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北朝時代——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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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宋全盛期
唐初史家李延壽著有《南北史》，其中《南史》上起劉宋永初元年（420年），下訖陳祯明三年（589年），即宋、齊、梁、陳四代，計170年；《北史》上起北魏登國元年（386年），下訖隋義甯二年（618年），即北魏、西魏、北周、隋及東魏、北齊，計233年（據自序，年表則别有同異）。
李延壽繼承父親遺志，不滿當時既存的各朝曆史（例如北魏《魏書》、劉宋《宋書》等）均以自身為正統，而将對方視作夷狄，認為事實上應視為南北兩朝廷，于是著《南北史》。
大概因中國自秦漢以來，大一統帝國誕生，受此薰陶，中國精神之中嚴格地存在全國隻有一王統治的信條。
但東漢滅亡後，中國見證了魏蜀吳三國分立。
晉陳壽著《三國志》時，承認此事實，認為三國天子都是正當的天子。
此時，三國各朝均在漢族王室統治之下，因此未引起嚴重問題。
西晉統一後不久，外族匈奴人公然在山西稱帝，後滅亡西晉。
之後五胡在中原稱王，東晉僅剩江淮地區可試圖與之抗衡。
尊奉東晉的漢族心中仍抱有不日即将蠻族逐出中原的希望，但事實上，北方前秦苻堅統治的時代，反而呈北方壓制南方的态勢。
此時，東晉學者習鑿齒擔憂東晉式微，于是主張晉王室無論如何衰弱，理論上都是正統王室。
為此，他還發明一種獨斷論，即中國雖然曾經三國分立，但其中必有正統王室，即蜀。
蜀之始祖劉備是漢朝宗室，從血統關系可知蜀是漢的延續。
晉滅蜀。
蜀滅亡之時，事實上意味漢已滅亡，從此點而言，晉可謂直接繼承統一天下多年的漢王室。
因而，堂堂晉王室絕不輕易滅亡。
就勢力範圍而言，三國之中屬蜀最為狹小。
但習鑿齒不顧實力差距，認定蜀為正統，完全是出于譜系正當的考量。
若以譜系為标準，則北中國五胡的王者不可能是正當朝廷。
尤其五胡擾亂中原之時，諸蠻族朝廷的存在皆極為短暫，事實上，也沒有必要認定它們為正統朝廷。
但不久北中國在拓跋鮮卑的北魏時期逐漸走向穩固統一，南方東晉滅亡，宋取而代之，事實上呈現南北對立的狀态。
此時，中國雖仍堅持一王主義，但形式上，北稱南為島夷，南稱北為索虜，在國内下達的文書中明确提及對方時，互相使用蠻夷的稱号，由此可見，史上的記載難免失之偏頗。
李延壽着眼事實，打破偏見，為公平叙述而著述《南北史》，筆者随其例，認為東晉滅亡至隋統一為南北朝對立的時代。
但李延壽之《南北史》中包含隋，筆者認為隋應該除外。
這大概是由于隋至唐初的曆史事象中存在一以貫之的主流，因此可将之與南北對立期截然分開。
而在南北對立期，南北雙方的曆史現象清晰地呈現不同之處，叙述之時，與其按照年代，倒不如分南北二章進行分說。
筆者先述南朝，後叙北朝。
如前章所述，劉裕滅桓玄，平盧循，讨南燕，取山東地區，更在長安擒姚泓，送至建康。
其中，克複長安之功遠遠淩駕于桓溫之上，奉戴晉室的漢族以此為榮，自不待言。
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年）九月，劉裕在長安大宴群臣，安帝得知此事後，立即封劉裕為宋王，其诏書一節曰： 公命世撫運，闡曜威靈，内研諸侯之慮，外緻上天之罰。
故能倉兕甫訓，則許、鄭風偃；钲钺未指，則瀍、洛霧披。
俾舊阙元陽，複集萬國之轸，東京父老，重睹司隸之章。
俾朕負扆高拱，而保大洪烈。
劉裕的功績或足以受封王爵，但作為人臣獲封為王，依照慣例，不久之後将以禅讓形式被授與帝位。
據《通鑒》記載，勸安帝下此诏書之人是東晉名門出身的王弘。
他知曉劉裕之意，于是從戰場返回建康處理此事。
當時，劉裕心腹大臣劉穆之留守建康，卻不知此事，反被劉裕所壓迫，憂憤成疾後去世。
而據《南史》記載，劉裕知悉劉穆之死後，交代次子義真鎮守長安，火速南歸。
從其微辭之間可推知，劉裕南歸意在篡奪。
當時，劉裕雖然克複長安，但甘肅北部有匈奴沮渠蒙遜，陝西北部有赫連勃勃，至山西、直隸有鮮卑拓跋部構築最為牢固的地盤。
這些蠻族君主對劉裕攻取長安之後的行動高度警戒，等到劉裕南歸後，他們一緻認為劉裕無經營天下的遠志，其目的僅在篡奪東晉。
故劉裕奪東晉早已被江南預見，被劉裕所殺的将軍司馬秀芝曾上表安帝說劉裕&ldquo問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禮頓缺&rdquo。
劉裕在克複長安後，不久即受東晉之讓，這可謂是既定事實。
但劉裕功業也有一污點。
當時，輔佐義真駐守長安的軍将中忽起内讧，赫連勃勃趁機攻打長安，晉軍大敗，義真勉強隻身逃脫，長安一時被異族奪取。
劉裕聽聞消息後，想即日就實行北伐，但被幕下之士谏止。
依勸谏之人鄭鮮之之言，當時建康腹地三吳平原已因北伐而疲态盡顯，若再次北伐，地方恐将發生叛亂。
如此情況下，不得已放棄長安，然而借《宋書》作者沈約之言，劉裕雖遇此一敗，但既已登上王位，則不可能再貶為臣下之列。
适逢安帝死，恭帝立，大臣傅亮提出禅讓之議，恭帝欣然取筆作文，對身邊左右說：&ldquo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将二十載。
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rdquo沈約認為，禅讓之事始于三國魏奪漢室，此後晉以之代魏，二者皆用美名行篡奪之實。
宋受繼東晉王位，多少貼近禅讓的實際。
永初元年（420年），劉裕即位，大赦天下，被稱為宋武帝。
他作為軍将功業赫赫，曆數東晉之後南朝各代，亦罕有其匹。
而其作為統治者，又奠定南朝各代的穩固基礎。
《南史》中有一節記載如下： 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産業。
桓玄頗欲厘改，竟不能行。
帝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強肅然，遠近禁止。
至是，會稽餘姚唐（《宋書》作&ldquo虞&rdquo，可随焉）亮複藏匿亡命千餘人。
帝誅亮。
東晉之患為權門不服統制，濫用勢力。
李延壽認為，桓玄也想作為改革者自我标榜，但未能充分實行改革。
筆者往前回溯，認為桓溫七條改革意見已成先驅。
但依據現存史料，兩桓事迹不甚明了，恐天下輿情不滿東晉寬縱的方針，認為必須進行某種改革。
而以武力為背景确立統制的一般政治行動外，作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維護地方安甯的政策，土斷法的實行值得注目。
此法發源于桓溫，因在東晉哀帝興甯二年（364年）三月庚戌實行，故得名&ldquo庚戌土斷&rdquo。
劉裕實行土斷之時，亦言及庚戌土斷，并據此大增朝廷财政。
但除此之外，桓溫土斷法并未流傳，現主要叙述劉裕之土斷法。
東晉末學者範甯曾對時政闡述意見，要點如下： （一）北中國紛亂，人民大量遷移江南，他們多少抱有返歸本鄉的想法，為此，雖身在江南，但仍然保留其本郡戶籍。
但實際上，移住江南已經數代，墳墓累累。
因此，作為江南人，接受其居住地官吏的支配理所當然。
即便如此仍未遷籍，原因不外乎北方移住者的私利私欲。
他們之中有些可役使他人的權勢人物，常常以思故鄉人情為由，拒不成為江南人，實際上成為江南人時，又不願接受地方官吏的統治，換言之，他們存有利己心。
而普通移住者方面，他們新成為江南人時，必然承受一定賦役，因而從其立場出發肯定反對。
但從國家角度而言，以上反對理由毫無意義。
因而需實行土斷法，課以租稅，治闾伍之法，對犯罪定下連帶關系。
（二）以團體形式從北方遷來的住民，以本郡或本縣之名，集體生活于江南。
但人們僅在名義上歸屬僑郡縣，實際相隔千裡或數百裡，在廣袤地域分散群居。
而為此等移住者特設的官吏較少，難以治理移民散布的廣大區域，治所隻可借荒屋辦公，也多有不便。
因此，統治困難，一旦征發兵役，人們自然逃避，變為盜賊，成地方禍亂之源。
因此人口少的郡縣必須合并。
（三）北方人在江南另立郡縣，自然導緻地方統制難立。
随之而來的是，戶籍不備，豪強恣意使役人民，令人民為之建造邸宅，耕作田土。
又豪強移動住地時，更令其私有兵民相随。
因此，有必要從嚴限制。
範甯認為需實行土斷法，将遷至江南的北人編入其定居的土地戶籍中，并且将僑置的北方郡縣省并，對豪強恣意使役人民的現象進行嚴格限制。
最後一條意見因劉裕确立中央統制，解決了部分問題，诏書之中亦可見相關改革之一端，但與之相比，土斷法與郡縣省并無疑是一大成功。
《宋書》本紀記載，東晉義熙九年（413年），劉裕上表請求施行土斷，且以州為界，将其境内移住者并入州戶籍，此法施行之後，多數郡縣省并。
但《宋書·謝晦傳》中記載，義熙八年，謝晦已對揚、豫民戶實行土斷。
二者相差一年，究竟以誰為準？後劉裕登上帝位之時，北人之中，家世戶籍正确者方可真正認定為北人。
此舉雖有容忍北方貴族門閥、緩和土斷法之處，但卻樹立起重視氏族的南朝特色（參照外篇）。
劉裕在确立王室權威方面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必要時再加追述。
宋武帝最大的美德，是他以簡易樸素的生活作風，完全轉變東晉末期的奢侈風氣。
在此列舉一則有趣插話。
武帝之孫孝武帝曾拆除武帝生前起卧之陰室，新建玉燭殿。
當時，他與群臣共入武帝起居室，隻見床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與麻繩拂。
伴随孝武帝左右之侍中袁盛稱武帝儉素之德。
孝武不答，曰：&ldquo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
&rdquo宋王室之衰始于孝武，此插話恰恰說明了王室盛衰。
武帝死後，長子劉義符承襲帝位，次年即被廢，武帝愛子劉義真也被賜自盡。
計劃此陰謀者為徐羨之、傅亮二人，深得武帝信任的幾名大臣也參與協助。
表面理由為義符在父喪期間與左右親近者遊戲亂行，其被廢前日曾在華林園列肆，親自賣酒，完全是市人所為，且與左右操船作樂，當晚宿天淵池，寝于龍舟之中。
義真則與當時著名文人謝靈運、顔延之等追求享樂生活，義符之後，按順序當應由其繼承大統，但為保全王室，此等享樂主義者無奈被逼自殺。
義符遭廢之時，皇太後诏書有雲： 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災肆于悖詞，喜容表于在戚。
至乃征召樂府，鸠集伶官，優倡管弦，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
采擇媵禦，産子就宮，靦然無怍，醜聲四達。
及懿後（太皇太後）崩背，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绋歌呼，推排梓宮，抃掌笑谑，&hellip&hellip居帝王之位，好皂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厮養之事。
因違背家族道德而被廢的天子，在整個南朝為數頗多，大概已成為某種程式。
《宋略》作者裴子野論及宋王室内部教育不足的問題時表示： 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
宋之教誨，雅異于斯，居中則任仆妾，處外則近趨走。
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台皁也。
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于禮義，識不達于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啬，狂愚者或誘之以兇慝。
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
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簽；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
嗣君沖幼，世繼奸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
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
嗚呼！有國有家，其鑒之矣！ 由此可見，宋王室已完全具備出産背德王子的條件，義符可視作最初的犧牲者。
但義真被迫自殺的理由尚不明了。
宋室本從武将崛起的家世，在唯門第論的當時，可謂出身卑賤。
司馬休之在彈劾武帝的表文中說：&ldquo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與德文嫡婚，緻茲非偶，實由威逼。
&rdquo罵其以寒微之身與王室通婚。
但宋室樂于與王謝等高門通婚，以提升王室價值，于是大方承認自家武将出身的事實。
但徐羨之、傅亮等權威都是武帝治下出身，且據《徐羨之傳》記載，徐羨之是沉默寡言的實幹家，與之相對，義真才氣煥發人所共知，相交的謝靈運等人，文事、風流皆冠絕一時，是東晉以來第一名門子弟。
因此，義真被逼自殺，明顯是徐、傅等人的私心所緻。
其實義符、義真是不過十九、十八歲的少年。
劉義符遭廢，武帝三子劉義隆被奉為繼大統者，就是文帝。
其即位後，論徐、傅二人之罪，将他們誅殺（《宋書·徐羨之傳》）。
總之，徐、傅之徒死後，武帝以來的實幹派倒台，名門子弟王華、王昙首、殷景仁等人取而代之，活躍在政治舞台，文治之風一時在社會中普及，被稱作&ldquo元嘉之治&rdquo的全盛時期出現。
宋文帝的為人從他對諸弟的親切态度就可見一斑。
其弟義恭赴任荊州刺史之時，他曾去信一封，信中一節曰： 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
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
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
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己。
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
又其弟義季離任荊州刺史一職，文帝派義宣就任。
當時，還特意下诏： 師護（義季）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内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于一往。
今欲聽許，以汝代之。
師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
此信未易，&hellip&hellip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師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于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于吾矣。
前者勸說義恭，小到日常生活費用，大到勸說不可矜于獨斷之明；後者述說令義宣代義季完全出于個人私情，而非朝廷輿議，希望義宣深刻自我戒饬而不失聲譽。
诏書之體中，如此私情溢滿的文辭少見其類。
文帝的性格自然反射于政治。
《通鑒》元嘉三年（426年）之條中有雲： 華以王弘輔政，王昙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ldquo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rdquo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
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仆、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
華與劉湛、王昙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
上嘗與四人于合殿宴飲，甚悅。
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ldquo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rdquo 上文中的人物都是名門子弟，名重一時。
王華雖感歎&ldquo宰相頓有數人&rdquo，但若非時望協力施行政治，豈能得元嘉之治？ 廟堂之上，群賢和衷協力；地方之上，守宰以六年為任期，天下太平，因而不必更動。
《宋書·良吏傳》序文如下： 方内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
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系，吏無苟得。
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于時可免。
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
政治上下融洽，風教之事則潤飾之。
《南史》本紀記載，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先在北郊建儒學館，召處士雷次宗主持，翌年，立玄學、史學、文學三學，令何尚之、何承天、謝元居于各學，允許其聚集學徒，就學者人數衆多。
《南史》予以贊詞：&ldquo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rdquo欲獨尊文學之人或稱四學難以并立，有亂體統。
若改變角度，以學為陶冶個人之具，則四學完全可各治其端而互不幹擾。
《南史》稱贊四學建立之後江左政化之美，言辭簡約，道理明晰。
《建康實錄》同樣記載此事，其文意似為《通鑒》所用，筆緻冗漫，難稱良史之體。
從内治而言，文帝堪稱卓越政治家，但其在外交方面存在完全失敗的曆史。
如前所述，劉宋武帝一度取得長安，不久後為赫連勃勃奪取。
廢帝劉義符時代，洛陽被鮮卑族拓跋氏所奪取，其後北魏勢力逐漸擴張至黃河以南。
文帝時代，北魏英主拓跋焘（太武帝）在位，他着手讨伐割據中國的各蠻族以統一北中國。
文帝即位之初，黃河南部地區已被北魏所奪取，宋常有收回失地的議論。
元嘉七年（430年），實行北伐，文帝親筆緻信北魏太武帝，稱黃河之南本為宋的舊土，理應歸宋，而對黃河之北，文帝無任何野心。
對此，太武帝回信稱，文帝出生之後，黃河之南已全為北魏領土。
其時，宋的北伐軍總帥劉義欣發布宣戰布告文，勸黃河之南人民歸順，其文辭偉麗，行動卻極為緩慢。
北魏方面，太武帝原本想對宋出動大軍，後聽取崔浩勸谏，将主力用于讨滅赫連勃勃勢力，對南軍隻是采取防禦。
即便如此，南軍依舊屢次被魏軍所破，總帥義欣被迫退回壽陽根據地。
文帝北伐計劃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也有間接收獲。
例如，義欣退至壽陽後，全力經營此地。
據《通鑒》記載，當時壽陽地區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橫行，義欣努力經營，治理壽陽之南的芍陂，大興田地灌溉，因此，壽陽成為宋的有力藩屏。
此外，何承天指出江蘇北部地區放任無序，于是建議在此地實行大規模移民，建城壁，耕田地，又向人民提供兵器，以維持地方秩序。
此提議是否曾實行，無明文記載，但可知宋已認識到應充分經營江淮之間。
其後，宋與北魏之間久未開戰。
恰逢北方有名為蓋吳者借佛教之名在北魏掀起叛亂，并向宋上表稱臣，請求援兵。
北魏太武帝以宋暗自支援蓋吳的事實為理由，讨滅蓋吳之後，又親自率兵侵略宋的領土。
當時，太武帝向文帝去信一封，其中一段如下： 頃關中蓋吳反逆，扇動隴右氐、羌，彼複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钏，是曹正欲谲诳取賂，豈有遠相順從。
為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詃引誘我邊民。
以下多有恫吓宋之文句。
不知此信是否是直接原因，總之文帝心中再起北伐之意，而當時王華、王昙首等人已死，徐湛之、江湛等人成為帝的親信，文治派全面支持文帝北伐，而擁兵鎮守一方的沈慶之等人則極力反對。
其間，北魏又向文帝去信一封。
曰： 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 挑戰書可謂極為露骨。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文帝下宣戰令。
為募集軍隊，宋已竭盡所能，但不幸北伐軍每戰皆敗，太武帝親自南下，行至建康城對岸瓜步，斬葦作筏，現出橫渡長江的氣勢。
建康城嚴陣以待，沿長江六七百裡間，舳舻相列，有人提議以此讨伐北軍，但無人同意，滿城都被危懼所籠罩。
然而，翌年正月，太武帝從瓜步撤退北歸。
至今無法詳知個中理由。
北軍在歸途中恣意掠奪殺人，遇壯丁當即斬殺，遇嬰兒則貫穿于槊上，盤舞以為戲。
此類記載屢屢被用于描寫後世蠻族的暴行。
此戰對北方而言，也算是不小打擊，南朝則因此邑裡蕭蕭，元嘉之政步入衰退期。
沈約評論文帝時，列舉其軍政無能的缺點，究其失敗，原因在于每次軍事行動都是中央發令，而未委任大将。
文帝自身也承認未傾聽一般輿論而斷然北伐，導緻重大失敗。
大概文帝與江、徐等文治派共謀大事正是其敗因所在。
宋的衰運 如上所述，宋文帝雖然晚年在外交方面存在失敗之處，但仍不失為聲譽甚高的君主。
但後來他死于長子劉劭之手，次子劉濬也在京城
李延壽繼承父親遺志，不滿當時既存的各朝曆史（例如北魏《魏書》、劉宋《宋書》等）均以自身為正統，而将對方視作夷狄，認為事實上應視為南北兩朝廷，于是著《南北史》。
大概因中國自秦漢以來，大一統帝國誕生，受此薰陶，中國精神之中嚴格地存在全國隻有一王統治的信條。
但東漢滅亡後，中國見證了魏蜀吳三國分立。
晉陳壽著《三國志》時，承認此事實，認為三國天子都是正當的天子。
此時，三國各朝均在漢族王室統治之下，因此未引起嚴重問題。
西晉統一後不久，外族匈奴人公然在山西稱帝，後滅亡西晉。
之後五胡在中原稱王，東晉僅剩江淮地區可試圖與之抗衡。
尊奉東晉的漢族心中仍抱有不日即将蠻族逐出中原的希望，但事實上，北方前秦苻堅統治的時代，反而呈北方壓制南方的态勢。
此時，東晉學者習鑿齒擔憂東晉式微，于是主張晉王室無論如何衰弱，理論上都是正統王室。
為此，他還發明一種獨斷論，即中國雖然曾經三國分立，但其中必有正統王室，即蜀。
蜀之始祖劉備是漢朝宗室，從血統關系可知蜀是漢的延續。
晉滅蜀。
蜀滅亡之時，事實上意味漢已滅亡，從此點而言，晉可謂直接繼承統一天下多年的漢王室。
因而，堂堂晉王室絕不輕易滅亡。
就勢力範圍而言，三國之中屬蜀最為狹小。
但習鑿齒不顧實力差距，認定蜀為正統，完全是出于譜系正當的考量。
若以譜系為标準，則北中國五胡的王者不可能是正當朝廷。
尤其五胡擾亂中原之時，諸蠻族朝廷的存在皆極為短暫，事實上，也沒有必要認定它們為正統朝廷。
但不久北中國在拓跋鮮卑的北魏時期逐漸走向穩固統一，南方東晉滅亡，宋取而代之，事實上呈現南北對立的狀态。
此時，中國雖仍堅持一王主義，但形式上，北稱南為島夷，南稱北為索虜，在國内下達的文書中明确提及對方時，互相使用蠻夷的稱号，由此可見，史上的記載難免失之偏頗。
李延壽着眼事實，打破偏見，為公平叙述而著述《南北史》，筆者随其例，認為東晉滅亡至隋統一為南北朝對立的時代。
但李延壽之《南北史》中包含隋，筆者認為隋應該除外。
這大概是由于隋至唐初的曆史事象中存在一以貫之的主流，因此可将之與南北對立期截然分開。
而在南北對立期，南北雙方的曆史現象清晰地呈現不同之處，叙述之時，與其按照年代，倒不如分南北二章進行分說。
筆者先述南朝，後叙北朝。
如前章所述，劉裕滅桓玄，平盧循，讨南燕，取山東地區，更在長安擒姚泓，送至建康。
其中，克複長安之功遠遠淩駕于桓溫之上，奉戴晉室的漢族以此為榮，自不待言。
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年）九月，劉裕在長安大宴群臣，安帝得知此事後，立即封劉裕為宋王，其诏書一節曰： 公命世撫運，闡曜威靈，内研諸侯之慮，外緻上天之罰。
故能倉兕甫訓，則許、鄭風偃；钲钺未指，則瀍、洛霧披。
俾舊阙元陽，複集萬國之轸，東京父老，重睹司隸之章。
俾朕負扆高拱，而保大洪烈。
劉裕的功績或足以受封王爵，但作為人臣獲封為王，依照慣例，不久之後将以禅讓形式被授與帝位。
據《通鑒》記載，勸安帝下此诏書之人是東晉名門出身的王弘。
他知曉劉裕之意，于是從戰場返回建康處理此事。
當時，劉裕心腹大臣劉穆之留守建康，卻不知此事，反被劉裕所壓迫，憂憤成疾後去世。
而據《南史》記載，劉裕知悉劉穆之死後，交代次子義真鎮守長安，火速南歸。
從其微辭之間可推知，劉裕南歸意在篡奪。
當時，劉裕雖然克複長安，但甘肅北部有匈奴沮渠蒙遜，陝西北部有赫連勃勃，至山西、直隸有鮮卑拓跋部構築最為牢固的地盤。
這些蠻族君主對劉裕攻取長安之後的行動高度警戒，等到劉裕南歸後，他們一緻認為劉裕無經營天下的遠志，其目的僅在篡奪東晉。
故劉裕奪東晉早已被江南預見，被劉裕所殺的将軍司馬秀芝曾上表安帝說劉裕&ldquo問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禮頓缺&rdquo。
劉裕在克複長安後，不久即受東晉之讓，這可謂是既定事實。
但劉裕功業也有一污點。
當時，輔佐義真駐守長安的軍将中忽起内讧，赫連勃勃趁機攻打長安，晉軍大敗，義真勉強隻身逃脫，長安一時被異族奪取。
劉裕聽聞消息後，想即日就實行北伐，但被幕下之士谏止。
依勸谏之人鄭鮮之之言，當時建康腹地三吳平原已因北伐而疲态盡顯，若再次北伐，地方恐将發生叛亂。
如此情況下，不得已放棄長安，然而借《宋書》作者沈約之言，劉裕雖遇此一敗，但既已登上王位，則不可能再貶為臣下之列。
适逢安帝死，恭帝立，大臣傅亮提出禅讓之議，恭帝欣然取筆作文，對身邊左右說：&ldquo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将二十載。
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rdquo沈約認為，禅讓之事始于三國魏奪漢室，此後晉以之代魏，二者皆用美名行篡奪之實。
宋受繼東晉王位，多少貼近禅讓的實際。
永初元年（420年），劉裕即位，大赦天下，被稱為宋武帝。
他作為軍将功業赫赫，曆數東晉之後南朝各代，亦罕有其匹。
而其作為統治者，又奠定南朝各代的穩固基礎。
《南史》中有一節記載如下： 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産業。
桓玄頗欲厘改，竟不能行。
帝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強肅然，遠近禁止。
至是，會稽餘姚唐（《宋書》作&ldquo虞&rdquo，可随焉）亮複藏匿亡命千餘人。
帝誅亮。
東晉之患為權門不服統制，濫用勢力。
李延壽認為，桓玄也想作為改革者自我标榜，但未能充分實行改革。
筆者往前回溯，認為桓溫七條改革意見已成先驅。
但依據現存史料，兩桓事迹不甚明了，恐天下輿情不滿東晉寬縱的方針，認為必須進行某種改革。
而以武力為背景确立統制的一般政治行動外，作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維護地方安甯的政策，土斷法的實行值得注目。
此法發源于桓溫，因在東晉哀帝興甯二年（364年）三月庚戌實行，故得名&ldquo庚戌土斷&rdquo。
劉裕實行土斷之時，亦言及庚戌土斷，并據此大增朝廷财政。
但除此之外，桓溫土斷法并未流傳，現主要叙述劉裕之土斷法。
東晉末學者範甯曾對時政闡述意見，要點如下： （一）北中國紛亂，人民大量遷移江南，他們多少抱有返歸本鄉的想法，為此，雖身在江南，但仍然保留其本郡戶籍。
但實際上，移住江南已經數代，墳墓累累。
因此，作為江南人，接受其居住地官吏的支配理所當然。
即便如此仍未遷籍，原因不外乎北方移住者的私利私欲。
他們之中有些可役使他人的權勢人物，常常以思故鄉人情為由，拒不成為江南人，實際上成為江南人時，又不願接受地方官吏的統治，換言之，他們存有利己心。
而普通移住者方面，他們新成為江南人時，必然承受一定賦役，因而從其立場出發肯定反對。
但從國家角度而言，以上反對理由毫無意義。
因而需實行土斷法，課以租稅，治闾伍之法，對犯罪定下連帶關系。
（二）以團體形式從北方遷來的住民，以本郡或本縣之名，集體生活于江南。
但人們僅在名義上歸屬僑郡縣，實際相隔千裡或數百裡，在廣袤地域分散群居。
而為此等移住者特設的官吏較少，難以治理移民散布的廣大區域，治所隻可借荒屋辦公，也多有不便。
因此，統治困難，一旦征發兵役，人們自然逃避，變為盜賊，成地方禍亂之源。
因此人口少的郡縣必須合并。
（三）北方人在江南另立郡縣，自然導緻地方統制難立。
随之而來的是，戶籍不備，豪強恣意使役人民，令人民為之建造邸宅，耕作田土。
又豪強移動住地時，更令其私有兵民相随。
因此，有必要從嚴限制。
範甯認為需實行土斷法，将遷至江南的北人編入其定居的土地戶籍中，并且将僑置的北方郡縣省并，對豪強恣意使役人民的現象進行嚴格限制。
最後一條意見因劉裕确立中央統制，解決了部分問題，诏書之中亦可見相關改革之一端，但與之相比，土斷法與郡縣省并無疑是一大成功。
《宋書》本紀記載，東晉義熙九年（413年），劉裕上表請求施行土斷，且以州為界，将其境内移住者并入州戶籍，此法施行之後，多數郡縣省并。
但《宋書·謝晦傳》中記載，義熙八年，謝晦已對揚、豫民戶實行土斷。
二者相差一年，究竟以誰為準？後劉裕登上帝位之時，北人之中，家世戶籍正确者方可真正認定為北人。
此舉雖有容忍北方貴族門閥、緩和土斷法之處，但卻樹立起重視氏族的南朝特色（參照外篇）。
劉裕在确立王室權威方面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必要時再加追述。
宋武帝最大的美德，是他以簡易樸素的生活作風，完全轉變東晉末期的奢侈風氣。
在此列舉一則有趣插話。
武帝之孫孝武帝曾拆除武帝生前起卧之陰室，新建玉燭殿。
當時，他與群臣共入武帝起居室，隻見床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與麻繩拂。
伴随孝武帝左右之侍中袁盛稱武帝儉素之德。
孝武不答，曰：&ldquo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
&rdquo宋王室之衰始于孝武，此插話恰恰說明了王室盛衰。
武帝死後，長子劉義符承襲帝位，次年即被廢，武帝愛子劉義真也被賜自盡。
計劃此陰謀者為徐羨之、傅亮二人，深得武帝信任的幾名大臣也參與協助。
表面理由為義符在父喪期間與左右親近者遊戲亂行，其被廢前日曾在華林園列肆，親自賣酒，完全是市人所為，且與左右操船作樂，當晚宿天淵池，寝于龍舟之中。
義真則與當時著名文人謝靈運、顔延之等追求享樂生活，義符之後，按順序當應由其繼承大統，但為保全王室，此等享樂主義者無奈被逼自殺。
義符遭廢之時，皇太後诏書有雲： 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災肆于悖詞，喜容表于在戚。
至乃征召樂府，鸠集伶官，優倡管弦，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
采擇媵禦，産子就宮，靦然無怍，醜聲四達。
及懿後（太皇太後）崩背，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绋歌呼，推排梓宮，抃掌笑谑，&hellip&hellip居帝王之位，好皂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厮養之事。
因違背家族道德而被廢的天子，在整個南朝為數頗多，大概已成為某種程式。
《宋略》作者裴子野論及宋王室内部教育不足的問題時表示： 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
宋之教誨，雅異于斯，居中則任仆妾，處外則近趨走。
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台皁也。
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于禮義，識不達于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啬，狂愚者或誘之以兇慝。
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
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簽；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
嗣君沖幼，世繼奸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
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
嗚呼！有國有家，其鑒之矣！ 由此可見，宋王室已完全具備出産背德王子的條件，義符可視作最初的犧牲者。
但義真被迫自殺的理由尚不明了。
宋室本從武将崛起的家世，在唯門第論的當時，可謂出身卑賤。
司馬休之在彈劾武帝的表文中說：&ldquo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與德文嫡婚，緻茲非偶，實由威逼。
&rdquo罵其以寒微之身與王室通婚。
但宋室樂于與王謝等高門通婚，以提升王室價值，于是大方承認自家武将出身的事實。
但徐羨之、傅亮等權威都是武帝治下出身，且據《徐羨之傳》記載，徐羨之是沉默寡言的實幹家，與之相對，義真才氣煥發人所共知，相交的謝靈運等人，文事、風流皆冠絕一時，是東晉以來第一名門子弟。
因此，義真被逼自殺，明顯是徐、傅等人的私心所緻。
其實義符、義真是不過十九、十八歲的少年。
劉義符遭廢，武帝三子劉義隆被奉為繼大統者，就是文帝。
其即位後，論徐、傅二人之罪，将他們誅殺（《宋書·徐羨之傳》）。
總之，徐、傅之徒死後，武帝以來的實幹派倒台，名門子弟王華、王昙首、殷景仁等人取而代之，活躍在政治舞台，文治之風一時在社會中普及，被稱作&ldquo元嘉之治&rdquo的全盛時期出現。
宋文帝的為人從他對諸弟的親切态度就可見一斑。
其弟義恭赴任荊州刺史之時，他曾去信一封，信中一節曰： 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
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
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
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己。
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
又其弟義季離任荊州刺史一職，文帝派義宣就任。
當時，還特意下诏： 師護（義季）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内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于一往。
今欲聽許，以汝代之。
師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
此信未易，&hellip&hellip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師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于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于吾矣。
前者勸說義恭，小到日常生活費用，大到勸說不可矜于獨斷之明；後者述說令義宣代義季完全出于個人私情，而非朝廷輿議，希望義宣深刻自我戒饬而不失聲譽。
诏書之體中，如此私情溢滿的文辭少見其類。
文帝的性格自然反射于政治。
《通鑒》元嘉三年（426年）之條中有雲： 華以王弘輔政，王昙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ldquo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rdquo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
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仆、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
華與劉湛、王昙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
上嘗與四人于合殿宴飲，甚悅。
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ldquo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rdquo 上文中的人物都是名門子弟，名重一時。
王華雖感歎&ldquo宰相頓有數人&rdquo，但若非時望協力施行政治，豈能得元嘉之治？ 廟堂之上，群賢和衷協力；地方之上，守宰以六年為任期，天下太平，因而不必更動。
《宋書·良吏傳》序文如下： 方内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
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系，吏無苟得。
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于時可免。
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
政治上下融洽，風教之事則潤飾之。
《南史》本紀記載，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先在北郊建儒學館，召處士雷次宗主持，翌年，立玄學、史學、文學三學，令何尚之、何承天、謝元居于各學，允許其聚集學徒，就學者人數衆多。
《南史》予以贊詞：&ldquo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rdquo欲獨尊文學之人或稱四學難以并立，有亂體統。
若改變角度，以學為陶冶個人之具，則四學完全可各治其端而互不幹擾。
《南史》稱贊四學建立之後江左政化之美，言辭簡約，道理明晰。
《建康實錄》同樣記載此事，其文意似為《通鑒》所用，筆緻冗漫，難稱良史之體。
從内治而言，文帝堪稱卓越政治家，但其在外交方面存在完全失敗的曆史。
如前所述，劉宋武帝一度取得長安，不久後為赫連勃勃奪取。
廢帝劉義符時代，洛陽被鮮卑族拓跋氏所奪取，其後北魏勢力逐漸擴張至黃河以南。
文帝時代，北魏英主拓跋焘（太武帝）在位，他着手讨伐割據中國的各蠻族以統一北中國。
文帝即位之初，黃河南部地區已被北魏所奪取，宋常有收回失地的議論。
元嘉七年（430年），實行北伐，文帝親筆緻信北魏太武帝，稱黃河之南本為宋的舊土，理應歸宋，而對黃河之北，文帝無任何野心。
對此，太武帝回信稱，文帝出生之後，黃河之南已全為北魏領土。
其時，宋的北伐軍總帥劉義欣發布宣戰布告文，勸黃河之南人民歸順，其文辭偉麗，行動卻極為緩慢。
北魏方面，太武帝原本想對宋出動大軍，後聽取崔浩勸谏，将主力用于讨滅赫連勃勃勢力，對南軍隻是采取防禦。
即便如此，南軍依舊屢次被魏軍所破，總帥義欣被迫退回壽陽根據地。
文帝北伐計劃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也有間接收獲。
例如，義欣退至壽陽後，全力經營此地。
據《通鑒》記載，當時壽陽地區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橫行，義欣努力經營，治理壽陽之南的芍陂，大興田地灌溉，因此，壽陽成為宋的有力藩屏。
此外，何承天指出江蘇北部地區放任無序，于是建議在此地實行大規模移民，建城壁，耕田地，又向人民提供兵器，以維持地方秩序。
此提議是否曾實行，無明文記載，但可知宋已認識到應充分經營江淮之間。
其後，宋與北魏之間久未開戰。
恰逢北方有名為蓋吳者借佛教之名在北魏掀起叛亂，并向宋上表稱臣，請求援兵。
北魏太武帝以宋暗自支援蓋吳的事實為理由，讨滅蓋吳之後，又親自率兵侵略宋的領土。
當時，太武帝向文帝去信一封，其中一段如下： 頃關中蓋吳反逆，扇動隴右氐、羌，彼複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钏，是曹正欲谲诳取賂，豈有遠相順從。
為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詃引誘我邊民。
以下多有恫吓宋之文句。
不知此信是否是直接原因，總之文帝心中再起北伐之意，而當時王華、王昙首等人已死，徐湛之、江湛等人成為帝的親信，文治派全面支持文帝北伐，而擁兵鎮守一方的沈慶之等人則極力反對。
其間，北魏又向文帝去信一封。
曰： 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 挑戰書可謂極為露骨。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文帝下宣戰令。
為募集軍隊，宋已竭盡所能，但不幸北伐軍每戰皆敗，太武帝親自南下，行至建康城對岸瓜步，斬葦作筏，現出橫渡長江的氣勢。
建康城嚴陣以待，沿長江六七百裡間，舳舻相列，有人提議以此讨伐北軍，但無人同意，滿城都被危懼所籠罩。
然而，翌年正月，太武帝從瓜步撤退北歸。
至今無法詳知個中理由。
北軍在歸途中恣意掠奪殺人，遇壯丁當即斬殺，遇嬰兒則貫穿于槊上，盤舞以為戲。
此類記載屢屢被用于描寫後世蠻族的暴行。
此戰對北方而言，也算是不小打擊，南朝則因此邑裡蕭蕭，元嘉之政步入衰退期。
沈約評論文帝時，列舉其軍政無能的缺點，究其失敗，原因在于每次軍事行動都是中央發令，而未委任大将。
文帝自身也承認未傾聽一般輿論而斷然北伐，導緻重大失敗。
大概文帝與江、徐等文治派共謀大事正是其敗因所在。
宋的衰運 如上所述，宋文帝雖然晚年在外交方面存在失敗之處，但仍不失為聲譽甚高的君主。
但後來他死于長子劉劭之手，次子劉濬也在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