活時有雲： 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
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
且其日常生活頗為質樸。
他的親信周舍、徐勉二人也憑儉素的生活與高潔的人格，而成有梁一代的模範。
《梁書·徐勉傳》就對其清雅的生活進行了生動描寫。
然而，天監改元普通之後，梁的政治日漸放縱。
梁武對同族的約束過于寬松的弊害終于顯現。
現列舉臨川王宏與梁武之間的一則故事作為例子。
（意譯）臨川王是梁武之弟。
與北魏交戰之時，他作為全軍主帥出擊淮水流域。
當時梁軍軍器、軍容之齊備，屬百數十年來之最。
且其部下軍将之中，能人衆多。
但王進而不戰，某日魏軍來襲，諸将正全力防禦之時，王竟舍棄全軍倉皇逃回建康城。
為此，梁軍大敗。
但梁武不問其罪，反而仍然予以重用。
而此大敗使王飽受惡評，王的心中也常常抱有不安。
王原本就以貪婪無度為人所知，其名下宅邸附屬的庫屋以百間計，坊間傳聞其中藏有兵器，以備謀反之用。
流言傳入梁武耳中，梁武因對兄弟富于友愛，某日反常一名随從突然造訪王宅，王設宴招待。
席間，帝提出想看看後房。
但後房放置大量王的賄貨，對于帝的要求，王面露疑懼之色。
帝見此狀，心中生疑，于是逐屋檢視，發現某屋若聚百萬錢則立黃榜，千萬納于一庫，懸一紫标，如此三十餘間。
依帝之計算，全部現錢三億萬有餘。
其他屋中，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雜貨充盈其間。
但沒有傳言中的兵器，梁武遂安心，對王曰：&ldquo阿六，汝生活大可。
&rdquo歡飲而去。
此外，&ldquo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契，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
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
上後知之，制懸券不得複驅奪，自此始&rdquo。
總之，惡評很多的臨川王依舊受帝重用。
最為嚴重者當數梁武之子邵陵王綸。
為給夫人制作衣裝服器，竟令部下在建康城内賒買錦采絲布數百匹。
商人都知道他會賴賬不還，于是紛紛關門閉戶。
時逢朝廷遣使采買同一物品，發現戶戶閉門。
官吏何智通将此事原委報告梁武。
帝于是令邵陵王回到宅第反省。
邵陵王對何智通懷恨在心，于是命令部下在街頭刺殺何。
何智通認識兇手面孔，臨死之際在牆上寫下&ldquo邵陵&rdquo二字。
事情敗露後，帝召邵陵王及兇手入宮。
此時何智通之子用火烤熟其中一名兇手，撒上鹽與蒜，懸賞百姓食用其肉。
總之，此事件後邵陵王被貶為庶人，但不久之後依舊為帝重用。
以上兩個例子皆表明梁武做法之放縱，尤其被中國學者所攻擊的是他過于信守佛教。
梁的名臣中有一個叫江革的。
江曾被北魏所擒，魏将元延明千方百計勸其向魏投降，但江革言辭激烈地予以拒絕。
适逢北魏發生内亂，江革得以返梁。
梁武知江革因性格剛烈差點被魏所殺，于是賦詩一首，勸其皈依佛門。
詩文如下： 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
與此同時，去信一封寄與諸貴族，說：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 可知帝逢事必勸當時的貴族信仰佛教。
将佛教信仰推廣給個人并非不可，但若用于朝廷禮儀，則終将引起朝論的批評與責難。
在中國，朝廷最為重視的宗廟祭祀必須奉上犧牲。
但梁武認為此舉将禍及冥道，于是下令全部以面代之。
對此，朝野沸騰，認為若不奉上，則子孫無法永續。
但梁武意志堅定，朝臣商議後，建議用脯即肉幹代替祭品，帝仍然不滿意，欲以大餅代替肉幹，兼用蔬果。
又，梁有&ldquo大通&rdquo的年号，依王鳴盛觀點，該年号取自建于同泰寺對面的大通門。
當時盛行一種文字遊戲&mdash&mdash反語，&ldquo同泰&rdquo反語是&ldquo泰同&rdquo，&ldquo泰&rdquo與&ldquo大&rdquo相同，&ldquo同&rdquo與&ldquo通&rdquo同意。
因而，大通的年号其實是取自佛教語言。
又鑄造錢币，取名&ldquo足佰錢&rdquo，用法定價格強行在市場流通。
當時的诏書曰： 佰減則物貴，佰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颠倒。
純粹的經濟問題，竟然用&ldquo心有颠倒&rdquo等佛教語言，實為滑稽。
梁武帝最終舍身同泰寺，以帝王而成為佛家弟子，這在中國史上實屬異數。
梁武政治日漸流于放縱，又将佛教主旨混入政道。
無論其自身如何勵精圖治，始終無法抑制民間的不安。
賀琛上疏痛陳當時的弊害：（一）人民流亡現象明顯。
宋末期以來實行的朝廷直接遣使征收租稅的做法愈演愈烈，縱使朝廷屢下恩诏，宣告免除租稅的恩典，但皆為空文，實際上人口減少的現象日趨嚴重。
（二）風俗日漸流于奢侈。
當時設宴招待客人的風氣在貴族及權貴階級之間尤為嚴重，耗資巨大。
他們中間甚至流行蓄養女妓，官吏雖有充足收入，但積蓄全部用于宴會及養妓，以至謀求不法的誅求。
（三）為官者皆為小人。
當今為官且得勢之人并非家世良好，他們都好用深酷之法向百姓征收誅求。
（四）諸事耗費過多。
京師的治署、邸肆、國容、戎器，四方屯傳、邸治等，應裁減費用的地方較多。
總之，改年号為&ldquo普通&rdquo後的二十年間刑役屢起，民力凋敝。
今幸與魏保持和親關系，應趁機謀求休養民力。
但梁武見此上表後，暴怒。
帝以自身為例進行反駁，稱其平生生活質樸，宗廟不用犧牲，朝廷商議之後，仍堅持用蔬菜。
供品也全部是園中種植的瓜菜。
此外，若有營造之事，必一一付費，從未濫用民力。
且自身久不接觸婦人，不飲酒，不好音樂，因而被攻擊為奢侈實在荒謬。
而小人之官究竟所指何人？又該如何裁減費用？總之，事實完全不明。
抛開帝的反駁，史家如此記述當時情狀： （意譯）對官吏的管制不力，因而州郡牧守多侵漁百姓，朝廷派遣的官吏侵擾郡縣，建造塔廟的費用也過于高昂。
且信仰佛教的結果，刑獄之事頗為疏略，奸吏弄法貪賄，蒙冤者人數衆多。
量刑兩年以上之人，每年計有五千，又王侯子弟趁管理寬泛，竟在白晝于都城内殺人，或暮夜公然剽劫，懷罪亡匿之人步入王侯之家，則有司不敢搜捕。
總之，梁武政治引起世間普遍不安乃是事實。
适逢北魏發生動亂，其勇将侯景向梁投降，但其後又叛梁，導緻梁室滅亡。
現叙述侯景之亂，并對南齊以來南朝與北朝的交涉概況進行叙述。
北魏與齊梁的交涉以及侯景之亂 東晉至宋初，北中國被五胡擾亂，宋武帝在位之時，正值紛亂的頂點。
因此，武帝得以一度攻陷長安，并将黃河以南全境（即今日河南、山東大部分地區）置于宋的勢力之下。
然而，鮮卑拓跋焘（太武帝）上台後，逐漸用武力完成北中國的統一，不久其勢力便擴張至黃河以南。
而宋方面，如前所述，文帝即位後，意圖奪取河南地區，但以失敗告終。
但文帝一代仍将山東全境收于勢力之下。
之後，北魏内部逐漸統一，深得北地漢族信賴。
與此相反，宋王室内讧不斷，孝武帝熱心集權主義，時常對北魏展開攻勢，但明帝之時，薛安都攜徐州降魏，山東及江蘇北部地區盡入北魏版圖。
此後，大體上中央山脈成為南北分割線。
明帝在晚年與北魏締結和平條約，兩國互派使者，确定邊境，置稅關，開通商之途。
宋滅亡後，齊取而代之。
南朝革命為北朝的征伐提供了機會。
其一，邊防之臣因革命深感不安，于是向北朝求援。
其二，奪他人之國者，王者必正其罪，此乃漢族的傳統思維。
齊取代宋時，恰逢北魏英主孝文帝執政，其信奉漢族文明已久，注重大義名分。
因此，他直接命令諸将讨齊。
兩軍交戰，關于戰争勝敗，《魏書》《南齊書》各自書寫己方勝利，因此事實不明。
但齊以防禦為主，一方面派車僧朗至魏講和，可見其被動局面。
兩國姑且恢複和平，之後齊武帝繼承高帝遺制，與北魏盡力修好，兩國邊境相安無事持續多年，實屬罕見。
南北兩朝結好，屢次交換使節。
兩國對使節人選極為講究，要求文辭華麗，善于舌辯。
文章學問方面，南朝遠勝北朝，因而南朝使者入北朝之時，北朝朝野歡待。
北魏孝文帝曾贊賞齊武帝所派兩名使者的應接能力，并對二人說：&ldquo江南多好臣。
&rdquo身旁的一名魏臣諷刺：&ldquo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
&rdquo孝文帝訓斥之。
但齊的兩使節接受孝文歡待之時，南北兩朝之間即将爆發戰争的猜疑也開始浮出水面。
此前，齊武帝在建康西北白下建造一城。
江南地區傳言，此城乃是武帝為北伐收複山東地區所建，後波及北方，最終掀起一時的騷動。
孝文向齊兩使核實事情真相，使者辨明之後終得無事。
不久，北魏孝文帝從山西舊居遷都洛陽。
此事對北魏而言是大事一件，鮮卑部族幾乎全部反對。
因而孝文帝以大舉南征的借口攜鮮卑部族轉移至洛陽，并在該地突然宣布遷都之事。
但南征的宣戰布告文已公然發表，南朝對此事甚為驚恐，于是征發民丁進行防備。
實際上孝文帝不過是對南朝示威。
不久齊武帝去世，于是孝文以不應乘鄰國之喪發兵為由，停止軍事行動，專心遷都事業。
齊武帝一代雖時有戰雲籠罩，但大體兩朝始終維持和平。
但孝文遷都洛陽，縮短了兩朝距離，因此北魏威力易加于南方。
尤其齊明帝從武帝子孫之手奪得帝位，孝文再獲南征口實。
此時，孝文帝親自出馬直逼壽陽，其威儀盛大之狀，可詳見于《南齊書·魏虜傳》。
又出軍河南至湖北一帶，在南北國境全線發起攻擊，但因魏國内部發生狀況而撤兵。
《南齊書》記載，孝文帝是借此舉顯示遷都的威力。
這個應該是部分原因。
其後明帝誅滅武帝子孫時，被魏征讨。
《南齊書·魏虜傳》簡要概括了明帝一代的南北形勢，現翻譯大意如下： 明帝初立之時，魏的勢力強逼今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地區，鎮守該地的武将高築城牆，蓄養士卒，但不敢與魏進行武力決戰，任由胡馬踐踏淮水、淝水流域，縱容魏兵肆意掠奪。
魏遷都洛陽之後，魏都與兩國界線相當接近，往返僅需一日。
魏主利用上述條件實現開拓領土之野心，齊邊将則窮于防禦之術，河南南部拱手讓人。
東部方面，安徽北部逐漸被蠶食。
為此，國内租稅負擔愈重，民不聊生。
雖然國運盛衰系于天命，但齊國将卒貪功昧賞，臨急不施救援，朝廷号令不一，也是罪之所在。
總之，齊末年，北朝英主孝文帝的存在讓南朝承受了巨大壓迫。
南朝齊亡梁興，時值北朝孝文帝死後第三年。
梁初期，魏南進之勢仍在繼續，梁革命之時，魏宗室中山王英以此為口實嘗試南征。
南北分界線中央山脈北側，南朝的防禦要地，西為義陽（河南信陽），東為壽陽（安徽壽州），此時壽陽已被魏奪取，中山王英攻取義陽。
見此形勢，北魏勇将邢巒上表魏主世宗（宣武帝），建議平定蜀地。
其大意為：蜀地與南朝首都建康相距甚遠，若進攻，則南朝輸送援兵困難。
而漢水上遊的漢中地區是孝文帝時從南朝取得。
因而以此地為起點，進軍取蜀極為容易。
蜀物資豐饒，戶數也在十萬以上，相比攻取義陽或壽陽，其利益三倍有餘。
于是平蜀之計确立。
同時，中山王奪取義陽後，意圖以壽陽為根據地南進。
對于采取此行動的理由，《魏書》認為是梁已舉收複壽陽之兵。
事實究竟如何？總之，梁在合肥、鐘離（安徽省安遠縣）構築防線抵禦魏軍南侵，戰争從天監五年（506年）開始，長達六年，是南北戰史上極激烈的一場争鬥。
南軍将領韋睿在防守中屢獲勝績。
梁因此得以阻止魏軍南進，但此後梁軍在西北義陽方面大敗，梁最終提出和議。
但魏主世宗拒絕。
《魏書》叙述其理由為梁所送之信未盡藩禮，無恭順之意。
但事實上是因為此時魏朝廷中主戰氣氛極為濃厚。
如此一來，魏從各方面繼續南進，尤其進擊蜀地更是穩步推進，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區歸于魏勢力之下，但此地的魏将爆發内讧，發生一起罕見事件。
詳情如下： 當初為魏制定平蜀之計的邢巒在漢中穩步推進在蜀地擴張勢力之事，部将王足一度攻取涪城（綿州府）。
但邢巒受命轉移至東方戰線，與此同時入蜀的魏諸将發生内讧，王足降于蜀之梁将。
為此，魏攻取的新領土大部分回到梁的手中。
于是，魏發起更大規模的征蜀軍。
魏降将王足為牽制平蜀計劃，于是向梁武獻策，在東方築堰，挾淮水攻魏的壽陽城。
梁武對此計甚是欣賞，于是派遣土木技師及工部役員視察地勢，但收到答複稱不可能。
因為淮水的沙土質量輕，容易沖散，無法用于築堰攔水。
梁武不聽，在當今江蘇省北部地區，以二十戶出五人的比例征發力役，在盱眙縣西夾淮水而立的浮山與巉石山之間築堰截流。
為此，負責保護淮水的軍隊及從事工程的百姓總數達二十萬。
堰從兩側開工建造，在中間快要接合之時，淮水突然暴漲，導緻堰壩潰決。
有傳聞說，淮水之中有多隻蛟龍，乘風雨破壞崖岸。
又說蛟龍不喜鐵器，于是用鐵器推進工事，朝廷更令鑄鐵局運來種種鐵器，但仍以失敗告終。
于是用木頭制成框架，其中注入土石，終于勉強成功。
為此，附近淮水一帶的丘陵木石全盡。
此工程從天監十三年（514年）開始，翌年完成，堰長九裡，下闊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堰的兩旁作堤，上植柳杞，以便軍人列隊。
此堰建成之後，魏軍頗受其苦，但梁的百姓也同樣叫苦不疊。
梁于是作湫，令一部分河水東流。
魏試圖模仿，但堰蓄積的水量非比尋常，因此沒什麼用，壽陽地區地勢低窪，此地的魏軍叫苦不疊，出兵妨礙工事但未成功，堰築成之後，再次攻擊之，又被擊退。
但天監十五年八月，淮水暴漲，堰因之崩潰。
其時響聲如雷，聞于三百裡之間，據稱水中怪物一并流出，殘殺居民數萬人。
由以上所述可見，梁常受制于北魏的壓迫。
但當時北魏的攻擊力并沒有那麼犀利。
魏向來自誇的軍隊統制全亂，以鮮卑種屬及與之關系密切的以藩族為中心組成的魏近衛軍在實戰中也未發揮作用，反而濫貪補給。
鮮卑與漢人混合組成的地方屯戍兵全都是為了得到恩賞而走上戰場，實際上不敢與敵交手。
孝文帝死後北魏屢次嘗試南征，但全都是軍将圖謀利益所為，絕不是國家自主制定的計劃。
且中山王英等勇将已殁，世宗亦死，肅宗（孝明帝）即位後，魏朝廷内部醉心佛教，與南朝不同，随之而來的弊害是極盡淫蕩之風。
而在内蒙古邊境抵禦蠻族的軍隊往昔補給充足，如今閑卻下來，頓感空乏，叛亂由此爆發，不久後，波及北中國内部，其影響自然及于魏南部戰線，為此南朝一時占據有利地位。
梁普通六年（525年），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于梁。
徐州不戰而成梁的領土。
之後，壽陽守将李憲也降于梁。
梁命陳慶之鎮守壽陽，适逢魏宗室北海王元颢因魏王室内讧而降梁。
武帝命陳慶之派兵護送北海王至北方。
陳慶之立即北上，進擊魏睢陽城（河南省歸德府）。
魏軍輕視南方軍隊，所以未做充分防禦，陳慶之一舉攻陷睢陽城，從西方直逼洛陽。
魏十分狼狽，急忙呼集四方軍隊，在荥陽進行防禦。
此時，陳慶之麾下之兵僅七千人，而魏軍總數三十萬，南軍士卒頗為恐懼。
陳慶之激勵士氣，采取避免野戰而直接攻城的戰術，巧妙避開北軍先鋒，迅速侵入荥陽城，殺守将，食其心肝。
當時，支援荥陽的魏主力軍又被陳慶之打敗，陳乘勢沖擊洛陽。
魏方面對南軍如此迅疾的行動防衛不及，魏主敬宗（孝莊帝）倉皇逃出洛陽。
陳慶之奉北海王颢入主洛陽。
從發起軍事行動到入洛陽，期間攻取三十二城，經四十七戰，所向披靡。
陳慶之所推戴的北海王元颢在魏王室中擁有高貴血統，因而其入主洛陽時，自然不乏繼承帝王大統的呼聲，但其成功全仰仗南朝軍之力。
而北海王将南軍引入北方無法博得魏人好感。
于是，陳慶之的處境自然不佳。
為此，陳意圖釋放洛陽城中被北軍抓獲而淪為俘虜的南方人，編入自己的軍隊。
但元颢未應允。
陳慶之軍中有人勸他殺元颢，挾洛陽号令北中國。
陳慶之無此勇氣。
在此種反感的旋渦之中，先前逃出洛陽城的魏主敬宗，得到坐擁山西最強軍隊的爾朱榮的幫助南下。
洛陽無力抵禦大軍，北海王逃走，陳慶之在敗亡後削發僞裝成沙門，潛逃回梁。
陳慶之的遠征純屬冒險。
梁武未給予任何聲援，而是沉溺佛教，享受太平治世。
他端坐不動，而其聲望足以牽引北中國漢族。
北中國普遍動亂與魏室内讧并起，梁中大通六年（534年），東西兩魏并立，東魏在邺建王城，漢将高歡據山西太原擁戴之；西魏則以陝西長安為都，鮮卑一部宇文泰掌握實權。
此對立再次令北地籠罩于戰雲之下，鮮卑舊族多投向西魏，東魏高歡糾合鮮卑武人與漢豪族之力進行抵抗。
而中原漢族遙遙寄心于梁武者人數衆多，高歡揣察其情，對南朝抱以恭順的态度，采取和平方針，極力壓迫西魏。
此外西魏起初在河南省東南部擁有勢力，自然在河南、湖北方面與梁交界，後此地區被東魏所攻略，鎮守此地的西魏勇将賀拔勝、楊忠等人無奈降梁。
梁武優待二人，二人乞求北歸之時，更慷慨地還其自由。
二人感銘恩澤，賀拔勝終身不射南飛之雁，遙寄追慕梁武之思。
總之，兩魏分立之初，南朝與北地的争亂并無幹系，因此得以享受和平。
然而，高歡死後，其子高澄掌握東魏實權。
當時，為東魏統治黃河以南地區的侯景在高歡在世之時便聲稱，若高歡身死，&ldquo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rdquo。
大概是因為高澄之母出自山西北部蠻族。
因此，等到高澄登基，侯景便邀請黃河以南的東魏各将降梁以抗高澄，同時向西魏尋求援助，穩固自身地位。
侯景請降書抵達梁時，朝廷就是否答應受降的問題議論沸騰，多數人傾向于拒絕。
理由為侯景是東魏叛将，若答應則将打破與東魏的親善關系。
但梁武想答應，權臣朱異迎合皇帝的心意持贊同态度，最終侯景成為梁臣，又從梁武之處再得黃河以南全軍統帥的名義。
适逢東魏舉大軍征伐侯景，侯景向梁求救，又向西魏求援。
西魏當即派遣一支軍隊，但看穿侯景态度有詐，于是途中引兵返回。
侯景唯恐請求西魏援助的事實傷害梁武感情，于是親自去信一封辨明此事。
梁武閱信後更加信任侯景，命令諸将全力助陣。
至此，梁與東魏的親善關系徹底破裂。
東魏先在河南省東南部攻擊侯景，侯景與梁的援軍在此戰中大敗。
東魏勢力迅速擴張至湖北北部。
于是，侯景下淮水，試圖在安徽北部打破東魏勢力，梁也對其計劃給予莫大支持，但仍舊被東魏所打敗。
此戰之前，東魏寫給梁的信中，已顯露出對梁不守信義的不滿： （意譯）我東魏自制而與梁交和平之好，受益者本為梁。
但侯景自生猜疑，于西與魏相宇文泰結兄弟之約，于南與梁定君臣之義，最終對東魏大動幹戈。
而戰敗之後，以建康城為藏身之處，以甘辭卑禮而安置其身。
梁主不察其實際，反而利用他來實現自身野心，毀鄰好之大義。
其結果可想而知。
得一人而失一國，非智者所為，梁應當改變計劃。
侯景降梁之真意乃是見南朝不振，不日即滅亡，抱有取代之野心。
侯景其人本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