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晉五胡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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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以來漢蠻關系梗概
為了方便,可将今日中國本土的自然地形分為北、中、南三帶加以說明。
自甘肅省西部向東綿延的西傾山脈與嶓冢山相連,劃分漢水與渭水上遊,向東為桐柏山,為淮水上源,到安徽省為霍山山脈,及至江蘇省一帶的山脈以北,萬裡長城以南,即為北部中國。
此中央山脈與南嶺之間為中部中國。
南嶺以南為南部中國。
所謂南嶺,即橫跨雲南、貴州兩省的苗嶺沿東北向延伸為仙霞嶺,再到浙江沒于大海之間的山脈總稱。
此三帶被稱為今日中國本土。
普遍認為中國文明在三地同樣發展,該說法也被證明基本屬實。
但在中國文明黎明期&mdash&mdash商代,中華民族或多或少開始對自身文明引起自覺,其舞台實為華北平原中心&mdash&mdash黃河下遊流域。
待周取代商,實行封建制度,武力成為統一要素大顯威力之後,所謂的漢族文明更加清晰,同時影響範圍亦變得更加寬廣。
春秋時代,漢族文明延伸至北、中兩帶,即黃河、揚子江流域;之後漢族與其他外種族之間的區别,即漢蠻之别,逐漸被漢族強烈意識到。
中國主義即萌芽于其時。
一般認為,《春秋》一書為孔子所著,而傳播《春秋》學說的學者們認為,孔子意圖通過此書明确揭示内外之别,即漢蠻區别。
其後,四裔之說為孔子學徒所倡導。
《禮記·王制》一書中為四裔分别取名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此分類法以五行思想為根據,将漢族置于中央,為四裔分别取不同名字,而根據為《王制》作注釋之人的說明,四裔名稱全部帶有貶義。
例如,夷為簡單而無禮儀之意,蠻為執心違邪之意,戎為強惡之意,狄為辟易無别之意。
如此瑣碎的解釋是否為《王制》的真意暫且不談,但可确知,書中确實将漢族置于中央,其文明淩駕于四裔之上。
而以貶義闡釋蠻名之人同是漢人,因此應當承認,及至漢代,漢文明中心思想已經愈發突出。
通覽中國曆史可知,一般漢族所遭受的&ldquo蠻族&rdquo入侵主要來自西方與北方,與之相反,漢文明在南方則漸有擴張之勢。
秦漢帝國建立之時,操控帝國運行之人主要為北中國一帶人士,代表統治者的王室大政方針為對西方及北方采取強固防禦政策,防止&ldquo蠻族&rdquo入侵,同時逐漸向南傳播漢族文明。
本節将簡要叙述漢代對西方及北方蠻族采取的方針。
普遍認為秦始皇修築了萬裡長城。
但時至今日,也有人認為,戰國時代七國割據之時各自在國境修築長城,其中主要與北面蠻族相接的秦、趙、燕三國長城被始皇帝連接起來。
連接長城一方面是為了防禦,同時也包含劃清漢胡界限之意。
實際上,秦始皇所設定的對蠻族第一道防線遠在長城以北。
《漢書》中有如下記載: 始皇帝使蒙恬将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 塹溪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裡。
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上文可分為三段進行解讀。
到&ldquo至雲陽&rdquo為第一段,河南之地為今日河套或鄂爾多斯等地。
黃河流經甘肅省之後,繼續流向東北進入沙漠,并在陝西省外一度形成一個三角洲,在陝西、山西境内北部突然向南直轉,加之河道變窄,水流湍急,猶如瀑布般南下,被迂回曲折的黃河所包圍的陝西邊外部分即為河南之地。
秦驅逐此地的蠻族,臨河建造都城,流放罪人到此充當守衛,并在黃河南折處之九原(内蒙古烏拉特旗)至雲陽(即陝西同州)段鋪設規整的軍用道路。
據說,秦首都鹹陽是今日西安府,但其實當時是在渭水北岸。
同州府即秦雲陽同樣在渭水北岸,雲陽與鹹陽之間原本便有平坦道路,因此首都鹹陽可通過軍用道路直達九原。
另外,上述引文中&ldquo陽山&rdquo位于沙漠中黃河三角洲以北,山脈與黃河之間之地稱為&ldquo北假&rdquo。
因此,秦對北方蠻族設置的第一道防線其實是借陽山山脈将黃河盡收手中,萬裡長城遠在内側,作為漢蠻界限,令漢族安居于長城以内。
伴随秦的滅亡,該方針雖略微弛緩,但及至漢武帝時代,該方針反而得到大規模施行。
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記載了武帝以前西漢初期的漢蠻對立情況。
漢初期,内外蒙古皆處于匈奴族統轄範圍内,匈奴将這一廣闊地域分為三部分,左将統管今日克爾倫(Külren)流域牧地及内蒙古東四盟[1]牧地。
右将統管注入貝爾加湖的色楞格河(Selenga)以西,科布多至新疆的部落。
但左右将的王庭位置不明。
而在中央,色楞格支流鄂爾渾河(Orkhon)上遊,三面由杭愛山及其支脈包圍的豐饒牧地設有匈奴大單于的王庭&mdash&mdash龍城。
漢對匈奴左部(即東部方向)之防備中心為上谷郡(直隸省宣化府),對右部(即西部方向)之防禦地為上郡(陝西榆林),對中央的防禦地則是代(山西省大同府)、雲中(山西特别區歸化城[2]附近)。
從一般政情而言,漢初期,支配王室的政策為對外國采取和平政策,但因此不僅屢遭匈奴侵寇,且常:被侮辱輕視,導緻當時年少之士大都主張對外強硬,并逐漸煽動輿論。
及至武帝時代,漢與匈奴之間終于爆發戰争,結果,短暫歸于匈奴之手的河南之地得以收複。
在東邊,漢将戰國時代燕國所修的長城一帶,即陰山山脈東部,上谷、右北平(直隸省熱河東[3])、遼西(盛京省錦州)、遼東(遼陽地區)把握在手,在遼東半島部分地區至朝鮮北部地區設置郡縣。
在西邊,甘肅北面的酒泉、張掖、敦煌等地設置諸郡,勢力延伸至新疆地區,設置都督,施行屯田策,對所謂的城郭諸國采取撫綏法。
内蒙古自此無一匈奴王庭,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帝國誕生。
始于漢武帝,成熟于漢宣帝時的中國對北政策,基本持續到東漢盛世。
而蒙受漢族壓迫的匈奴,部屬勢力逐漸衰弱,一部分降于朝廷,漢以為漢室抵禦外族勢力作為條件,向匈奴酋長提供保護。
東漢光武帝時,還有部分匈奴請求遷徙至陝西邊地,漢同樣以抵禦外族為條件應允。
該部在匈奴史上被記載為南匈奴。
自此,漢室與匈奴之間的關系愈加緊密,二者聯合起來足以壓迫外族。
西漢武帝以來對外族施行強硬政策後,漢族顯著發展,逐漸在邊境蠻族中壯大勢力,漢蠻雜居難免産生種種利害關系。
東漢光武帝之時,班彪上表,提出如下意見: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發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緻反叛。
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
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hellip&hellip 上文大意為,涼州(甘肅)、益州(四川)、幽州(直隸北部)三地分别有羌、氐、烏桓等部落與漢人雜居,存在種種不便,因此需在三地設置漢人統率者,從而維護蠻人正當利益,示以安撫之意。
光武帝采納班彪意見。
東漢政策本就是以德而治,對蠻族亦不例外,對比前漢時代對匈奴的激憤論調下誕生的政策,可謂截然不同。
而在東漢盛世,漢族處于優勢地位,因此得以保護蠻漢二者周全,但漢室内部已顯現瓦解征兆,反而令蠻族得勢。
東漢永初四年(110年),隴西、金城地區的羌族大舉内侵。
隴西為甘肅鞏昌府,金城為甘肅西甯府,臨近黃河支流大通河,與青海相接。
當時羌族取何道、利用何種方法進行内侵不太清楚,總之,從山西、直隸、陝西,到首都洛陽所在的河南地區,皆遭受羌族侵掠。
王符《潛夫論》中如此叙述:凡遭羌族侵擾的地方,百姓慌忙收割谷物,居室搬空,流離分散,或死于道路,或丢棄老弱,或成他人仆妾,人口減半。
而羌族開始反叛之時,并沒有精細的計劃,其徒黨亦不在多數,兵器方面,或取竹竿、木枝,或空手,既無營寨,也無統領全局的都督。
之所以能順利入侵内地,全因地方戒備松弛,士氣渙散。
總之,羌族入侵對東漢而言乃是一大事件,當時朝廷輿論就對蠻方針相當迷茫,總體分為軟硬兩派。
軟派認為,事到如今漢最好放棄甘肅,放任蠻族自由。
事實上,金城郡被撤,轉移至隴西郡屬縣襄武,上郡從山西北邊榆林府轉移至左馮翊(陝西省同州府[4]),安定郡(甘肅省固原縣)轉移至扶風(陝西省鳳翔府)。
這意味着西北防禦第一道防線基本被撤消。
之後,桓帝時代(146&mdash167年),鮮卑族檀石槐占領遼西棘城(盛京省義州府附近[5]),由此漢與東北地區以及朝鮮的聯絡受到威脅。
總而言之,東漢末漢族逐漸受到西北及東北方向的蠻族壓迫。
漢代邊境之所以出現蠻漢雜居的現象,固然由漢族勢力在蠻族内部發展所引起,但也是執政者故意施行的政策。
例如,東漢名将馬援在甘肅邊境征伐氐羌二族後,将其部分族人遠徙至陝西中部地區,從而達到分散氐羌族勢力的目的。
氐羌族本為居于山地的種族,部分族人被轉移至陝西腹地之後,地位孤弱,恐遭漢族虐使。
總之,漢室勢力尚存期間,該政策并未成為禍根,但及至東漢末群雄割據狀态顯現後,割據北中國的諸雄紛紛主動借助蠻族力量,将其強大部族引入長城内,北中國境内的蠻族勢力急劇增強。
陳琳的《檄吳将校部曲文》(載于《文選》)以曹操謀臣荀彧之名發布,文中雲: 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
由上文可見陳琳借外蠻軍隊誇炫曹操勢力并壓制敵人之用意。
當然,中國學者認為此文非出自陳琳之手,而是晉代的僞作,筆者亦同意該說法。
即便三國時代無誇炫外蠻勢力之想法,但事實上從魏、蜀所采取的政策足以看出其必須依靠外蠻勢力。
從東漢末期開始蠻族便在北中國内部确立勢力&mdash&mdash這是毫無疑問的新傾向。
蠻族在中國内部确立勢力,換言之,即漢族認可蠻族力量。
該事實明确出現在史書中始于西晉。
例如晉代名臣張華以&ldquo命世之器也&rdquo評價慕容廆。
慕容廆有次谒見東夷校尉何龛時,着巾褠,行士大夫禮,然而何龛卻嚴兵以待加以接見,慕容廆見狀後說道,&ldquo主人不以禮,客獨何為&rdquo,遂改換戎裝再面會何龛。
另外,匈奴的劉淵跟着漢人範隆學習,晉代多位名族贊美其為人并與其訂交。
名将王渾還将其推薦給晉武帝。
但當時朝臣之中有人以劉淵非漢人為由反對任用。
總之,這名蠻族酋帥受到漢族名家的賞識是無可争辯的事實。
類似情況也許未必始于晉代,但就文獻上而言,晉是劃時代的。
總之,可認為對蠻族的一般認識反映在文獻上。
蠻族勢力既已得到漢族認可,與此同時,漢族對蠻族的恐懼警戒意識也在逐漸增強。
其一端在第一章中已有叙述,現再探讨以郭欽、江統為代表的徙戎論梗概。
郭欽之論部分被《晉書·匈奴傳》所引用,其中心意思是将匈奴從山西内地遷徙至邊外。
其文簡略,故難充分知曉其意。
江統之論見于《晉書》本傳,《通典·邊防·氐》曾引用,主要針對氐羌二族,但他對匈奴及句麗族也抱有同等甚至更強烈的警戒之心。
由此文可見,漢族對因苛待蠻族而招緻的複仇心、怨恨心究竟是何等恐懼。
此點已在前章論述。
觀其論點,氐族遍布陝西,約占人口一半,羌族遍布甘肅,山西的匈奴無論從其統制或其戶口數而言,在諸蠻中占據絕對優勢。
另外,河南荥陽一帶,三國時代從遼東塞外遷移而來的句麗族繁衍滋長,不久後也将成為禍根。
《晉書》記載,江統之論提出後十年不到,夷狄果然攪亂中國,因此時人皆佩服其遠見卓識。
但《晉書》編撰者反而對其加以批評:&ldquo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
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于将颠也。
&rdquo大意是,如果踐行徙戎論,反而可能加速禍亂爆發,依當時的形勢,萬不可實行。
例如當時鮮卑慕容氏已在教民農桑,且采用中國之法制。
以此可推斷,一般漢族之中已出現強烈傾向&mdash&mdash在蠻人武力的庇護之下營生。
而晉室爆發&ldquo八王之亂&rdquo,北中國全境逐漸牽連進鬥争旋渦中,秩序崩壞達到頂峰,浮民流離四方,所受殘害恐怕甚于東漢末期。
實際上這也是蠻族得以在中原活動的契機,而最先嶄露頭角之人即匈奴酋長劉淵,此點前章已有叙述。
北中國匈奴興亡始末 如前章末節所述,永興元年(304年),匈奴劉淵據左國城立國,國号為漢,并試圖将蠻族糾合于自身力量之下。
永嘉二年(308年),他自立為帝,後其子劉聰在晉永嘉四年(310年)改立自己的年号。
翌年,取洛陽,晉室滅亡。
這通常被稱為&ldquo永嘉之亂&rdquo,正式拉開蠻族統治北中國的序幕,對于北中國而言是劃時代的事件。
傳說劉淵本為一普通匈奴酋長,但确切來說,其與整個漢代北蠻之中最為顯赫的大單于大不相同。
《漢書》記載,匈奴單于姓孿鞮氏,東漢初被允許在陝西邊地、西河、河套地區居住的南匈奴單于姓虛連鞮氏,中國學者認為兩者是同一個詞。
且漢宣帝之時,向朝廷申請保護的單于稱為呼韓邪,東漢初南匈奴單于亦稱呼韓邪,因此,南匈奴單于本就是出自匈奴一系的單于。
與南匈奴相對,居于外蒙古匈奴根據地的匈奴稱為北匈奴。
《通典》記載,自東漢初期開始,鮮卑部落逐漸在外蒙古東部得勢,漢章帝元和年間(84&mdash87年),入侵北匈奴東部,北廷陷入大亂。
南匈奴單于欲趁機合并北匈奴,遂向漢室求援。
時漢章帝已死,和帝在位,外戚窦憲答應南匈奴請求,遠征漠北。
此次遠征最終以漢軍勝利結束,并留下著名的班固《燕然山銘》,其中一節如下: 淩高阙,下雞鹿,經碛鹵,絕大漠&hellip&hellip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高阙為從歸化城越過陰山,與陽山之間的缺口,之後沿陽山至黃河北的雞鹿塞,繼續北行,穿過遍布碎石與鹽堿的沙地(碛鹵),進入戈壁沙漠,最後抵達金山支脈尼赤金山,即外蒙古南端,涿邪即指此。
一路向北出翁金河,此河流經涿邪山脈與杭愛山脈之間的曠野,沿河越過杭愛山脈,抵達外蒙古中心鄂爾渾(Orkhon)流域,稱作安侯。
自杭愛山向北,至龍庭(從丁謙說)。
由此可見,班固的描寫極為精準。
此次遠征後,北匈奴遠行至阿爾泰山,遁走康居(Sogdiana)。
漢室方面認為,窦憲遠征本就是外戚窦氏為展現一家威勢所策劃的行動,因此一般輿論并未表示同情。
因此,其後蒙古地區的狀況除西部部分地區外,幾乎未見于中國史料記載。
大概是因為此地漢威未及。
一方面,南匈奴雖借漢室之力讨伐北匈奴,但無餘力統制蒙古高原北部,反而在其内蒙古勢力範圍内屢受鮮卑族進犯,每次均向漢室求援。
到東漢安帝時代,南單于的譜系仍可追溯至匈奴大單于的血統,但其後稱單于之人是否真正為匈奴王室後裔則不得而知。
例如,靈帝時有一位羌渠單于。
據《晉書·北狄傳》記載,羌渠為匈奴内部族之名。
而根據《晉書》記載,劉淵為羌渠單于的曾孫。
但《晉書·北狄傳》中又寫道:匈奴部屬中,屠各勢力最強,遂成為單于,統領其他諸種。
而前節所引的陳琳檄文中,匈奴與屠各卻是完全不同的種屬。
劉淵是否屬屠各?《晉書》中列舉了呼延等四種匈奴大姓,但其中未見漢代匈奴王室之姓孿鞮氏。
綜合以上考量,東漢末期時,南匈奴正統王室是否就已經消亡?及至三國時期,曹操将匈奴分為五部分,在山西内地分别指定居住地,選帥統領之,并設置漢人司馬從外部進行監督。
至此,匈奴完全成為漢族隸屬,即便仍然使用單于的稱号,也不過是漢族認可的匈奴十九種部族中最強大的部族酋長。
及至晉代,請求移居北中國的匈奴部族愈漸增多,晉武帝常常應允,因而山西一省幾乎沒有無匈奴居住之地。
《晉書·北狄·匈奴傳》中有雲: 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辟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
既而沸唇成俗,鳴镝為群,振鸮響而挻災,恣狼心而逞暴。
晉所采取的撫綏方策反而加劇了内部漢蠻之争,即便是小事也激發蠻族團結一緻奮起反抗的态度。
晉内患如此,終于在&ldquo八王之亂&rdquo時,朝廷統制完全消亡。
如前所述,人們利用蠻族勢力沉迷争鬥,而蠻族劉淵采取自立行動。
劉宣勸劉淵謀反時說道: 晉為無道,奴隸禦我&hellip&hellip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 大概其已看出劉淵作為成都王盟友對抗反對派與鮮卑、烏丸所結聯盟的過錯,于是勸其團結蠻族共抗漢族。
劉淵(匈奴稱劉姓始于劉淵之父劉豹)自立之心愈加堅決,最後終于自稱漢王,糾合徒黨,石勒、王彌二人率先歸服其下。
石勒是匈奴部落中羯部的小帥。
《晉書》記載,他與劉淵同為羌渠之後,但奇怪的是,羯部之名并未出現在匈奴十九種當中。
根據其傳記可知,石勒年少時曾在首都洛陽行販,後被轉賣至山東,成為漢人的奴隸,後投奔群盜并成為魁首,開始掠奪生活,最後歸附于樂平(山西遼州和順縣)的蠻族部大之下,并勸說部大加入劉淵隊伍。
但樂平地區從屬烏桓的部族不願加入劉淵勢力。
石勒遂向烏桓投降,并巧妙煽動其部衆殺死酋長,攜烏桓的力量歸附劉淵。
王彌原為漢族名家之子,晉末為盜,肆掠山東地區,一度攻掠河南郡縣,逼近洛陽,後被晉軍擊退,于是渡黃河北上,投奔劉淵。
劉淵将居所搬至平陽,糾合所在地的匈奴族,命令王彌、石勒等人經營河南山東地區。
此時,自山西邊境至直隸北部,鮮卑勢力頗強,匈奴軍在上述地區屢次失利,于是将手伸向中原地區。
當時中原地區一片混亂。
例如,王彌軍隊攻打河南中部南部時,該地區的外來人口頗多,他們長期為土著居民所苦,于是走上險途,燒城邑、殺地方長官等事件頻出不窮,王彌軍隊兵臨城下後,全部歸附王彌麾下。
永嘉四年(310年),劉淵逝世,劉聰繼後。
翌年,令劉曜、王彌二人率軍攻入洛陽。
此時,洛陽正忙于遷都,對敵軍毫無抵抗。
劉、王二将順利占領洛陽。
漢族王彌之軍或因先入洛陽之故,大肆掠奪,挖陵墓,焚宮室,百官及平民遇害者達三萬人,而劉曜頒發禁止掠奪的命令,還斬殺了王彌手下一名違抗禁令的将領,二人之間産生嫌隙。
王彌向劉曜講述遷都洛陽之說,但未被采納,王彌于是破口大罵:&ldquo屠各子,豈有帝王意邪!&rdquo漢蠻對立的感情甚為露骨。
洛陽被攻占後,晉懷帝被送至平陽。
劉曜滿載珍品凱旋,王彌則在洛陽東方的項縣安營紮寨,據守根據地山東地區,意欲自立,悄悄令其部下執行計劃。
其時,石勒正轉戰河南地區,如前章所述,他在途中殲滅王衍軍隊。
此時,王彌同石勒取得聯系,意圖利用石勒,勸其共同經營山東地區,但暗地裡又密謀将其除去。
但石勒看破了這一卑鄙計劃,先下手為強,成功襲殺王彌。
于是,劉聰令石勒接管王彌軍隊。
石勒南進,駐屯于葛陂(河南省汝甯府新蔡縣),經營江漢地區。
此時,漢主劉聰勢力尚未确立。
陝西至甘肅地區,匈奴勢力尚未觸及。
以太原為中心,占據山西北部的晉将劉琨,意圖與山西北邊至歸化城地區勢力龐大的鮮卑一部拓跋氏聯手襲擊劉聰首都平陽。
另外,以直隸、北京地區為根據地的王浚,一直抱有借鮮卑段氏一部的力量謀求自立的野心。
石勒雖乘勢席卷河南一帶,但仍無固定根據地。
石勒屯于葛陂之際,劉琨寄來書信,邀其同盟共抗劉聰。
信中一節如下: 将軍發迹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淮,折沖漢沔,雖自古名将,未足為喻。
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複星散,将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
大意為,若憑劉聰之名,即便取地亦不可擁有,不如擁立晉室。
對此,石勒回信稱自己的首要職責是平定當前禍亂,而對晉室盡忠是劉聰應盡之責。
傳說,此封回信應是出自石勒幕下漢族名臣張賓之手(參照《十七史商榷》)。
張賓是最先計劃&ldquo合理利用蠻族勢力建立北中國秩序&rdquo之人。
然而,石勒駐屯于葛陂後,翌月該地就暴發大洪水,給石勒軍隊以巨大打擊,其幕下有得力漢人建議向坐鎮江南的晉宗室司馬睿投降,又有蠻族将軍等人建議出壽春攻掠江南,二者皆近空論,石勒于是聽取張賓之言,确立計劃經營河北,建立穩固地盤。
石勒一方面推進自立行動,另一方面非常注意與劉聰之間的聯絡。
之後,石勒整軍北上,終在襄國(直隸省順德府[6])建立根據地,與盤踞北京地區圖謀自立的王浚之間的接觸由此開始。
王浚是晉室開國功臣王沈之子,&ldquo八王之亂&rdquo時,任幽州刺史,身在北京,早有自立之志,将女嫁與徙河(奉天省錦州)鮮卑部落段氏酋長,與之建立牢固關系。
石勒到襄國後,王浚命段氏伐石。
此戰整體而言王浚為獲勝一方,但段氏族人被石勒生擒。
石勒恭敬地将其送回段氏,獲得不少段人的好感。
段氏内部産生的異論給王浚勢力帶來巨大打擊。
其後,石勒勢力逐漸擴展至直隸一帶,王浚僅能在易水防禦。
石勒雖欲一舉
自甘肅省西部向東綿延的西傾山脈與嶓冢山相連,劃分漢水與渭水上遊,向東為桐柏山,為淮水上源,到安徽省為霍山山脈,及至江蘇省一帶的山脈以北,萬裡長城以南,即為北部中國。
此中央山脈與南嶺之間為中部中國。
南嶺以南為南部中國。
所謂南嶺,即橫跨雲南、貴州兩省的苗嶺沿東北向延伸為仙霞嶺,再到浙江沒于大海之間的山脈總稱。
此三帶被稱為今日中國本土。
普遍認為中國文明在三地同樣發展,該說法也被證明基本屬實。
但在中國文明黎明期&mdash&mdash商代,中華民族或多或少開始對自身文明引起自覺,其舞台實為華北平原中心&mdash&mdash黃河下遊流域。
待周取代商,實行封建制度,武力成為統一要素大顯威力之後,所謂的漢族文明更加清晰,同時影響範圍亦變得更加寬廣。
春秋時代,漢族文明延伸至北、中兩帶,即黃河、揚子江流域;之後漢族與其他外種族之間的區别,即漢蠻之别,逐漸被漢族強烈意識到。
中國主義即萌芽于其時。
一般認為,《春秋》一書為孔子所著,而傳播《春秋》學說的學者們認為,孔子意圖通過此書明确揭示内外之别,即漢蠻區别。
其後,四裔之說為孔子學徒所倡導。
《禮記·王制》一書中為四裔分别取名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此分類法以五行思想為根據,将漢族置于中央,為四裔分别取不同名字,而根據為《王制》作注釋之人的說明,四裔名稱全部帶有貶義。
例如,夷為簡單而無禮儀之意,蠻為執心違邪之意,戎為強惡之意,狄為辟易無别之意。
如此瑣碎的解釋是否為《王制》的真意暫且不談,但可确知,書中确實将漢族置于中央,其文明淩駕于四裔之上。
而以貶義闡釋蠻名之人同是漢人,因此應當承認,及至漢代,漢文明中心思想已經愈發突出。
通覽中國曆史可知,一般漢族所遭受的&ldquo蠻族&rdquo入侵主要來自西方與北方,與之相反,漢文明在南方則漸有擴張之勢。
秦漢帝國建立之時,操控帝國運行之人主要為北中國一帶人士,代表統治者的王室大政方針為對西方及北方采取強固防禦政策,防止&ldquo蠻族&rdquo入侵,同時逐漸向南傳播漢族文明。
本節将簡要叙述漢代對西方及北方蠻族采取的方針。
普遍認為秦始皇修築了萬裡長城。
但時至今日,也有人認為,戰國時代七國割據之時各自在國境修築長城,其中主要與北面蠻族相接的秦、趙、燕三國長城被始皇帝連接起來。
連接長城一方面是為了防禦,同時也包含劃清漢胡界限之意。
實際上,秦始皇所設定的對蠻族第一道防線遠在長城以北。
《漢書》中有如下記載: 始皇帝使蒙恬将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 塹溪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裡。
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上文可分為三段進行解讀。
到&ldquo至雲陽&rdquo為第一段,河南之地為今日河套或鄂爾多斯等地。
黃河流經甘肅省之後,繼續流向東北進入沙漠,并在陝西省外一度形成一個三角洲,在陝西、山西境内北部突然向南直轉,加之河道變窄,水流湍急,猶如瀑布般南下,被迂回曲折的黃河所包圍的陝西邊外部分即為河南之地。
秦驅逐此地的蠻族,臨河建造都城,流放罪人到此充當守衛,并在黃河南折處之九原(内蒙古烏拉特旗)至雲陽(即陝西同州)段鋪設規整的軍用道路。
據說,秦首都鹹陽是今日西安府,但其實當時是在渭水北岸。
同州府即秦雲陽同樣在渭水北岸,雲陽與鹹陽之間原本便有平坦道路,因此首都鹹陽可通過軍用道路直達九原。
另外,上述引文中&ldquo陽山&rdquo位于沙漠中黃河三角洲以北,山脈與黃河之間之地稱為&ldquo北假&rdquo。
因此,秦對北方蠻族設置的第一道防線其實是借陽山山脈将黃河盡收手中,萬裡長城遠在内側,作為漢蠻界限,令漢族安居于長城以内。
伴随秦的滅亡,該方針雖略微弛緩,但及至漢武帝時代,該方針反而得到大規模施行。
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記載了武帝以前西漢初期的漢蠻對立情況。
漢初期,内外蒙古皆處于匈奴族統轄範圍内,匈奴将這一廣闊地域分為三部分,左将統管今日克爾倫(Külren)流域牧地及内蒙古東四盟[1]牧地。
右将統管注入貝爾加湖的色楞格河(Selenga)以西,科布多至新疆的部落。
但左右将的王庭位置不明。
而在中央,色楞格支流鄂爾渾河(Orkhon)上遊,三面由杭愛山及其支脈包圍的豐饒牧地設有匈奴大單于的王庭&mdash&mdash龍城。
漢對匈奴左部(即東部方向)之防備中心為上谷郡(直隸省宣化府),對右部(即西部方向)之防禦地為上郡(陝西榆林),對中央的防禦地則是代(山西省大同府)、雲中(山西特别區歸化城[2]附近)。
從一般政情而言,漢初期,支配王室的政策為對外國采取和平政策,但因此不僅屢遭匈奴侵寇,且常:被侮辱輕視,導緻當時年少之士大都主張對外強硬,并逐漸煽動輿論。
及至武帝時代,漢與匈奴之間終于爆發戰争,結果,短暫歸于匈奴之手的河南之地得以收複。
在東邊,漢将戰國時代燕國所修的長城一帶,即陰山山脈東部,上谷、右北平(直隸省熱河東[3])、遼西(盛京省錦州)、遼東(遼陽地區)把握在手,在遼東半島部分地區至朝鮮北部地區設置郡縣。
在西邊,甘肅北面的酒泉、張掖、敦煌等地設置諸郡,勢力延伸至新疆地區,設置都督,施行屯田策,對所謂的城郭諸國采取撫綏法。
内蒙古自此無一匈奴王庭,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帝國誕生。
始于漢武帝,成熟于漢宣帝時的中國對北政策,基本持續到東漢盛世。
而蒙受漢族壓迫的匈奴,部屬勢力逐漸衰弱,一部分降于朝廷,漢以為漢室抵禦外族勢力作為條件,向匈奴酋長提供保護。
東漢光武帝時,還有部分匈奴請求遷徙至陝西邊地,漢同樣以抵禦外族為條件應允。
該部在匈奴史上被記載為南匈奴。
自此,漢室與匈奴之間的關系愈加緊密,二者聯合起來足以壓迫外族。
西漢武帝以來對外族施行強硬政策後,漢族顯著發展,逐漸在邊境蠻族中壯大勢力,漢蠻雜居難免産生種種利害關系。
東漢光武帝之時,班彪上表,提出如下意見: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發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緻反叛。
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
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hellip&hellip 上文大意為,涼州(甘肅)、益州(四川)、幽州(直隸北部)三地分别有羌、氐、烏桓等部落與漢人雜居,存在種種不便,因此需在三地設置漢人統率者,從而維護蠻人正當利益,示以安撫之意。
光武帝采納班彪意見。
東漢政策本就是以德而治,對蠻族亦不例外,對比前漢時代對匈奴的激憤論調下誕生的政策,可謂截然不同。
而在東漢盛世,漢族處于優勢地位,因此得以保護蠻漢二者周全,但漢室内部已顯現瓦解征兆,反而令蠻族得勢。
東漢永初四年(110年),隴西、金城地區的羌族大舉内侵。
隴西為甘肅鞏昌府,金城為甘肅西甯府,臨近黃河支流大通河,與青海相接。
當時羌族取何道、利用何種方法進行内侵不太清楚,總之,從山西、直隸、陝西,到首都洛陽所在的河南地區,皆遭受羌族侵掠。
王符《潛夫論》中如此叙述:凡遭羌族侵擾的地方,百姓慌忙收割谷物,居室搬空,流離分散,或死于道路,或丢棄老弱,或成他人仆妾,人口減半。
而羌族開始反叛之時,并沒有精細的計劃,其徒黨亦不在多數,兵器方面,或取竹竿、木枝,或空手,既無營寨,也無統領全局的都督。
之所以能順利入侵内地,全因地方戒備松弛,士氣渙散。
總之,羌族入侵對東漢而言乃是一大事件,當時朝廷輿論就對蠻方針相當迷茫,總體分為軟硬兩派。
軟派認為,事到如今漢最好放棄甘肅,放任蠻族自由。
事實上,金城郡被撤,轉移至隴西郡屬縣襄武,上郡從山西北邊榆林府轉移至左馮翊(陝西省同州府[4]),安定郡(甘肅省固原縣)轉移至扶風(陝西省鳳翔府)。
這意味着西北防禦第一道防線基本被撤消。
之後,桓帝時代(146&mdash167年),鮮卑族檀石槐占領遼西棘城(盛京省義州府附近[5]),由此漢與東北地區以及朝鮮的聯絡受到威脅。
總而言之,東漢末漢族逐漸受到西北及東北方向的蠻族壓迫。
漢代邊境之所以出現蠻漢雜居的現象,固然由漢族勢力在蠻族内部發展所引起,但也是執政者故意施行的政策。
例如,東漢名将馬援在甘肅邊境征伐氐羌二族後,将其部分族人遠徙至陝西中部地區,從而達到分散氐羌族勢力的目的。
氐羌族本為居于山地的種族,部分族人被轉移至陝西腹地之後,地位孤弱,恐遭漢族虐使。
總之,漢室勢力尚存期間,該政策并未成為禍根,但及至東漢末群雄割據狀态顯現後,割據北中國的諸雄紛紛主動借助蠻族力量,将其強大部族引入長城内,北中國境内的蠻族勢力急劇增強。
陳琳的《檄吳将校部曲文》(載于《文選》)以曹操謀臣荀彧之名發布,文中雲: 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
由上文可見陳琳借外蠻軍隊誇炫曹操勢力并壓制敵人之用意。
當然,中國學者認為此文非出自陳琳之手,而是晉代的僞作,筆者亦同意該說法。
即便三國時代無誇炫外蠻勢力之想法,但事實上從魏、蜀所采取的政策足以看出其必須依靠外蠻勢力。
從東漢末期開始蠻族便在北中國内部确立勢力&mdash&mdash這是毫無疑問的新傾向。
蠻族在中國内部确立勢力,換言之,即漢族認可蠻族力量。
該事實明确出現在史書中始于西晉。
例如晉代名臣張華以&ldquo命世之器也&rdquo評價慕容廆。
慕容廆有次谒見東夷校尉何龛時,着巾褠,行士大夫禮,然而何龛卻嚴兵以待加以接見,慕容廆見狀後說道,&ldquo主人不以禮,客獨何為&rdquo,遂改換戎裝再面會何龛。
另外,匈奴的劉淵跟着漢人範隆學習,晉代多位名族贊美其為人并與其訂交。
名将王渾還将其推薦給晉武帝。
但當時朝臣之中有人以劉淵非漢人為由反對任用。
總之,這名蠻族酋帥受到漢族名家的賞識是無可争辯的事實。
類似情況也許未必始于晉代,但就文獻上而言,晉是劃時代的。
總之,可認為對蠻族的一般認識反映在文獻上。
蠻族勢力既已得到漢族認可,與此同時,漢族對蠻族的恐懼警戒意識也在逐漸增強。
其一端在第一章中已有叙述,現再探讨以郭欽、江統為代表的徙戎論梗概。
郭欽之論部分被《晉書·匈奴傳》所引用,其中心意思是将匈奴從山西内地遷徙至邊外。
其文簡略,故難充分知曉其意。
江統之論見于《晉書》本傳,《通典·邊防·氐》曾引用,主要針對氐羌二族,但他對匈奴及句麗族也抱有同等甚至更強烈的警戒之心。
由此文可見,漢族對因苛待蠻族而招緻的複仇心、怨恨心究竟是何等恐懼。
此點已在前章論述。
觀其論點,氐族遍布陝西,約占人口一半,羌族遍布甘肅,山西的匈奴無論從其統制或其戶口數而言,在諸蠻中占據絕對優勢。
另外,河南荥陽一帶,三國時代從遼東塞外遷移而來的句麗族繁衍滋長,不久後也将成為禍根。
《晉書》記載,江統之論提出後十年不到,夷狄果然攪亂中國,因此時人皆佩服其遠見卓識。
但《晉書》編撰者反而對其加以批評:&ldquo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
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于将颠也。
&rdquo大意是,如果踐行徙戎論,反而可能加速禍亂爆發,依當時的形勢,萬不可實行。
例如當時鮮卑慕容氏已在教民農桑,且采用中國之法制。
以此可推斷,一般漢族之中已出現強烈傾向&mdash&mdash在蠻人武力的庇護之下營生。
而晉室爆發&ldquo八王之亂&rdquo,北中國全境逐漸牽連進鬥争旋渦中,秩序崩壞達到頂峰,浮民流離四方,所受殘害恐怕甚于東漢末期。
實際上這也是蠻族得以在中原活動的契機,而最先嶄露頭角之人即匈奴酋長劉淵,此點前章已有叙述。
北中國匈奴興亡始末 如前章末節所述,永興元年(304年),匈奴劉淵據左國城立國,國号為漢,并試圖将蠻族糾合于自身力量之下。
永嘉二年(308年),他自立為帝,後其子劉聰在晉永嘉四年(310年)改立自己的年号。
翌年,取洛陽,晉室滅亡。
這通常被稱為&ldquo永嘉之亂&rdquo,正式拉開蠻族統治北中國的序幕,對于北中國而言是劃時代的事件。
傳說劉淵本為一普通匈奴酋長,但确切來說,其與整個漢代北蠻之中最為顯赫的大單于大不相同。
《漢書》記載,匈奴單于姓孿鞮氏,東漢初被允許在陝西邊地、西河、河套地區居住的南匈奴單于姓虛連鞮氏,中國學者認為兩者是同一個詞。
且漢宣帝之時,向朝廷申請保護的單于稱為呼韓邪,東漢初南匈奴單于亦稱呼韓邪,因此,南匈奴單于本就是出自匈奴一系的單于。
與南匈奴相對,居于外蒙古匈奴根據地的匈奴稱為北匈奴。
《通典》記載,自東漢初期開始,鮮卑部落逐漸在外蒙古東部得勢,漢章帝元和年間(84&mdash87年),入侵北匈奴東部,北廷陷入大亂。
南匈奴單于欲趁機合并北匈奴,遂向漢室求援。
時漢章帝已死,和帝在位,外戚窦憲答應南匈奴請求,遠征漠北。
此次遠征最終以漢軍勝利結束,并留下著名的班固《燕然山銘》,其中一節如下: 淩高阙,下雞鹿,經碛鹵,絕大漠&hellip&hellip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高阙為從歸化城越過陰山,與陽山之間的缺口,之後沿陽山至黃河北的雞鹿塞,繼續北行,穿過遍布碎石與鹽堿的沙地(碛鹵),進入戈壁沙漠,最後抵達金山支脈尼赤金山,即外蒙古南端,涿邪即指此。
一路向北出翁金河,此河流經涿邪山脈與杭愛山脈之間的曠野,沿河越過杭愛山脈,抵達外蒙古中心鄂爾渾(Orkhon)流域,稱作安侯。
自杭愛山向北,至龍庭(從丁謙說)。
由此可見,班固的描寫極為精準。
此次遠征後,北匈奴遠行至阿爾泰山,遁走康居(Sogdiana)。
漢室方面認為,窦憲遠征本就是外戚窦氏為展現一家威勢所策劃的行動,因此一般輿論并未表示同情。
因此,其後蒙古地區的狀況除西部部分地區外,幾乎未見于中國史料記載。
大概是因為此地漢威未及。
一方面,南匈奴雖借漢室之力讨伐北匈奴,但無餘力統制蒙古高原北部,反而在其内蒙古勢力範圍内屢受鮮卑族進犯,每次均向漢室求援。
到東漢安帝時代,南單于的譜系仍可追溯至匈奴大單于的血統,但其後稱單于之人是否真正為匈奴王室後裔則不得而知。
例如,靈帝時有一位羌渠單于。
據《晉書·北狄傳》記載,羌渠為匈奴内部族之名。
而根據《晉書》記載,劉淵為羌渠單于的曾孫。
但《晉書·北狄傳》中又寫道:匈奴部屬中,屠各勢力最強,遂成為單于,統領其他諸種。
而前節所引的陳琳檄文中,匈奴與屠各卻是完全不同的種屬。
劉淵是否屬屠各?《晉書》中列舉了呼延等四種匈奴大姓,但其中未見漢代匈奴王室之姓孿鞮氏。
綜合以上考量,東漢末期時,南匈奴正統王室是否就已經消亡?及至三國時期,曹操将匈奴分為五部分,在山西内地分别指定居住地,選帥統領之,并設置漢人司馬從外部進行監督。
至此,匈奴完全成為漢族隸屬,即便仍然使用單于的稱号,也不過是漢族認可的匈奴十九種部族中最強大的部族酋長。
及至晉代,請求移居北中國的匈奴部族愈漸增多,晉武帝常常應允,因而山西一省幾乎沒有無匈奴居住之地。
《晉書·北狄·匈奴傳》中有雲: 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辟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
既而沸唇成俗,鳴镝為群,振鸮響而挻災,恣狼心而逞暴。
晉所采取的撫綏方策反而加劇了内部漢蠻之争,即便是小事也激發蠻族團結一緻奮起反抗的态度。
晉内患如此,終于在&ldquo八王之亂&rdquo時,朝廷統制完全消亡。
如前所述,人們利用蠻族勢力沉迷争鬥,而蠻族劉淵采取自立行動。
劉宣勸劉淵謀反時說道: 晉為無道,奴隸禦我&hellip&hellip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 大概其已看出劉淵作為成都王盟友對抗反對派與鮮卑、烏丸所結聯盟的過錯,于是勸其團結蠻族共抗漢族。
劉淵(匈奴稱劉姓始于劉淵之父劉豹)自立之心愈加堅決,最後終于自稱漢王,糾合徒黨,石勒、王彌二人率先歸服其下。
石勒是匈奴部落中羯部的小帥。
《晉書》記載,他與劉淵同為羌渠之後,但奇怪的是,羯部之名并未出現在匈奴十九種當中。
根據其傳記可知,石勒年少時曾在首都洛陽行販,後被轉賣至山東,成為漢人的奴隸,後投奔群盜并成為魁首,開始掠奪生活,最後歸附于樂平(山西遼州和順縣)的蠻族部大之下,并勸說部大加入劉淵隊伍。
但樂平地區從屬烏桓的部族不願加入劉淵勢力。
石勒遂向烏桓投降,并巧妙煽動其部衆殺死酋長,攜烏桓的力量歸附劉淵。
王彌原為漢族名家之子,晉末為盜,肆掠山東地區,一度攻掠河南郡縣,逼近洛陽,後被晉軍擊退,于是渡黃河北上,投奔劉淵。
劉淵将居所搬至平陽,糾合所在地的匈奴族,命令王彌、石勒等人經營河南山東地區。
此時,自山西邊境至直隸北部,鮮卑勢力頗強,匈奴軍在上述地區屢次失利,于是将手伸向中原地區。
當時中原地區一片混亂。
例如,王彌軍隊攻打河南中部南部時,該地區的外來人口頗多,他們長期為土著居民所苦,于是走上險途,燒城邑、殺地方長官等事件頻出不窮,王彌軍隊兵臨城下後,全部歸附王彌麾下。
永嘉四年(310年),劉淵逝世,劉聰繼後。
翌年,令劉曜、王彌二人率軍攻入洛陽。
此時,洛陽正忙于遷都,對敵軍毫無抵抗。
劉、王二将順利占領洛陽。
漢族王彌之軍或因先入洛陽之故,大肆掠奪,挖陵墓,焚宮室,百官及平民遇害者達三萬人,而劉曜頒發禁止掠奪的命令,還斬殺了王彌手下一名違抗禁令的将領,二人之間産生嫌隙。
王彌向劉曜講述遷都洛陽之說,但未被采納,王彌于是破口大罵:&ldquo屠各子,豈有帝王意邪!&rdquo漢蠻對立的感情甚為露骨。
洛陽被攻占後,晉懷帝被送至平陽。
劉曜滿載珍品凱旋,王彌則在洛陽東方的項縣安營紮寨,據守根據地山東地區,意欲自立,悄悄令其部下執行計劃。
其時,石勒正轉戰河南地區,如前章所述,他在途中殲滅王衍軍隊。
此時,王彌同石勒取得聯系,意圖利用石勒,勸其共同經營山東地區,但暗地裡又密謀将其除去。
但石勒看破了這一卑鄙計劃,先下手為強,成功襲殺王彌。
于是,劉聰令石勒接管王彌軍隊。
石勒南進,駐屯于葛陂(河南省汝甯府新蔡縣),經營江漢地區。
此時,漢主劉聰勢力尚未确立。
陝西至甘肅地區,匈奴勢力尚未觸及。
以太原為中心,占據山西北部的晉将劉琨,意圖與山西北邊至歸化城地區勢力龐大的鮮卑一部拓跋氏聯手襲擊劉聰首都平陽。
另外,以直隸、北京地區為根據地的王浚,一直抱有借鮮卑段氏一部的力量謀求自立的野心。
石勒雖乘勢席卷河南一帶,但仍無固定根據地。
石勒屯于葛陂之際,劉琨寄來書信,邀其同盟共抗劉聰。
信中一節如下: 将軍發迹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淮,折沖漢沔,雖自古名将,未足為喻。
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複星散,将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
大意為,若憑劉聰之名,即便取地亦不可擁有,不如擁立晉室。
對此,石勒回信稱自己的首要職責是平定當前禍亂,而對晉室盡忠是劉聰應盡之責。
傳說,此封回信應是出自石勒幕下漢族名臣張賓之手(參照《十七史商榷》)。
張賓是最先計劃&ldquo合理利用蠻族勢力建立北中國秩序&rdquo之人。
然而,石勒駐屯于葛陂後,翌月該地就暴發大洪水,給石勒軍隊以巨大打擊,其幕下有得力漢人建議向坐鎮江南的晉宗室司馬睿投降,又有蠻族将軍等人建議出壽春攻掠江南,二者皆近空論,石勒于是聽取張賓之言,确立計劃經營河北,建立穩固地盤。
石勒一方面推進自立行動,另一方面非常注意與劉聰之間的聯絡。
之後,石勒整軍北上,終在襄國(直隸省順德府[6])建立根據地,與盤踞北京地區圖謀自立的王浚之間的接觸由此開始。
王浚是晉室開國功臣王沈之子,&ldquo八王之亂&rdquo時,任幽州刺史,身在北京,早有自立之志,将女嫁與徙河(奉天省錦州)鮮卑部落段氏酋長,與之建立牢固關系。
石勒到襄國後,王浚命段氏伐石。
此戰整體而言王浚為獲勝一方,但段氏族人被石勒生擒。
石勒恭敬地将其送回段氏,獲得不少段人的好感。
段氏内部産生的異論給王浚勢力帶來巨大打擊。
其後,石勒勢力逐漸擴展至直隸一帶,王浚僅能在易水防禦。
石勒雖欲一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