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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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宦官之禍
延康元年（220年）十月，東漢獻帝讓位于魏王曹丕。
自公元前206年西漢高祖即天子位之後，為劉氏統治達四百年之久的中華帝國迎來曹氏新王室。
曹丕繼承漢位後，次月即改年号為黃初，行天子特權&mdash&mdash郊祭之禮，追尊祖父曹騰、父曹操為太皇帝、武皇帝，定都邺城，另營建洛陽宮，居東漢舊都之上，具天子之形式。
但魏實際統治範圍，僅限黃河流域的北中國，在漢室治下多年的百姓不免認為魏室威嚴不足。
長期與曹氏一黨極力鬥争的劉備在曹丕即帝位後次年稱帝，盤踞四川省擴張勢力。
占據長江中下流域的孫權效仿之。
魏蜀吳相争，中國終成三分天下之勢。
中國首次出現統一大帝國為秦漢之後。
尤其劉氏所代表的前後兩漢長達四百年之久的統一産生分裂，此三國時代成為整個中國曆史中十分有趣的時代。
漢究竟如何走向滅亡，這是了解三國時代必知之事。
記載東漢曆史的《後漢書》中，作者範晔在《宦者列傳》中寫道：&ldquo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緻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
&rdquo因宦官是受過宮刑之人，在王室内宮中與婦人交涉較為便利，曆史上，遠在周代就已出現掌握某種勢力的宦官。
秦以及前漢時期，内官之中既有宦官，也有士人。
及至東漢，則内官已盡用宦官。
之後，設立員數與階級，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等皆為當時的規定。
因宦官職責主要為近房卧之内，交于婦人之間，自然而然普遍被賤視為奴隸。
但對于東漢王室而言，不幸之處在于幼弱的天子和帝即位，外戚窦憲兄弟把弄權勢，隔絕外臣與和帝之間的聯系，于是和帝與宦官鄭衆合謀除去窦憲。
一般認為，此乃宦官邁向大權的第一步。
和帝死後，皇後鄧氏聽政。
作為中國傳統，宦官逐漸手握重權。
依清朝史家趙翼所說，其後宦官與權臣相倚為奸。
權臣若欲排擠對自身不利的宦官或其他權臣，必同一派宦官結盟。
自此，宦官實力愈加不容小觑。
依趙翼觀點，縱觀中國曆史，東漢及唐、明三代的宦官之禍最為慘烈，然而唐、明宦官先害國而及于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于國。
換言之，東漢宦官之禍的特點為直接波及百姓。
趙翼為佐證其自身觀點，列舉群臣的各類奏折為例，其中盡是奪人田宅、掠人婦女、掘人墳墓之事。
如此濫用權力，非僅宦官，皇族外戚及其他權臣亦多為之。
而宦官之所以成為輿論攻擊的目标，是因為其長期被賤視為低人一等，雖一躍成為權力階級，卻隻是習得權力階層的缺點與流毒。
總之，宦官嚣張跋扈，遭一般百姓所怨憤已是事實。
126年，順帝即位。
順帝雖在宦官孫程等人的擁立之下登基，但因其曾遭外戚、宦官排擠而陷失意境地，故在登基之後，即有志匡正時弊，揚漢室勢威，措施之一是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任用于中央，予以破格待遇，令其擔政治改革重任。
南陽（河南省南陽府）有名為樊英之人第一個被推舉至朝廷。
此人在範晔所著《後漢書》中被歸為方術者，其品行大略可以推知，但他在地方聲望極高。
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是漢初以來施行的制度。
今順帝雖想趁政治改革之際，通過推廣舊有制度收獲成果，但依範晔之意，此舉徒然沿襲前代弊害，且實際上樊英并未确立任何匡正時弊之策，樊英等所謂地方名士多為同類之人。
朝廷權臣中亦多有非議，稱其為處士之輩，貪圖虛名，一無是處。
名士黨首領李固對此甚是憤慨，在寫給好友黃瓊的書信中稱，王室自身志在改革，此乃輔政濟民之良機。
順帝曾派遣周舉等八人作為特使巡按各州郡，糾察收審地方的貪官污吏。
他們檢舉揭發與宦官同道之徒的不法行為，并請求免去其官職。
李固極力聲援，順帝遂聽從其建議。
但李固之所以能短暫實現其想法，受外戚梁商庇護之處頗多，而外戚正是與宦官串通才得到彼時地位，因此，李固企圖通過梁商排擠宦官的想法本就不可能成功，隻不過可以匡正地方的部分宦官弊害。
待順帝駕崩，迎來沖帝治世，梁商之子梁冀反而與宦官勾結，陷害李固，順帝發起的改革毀于一旦。
據範晔記載，梁冀的殘暴非宦官之跋扈可比。
而其在權傾朝野之時，有人結黨對抗之說并非事實。
大概是因為與天子關系緊密之人無人在背後施以援手。
當時天子桓帝曾因一私事與梁冀發生争端，于是借宦官單超等五人之力誅除梁冀，成功後将五人封為列侯，可謂将天下重爵送一家仆役。
《後漢書》記載，自此宦官濫用權力，恣意妄為，地方官的反抗态度愈加明顯。
例如，汝南範滂、南陽岑晊在地方嚴厲排斥與宦官串通之人，聲望極高。
此股風潮最終從地方傳到王都洛陽，言論相對自由的太學，諸生三萬人，與當時中央政府中聲名顯赫的陳蕃、李膺等人相互推重，無所顧忌地抨擊時政。
處士橫議即發端于此。
原本梁冀伏誅之時，官宦們為了收買人心，便讓黃瓊、陳蕃等名士執政，黃陳暗自認為此乃改革良機，照例推舉地方名士擔起改革重任。
但當時被推舉的五名名士皆對時勢持悲觀态度，無一應允。
如此，一方面有人冷靜地對漢室前程持悲觀态度，另一方面熱心時政改革之人所采取的行動卻又不免有矯激的傾向。
處士派首領李膺利用當時司隸校尉的職務，權力所及，處處抑裁宦官之衆，聲望極高，宦官遂向帝誣告李膺等人是黨人，望其下達逮捕黨人的命令。
此為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之事。
官宦讓反對派背負鈎黨之名，本是希望以鈎黨諸人為對照，表明自身為清流，殊不知此舉反而掀起地方上的反宦官浪潮，朝中則有鈎黨之衆陳蕃以及外戚窦武。
尤其是窦武，以其高位，成功進谏桓帝解除鈎黨之禁。
桓帝死，靈帝立，窦武以定策之功，權威益高，遂與陳蕃同心，計劃在新朝之初，徹底掃滅閹黨。
不料窦武關于誅滅宦官的奏章被發至一内官手中，全體宦官如自夢中驚醒，決定團結一緻反抗窦武，先是收掌禁軍，其後利用西北猛将張奂剛剛返回國都洛陽，對情況一無所知，以天子之名令其讨伐窦武。
最終，窦武與陳蕃雙雙被殺。
其時靈帝建甯元年（168年）。
翌年，宦官再次以天子诏書，下達黨人逮捕令。
此命令有多驚悚？且看黨人張儉遭受的迫害。
張儉系山陽高平（安徽泗州盱眙縣北）的名族。
宦官侯覽的家族恰好在該地附近，其同夥恣意妄為，飛揚跋扈。
張儉遂集合志同道合之人為黨，與宦官勢力相抗衡，最終落得黨人之名，而被下令通緝。
張儉遂開始亡命天涯。
天下之人知其名者都将其藏匿起來。
張儉輾轉各地，最終從河北北面出塞，逃至遼西地區。
因藏匿張儉而伏誅者數以十計，張儉宗親皆被殄滅，郡縣為此變得殘破。
類似事件雖然不及張儉嚴重，但仍在各地上演，層出不窮，宦官一日不亡，此現象一日不息。
伴随全國範圍内黨争之事日益嚴重，黃巾賊人突然發起内亂，彼時宦官陣營中有心之人認為應停止黨争，靈帝聽信呂強之言，發布大赦黨人的命令。
據稱，黨人被釋放回鄉裡後，地方士大夫慕名而來争相歡迎。
但此時全國因受黃巾之亂的影響，依範晔所述，&ldquo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rdquo。
内亂發生及權力分散 東漢一代，有人以盜賊之名擾亂地方秩序，不久成為中央政府一大問題，後被記入《後漢書》帝紀，安帝之時擄掠緣海諸郡的海賊張某，以及渤海、平原郡的劇賊劉某、周某等皆在此列。
之後，關于海賊、盜賊、妖賊等的記載屢屢見于帝紀中，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渤海郡妖賊蓋登自稱太上皇帝，制有玉印、珪璧、鐵券，署置部下。
不過，規模最大者非黃巾之亂莫屬。
《後漢書》帝紀記載，靈帝中平元年二月（184年），巨鹿郡一個名為張角之人，自稱黃天，其部帥分為三十六方，皆頭戴黃巾，在同一天反叛。
既然同一天反叛，可推斷在其同黨之間，統制确立已久。
張角借某種宗教集結徒黨。
不過，關于張角與信奉類似宗教的其他人的異同，依據今日所能考證的史料，還存在矛盾之處，學者觀點亦多少相互龃龉，尚無定論，綜合各家之言，筆者判斷如下： 東漢順帝之時，今陝西省南部漢水上遊漢中地區，有名為張陵之人，創立一個新宗教，集結徒黨。
其借宗教之名，稱太平道，自命太平道師，入道之人起初皆稱為鬼卒，後從中選拔祭酒與奸令。
道師持九節之杖為符祝，以治病為名，令病人叩道思過，後賜與魔力符水，口念咒文，言稱病人若誠心信教，則病痛必然痊愈。
祭酒為誦讀《老子》五千言之人，奸令則為執掌病人祈禱方法之人。
因其一般令教衆上交五鬥米，所以又被稱為五鬥米道，現一般被視為今日道教的起源。
張陵将該術傳與其子張衡，張衡再傳與沛人張魯。
另，據傳，四川省巴郡有張修，巨鹿有張角，皆與張陵一派之術相近，雖無證據表明他們存在師授關系，但應該可視為同本同源之物。
與此同時，有名為駱曜者，以陝西西安為中心，向民衆教授幻術緬匿法，集結徒黨。
駱曜一派向來被歸為左道妖術之類，張陵一派則系統有别。
張陵創建的太平道在漢中與巴郡雖勢力不大，但經張角之手，得以在巨鹿廣泛宣傳，因此徒黨人數劇增。
依範晔記載，張角宣教以後十餘年間，信衆數十萬，從直隸、河南、山東的大平原到揚子江流域，皆為其勢力範圍。
然而，張角不滿足于單純宣教，他還冊封三十六将軍，将徒黨組成軍隊，宣揚&ldquo蒼天已死，黃天當立&rdquo，同時預言自己将取代漢室即帝位，蠱惑天下人心。
事情敗露，被政府知悉之後，遂奮起謀反，令徒黨頭纏黃巾，作為黃天之表象，所到之處，掠奪、焚毀村莊。
黃巾賊的爆發令朝廷大吃一驚。
天子立即下诏，令各州郡防備，從河南陝西邊界的函谷關到小平津，在洛陽周邊的黃河、伊洛的要隘八關，皆設置都尉官，加強帝都防禦，爾後令皇甫嵩、朱儁讨伐寇賊。
皇甫嵩為名将之才，為了收攬天下人心，他請求解除拘禁黨人的禁令。
宦官呂強助其一臂之力，禁令終于得以解除。
皇甫嵩雖率領精銳部隊暫時在賊寇起事的這一年就平定了内亂，但與黃巾聯手起義的黑山、白波賊寇占據太行山脈，在山西、直隸、河南交界之處橫行。
不僅如此，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官，多數認為難以挽回漢室的命運。
信都令閻忠甚至向剛剛平定黃巾之亂而威望顯赫的皇甫嵩提出熱心忠告，稱此時若不抛棄漢室謀求自立，将危及自身。
雖然皇甫嵩最終拒絕了閻忠的忠告，保全了自身名節，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中央高官之中已有人認為漢室不可救，需在地方謀求自立。
漢朝宗室劉焉見四方亂離之狀，上奏朝廷說當今朝廷任命的地方刺史威權甚輕，不足以保境内安甯，建議中央派遣重臣鎮壓地方。
其自身則考慮秘密前往交趾以謀自立。
當時，劉焉的建議雖未被立即采納，但随着地方刺史在叛亂中遭殺害的事件頻頻發生，這一建議最終被采納。
劉焉任益州牧，太仆黃琬任豫州牧，宗正劉虞任幽州牧，皆為本官之外兼任地方官，範晔注稱&ldquo州任之重，自此而始&rdquo。
漢家統一之政在此完全崩壞，地方分權之實成立。
新任州牧之中，劉虞等人雖心歸傳統名節，奉戴漢室，但遭地方事情左右，隻能憑借自身在管轄範圍的威信，貫徹奉漢之心。
總之，漢室威嚴不再，已無力統制地方，個人聲望僅能維持秩序而已。
當聲望有朝一日為武力取代之時，天下必然呈現群雄割據之勢。
董卓之亂 陳壽著《三國志》，其《魏書》列傳開頭便是《董卓傳》。
董卓實為開啟英雄時代的第一人。
欲了解此人，且先一瞥當時朝廷的情況。
黃巾之亂爆發之時，朝廷深感有必要加強帝都洛陽戒嚴，于是封外戚何進為大将軍，修理武器，統帥近衛軍鎮壓城内。
何進本是卑微屠夫出身，但通過賄賂來自同郡的宦官郭勝，順利将胞妹送入宮中（參考惠棟《補注》）。
後此女得靈帝寵幸，且誕下皇子辯，于是成為皇後。
何進成為外戚，開始手握大權。
當時，宦官首領張讓等人與黃巾賊首張角勾通，天下對宦官憤慨之情愈加痛切。
不想，宦官更加恣意妄為。
他們奉勸靈帝開賣官之口，且手段愈加露骨，如有議論其缺點者，立即誅殺。
他們還揮霍得來的金錢，在洛陽城内擅建宅邸。
據傳，為不讓靈帝看到自家宅邸，他們還想方設法奉勸皇帝不要登高望遠。
範晔憑借史學家的敏感，認為該插曲已昭示漢将滅亡。
靈帝實際上被困于小小宮城之内，終日為宮妾奴才所圍繞，全然不想知道世間動态。
何進作為大将軍，名義上手握洛陽兵權。
彼時城内妖言盛起，更有人稱城内将起叛亂。
何進陣營中有人提議，為威壓四方，必須擁有更加強盛之兵力。
何聽信此言，在西園新設八校尉。
靈帝駕崩，和皇後所生的皇子辯即位，何進的地位更加穩固。
八校尉中有一人名為袁紹。
此人為名家之後，常與四方名士相交，他建議何進實施誅滅宦官的計劃。
何進雖采納其建議，但内有宦官及何太後阻擾，因而未能立馬實行。
袁紹召集四方猛将，引兵進赴洛陽以挾朝廷。
西北猛将董卓受命領兵赴河東（山西省）（參考《通鑒》）。
此等事情皆以誅滅宦官為名，若何太後不以朝廷命令貫徹實行，将導緻朝威難立的情況。
但另一方面，宦官又千方百計向何太後哀求救命。
何進試圖以兄長之威說服太後，不料密談遭宦官竊聽，宦官持兵器在殿前斬殺何進，将其頭顱抛至尚書省，企圖協商善後之策。
袁紹得知消息後，當即令部下殺入宮中，誅殺所有面白無須者（生理上，宦官不長胡須）。
事變起于薄暮，軍人火燒宮門，突入宮中，不論年少年長，面白無須者皆被誅殺。
少帝辯與陳留王協艱難逃出宮中之時已是夜晚，二人借螢光輾轉至洛陽北部的邙山，恰好遇見朝洛陽進軍的董卓軍隊。
董卓于是擁帝入城。
董卓系涼州（甘肅）人，曾跟随皇甫嵩讨伐黃巾軍，後與皇甫嵩意見不合，于是違背朝廷命令返回地方，集結多名部下。
董卓所在之地與西方蠻族氐、羌相接，因而有大量軍隊駐紮，但到了東漢末期，中央政府的權威難及此地，對軍人的資助補給也不到位，軍隊自然變得獰猛殘忍（參考後章）。
董卓巧妙地對軍隊施以懷柔之策，董卓之名對中原人士而言乃是一大威脅。
因而，袁紹為誅滅宦官将其招至帝都時，指責之聲高漲。
據傳，八校尉之一曹操也嘲笑其做法。
果不其然，董卓擁帝進入洛陽之後，自封司空，廢少帝辯，立陳留王協（獻帝），并弑少帝及何太後。
昔日曾是何進手下的袁紹及曹操遭受壓迫離開帝都。
董卓日益專橫。
據傳，其曾面對滿堂賓客放言：&ldquo我相，貴無上也。
&rdquo《三國志·魏書》記載其殘暴一面：&ldquo嘗遣軍到陽城。
時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牛車，載其婦女财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轸而還洛，&hellip&hellip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至于奸亂宮人公主。
&rdquo故事究竟有幾分誇張，無從考證，但足見中原人士對他們的恐怖印象是何等鮮明。
董卓廢棄天子以及種種不得人心的舉動，終于導緻中原地區大員興兵讨伐。
他們一緻推舉袁紹為盟主，進軍洛陽，董卓得知此事後，知道久駐洛陽不利，于是遷天子至陝西首府長安，自身則暫留洛陽，迎戰聯軍，但屢次敗于袁紹之弟袁術之部下吳人孫堅，遂火燒洛陽宮室，盜掘墳墓，逃至長安。
此時，聯軍諸将已全無追擊董卓之心，盟主袁紹也急于劃定自身地盤，唯有曹操孤軍奮戰，但無奈失利，隻好收兵。
自此，天下完全呈現群雄盤踞各地的局勢。
其時為獻帝初平元年（190年）。
董卓擁獻帝至長安後，遣軍至北方、東方，擴充勢力。
他在長安還肆意殺戮随獻帝而來的舊漢室大臣，涼州人與漢室之間逐漸産生強烈反感。
最終，漢室名臣王允煽動以骁勇著稱的董卓部下呂布誅殺董卓。
如此一來，群龍無首的涼州諸将複仇心切，殺入長安城中，與呂布展開巷戰，呂布失去軍事優勢，逃出長安，王允被殺。
涼州諸将紛紛被獻帝委任為高官，但他們毫無統制，終日忙于争權奪勢，長安一帶陷入一片混亂。
據傳，連天子都沒有米與牛骨可吃。
天子趁此機會逃離長安返回洛陽。
《魏書》如此描述當時的洛陽： 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
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
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
曹操統一北中國 董卓在洛陽極盡專橫之時，曾在何進麾下的八校尉袁紹、曹操等人，不齒為董卓效力，紛紛離都東歸。
其中，袁紹的做法頗有英雄之姿，而為天下所贊賞。
董卓為昭示自身權威而廢立天子一事，袁紹始終極力反對，大呼&ldquo天下健者，豈惟董公？&rdquo引佩刀橫揖而出，将符節懸挂在上東門，逃奔冀州。
據說，袁紹家世四代宰相，門生故吏遍布天下。
袁紹夙與天下之士相交，自身亦被認作豪傑之士，現讨伐董卓讓其更加聲名遠揚。
如此一來，山東強吏一緻征伐董卓，袁紹更被推舉為盟主。
但其自身并無誅滅董卓的雄圖，而是作為名門之子，每日與各地方強吏置酒高會。
後來，董卓放棄洛陽，遷至長安，袁紹立即回歸根據地冀州，計劃擁立漢朝宗室幽州牧劉虞即帝位。
據《後漢書·劉虞傳》記載，劉虞以大義名分為由嚴詞拒絕袁紹，反而遣使長安，表明奉戴漢室之意。
此人在黃巾之亂時，安撫大量颠沛流離的百姓，踐行東漢傳統政策統治境域，就此點而言，部分人對其評價甚高，但其實際勢力歸于手下公孫瓒之手。
公孫瓒是遼西人，屢次與外族烏桓、鮮卑交戰，自然養收衆多徒黨，加上試圖不斷壯大自身勢力的英雄型性格，于是常常壓迫劉虞。
請求劉虞即帝位的要求遭拒後，袁紹與公孫瓒聯絡，希望在冀州獲得穩固地盤。
依照範晔的說明，袁紹當初作為盟主讨伐董卓之時，董卓大怒，将在洛陽的袁氏一門悉數趕盡殺絕。
一家遭遇慘禍的事實成為天下同情袁紹的機緣，各州郡有多人借袁紹之名蜂擁而起。
冀州牧韓馥剛好是袁氏故吏，而袁紹當時名望甚高，為了得到冀州地盤，早已同公孫瓒等英雄取得聯絡。
韓馥不堪壓迫，于是主動将冀州牧拱手讓于袁紹，後朝廷加以追認，袁紹終于成功割據黃河以北。
冀州州治為今直隸省冀縣，地處直隸南部，其北部直隸易縣為公孫瓒地盤，劉虞則居北京地區。
此時，實際上的勢力範圍之争，問題已不在劉虞，而在公孫瓒與袁紹的對立，最終二者之間爆發激烈戰争。
《後漢書·公孫瓒傳》中記載，其在讨伐袁紹的檄文中，向天下揭示袁紹的罪惡，其中值得注意者是以下兩條： 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檢，文稱诏書。
× 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财貨，與共飲食，克會期日，攻鈔郡縣， 此豈大臣所當施為？ 自刻印章，任命官吏，或妄稱自己的命令為诏書，都表明袁紹以天子自居，且利用世俗迷信，施與财物，攻略州郡，亦是亂世之雄所為。
公孫瓒最終不敵袁紹，不久即被袁紹所滅，河北一帶歸屬袁紹勢力。
在此期間，曹操勢力名望急速飛升，大有壓倒袁紹的氣勢。
曹操原本與袁紹共同讨伐董卓，常年奮戰，據稱其不滿袁紹等人優柔寡斷之态度，無奈戰事失利，隻好東歸。
此時，黃河下遊南部兖州地區最為混亂。
今河南省黃河以北的湯陰縣有一座山名叫黑山。
此山屬太行山脈，有名叫黑山賊的強盜以此山為根據地，大舉過河，亂入東郡（郡治為濮陽直隸大名府開州南），又有山東省青州黃巾餘衆南下侵入兖州境内。
地方太守無力應對。
曹操與賊徒開戰，屢次得勝，後得袁紹推舉，任東郡太守。
兖州之南是徐州，為江南人陶謙所坐鎮，其部下曾劫殺曹操之父。
曹操借為父報仇之名，大舉攻入徐州。
此時，曹操屠戮泗水流域郡縣，殺男女共計數十萬，雞犬不留，泗水為之斷流，地方行旅完全斷絕，其殘暴程度可見一斑。
恰逢原董卓部下，以骁勇善戰著稱的呂布從長安遁逃至兖州，得袁紹從弟袁術的聲援，并受地方強吏相擁，得以進犯曹操根據地。
袁術雖為袁紹從弟，但認為自身比袁紹擁有更為純正的母系血統，常常憤憤于袁紹的名望，于是與呂布及公孫瓒串通，抵擋袁紹。
袁紹隻好同曹操結盟，與之對抗。
結果，呂布大敗，兖州重回曹操之手。
袁術仍未放棄在兖州地區擴充勢力的野心，親自率兵從南陽根據地向東進入陳留，然而再遭袁紹曹操聯手擊破，于是退守九江郡（安徽壽州）。
袁術有一友人名為陳珪，名家之後，與袁術交好，時任安徽北部下邳之相。
當袁術意圖與其聯手鏟除曹操時，陳珪回信嚴詞拒絕。
據《三國志·袁術傳》記載，其回信如下： 曹将軍神武應期，興複典刑，将撥平兇慝，清定海内，信有征矣。
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 由此可見，曹操的威望在黃河淮水流域日益高漲。
其時恰逢漢天子從長安逃至洛陽，曹操迅速出迎天子，并擁立至許。
此實為曹操勢力淩駕于袁紹之上的重要契機。
興平二年（195年），獻帝逃離長安，在曹陽（河南省陝州）為董卓部下所破，東漢命運幾近斷絕。
袁術聽聞消息後，随即召集群臣，讨論取代漢室自登帝位之事。
勇将孫堅長子孫策建議率兵出迎漢帝，複興漢室，未被聽從。
另有袁紹謀臣沮授向袁提議迎立漢帝，但袁紹多名部下否定該提議，他們認為若現在擁立漢室，恐怕袁紹的獨斷行動将遭到牽制，袁紹聽信部下之言，于是甘心成為割據地方的英雄。
而曹操謀士荀彧一向曹提出該建議，曹操就立即進入洛陽，擁立天子至許，改年号為建安。
天子下诏，責袁紹地廣兵多，專立朋黨，卻未盡力勤王。
天子下诏是否為曹操一派的獻策，尚不可知。
總之曹操以擁立之功受封大将軍，位居袁紹之上，袁曹之間漸生嫌隙。
不過，就彼時形勢而言，曹操的位置未必安全穩固。
因為徐州陶謙剛死，勇将呂布取而代之，淮南又有袁術，二人皆對曹操大本營兖州虎視眈眈。
曹操與二人屢次激戰。
幸而建安三年（198年），呂布伏誅，翌年袁術為曹操大敗，自去帝号，投奔袁紹，未能達成野心，最終吐血身亡。
河淮之間，已無人可與曹操抗衡。
就在此時袁紹滅公孫瓒，統一河北，于是曹袁雙雄以黃河為界呈對峙之勢。
袁紹陣營中觀點分為兩派。
一派是以田豐、沮授為代表的名義派，勸谏袁氏匡扶漢室，另一派則建議袁紹即帝位，極力煽動袁之驕心。
袁紹并無充分調和兩派觀點的度量，縱使田豐等人奉勸其趁曹操苦于應戰呂布、袁術之時，從曹手中奪回天子，袁紹亦不為所動。
而曹操将内部之事委任謀士荀彧，并且深信不疑，自己則穿梭于兵馬之間，迅速讨滅反對者。
軍事設施上，同樣能看出曹操施行的組織方法。
裴松之所引《魏書》中，有如下記載： 自遭荒亂，率乏糧谷。
諸軍并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民人相食，州裡蕭條。
公曰：&ldquo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rdquo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
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谷。
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許位于今河南省許昌附近，當時屬于颍川郡管轄。
颍川郡在兵荒馬亂之時成為天下四戰之地，荀彧等人早已率領鄉人前往河北，據此可推測土地已全部荒廢。
曹操采用屯田策這一軍事性質的開墾法，恐怕也是權宜之計。
袁紹最終挑起袁曹雙雄的沖突。
彼時，袁紹剛讨平公孫瓒，欲趁勢降服曹操，然而出師無名，遭多位部下反對。
總之，雙方和平局面已被打破。
《魏書》記載，建安五年（200年），在黃河之南官渡（河南省中牟縣）的大會戰中，袁紹一敗塗地，自此天下無人可匹敵曹操。
第三年，袁紹郁郁而終，其後代亦悉遭誅滅，除了陝西地區，北中國大體歸于曹操之手。
天下成三分之勢 曹操基本統一北中國後，開始朝長江流域進發。
河淮流域與江漢流域交界之處，縱觀漢代，西為河南省南部的南陽，東為安徽北部的壽春，南陽向南可達湖北荊州府江陵，自壽春越過山地出合肥，即可乘江潮牽制大江下遊，因此，南陽及壽春在漢代乃是重地。
東漢末南陽為袁術所毀，當地名族多數南下移居湖北北部襄陽，彼時荊州太守劉表坐鎮襄陽，招撫湖廣之地，又有孫權以吳郡（江蘇蘇州）為根據地，經營江北。
二者之間，從當時聲望而言，劉表地位可謂遠高于孫權。
他本身是漢朝宗室，并且還是東漢末山陽郡（郡治為昌邑縣，今山東省南部金鄉縣西）八俊之一，聲名顯赫，作為荊州刺史，鎮管轄内頗有手段。
當時湖北省南部至湖南省北部，被稱為&ldquo宗賊&rdquo的勢力猖獗跋扈。
依據惠棟的解釋，當時長江流域，地方人民以家庭為中心集結，組成名為&ldquo宗部&rdquo或&ldquo宗伍&rdquo的地方團體，趁漢末喪亂，劫掠郡縣。
朝廷稱之為&ldquo宗賊&rdquo。
從性質推斷，他們是反對官府的徒黨，劉表充分利用地方名望，以恩撫之法成功鎮壓宗賊。
但其做法仍是沿襲東漢傳統方策，以地方治安為主，與中原喪亂毫無關系。
可在中原曹
自公元前206年西漢高祖即天子位之後，為劉氏統治達四百年之久的中華帝國迎來曹氏新王室。
曹丕繼承漢位後，次月即改年号為黃初，行天子特權&mdash&mdash郊祭之禮，追尊祖父曹騰、父曹操為太皇帝、武皇帝，定都邺城，另營建洛陽宮，居東漢舊都之上，具天子之形式。
但魏實際統治範圍，僅限黃河流域的北中國，在漢室治下多年的百姓不免認為魏室威嚴不足。
長期與曹氏一黨極力鬥争的劉備在曹丕即帝位後次年稱帝，盤踞四川省擴張勢力。
占據長江中下流域的孫權效仿之。
魏蜀吳相争，中國終成三分天下之勢。
中國首次出現統一大帝國為秦漢之後。
尤其劉氏所代表的前後兩漢長達四百年之久的統一産生分裂，此三國時代成為整個中國曆史中十分有趣的時代。
漢究竟如何走向滅亡，這是了解三國時代必知之事。
記載東漢曆史的《後漢書》中，作者範晔在《宦者列傳》中寫道：&ldquo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緻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
&rdquo因宦官是受過宮刑之人，在王室内宮中與婦人交涉較為便利，曆史上，遠在周代就已出現掌握某種勢力的宦官。
秦以及前漢時期，内官之中既有宦官，也有士人。
及至東漢，則内官已盡用宦官。
之後，設立員數與階級，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等皆為當時的規定。
因宦官職責主要為近房卧之内，交于婦人之間，自然而然普遍被賤視為奴隸。
但對于東漢王室而言，不幸之處在于幼弱的天子和帝即位，外戚窦憲兄弟把弄權勢，隔絕外臣與和帝之間的聯系，于是和帝與宦官鄭衆合謀除去窦憲。
一般認為，此乃宦官邁向大權的第一步。
和帝死後，皇後鄧氏聽政。
作為中國傳統，宦官逐漸手握重權。
依清朝史家趙翼所說，其後宦官與權臣相倚為奸。
權臣若欲排擠對自身不利的宦官或其他權臣，必同一派宦官結盟。
自此，宦官實力愈加不容小觑。
依趙翼觀點，縱觀中國曆史，東漢及唐、明三代的宦官之禍最為慘烈，然而唐、明宦官先害國而及于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于國。
換言之，東漢宦官之禍的特點為直接波及百姓。
趙翼為佐證其自身觀點，列舉群臣的各類奏折為例，其中盡是奪人田宅、掠人婦女、掘人墳墓之事。
如此濫用權力，非僅宦官，皇族外戚及其他權臣亦多為之。
而宦官之所以成為輿論攻擊的目标，是因為其長期被賤視為低人一等，雖一躍成為權力階級，卻隻是習得權力階層的缺點與流毒。
總之，宦官嚣張跋扈，遭一般百姓所怨憤已是事實。
126年，順帝即位。
順帝雖在宦官孫程等人的擁立之下登基，但因其曾遭外戚、宦官排擠而陷失意境地，故在登基之後，即有志匡正時弊，揚漢室勢威，措施之一是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任用于中央，予以破格待遇，令其擔政治改革重任。
南陽（河南省南陽府）有名為樊英之人第一個被推舉至朝廷。
此人在範晔所著《後漢書》中被歸為方術者，其品行大略可以推知，但他在地方聲望極高。
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是漢初以來施行的制度。
今順帝雖想趁政治改革之際，通過推廣舊有制度收獲成果，但依範晔之意，此舉徒然沿襲前代弊害，且實際上樊英并未确立任何匡正時弊之策，樊英等所謂地方名士多為同類之人。
朝廷權臣中亦多有非議，稱其為處士之輩，貪圖虛名，一無是處。
名士黨首領李固對此甚是憤慨，在寫給好友黃瓊的書信中稱，王室自身志在改革，此乃輔政濟民之良機。
順帝曾派遣周舉等八人作為特使巡按各州郡，糾察收審地方的貪官污吏。
他們檢舉揭發與宦官同道之徒的不法行為，并請求免去其官職。
李固極力聲援，順帝遂聽從其建議。
但李固之所以能短暫實現其想法，受外戚梁商庇護之處頗多，而外戚正是與宦官串通才得到彼時地位，因此，李固企圖通過梁商排擠宦官的想法本就不可能成功，隻不過可以匡正地方的部分宦官弊害。
待順帝駕崩，迎來沖帝治世，梁商之子梁冀反而與宦官勾結，陷害李固，順帝發起的改革毀于一旦。
據範晔記載，梁冀的殘暴非宦官之跋扈可比。
而其在權傾朝野之時，有人結黨對抗之說并非事實。
大概是因為與天子關系緊密之人無人在背後施以援手。
當時天子桓帝曾因一私事與梁冀發生争端，于是借宦官單超等五人之力誅除梁冀，成功後将五人封為列侯，可謂将天下重爵送一家仆役。
《後漢書》記載，自此宦官濫用權力，恣意妄為，地方官的反抗态度愈加明顯。
例如，汝南範滂、南陽岑晊在地方嚴厲排斥與宦官串通之人，聲望極高。
此股風潮最終從地方傳到王都洛陽，言論相對自由的太學，諸生三萬人，與當時中央政府中聲名顯赫的陳蕃、李膺等人相互推重，無所顧忌地抨擊時政。
處士橫議即發端于此。
原本梁冀伏誅之時，官宦們為了收買人心，便讓黃瓊、陳蕃等名士執政，黃陳暗自認為此乃改革良機，照例推舉地方名士擔起改革重任。
但當時被推舉的五名名士皆對時勢持悲觀态度，無一應允。
如此，一方面有人冷靜地對漢室前程持悲觀态度，另一方面熱心時政改革之人所采取的行動卻又不免有矯激的傾向。
處士派首領李膺利用當時司隸校尉的職務，權力所及，處處抑裁宦官之衆，聲望極高，宦官遂向帝誣告李膺等人是黨人，望其下達逮捕黨人的命令。
此為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之事。
官宦讓反對派背負鈎黨之名，本是希望以鈎黨諸人為對照，表明自身為清流，殊不知此舉反而掀起地方上的反宦官浪潮，朝中則有鈎黨之衆陳蕃以及外戚窦武。
尤其是窦武，以其高位，成功進谏桓帝解除鈎黨之禁。
桓帝死，靈帝立，窦武以定策之功，權威益高，遂與陳蕃同心，計劃在新朝之初，徹底掃滅閹黨。
不料窦武關于誅滅宦官的奏章被發至一内官手中，全體宦官如自夢中驚醒，決定團結一緻反抗窦武，先是收掌禁軍，其後利用西北猛将張奂剛剛返回國都洛陽，對情況一無所知，以天子之名令其讨伐窦武。
最終，窦武與陳蕃雙雙被殺。
其時靈帝建甯元年（168年）。
翌年，宦官再次以天子诏書，下達黨人逮捕令。
此命令有多驚悚？且看黨人張儉遭受的迫害。
張儉系山陽高平（安徽泗州盱眙縣北）的名族。
宦官侯覽的家族恰好在該地附近，其同夥恣意妄為，飛揚跋扈。
張儉遂集合志同道合之人為黨，與宦官勢力相抗衡，最終落得黨人之名，而被下令通緝。
張儉遂開始亡命天涯。
天下之人知其名者都将其藏匿起來。
張儉輾轉各地，最終從河北北面出塞，逃至遼西地區。
因藏匿張儉而伏誅者數以十計，張儉宗親皆被殄滅，郡縣為此變得殘破。
類似事件雖然不及張儉嚴重，但仍在各地上演，層出不窮，宦官一日不亡，此現象一日不息。
伴随全國範圍内黨争之事日益嚴重，黃巾賊人突然發起内亂，彼時宦官陣營中有心之人認為應停止黨争，靈帝聽信呂強之言，發布大赦黨人的命令。
據稱，黨人被釋放回鄉裡後，地方士大夫慕名而來争相歡迎。
但此時全國因受黃巾之亂的影響，依範晔所述，&ldquo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rdquo。
内亂發生及權力分散 東漢一代，有人以盜賊之名擾亂地方秩序，不久成為中央政府一大問題，後被記入《後漢書》帝紀，安帝之時擄掠緣海諸郡的海賊張某，以及渤海、平原郡的劇賊劉某、周某等皆在此列。
之後，關于海賊、盜賊、妖賊等的記載屢屢見于帝紀中，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渤海郡妖賊蓋登自稱太上皇帝，制有玉印、珪璧、鐵券，署置部下。
不過，規模最大者非黃巾之亂莫屬。
《後漢書》帝紀記載，靈帝中平元年二月（184年），巨鹿郡一個名為張角之人，自稱黃天，其部帥分為三十六方，皆頭戴黃巾，在同一天反叛。
既然同一天反叛，可推斷在其同黨之間，統制确立已久。
張角借某種宗教集結徒黨。
不過，關于張角與信奉類似宗教的其他人的異同，依據今日所能考證的史料，還存在矛盾之處，學者觀點亦多少相互龃龉，尚無定論，綜合各家之言，筆者判斷如下： 東漢順帝之時，今陝西省南部漢水上遊漢中地區，有名為張陵之人，創立一個新宗教，集結徒黨。
其借宗教之名，稱太平道，自命太平道師，入道之人起初皆稱為鬼卒，後從中選拔祭酒與奸令。
道師持九節之杖為符祝，以治病為名，令病人叩道思過，後賜與魔力符水，口念咒文，言稱病人若誠心信教，則病痛必然痊愈。
祭酒為誦讀《老子》五千言之人，奸令則為執掌病人祈禱方法之人。
因其一般令教衆上交五鬥米，所以又被稱為五鬥米道，現一般被視為今日道教的起源。
張陵将該術傳與其子張衡，張衡再傳與沛人張魯。
另，據傳，四川省巴郡有張修，巨鹿有張角，皆與張陵一派之術相近，雖無證據表明他們存在師授關系，但應該可視為同本同源之物。
與此同時，有名為駱曜者，以陝西西安為中心，向民衆教授幻術緬匿法，集結徒黨。
駱曜一派向來被歸為左道妖術之類，張陵一派則系統有别。
張陵創建的太平道在漢中與巴郡雖勢力不大，但經張角之手，得以在巨鹿廣泛宣傳，因此徒黨人數劇增。
依範晔記載，張角宣教以後十餘年間，信衆數十萬，從直隸、河南、山東的大平原到揚子江流域，皆為其勢力範圍。
然而，張角不滿足于單純宣教，他還冊封三十六将軍，将徒黨組成軍隊，宣揚&ldquo蒼天已死，黃天當立&rdquo，同時預言自己将取代漢室即帝位，蠱惑天下人心。
事情敗露，被政府知悉之後，遂奮起謀反，令徒黨頭纏黃巾，作為黃天之表象，所到之處，掠奪、焚毀村莊。
黃巾賊的爆發令朝廷大吃一驚。
天子立即下诏，令各州郡防備，從河南陝西邊界的函谷關到小平津，在洛陽周邊的黃河、伊洛的要隘八關，皆設置都尉官，加強帝都防禦，爾後令皇甫嵩、朱儁讨伐寇賊。
皇甫嵩為名将之才，為了收攬天下人心，他請求解除拘禁黨人的禁令。
宦官呂強助其一臂之力，禁令終于得以解除。
皇甫嵩雖率領精銳部隊暫時在賊寇起事的這一年就平定了内亂，但與黃巾聯手起義的黑山、白波賊寇占據太行山脈，在山西、直隸、河南交界之處橫行。
不僅如此，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官，多數認為難以挽回漢室的命運。
信都令閻忠甚至向剛剛平定黃巾之亂而威望顯赫的皇甫嵩提出熱心忠告，稱此時若不抛棄漢室謀求自立，将危及自身。
雖然皇甫嵩最終拒絕了閻忠的忠告，保全了自身名節，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中央高官之中已有人認為漢室不可救，需在地方謀求自立。
漢朝宗室劉焉見四方亂離之狀，上奏朝廷說當今朝廷任命的地方刺史威權甚輕，不足以保境内安甯，建議中央派遣重臣鎮壓地方。
其自身則考慮秘密前往交趾以謀自立。
當時，劉焉的建議雖未被立即采納，但随着地方刺史在叛亂中遭殺害的事件頻頻發生，這一建議最終被采納。
劉焉任益州牧，太仆黃琬任豫州牧，宗正劉虞任幽州牧，皆為本官之外兼任地方官，範晔注稱&ldquo州任之重，自此而始&rdquo。
漢家統一之政在此完全崩壞，地方分權之實成立。
新任州牧之中，劉虞等人雖心歸傳統名節，奉戴漢室，但遭地方事情左右，隻能憑借自身在管轄範圍的威信，貫徹奉漢之心。
總之，漢室威嚴不再，已無力統制地方，個人聲望僅能維持秩序而已。
當聲望有朝一日為武力取代之時，天下必然呈現群雄割據之勢。
董卓之亂 陳壽著《三國志》，其《魏書》列傳開頭便是《董卓傳》。
董卓實為開啟英雄時代的第一人。
欲了解此人，且先一瞥當時朝廷的情況。
黃巾之亂爆發之時，朝廷深感有必要加強帝都洛陽戒嚴，于是封外戚何進為大将軍，修理武器，統帥近衛軍鎮壓城内。
何進本是卑微屠夫出身，但通過賄賂來自同郡的宦官郭勝，順利将胞妹送入宮中（參考惠棟《補注》）。
後此女得靈帝寵幸，且誕下皇子辯，于是成為皇後。
何進成為外戚，開始手握大權。
當時，宦官首領張讓等人與黃巾賊首張角勾通，天下對宦官憤慨之情愈加痛切。
不想，宦官更加恣意妄為。
他們奉勸靈帝開賣官之口，且手段愈加露骨，如有議論其缺點者，立即誅殺。
他們還揮霍得來的金錢，在洛陽城内擅建宅邸。
據傳，為不讓靈帝看到自家宅邸，他們還想方設法奉勸皇帝不要登高望遠。
範晔憑借史學家的敏感，認為該插曲已昭示漢将滅亡。
靈帝實際上被困于小小宮城之内，終日為宮妾奴才所圍繞，全然不想知道世間動态。
何進作為大将軍，名義上手握洛陽兵權。
彼時城内妖言盛起，更有人稱城内将起叛亂。
何進陣營中有人提議，為威壓四方，必須擁有更加強盛之兵力。
何聽信此言，在西園新設八校尉。
靈帝駕崩，和皇後所生的皇子辯即位，何進的地位更加穩固。
八校尉中有一人名為袁紹。
此人為名家之後，常與四方名士相交，他建議何進實施誅滅宦官的計劃。
何進雖采納其建議，但内有宦官及何太後阻擾，因而未能立馬實行。
袁紹召集四方猛将，引兵進赴洛陽以挾朝廷。
西北猛将董卓受命領兵赴河東（山西省）（參考《通鑒》）。
此等事情皆以誅滅宦官為名，若何太後不以朝廷命令貫徹實行，将導緻朝威難立的情況。
但另一方面，宦官又千方百計向何太後哀求救命。
何進試圖以兄長之威說服太後，不料密談遭宦官竊聽，宦官持兵器在殿前斬殺何進，将其頭顱抛至尚書省，企圖協商善後之策。
袁紹得知消息後，當即令部下殺入宮中，誅殺所有面白無須者（生理上，宦官不長胡須）。
事變起于薄暮，軍人火燒宮門，突入宮中，不論年少年長，面白無須者皆被誅殺。
少帝辯與陳留王協艱難逃出宮中之時已是夜晚，二人借螢光輾轉至洛陽北部的邙山，恰好遇見朝洛陽進軍的董卓軍隊。
董卓于是擁帝入城。
董卓系涼州（甘肅）人，曾跟随皇甫嵩讨伐黃巾軍，後與皇甫嵩意見不合，于是違背朝廷命令返回地方，集結多名部下。
董卓所在之地與西方蠻族氐、羌相接，因而有大量軍隊駐紮，但到了東漢末期，中央政府的權威難及此地，對軍人的資助補給也不到位，軍隊自然變得獰猛殘忍（參考後章）。
董卓巧妙地對軍隊施以懷柔之策，董卓之名對中原人士而言乃是一大威脅。
因而，袁紹為誅滅宦官将其招至帝都時，指責之聲高漲。
據傳，八校尉之一曹操也嘲笑其做法。
果不其然，董卓擁帝進入洛陽之後，自封司空，廢少帝辯，立陳留王協（獻帝），并弑少帝及何太後。
昔日曾是何進手下的袁紹及曹操遭受壓迫離開帝都。
董卓日益專橫。
據傳，其曾面對滿堂賓客放言：&ldquo我相，貴無上也。
&rdquo《三國志·魏書》記載其殘暴一面：&ldquo嘗遣軍到陽城。
時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牛車，載其婦女财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轸而還洛，&hellip&hellip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至于奸亂宮人公主。
&rdquo故事究竟有幾分誇張，無從考證，但足見中原人士對他們的恐怖印象是何等鮮明。
董卓廢棄天子以及種種不得人心的舉動，終于導緻中原地區大員興兵讨伐。
他們一緻推舉袁紹為盟主，進軍洛陽，董卓得知此事後，知道久駐洛陽不利，于是遷天子至陝西首府長安，自身則暫留洛陽，迎戰聯軍，但屢次敗于袁紹之弟袁術之部下吳人孫堅，遂火燒洛陽宮室，盜掘墳墓，逃至長安。
此時，聯軍諸将已全無追擊董卓之心，盟主袁紹也急于劃定自身地盤，唯有曹操孤軍奮戰，但無奈失利，隻好收兵。
自此，天下完全呈現群雄盤踞各地的局勢。
其時為獻帝初平元年（190年）。
董卓擁獻帝至長安後，遣軍至北方、東方，擴充勢力。
他在長安還肆意殺戮随獻帝而來的舊漢室大臣，涼州人與漢室之間逐漸産生強烈反感。
最終，漢室名臣王允煽動以骁勇著稱的董卓部下呂布誅殺董卓。
如此一來，群龍無首的涼州諸将複仇心切，殺入長安城中，與呂布展開巷戰，呂布失去軍事優勢，逃出長安，王允被殺。
涼州諸将紛紛被獻帝委任為高官，但他們毫無統制，終日忙于争權奪勢，長安一帶陷入一片混亂。
據傳，連天子都沒有米與牛骨可吃。
天子趁此機會逃離長安返回洛陽。
《魏書》如此描述當時的洛陽： 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
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
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
曹操統一北中國 董卓在洛陽極盡專橫之時，曾在何進麾下的八校尉袁紹、曹操等人，不齒為董卓效力，紛紛離都東歸。
其中，袁紹的做法頗有英雄之姿，而為天下所贊賞。
董卓為昭示自身權威而廢立天子一事，袁紹始終極力反對，大呼&ldquo天下健者，豈惟董公？&rdquo引佩刀橫揖而出，将符節懸挂在上東門，逃奔冀州。
據說，袁紹家世四代宰相，門生故吏遍布天下。
袁紹夙與天下之士相交，自身亦被認作豪傑之士，現讨伐董卓讓其更加聲名遠揚。
如此一來，山東強吏一緻征伐董卓，袁紹更被推舉為盟主。
但其自身并無誅滅董卓的雄圖，而是作為名門之子，每日與各地方強吏置酒高會。
後來，董卓放棄洛陽，遷至長安，袁紹立即回歸根據地冀州，計劃擁立漢朝宗室幽州牧劉虞即帝位。
據《後漢書·劉虞傳》記載，劉虞以大義名分為由嚴詞拒絕袁紹，反而遣使長安，表明奉戴漢室之意。
此人在黃巾之亂時，安撫大量颠沛流離的百姓，踐行東漢傳統政策統治境域，就此點而言，部分人對其評價甚高，但其實際勢力歸于手下公孫瓒之手。
公孫瓒是遼西人，屢次與外族烏桓、鮮卑交戰，自然養收衆多徒黨，加上試圖不斷壯大自身勢力的英雄型性格，于是常常壓迫劉虞。
請求劉虞即帝位的要求遭拒後，袁紹與公孫瓒聯絡，希望在冀州獲得穩固地盤。
依照範晔的說明，袁紹當初作為盟主讨伐董卓之時，董卓大怒，将在洛陽的袁氏一門悉數趕盡殺絕。
一家遭遇慘禍的事實成為天下同情袁紹的機緣，各州郡有多人借袁紹之名蜂擁而起。
冀州牧韓馥剛好是袁氏故吏，而袁紹當時名望甚高，為了得到冀州地盤，早已同公孫瓒等英雄取得聯絡。
韓馥不堪壓迫，于是主動将冀州牧拱手讓于袁紹，後朝廷加以追認，袁紹終于成功割據黃河以北。
冀州州治為今直隸省冀縣，地處直隸南部，其北部直隸易縣為公孫瓒地盤，劉虞則居北京地區。
此時，實際上的勢力範圍之争，問題已不在劉虞，而在公孫瓒與袁紹的對立，最終二者之間爆發激烈戰争。
《後漢書·公孫瓒傳》中記載，其在讨伐袁紹的檄文中，向天下揭示袁紹的罪惡，其中值得注意者是以下兩條： 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檢，文稱诏書。
× 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财貨，與共飲食，克會期日，攻鈔郡縣， 此豈大臣所當施為？ 自刻印章，任命官吏，或妄稱自己的命令為诏書，都表明袁紹以天子自居，且利用世俗迷信，施與财物，攻略州郡，亦是亂世之雄所為。
公孫瓒最終不敵袁紹，不久即被袁紹所滅，河北一帶歸屬袁紹勢力。
在此期間，曹操勢力名望急速飛升，大有壓倒袁紹的氣勢。
曹操原本與袁紹共同讨伐董卓，常年奮戰，據稱其不滿袁紹等人優柔寡斷之态度，無奈戰事失利，隻好東歸。
此時，黃河下遊南部兖州地區最為混亂。
今河南省黃河以北的湯陰縣有一座山名叫黑山。
此山屬太行山脈，有名叫黑山賊的強盜以此山為根據地，大舉過河，亂入東郡（郡治為濮陽直隸大名府開州南），又有山東省青州黃巾餘衆南下侵入兖州境内。
地方太守無力應對。
曹操與賊徒開戰，屢次得勝，後得袁紹推舉，任東郡太守。
兖州之南是徐州，為江南人陶謙所坐鎮，其部下曾劫殺曹操之父。
曹操借為父報仇之名，大舉攻入徐州。
此時，曹操屠戮泗水流域郡縣，殺男女共計數十萬，雞犬不留，泗水為之斷流，地方行旅完全斷絕，其殘暴程度可見一斑。
恰逢原董卓部下，以骁勇善戰著稱的呂布從長安遁逃至兖州，得袁紹從弟袁術的聲援，并受地方強吏相擁，得以進犯曹操根據地。
袁術雖為袁紹從弟，但認為自身比袁紹擁有更為純正的母系血統，常常憤憤于袁紹的名望，于是與呂布及公孫瓒串通，抵擋袁紹。
袁紹隻好同曹操結盟，與之對抗。
結果，呂布大敗，兖州重回曹操之手。
袁術仍未放棄在兖州地區擴充勢力的野心，親自率兵從南陽根據地向東進入陳留，然而再遭袁紹曹操聯手擊破，于是退守九江郡（安徽壽州）。
袁術有一友人名為陳珪，名家之後，與袁術交好，時任安徽北部下邳之相。
當袁術意圖與其聯手鏟除曹操時，陳珪回信嚴詞拒絕。
據《三國志·袁術傳》記載，其回信如下： 曹将軍神武應期，興複典刑，将撥平兇慝，清定海内，信有征矣。
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 由此可見，曹操的威望在黃河淮水流域日益高漲。
其時恰逢漢天子從長安逃至洛陽，曹操迅速出迎天子，并擁立至許。
此實為曹操勢力淩駕于袁紹之上的重要契機。
興平二年（195年），獻帝逃離長安，在曹陽（河南省陝州）為董卓部下所破，東漢命運幾近斷絕。
袁術聽聞消息後，随即召集群臣，讨論取代漢室自登帝位之事。
勇将孫堅長子孫策建議率兵出迎漢帝，複興漢室，未被聽從。
另有袁紹謀臣沮授向袁提議迎立漢帝，但袁紹多名部下否定該提議，他們認為若現在擁立漢室，恐怕袁紹的獨斷行動将遭到牽制，袁紹聽信部下之言，于是甘心成為割據地方的英雄。
而曹操謀士荀彧一向曹提出該建議，曹操就立即進入洛陽，擁立天子至許，改年号為建安。
天子下诏，責袁紹地廣兵多，專立朋黨，卻未盡力勤王。
天子下诏是否為曹操一派的獻策，尚不可知。
總之曹操以擁立之功受封大将軍，位居袁紹之上，袁曹之間漸生嫌隙。
不過，就彼時形勢而言，曹操的位置未必安全穩固。
因為徐州陶謙剛死，勇将呂布取而代之，淮南又有袁術，二人皆對曹操大本營兖州虎視眈眈。
曹操與二人屢次激戰。
幸而建安三年（198年），呂布伏誅，翌年袁術為曹操大敗，自去帝号，投奔袁紹，未能達成野心，最終吐血身亡。
河淮之間，已無人可與曹操抗衡。
就在此時袁紹滅公孫瓒，統一河北，于是曹袁雙雄以黃河為界呈對峙之勢。
袁紹陣營中觀點分為兩派。
一派是以田豐、沮授為代表的名義派，勸谏袁氏匡扶漢室，另一派則建議袁紹即帝位，極力煽動袁之驕心。
袁紹并無充分調和兩派觀點的度量，縱使田豐等人奉勸其趁曹操苦于應戰呂布、袁術之時，從曹手中奪回天子，袁紹亦不為所動。
而曹操将内部之事委任謀士荀彧，并且深信不疑，自己則穿梭于兵馬之間，迅速讨滅反對者。
軍事設施上，同樣能看出曹操施行的組織方法。
裴松之所引《魏書》中，有如下記載： 自遭荒亂，率乏糧谷。
諸軍并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民人相食，州裡蕭條。
公曰：&ldquo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rdquo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
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谷。
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許位于今河南省許昌附近，當時屬于颍川郡管轄。
颍川郡在兵荒馬亂之時成為天下四戰之地，荀彧等人早已率領鄉人前往河北，據此可推測土地已全部荒廢。
曹操采用屯田策這一軍事性質的開墾法，恐怕也是權宜之計。
袁紹最終挑起袁曹雙雄的沖突。
彼時，袁紹剛讨平公孫瓒，欲趁勢降服曹操，然而出師無名，遭多位部下反對。
總之，雙方和平局面已被打破。
《魏書》記載，建安五年（200年），在黃河之南官渡（河南省中牟縣）的大會戰中，袁紹一敗塗地，自此天下無人可匹敵曹操。
第三年，袁紹郁郁而終，其後代亦悉遭誅滅，除了陝西地區，北中國大體歸于曹操之手。
天下成三分之勢 曹操基本統一北中國後，開始朝長江流域進發。
河淮流域與江漢流域交界之處，縱觀漢代，西為河南省南部的南陽，東為安徽北部的壽春，南陽向南可達湖北荊州府江陵，自壽春越過山地出合肥，即可乘江潮牽制大江下遊，因此，南陽及壽春在漢代乃是重地。
東漢末南陽為袁術所毀，當地名族多數南下移居湖北北部襄陽，彼時荊州太守劉表坐鎮襄陽，招撫湖廣之地，又有孫權以吳郡（江蘇蘇州）為根據地，經營江北。
二者之間，從當時聲望而言，劉表地位可謂遠高于孫權。
他本身是漢朝宗室，并且還是東漢末山陽郡（郡治為昌邑縣，今山東省南部金鄉縣西）八俊之一，聲名顯赫，作為荊州刺史，鎮管轄内頗有手段。
當時湖北省南部至湖南省北部，被稱為&ldquo宗賊&rdquo的勢力猖獗跋扈。
依據惠棟的解釋，當時長江流域，地方人民以家庭為中心集結，組成名為&ldquo宗部&rdquo或&ldquo宗伍&rdquo的地方團體，趁漢末喪亂，劫掠郡縣。
朝廷稱之為&ldquo宗賊&rdquo。
從性質推斷，他們是反對官府的徒黨，劉表充分利用地方名望，以恩撫之法成功鎮壓宗賊。
但其做法仍是沿襲東漢傳統方策，以地方治安為主，與中原喪亂毫無關系。
可在中原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