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晉五胡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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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澤久遭封禁，劉弘都予以開放，允許捕魚。
鄰交之策方面，劉弘為時任四川益州刺史的羅尚供給湖南零陵的米谷，以此加強聯防，常寫書信寄與各地方大吏聯系感情，他鎮守天下四達之區，長年維持安定和平。
然而在其辭世之後，後來者山簡、王澄之輩雖然都以清談聞名一世，但經營實務方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詳細考察該地内情，四處隐伏禍機。
有一人名叫王如，原為陝西地區的一名武吏，後流落至河南南部宛城（南陽）。
其時山簡應朝廷之命，将流民遣回本鄉，王如難逃北歸的命運。
他深知陝西地區荒殘，拒不北還，遭山簡強制遣返，于是奮起反抗。
從北方來的各類團體應聲而起，叛軍數量達五萬，此時北方蠻将石勒的先鋒行至河南南部，王如遂與之結盟，掠奪漢水流域，包圍山簡所居襄陽。
但是襄陽守備堅固，無法攻破，加之王如軍中滋生紛争，其勢力随之瓦解。
其間王澄作為荊州刺史鎮守江陵（《通鑒》胡注）。
而叛亂在四川流民當中再度爆發。
部李特之亂後，四川人士流寓湖北、湖南之間者達四五萬家。
其中有一人名為杜弢，才略出衆，任零陵太守[10]。
新來的四川流民屢遭土著湖北、湖南人所虐使，其中不乏叛亂者。
杜弢作為太守起初負責平定叛亂，其後王澄部下對四川流民十分暴虐，流民等人于是團結一緻憤而起義，擁立州裡名望杜弢，請其支持叛亂。
杜弢攻破零陵、武昌，勢力強盛，王澄毫無招架之力。
當時建康的勢力已臨江西，司馬睿帳下被委以軍權的王導同族王敦起用名将陶侃、周訪、甘卓讨平杜弢，最終成功平定叛亂。
杜弢在寫給他人的信中陳述苦衷：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于荊土。
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複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
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于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
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
其心可鑒，其情可明，但《晉書》還是将其列為叛臣，大概是史裁拘泥形式的弊處。
平定杜弢之亂，實際功臣為陶侃、周訪兩将，尤以陶侃之功為最。
但二人皆受制于建康軍閥頭目王敦。
王敦不喜南人勢力統治湖廣地區，因此排擠陶侃，将其調任廣州刺史。
其時河南人杜曾在襄陽地區自立，并與北方長安愍帝派遣的一員軍将相勾結，嘗試反抗王敦勢力。
王敦令其腹心征讨，反而敗下陣來，最後借周訪之力才勉強鎮壓叛亂。
周訪也是南人，且與陶侃有姻戚關系。
起初王敦曾許諾在破杜曾之後将荊州給周訪，但未履約，最後令其調任梁州刺史鎮守襄陽。
也許因為上述善後處置皆為王敦獨斷，軍将自然對王敦心生嫌怨，且建康政府中反王氛圍甚濃。
王敦在長江中遊勢力過大，王、馬共治江南，以王室為中心者難免因此不快。
但其時有名為祖逖者，聲望可與王敦匹敵，且堅強抵擋源自黃河下遊的北方壓力。
他的存在也讓王敦獨霸軍界成為不可能。
祖逖原為直隸範陽的豪族，眼見洛陽大亂，于是率親黨數百家，遷至淮泗之間。
途中祖逖将車馬贈與老弱者，自己徒步前行，藥物衣糧與衆人共用，自然被推舉為行主。
抵達泗口（江蘇省清口浦）[11]之時，他接到建康命令，定居于京口（江蘇鎮江）。
其幕下賓客、義從之輩都是從北方來的暴桀勇士。
适逢長江下遊地區發生大饑荒，此輩往往出而為盜賊，掠奪富室，建康政府内部時有非難之聲，祖逖皆予以庇護。
他常胸懷複興北方中原大地之志，并以此勸元帝。
但元帝忙于經營江南，隻給予其豫州刺史的名分以及兵士千人、廪布三千匹。
于是他率流徙而來的部曲百餘家踏上北征路途，在江陰（恐非地名，或為江北之意）興鍛冶之業，造兵器，然後出發。
當時，淮泗之間為石勒先鋒所擾，秩序全亂，各村落紛紛設塢，推舉土豪成為塢主，以此作為自衛手段。
塢主的向背并非取決于匈奴石勒、晉司馬氏名義上誰為正統。
而祖逖恩威并施，得塢主心服，屢次打敗石勒之兵，成功禦匈奴勢力于河南之外。
其居所主要在雍丘（河南杞縣），曾在該地召集父老舉辦宴會，席間有耆老流涕歌曰： 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但建康政府不知充分利用其才能，先是任命吳人廣陵戴淵為豫州都督，加之晉室與王敦之間禍難将生，祖逖深感壯志難酬，最後郁郁病終。
深受元帝寵任的劉隗、刁協二人，皆以提升東晉權威為目的，屢次壓制強族之權，尤其采取壓制王氏勢力的方針。
東晉開國元勳如王導等人皆為此受朝廷疏遠。
王敦其時正在武昌鎮守，厭恨劉、刁等人的處置，向元帝和劉隗寫信勸誡改易方針。
但二人不聽，王敦原在北方以清談收獲人望，兼具機略，巧招名流之士于幕下，又很有軍事手腕。
祖逖逝世之後，王敦以為終于無人可與之匹敵，今竟遭劉、刁之輩所侮，難以忍受，向東晉問鼎輕重的志向由此萌生。
而劉、刁二人的做法又招緻多家名族怨恨，王敦于是宣布劉、刁等人的罪行，以讨伐劉、刁為名，率軍逼近建康。
其在此際發布的檄文将罪責尤其歸于劉隗，其中一節為： （劉隗）外托舉義，内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為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
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
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廪，今便割配，皆充隗軍。
臣前求迎諸将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
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
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
而更充征役，複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
身欲北渡&hellip&hellip 據檄文看，大量北方流民輕易被權力者所利用，建康内部疾患已生。
劉隗聽聞王敦之言後反而意氣矯矯，策謀誅殺建康城内王導以下的王氏一門，提高帝室權威，結果遭到所有朝臣反對，元帝也不同意，由此可見朝廷上下已對其不信，勝敗之數已定。
因此，王敦由姑孰（安徽當塗）駐地出發行進至石頭城時，元帝特去信一封請求講和。
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
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邪，以避賢路。
後來劉隗遁逃，刁協遭擒，元帝将江西地區軍權賦予王敦，暫時達成媾和。
王敦以讨滅劉隗為名的軍事行動暫時取得成功，而讓王敦行此舉者主要為其部下軍将，如此一來，軍将橫暴愈加嚴重。
建康朝廷内擁有重望的周和戴淵等人皆被殺，吳興豪族周氏一門亦被誅滅。
如此做法與以王導為代表的建康寬治之風迥異，帶給東南百姓的恐怖相比劉、刁之徒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初王敦逼近石頭城之時，其大本營所在的湖北平原傳言有人欲與建康為伍，情況危殆，遂回武昌将反對派首領甘卓（襲周訪後，鎮于襄陽）斬殺，其根據地更加穩固，其本人專權更甚。
建康方面，元帝死後，明帝即位。
明帝在太子之時便以勇決聞名，為王敦一派所厭惡。
因此，王敦再次移鎮姑孰，一方面監視朝廷，另一方面令部下軍将在京師腹地江蘇平原植根固勢。
對此，王敦幕下名流謝琨等人極力谏止，但王敦不聽。
建康内部舉朝上下彌漫着反王的氛圍。
《晉書·王敦傳》中對其軍将的橫暴行為如此記述： （沈）充等并兇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鹹知其禍敗焉。
西晉末大亂之際仍能維持秩序的東南平原在王敦部下引發的禍亂中逐漸沒落。
其時，王導再次承擔輔政大任，擔心因王敦惡名牽連王氏一門，于是寫信給王敦親信的同族，言辭懇切地進行勸誡，不料對方不聽，而建康朝臣則團結一緻反對王敦。
本傳記載，此時王敦本人染病，頗想返回武昌保全家門，但其帳下軍将仍力勸攻取建康，王敦無力阻止。
對此，朝廷随即召集固守北方淮水流域的軍将祖逖之弟祖約以及蘇峻等人擔建康警備重任。
戰事随之展開。
其間王敦病死，随後同黨皆被誅滅，戰局終定。
時為太甯二年（324年）。
王敦之亂時，北方石勒勢力逐漸南進。
在山東泰山地區得到多數流民支持的東晉之藩屏&mdash&mdash郗鑒不堪孤軍奮鬥，隻好南歸。
此外，為平息王敦之亂，郗鑒還将祖約、蘇峻等勢力引入建康城，如此一來，祖逖多年經營毀于一旦，石勒勢力挺進河淮之間。
不僅如此，王敦之亂平息之後，祖約受命鎮守壽春，其南部曆陽則由蘇峻把守。
祖約、蘇峻等北方勇将常猜疑建康政府，大亂即将再次爆發。
明帝在位三年之後駕崩，成帝即位。
其時把持朝政之人為明帝外戚庾亮。
庾亮為人方嚴，因此被世人推重，但有&ldquo任法裁物&rdquo之風，與王導寬和之政不同。
王導亦厭其人無雅懷，建康内部對其總體評價不高。
又，王敦之亂後，建康朝廷對蘇峻親信有加，蘇峻則倚恃朝恩收用亡命之徒，不問是否有罪，且屢次向朝廷索要軍費，軍糧漕運日夜相繼。
庾亮為制衡蘇峻，欲解其軍權，歸為朝臣之列，并任命自己的兄弟為後任。
此處置對蘇峻而言，并非不妥。
但蘇峻認為庾亮有意害己，于是萌生進攻建康之心。
其時祖約也對庾亮懷恨在心，于是同蘇峻聯手。
東晉禍亂終在江北安徽爆發。
蘇峻之變突然爆發，庾亮防備不及，叛軍渡江從安徽太平府直逼建康，縱火燒台城，後攻陷宮城，令士兵大肆掠奪。
其部下形同暴民，遇朝廷高官亦照樣捶撻無誤，将物資運至大本營蔣山，或裸剝士女衣物，令其以壞席苫草自障，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聲，震動内外。
其時，官庫之中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數億，蘇峻皆揮霍一空。
蘇峻攻入建康後，庾亮倉皇逃至江西，投身鎮守該地的溫峤之營。
原本溫峤見庾亮對蘇峻壓迫過激，憂心忡忡，甚至還親赴建康，請求加入守備之列，但當時庾亮對粗暴的蘇峻并不在意，反而對荊州刺史陶侃心有所懼。
陶侃在王敦敗後接手荊州，起初就對庾亮存有疑心，庾亮遂托溫峤牽制陶侃勢力。
如今蘇峻之亂爆發，溫峤認為須借陶侃之力進行鎮壓，于是言辭懇切地勸其出兵。
之後陶侃率軍下江之時，庾亮更親自拜訪陶營，态度極其溫雅，陶侃釋然，二人解開宿怨，共同讨伐蘇峻。
義軍從上遊陸續向建康進發，與此同時三吳地區的豪族起而防備北人入境，又有居于下邳的徐州刺史郗鑒也同步南下，東晉軍勢複振。
蘇峻以死相搏，雖然屢次打敗義軍，但難挽頹勢，最終被陶侃部将所殺，叛亂得以平息。
其時鹹和四年（329年）。
經蘇峻之亂，建康宮室宗廟全部被洗劫一空，朝中興起遷都之議，溫峤認為應遷至江西豫章（南昌），三吳豪族認為應遷至會稽，最後王導力排衆議，留在建康。
戰後如何論功行賞不甚清楚，總之諸将各回駐地，長江流域恢複和平。
諸将之中，陶侃起初鎮守江陵，後遷任武昌，他行事周密，曾在造船之後将竹頭木屑收入官庫中，後在桓溫北伐之時派上用場。
又湖北地區官吏中有好樗蒱之風，且流行談論老莊思想，陶侃都嚴格取締，曰： 樗蒱者，牧豬奴戲耳。
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
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
在陶侃手上，荊州秩序安定，東晉西藩安泰。
但此時的北方，石勒勢力延伸至陝西高台，石勒死後，石虎專政，遊騎南出至曆陽，建康一時戒嚴，而向來在名義上奉戴東晉的鮮卑慕容氏在此時獨立稱燕王，大勢漸分南北。
342年，成帝死，康帝即位，在位二年之後，穆帝治世。
在此之前，陶侃去世，庾亮代之鎮守武昌。
當時，建康城内王導再度為成政治中心人物，其方針極為寬縱，南北豪族肆意招募遊食之徒謀取私家利益之情勢愈加明顯，朝廷有志之士往往對此頗有非議。
庾亮也計劃排擠王導。
總體上，樹立東晉權威、建成有節制的國家的想法常在一部分南遷北人心中回蕩，而北伐并從蠻族手中收回中原之地的期望也未磨滅。
鑒于此，庾亮從武昌再次入朝廷，北伐計劃一度得以樹立，但還未充分實行之前，其軍已遇小敗，朝廷多有異議，最終以取消北伐落幕。
王導死後，擔朝綱重任者為庾亮之弟庾冰，有雅素之風而為一世推重，不喜王導之寬縱，稍用微刑。
曾有人就此谏之，其乃答曰： 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
此為當時少見的儒家之言。
庾冰之弟庾翼亦頗有大志。
成、康二帝時期，庾族勢力之盛，無出其右者。
穆帝初年，庾翼鎮守武昌，屢次同遼東慕容氏以及獨立于甘肅涼州、遙向東晉盡臣藩之禮的漢族張氏互派使節，謀劃共取四川、恢複中原。
庾翼為此改鎮襄陽，但未盡此事便已身故，其遺策由桓溫繼承。
此時，若以東晉王室為中心來看，則它正進入衰亡期。
在就此展開叙述前，再次一覽北方形勢或更為方便。
前燕、前秦始末以及北中國諸國 北部中國在後趙石勒及石虎二人手上基本完成統一。
石虎死後，冉闵趁内亂紛争之機，利用漢族反蠻情緒，對羯人實施慘無人道的虐殺。
除暴行之外，他還打開石虎在邺城以及各地倉庫，糾集漢族無賴，依靠其軍事力量同羯族勢力下之氐羌族交戰，戰事幾無暫歇。
戰亂之下，北中國中心&mdash&mdash河南地區之原野已無耕農。
鑒于當時負責平定叛亂者實為鮮卑慕容族，且先簡要叙述鮮卑族在中國史上大展拳腳的因緣。
鮮卑作為一族之名為正史所記載，需追溯至《後漢書》。
書中記載鮮卑風俗時，有如下表述： 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于饒樂水上，飲宴畢，然後配合。
一般認為，該記載源于王沈《魏書》，但《魏書》的表述為&ldquo嫁女娶婦，髡頭飲宴&rdquo，相較&ldquo婚姻先髡頭&rdquo，似乎意思更為明了。
&ldquo饒樂水&rdquo在《魏書》中作&ldquo作樂水&rdquo，普遍認為二者皆指今日的老哈河。
季春時節在河邊舉行部族大聚會，則該部族的根據地亦明晰可知。
常常與鮮卑并稱者名為烏丸，二者風俗幾乎相同，僅有結婚風俗相異。
烏丸風俗為： 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娉币&hellip&hellip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發，分為髻，着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
與鮮卑族男女在曠野中自由配合的做法相反，烏丸已有娉币儀式。
另外，南北朝時南人嘲笑鮮卑人為索頭，所謂髡頭即此意，可視為辮發之風。
但烏丸婦人到婚期之時，将蓄發結髻并加以裝飾，則似受漢人風氣影響。
《魏書》與《後漢書》均将此二族視作早早出現在中國史料中的東胡餘裔。
關于烏丸，東胡在西漢初期遭匈奴打敗之時，其殘餘據烏丸山，于是得名&ldquo烏丸蠻&rdquo。
烏丸一名早見于《漢書·匈奴傳》中，而烏丸山依據丁謙觀點為今日烏遼或烏蘭山，系内蒙古東部阿魯科爾沁旗與烏珠穆沁旗交界處興安嶺的最高峰。
此觀點與《漢書·匈奴傳》中的烏丸記載吻合，此部族之根據地應在西拉木倫河上遊。
鮮卑方面，不論《魏書》或《後漢書》均記載其部族居于鮮卑山，故得名鮮卑。
惠棟查閱《隋圖經》後指出鮮卑山位于柳城東南二百裡處（據王氏《集解》所引）。
然而，白鳥庫吉博士和王國維發現，鮮卑一詞早在戰國時代即指戰士服裝帶鈎，在漢代時指文官之冠，廣泛用于中國全境，彼時中國人即便不知鮮卑種族，亦曾間接傳播其名。
若依照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雲，東胡一詞為戰國時代山西地區的漢人對東邊蠻族的稱謂。
可推測，東胡實際上應是鮮卑族的一部分。
但根據後來在中國史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鮮卑拓跋部之傳說，隻要不能證明此傳說是從其他民族借來，則其曾經活動的地域可謂頗為廣闊，如此一來亦不可将鮮卑之名局限于老哈河流域之其中一部族。
鮮卑乃是包含各類部族之大名，換言之，其與種族名更為相近。
當然，筆者對此完全未開展積極的立證研究。
本人認為，與其說烏丸、鮮卑得名于烏丸山、鮮卑山，不如反過來理解。
烏丸部族在西漢時代就為中國所知，西漢末期王莽對匈奴采取高壓政策之時，此部族被迫遷往山西内地并對抗匈奴。
東漢光武帝将烏桓渠帥安插于山西、直隸、東北各緣邊之地，供給衣食，令其與漢人雜居，置護烏丸校尉于上谷甯縣（張家口西萬全縣）負責管理。
烏丸内徙之後，其外部的鮮卑族伴随匈奴衰弱而強勢擴張至蒙古高原，及至東漢明帝永平中期，更擴張至甘肅西北敦煌、酒泉等地，但全在遼東（遼陽西北）向漢朝朝貢。
其後鮮卑勢力日益強大，東漢末桓帝時，老哈河地區一鮮卑部落出現一名叫檀石隗的酋長，将廣泛分布在各地的鮮卑各部族統一成為一個有節制的團體。
據《魏書》記載，其先據直隸北部熱河，後據遼西棘城（今遼甯義縣）。
當時其勢力基本遍及内外蒙古全境，北接丁零族（貝加爾湖以西），東連扶餘族（吉林附近），西從天山北路接伊犁附近的烏孫，其廣闊領土分為三部，右北平（即直隸遵化府）至扶餘為東部，右北平至上谷（直隸宣化府）為中部，上谷至敦煌為西部，各派大臣統管。
檀石隗死後，鮮卑再次失去統一，慕容部定居檀石隗故庭&mdash&mdash棘城，并逐步将勢力延伸至中原。
慕容部定居棘城為晉惠帝元康四年（294年）之事。
在此之前，該部族為中國所知，可追溯至其跟随三國時代的司馬懿征伐遼東。
其後，遷居至遼河東西，在慕容廆時代定居棘城。
彼時，棘城之南的昌黎（即錦州地區）仍有鮮卑段氏勢力，其東北有宇文部，慕容氏一面同上述二部展開激烈鬥争，另一面則努力引入漢人勢力及漢族文化，由此不斷增強部族勢力。
适逢西晉滅亡，匈奴勢力統治中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地區的流民大量出山海關，來到遼西地區，酋長慕容廆将流民按其來源地區分為團體，設僑郡進行管理。
例如，直隸冀州人歸冀陽郡，河南豫州人歸成周郡，山東青州人歸營丘郡，山西并州人歸唐國郡。
與此同時，廣用北中國人才，完全采用中原禮制，承認東晉帝位，對匈奴則始終保持抗争态度。
彼時，東晉剛剛平定王敦、蘇峻的内亂。
慕容廆寫信給陶侃，勸其攜手讨滅羯族。
東晉朝議雖已否決北伐，但被北地名望圍繞的胡族酋長鼓吹北伐，恐對東晉的北伐論多有刺激。
慕容廆死後，慕容皝繼立。
如前所述，其借石虎勢力消滅仇敵段氏，後遭石虎攻擊，卻反而擊敗石虎。
之後慕容部勢力逐漸蔓延至直隸平原，并寫信給東晉執政者庾冰表達決絕之意，自稱燕王，徙都于龍城（朝陽府）。
及至其子慕容儁之時，中原爆發冉闵之亂，慕容部趁機由直隸大舉進軍河南平原。
關于此次出兵，《晉書·慕容儁載記》中收錄了一則有趣故事。
當初，冉闵為拉攏慕容部，特意遣使宣揚冉闵為天命所歸，慕容儁乃回道：&ldquo聞闵鑄金為己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
&rdquo趙翼《劄記》中也收集了鮮卑族好以鑄金人預測成敗的事例。
大概此風俗與鮮卑相通，或廣泛應用于蠻族間亦未可知。
總之，慕容儁斬冉闵後取其所居邺城，并在直隸中山（順德府）即帝位，政權被稱為前燕，時在東晉穆帝永和八年（352年）。
後遷都邺城，君臨中原。
穆帝永和八年（352年），中國史料記載氐族酋長苻健在長安自立稱帝，是為前秦。
因此後趙滅亡後，北中國兩分為燕秦，加上在甘肅涼州（即當時的姑臧）獨立的漢族張氏前涼國，則北中國呈三國鼎立之勢。
總之，氐族此時在中國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且看該族以及與之關系密切的羌族的概況。
氐羌族恐怕是最早出現在中國曆史中的部族之一。
然而，《漢書》為蠻夷立傳之時，并未為氐羌單開一卷。
居于今日青海西北柴達木盆地的婼羌國則在《西域傳》中。
它雖可能為羌族一種，但之所以被記述，恐怕是因為其地處中亞與漢的交通道路上。
又，《西南夷傳》，也僅提及武都（郡治在于今甘肅嶓冢山下）的氐族。
其實，漢族與氐羌族的關系不淺。
例如，漢之所以在大通河流域以及甘肅西北邊設立郡縣，完全是為了令匈奴手下的羌族歸伏于漢的威勢之下。
另外，對漢而言，經營文化上與經濟上至關重要的四川，完全無法避開與氐族之間的關系。
因此，《漢書》中無氐羌之傳，應是由于此部屬尚未建成有模有樣的政權。
然而，東漢末期，羌族發生大叛亂。
《後漢書》立《西羌傳》，詳細記載羌族之事，并且也有提及氐族。
王沈《魏書》中有氐羌之記載，《三國志》中無氐羌之傳。
一般來說，氐羌雖自古以來常常以連稱出現，但細細說來，其實二者根據地有所差異。
大體上，氐族主要散居在甘肅南部，即長江支流漢水及汶水上遊至四川北境山地。
羌族則散布在青海至黃河上遊及其支流大通河、洮水流域。
根據《後漢書》，包含氐族在内的所謂西羌種族為居住于山地的住民，各部族相互獨立，易為武力強大者所兼并。
畢竟西羌作為卑弱種族，常常被漢族及北狄種族所使役。
然而，氐羌族因為卑弱，卻反而在廣闊的中國内地擴張。
江統《徙戎論》将原因完全歸結為中國武将所采取的政策。
即東漢之初，馬援将羌族遷至陝西内地；三國之時，魏将氐族遷至秦川（甘肅秦州）；及至晉時，陝西、甘肅兩地已遍布氐羌族。
故在晉全盛期，有識之士就已對氐羌族後患深深
鄰交之策方面，劉弘為時任四川益州刺史的羅尚供給湖南零陵的米谷，以此加強聯防，常寫書信寄與各地方大吏聯系感情，他鎮守天下四達之區，長年維持安定和平。
然而在其辭世之後，後來者山簡、王澄之輩雖然都以清談聞名一世，但經營實務方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詳細考察該地内情，四處隐伏禍機。
有一人名叫王如，原為陝西地區的一名武吏，後流落至河南南部宛城（南陽）。
其時山簡應朝廷之命，将流民遣回本鄉，王如難逃北歸的命運。
他深知陝西地區荒殘，拒不北還，遭山簡強制遣返，于是奮起反抗。
從北方來的各類團體應聲而起，叛軍數量達五萬，此時北方蠻将石勒的先鋒行至河南南部，王如遂與之結盟，掠奪漢水流域，包圍山簡所居襄陽。
但是襄陽守備堅固，無法攻破，加之王如軍中滋生紛争，其勢力随之瓦解。
其間王澄作為荊州刺史鎮守江陵（《通鑒》胡注）。
而叛亂在四川流民當中再度爆發。
部李特之亂後，四川人士流寓湖北、湖南之間者達四五萬家。
其中有一人名為杜弢，才略出衆，任零陵太守[10]。
新來的四川流民屢遭土著湖北、湖南人所虐使，其中不乏叛亂者。
杜弢作為太守起初負責平定叛亂，其後王澄部下對四川流民十分暴虐，流民等人于是團結一緻憤而起義，擁立州裡名望杜弢，請其支持叛亂。
杜弢攻破零陵、武昌，勢力強盛，王澄毫無招架之力。
當時建康的勢力已臨江西，司馬睿帳下被委以軍權的王導同族王敦起用名将陶侃、周訪、甘卓讨平杜弢，最終成功平定叛亂。
杜弢在寫給他人的信中陳述苦衷：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于荊土。
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複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
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于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
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
其心可鑒，其情可明，但《晉書》還是将其列為叛臣，大概是史裁拘泥形式的弊處。
平定杜弢之亂，實際功臣為陶侃、周訪兩将，尤以陶侃之功為最。
但二人皆受制于建康軍閥頭目王敦。
王敦不喜南人勢力統治湖廣地區，因此排擠陶侃，将其調任廣州刺史。
其時河南人杜曾在襄陽地區自立，并與北方長安愍帝派遣的一員軍将相勾結，嘗試反抗王敦勢力。
王敦令其腹心征讨，反而敗下陣來，最後借周訪之力才勉強鎮壓叛亂。
周訪也是南人，且與陶侃有姻戚關系。
起初王敦曾許諾在破杜曾之後将荊州給周訪，但未履約，最後令其調任梁州刺史鎮守襄陽。
也許因為上述善後處置皆為王敦獨斷，軍将自然對王敦心生嫌怨，且建康政府中反王氛圍甚濃。
王敦在長江中遊勢力過大，王、馬共治江南，以王室為中心者難免因此不快。
但其時有名為祖逖者，聲望可與王敦匹敵，且堅強抵擋源自黃河下遊的北方壓力。
他的存在也讓王敦獨霸軍界成為不可能。
祖逖原為直隸範陽的豪族，眼見洛陽大亂，于是率親黨數百家，遷至淮泗之間。
途中祖逖将車馬贈與老弱者，自己徒步前行，藥物衣糧與衆人共用，自然被推舉為行主。
抵達泗口（江蘇省清口浦）[11]之時，他接到建康命令，定居于京口（江蘇鎮江）。
其幕下賓客、義從之輩都是從北方來的暴桀勇士。
适逢長江下遊地區發生大饑荒，此輩往往出而為盜賊，掠奪富室，建康政府内部時有非難之聲，祖逖皆予以庇護。
他常胸懷複興北方中原大地之志，并以此勸元帝。
但元帝忙于經營江南，隻給予其豫州刺史的名分以及兵士千人、廪布三千匹。
于是他率流徙而來的部曲百餘家踏上北征路途，在江陰（恐非地名，或為江北之意）興鍛冶之業，造兵器，然後出發。
當時，淮泗之間為石勒先鋒所擾，秩序全亂，各村落紛紛設塢，推舉土豪成為塢主，以此作為自衛手段。
塢主的向背并非取決于匈奴石勒、晉司馬氏名義上誰為正統。
而祖逖恩威并施，得塢主心服，屢次打敗石勒之兵，成功禦匈奴勢力于河南之外。
其居所主要在雍丘（河南杞縣），曾在該地召集父老舉辦宴會，席間有耆老流涕歌曰： 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但建康政府不知充分利用其才能，先是任命吳人廣陵戴淵為豫州都督，加之晉室與王敦之間禍難将生，祖逖深感壯志難酬，最後郁郁病終。
深受元帝寵任的劉隗、刁協二人，皆以提升東晉權威為目的，屢次壓制強族之權，尤其采取壓制王氏勢力的方針。
東晉開國元勳如王導等人皆為此受朝廷疏遠。
王敦其時正在武昌鎮守，厭恨劉、刁等人的處置，向元帝和劉隗寫信勸誡改易方針。
但二人不聽，王敦原在北方以清談收獲人望，兼具機略，巧招名流之士于幕下，又很有軍事手腕。
祖逖逝世之後，王敦以為終于無人可與之匹敵，今竟遭劉、刁之輩所侮，難以忍受，向東晉問鼎輕重的志向由此萌生。
而劉、刁二人的做法又招緻多家名族怨恨，王敦于是宣布劉、刁等人的罪行，以讨伐劉、刁為名，率軍逼近建康。
其在此際發布的檄文将罪責尤其歸于劉隗，其中一節為： （劉隗）外托舉義，内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為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
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
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廪，今便割配，皆充隗軍。
臣前求迎諸将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
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
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
而更充征役，複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
身欲北渡&hellip&hellip 據檄文看，大量北方流民輕易被權力者所利用，建康内部疾患已生。
劉隗聽聞王敦之言後反而意氣矯矯，策謀誅殺建康城内王導以下的王氏一門，提高帝室權威，結果遭到所有朝臣反對，元帝也不同意，由此可見朝廷上下已對其不信，勝敗之數已定。
因此，王敦由姑孰（安徽當塗）駐地出發行進至石頭城時，元帝特去信一封請求講和。
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
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邪，以避賢路。
後來劉隗遁逃，刁協遭擒，元帝将江西地區軍權賦予王敦，暫時達成媾和。
王敦以讨滅劉隗為名的軍事行動暫時取得成功，而讓王敦行此舉者主要為其部下軍将，如此一來，軍将橫暴愈加嚴重。
建康朝廷内擁有重望的周和戴淵等人皆被殺，吳興豪族周氏一門亦被誅滅。
如此做法與以王導為代表的建康寬治之風迥異，帶給東南百姓的恐怖相比劉、刁之徒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初王敦逼近石頭城之時，其大本營所在的湖北平原傳言有人欲與建康為伍，情況危殆，遂回武昌将反對派首領甘卓（襲周訪後，鎮于襄陽）斬殺，其根據地更加穩固，其本人專權更甚。
建康方面，元帝死後，明帝即位。
明帝在太子之時便以勇決聞名，為王敦一派所厭惡。
因此，王敦再次移鎮姑孰，一方面監視朝廷，另一方面令部下軍将在京師腹地江蘇平原植根固勢。
對此，王敦幕下名流謝琨等人極力谏止，但王敦不聽。
建康内部舉朝上下彌漫着反王的氛圍。
《晉書·王敦傳》中對其軍将的橫暴行為如此記述： （沈）充等并兇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鹹知其禍敗焉。
西晉末大亂之際仍能維持秩序的東南平原在王敦部下引發的禍亂中逐漸沒落。
其時，王導再次承擔輔政大任，擔心因王敦惡名牽連王氏一門，于是寫信給王敦親信的同族，言辭懇切地進行勸誡，不料對方不聽，而建康朝臣則團結一緻反對王敦。
本傳記載，此時王敦本人染病，頗想返回武昌保全家門，但其帳下軍将仍力勸攻取建康，王敦無力阻止。
對此，朝廷随即召集固守北方淮水流域的軍将祖逖之弟祖約以及蘇峻等人擔建康警備重任。
戰事随之展開。
其間王敦病死，随後同黨皆被誅滅，戰局終定。
時為太甯二年（324年）。
王敦之亂時，北方石勒勢力逐漸南進。
在山東泰山地區得到多數流民支持的東晉之藩屏&mdash&mdash郗鑒不堪孤軍奮鬥，隻好南歸。
此外，為平息王敦之亂，郗鑒還将祖約、蘇峻等勢力引入建康城，如此一來，祖逖多年經營毀于一旦，石勒勢力挺進河淮之間。
不僅如此，王敦之亂平息之後，祖約受命鎮守壽春，其南部曆陽則由蘇峻把守。
祖約、蘇峻等北方勇将常猜疑建康政府，大亂即将再次爆發。
明帝在位三年之後駕崩，成帝即位。
其時把持朝政之人為明帝外戚庾亮。
庾亮為人方嚴，因此被世人推重，但有&ldquo任法裁物&rdquo之風，與王導寬和之政不同。
王導亦厭其人無雅懷，建康内部對其總體評價不高。
又，王敦之亂後，建康朝廷對蘇峻親信有加，蘇峻則倚恃朝恩收用亡命之徒，不問是否有罪，且屢次向朝廷索要軍費，軍糧漕運日夜相繼。
庾亮為制衡蘇峻，欲解其軍權，歸為朝臣之列，并任命自己的兄弟為後任。
此處置對蘇峻而言，并非不妥。
但蘇峻認為庾亮有意害己，于是萌生進攻建康之心。
其時祖約也對庾亮懷恨在心，于是同蘇峻聯手。
東晉禍亂終在江北安徽爆發。
蘇峻之變突然爆發，庾亮防備不及，叛軍渡江從安徽太平府直逼建康，縱火燒台城，後攻陷宮城，令士兵大肆掠奪。
其部下形同暴民，遇朝廷高官亦照樣捶撻無誤，将物資運至大本營蔣山，或裸剝士女衣物，令其以壞席苫草自障，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聲，震動内外。
其時，官庫之中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數億，蘇峻皆揮霍一空。
蘇峻攻入建康後，庾亮倉皇逃至江西，投身鎮守該地的溫峤之營。
原本溫峤見庾亮對蘇峻壓迫過激，憂心忡忡，甚至還親赴建康，請求加入守備之列，但當時庾亮對粗暴的蘇峻并不在意，反而對荊州刺史陶侃心有所懼。
陶侃在王敦敗後接手荊州，起初就對庾亮存有疑心，庾亮遂托溫峤牽制陶侃勢力。
如今蘇峻之亂爆發，溫峤認為須借陶侃之力進行鎮壓，于是言辭懇切地勸其出兵。
之後陶侃率軍下江之時，庾亮更親自拜訪陶營，态度極其溫雅，陶侃釋然，二人解開宿怨，共同讨伐蘇峻。
義軍從上遊陸續向建康進發，與此同時三吳地區的豪族起而防備北人入境，又有居于下邳的徐州刺史郗鑒也同步南下，東晉軍勢複振。
蘇峻以死相搏，雖然屢次打敗義軍，但難挽頹勢，最終被陶侃部将所殺，叛亂得以平息。
其時鹹和四年（329年）。
經蘇峻之亂，建康宮室宗廟全部被洗劫一空，朝中興起遷都之議，溫峤認為應遷至江西豫章（南昌），三吳豪族認為應遷至會稽，最後王導力排衆議，留在建康。
戰後如何論功行賞不甚清楚，總之諸将各回駐地，長江流域恢複和平。
諸将之中，陶侃起初鎮守江陵，後遷任武昌，他行事周密，曾在造船之後将竹頭木屑收入官庫中，後在桓溫北伐之時派上用場。
又湖北地區官吏中有好樗蒱之風，且流行談論老莊思想，陶侃都嚴格取締，曰： 樗蒱者，牧豬奴戲耳。
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
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
在陶侃手上，荊州秩序安定，東晉西藩安泰。
但此時的北方，石勒勢力延伸至陝西高台，石勒死後，石虎專政，遊騎南出至曆陽，建康一時戒嚴，而向來在名義上奉戴東晉的鮮卑慕容氏在此時獨立稱燕王，大勢漸分南北。
342年，成帝死，康帝即位，在位二年之後，穆帝治世。
在此之前，陶侃去世，庾亮代之鎮守武昌。
當時，建康城内王導再度為成政治中心人物，其方針極為寬縱，南北豪族肆意招募遊食之徒謀取私家利益之情勢愈加明顯，朝廷有志之士往往對此頗有非議。
庾亮也計劃排擠王導。
總體上，樹立東晉權威、建成有節制的國家的想法常在一部分南遷北人心中回蕩，而北伐并從蠻族手中收回中原之地的期望也未磨滅。
鑒于此，庾亮從武昌再次入朝廷，北伐計劃一度得以樹立，但還未充分實行之前，其軍已遇小敗，朝廷多有異議，最終以取消北伐落幕。
王導死後，擔朝綱重任者為庾亮之弟庾冰，有雅素之風而為一世推重，不喜王導之寬縱，稍用微刑。
曾有人就此谏之，其乃答曰： 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
此為當時少見的儒家之言。
庾冰之弟庾翼亦頗有大志。
成、康二帝時期，庾族勢力之盛，無出其右者。
穆帝初年，庾翼鎮守武昌，屢次同遼東慕容氏以及獨立于甘肅涼州、遙向東晉盡臣藩之禮的漢族張氏互派使節，謀劃共取四川、恢複中原。
庾翼為此改鎮襄陽，但未盡此事便已身故，其遺策由桓溫繼承。
此時，若以東晉王室為中心來看，則它正進入衰亡期。
在就此展開叙述前，再次一覽北方形勢或更為方便。
前燕、前秦始末以及北中國諸國 北部中國在後趙石勒及石虎二人手上基本完成統一。
石虎死後，冉闵趁内亂紛争之機，利用漢族反蠻情緒，對羯人實施慘無人道的虐殺。
除暴行之外，他還打開石虎在邺城以及各地倉庫，糾集漢族無賴，依靠其軍事力量同羯族勢力下之氐羌族交戰，戰事幾無暫歇。
戰亂之下，北中國中心&mdash&mdash河南地區之原野已無耕農。
鑒于當時負責平定叛亂者實為鮮卑慕容族，且先簡要叙述鮮卑族在中國史上大展拳腳的因緣。
鮮卑作為一族之名為正史所記載，需追溯至《後漢書》。
書中記載鮮卑風俗時，有如下表述： 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于饒樂水上，飲宴畢，然後配合。
一般認為，該記載源于王沈《魏書》，但《魏書》的表述為&ldquo嫁女娶婦，髡頭飲宴&rdquo，相較&ldquo婚姻先髡頭&rdquo，似乎意思更為明了。
&ldquo饒樂水&rdquo在《魏書》中作&ldquo作樂水&rdquo，普遍認為二者皆指今日的老哈河。
季春時節在河邊舉行部族大聚會，則該部族的根據地亦明晰可知。
常常與鮮卑并稱者名為烏丸，二者風俗幾乎相同，僅有結婚風俗相異。
烏丸風俗為： 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娉币&hellip&hellip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發，分為髻，着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
與鮮卑族男女在曠野中自由配合的做法相反，烏丸已有娉币儀式。
另外，南北朝時南人嘲笑鮮卑人為索頭，所謂髡頭即此意，可視為辮發之風。
但烏丸婦人到婚期之時，将蓄發結髻并加以裝飾，則似受漢人風氣影響。
《魏書》與《後漢書》均将此二族視作早早出現在中國史料中的東胡餘裔。
關于烏丸，東胡在西漢初期遭匈奴打敗之時，其殘餘據烏丸山，于是得名&ldquo烏丸蠻&rdquo。
烏丸一名早見于《漢書·匈奴傳》中，而烏丸山依據丁謙觀點為今日烏遼或烏蘭山，系内蒙古東部阿魯科爾沁旗與烏珠穆沁旗交界處興安嶺的最高峰。
此觀點與《漢書·匈奴傳》中的烏丸記載吻合，此部族之根據地應在西拉木倫河上遊。
鮮卑方面，不論《魏書》或《後漢書》均記載其部族居于鮮卑山，故得名鮮卑。
惠棟查閱《隋圖經》後指出鮮卑山位于柳城東南二百裡處（據王氏《集解》所引）。
然而，白鳥庫吉博士和王國維發現，鮮卑一詞早在戰國時代即指戰士服裝帶鈎，在漢代時指文官之冠，廣泛用于中國全境，彼時中國人即便不知鮮卑種族，亦曾間接傳播其名。
若依照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雲，東胡一詞為戰國時代山西地區的漢人對東邊蠻族的稱謂。
可推測，東胡實際上應是鮮卑族的一部分。
但根據後來在中國史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鮮卑拓跋部之傳說，隻要不能證明此傳說是從其他民族借來，則其曾經活動的地域可謂頗為廣闊，如此一來亦不可将鮮卑之名局限于老哈河流域之其中一部族。
鮮卑乃是包含各類部族之大名，換言之，其與種族名更為相近。
當然，筆者對此完全未開展積極的立證研究。
本人認為，與其說烏丸、鮮卑得名于烏丸山、鮮卑山，不如反過來理解。
烏丸部族在西漢時代就為中國所知，西漢末期王莽對匈奴采取高壓政策之時，此部族被迫遷往山西内地并對抗匈奴。
東漢光武帝将烏桓渠帥安插于山西、直隸、東北各緣邊之地，供給衣食，令其與漢人雜居，置護烏丸校尉于上谷甯縣（張家口西萬全縣）負責管理。
烏丸内徙之後，其外部的鮮卑族伴随匈奴衰弱而強勢擴張至蒙古高原，及至東漢明帝永平中期，更擴張至甘肅西北敦煌、酒泉等地，但全在遼東（遼陽西北）向漢朝朝貢。
其後鮮卑勢力日益強大，東漢末桓帝時，老哈河地區一鮮卑部落出現一名叫檀石隗的酋長，将廣泛分布在各地的鮮卑各部族統一成為一個有節制的團體。
據《魏書》記載，其先據直隸北部熱河，後據遼西棘城（今遼甯義縣）。
當時其勢力基本遍及内外蒙古全境，北接丁零族（貝加爾湖以西），東連扶餘族（吉林附近），西從天山北路接伊犁附近的烏孫，其廣闊領土分為三部，右北平（即直隸遵化府）至扶餘為東部，右北平至上谷（直隸宣化府）為中部，上谷至敦煌為西部，各派大臣統管。
檀石隗死後，鮮卑再次失去統一，慕容部定居檀石隗故庭&mdash&mdash棘城，并逐步将勢力延伸至中原。
慕容部定居棘城為晉惠帝元康四年（294年）之事。
在此之前，該部族為中國所知，可追溯至其跟随三國時代的司馬懿征伐遼東。
其後，遷居至遼河東西，在慕容廆時代定居棘城。
彼時，棘城之南的昌黎（即錦州地區）仍有鮮卑段氏勢力，其東北有宇文部，慕容氏一面同上述二部展開激烈鬥争，另一面則努力引入漢人勢力及漢族文化，由此不斷增強部族勢力。
适逢西晉滅亡，匈奴勢力統治中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地區的流民大量出山海關，來到遼西地區，酋長慕容廆将流民按其來源地區分為團體，設僑郡進行管理。
例如，直隸冀州人歸冀陽郡，河南豫州人歸成周郡，山東青州人歸營丘郡，山西并州人歸唐國郡。
與此同時，廣用北中國人才，完全采用中原禮制，承認東晉帝位，對匈奴則始終保持抗争态度。
彼時，東晉剛剛平定王敦、蘇峻的内亂。
慕容廆寫信給陶侃，勸其攜手讨滅羯族。
東晉朝議雖已否決北伐，但被北地名望圍繞的胡族酋長鼓吹北伐，恐對東晉的北伐論多有刺激。
慕容廆死後，慕容皝繼立。
如前所述，其借石虎勢力消滅仇敵段氏，後遭石虎攻擊，卻反而擊敗石虎。
之後慕容部勢力逐漸蔓延至直隸平原，并寫信給東晉執政者庾冰表達決絕之意，自稱燕王，徙都于龍城（朝陽府）。
及至其子慕容儁之時，中原爆發冉闵之亂，慕容部趁機由直隸大舉進軍河南平原。
關于此次出兵，《晉書·慕容儁載記》中收錄了一則有趣故事。
當初，冉闵為拉攏慕容部，特意遣使宣揚冉闵為天命所歸，慕容儁乃回道：&ldquo聞闵鑄金為己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
&rdquo趙翼《劄記》中也收集了鮮卑族好以鑄金人預測成敗的事例。
大概此風俗與鮮卑相通，或廣泛應用于蠻族間亦未可知。
總之，慕容儁斬冉闵後取其所居邺城，并在直隸中山（順德府）即帝位，政權被稱為前燕，時在東晉穆帝永和八年（352年）。
後遷都邺城，君臨中原。
穆帝永和八年（352年），中國史料記載氐族酋長苻健在長安自立稱帝，是為前秦。
因此後趙滅亡後，北中國兩分為燕秦，加上在甘肅涼州（即當時的姑臧）獨立的漢族張氏前涼國，則北中國呈三國鼎立之勢。
總之，氐族此時在中國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且看該族以及與之關系密切的羌族的概況。
氐羌族恐怕是最早出現在中國曆史中的部族之一。
然而，《漢書》為蠻夷立傳之時，并未為氐羌單開一卷。
居于今日青海西北柴達木盆地的婼羌國則在《西域傳》中。
它雖可能為羌族一種，但之所以被記述，恐怕是因為其地處中亞與漢的交通道路上。
又，《西南夷傳》，也僅提及武都（郡治在于今甘肅嶓冢山下）的氐族。
其實，漢族與氐羌族的關系不淺。
例如，漢之所以在大通河流域以及甘肅西北邊設立郡縣，完全是為了令匈奴手下的羌族歸伏于漢的威勢之下。
另外，對漢而言，經營文化上與經濟上至關重要的四川，完全無法避開與氐族之間的關系。
因此，《漢書》中無氐羌之傳，應是由于此部屬尚未建成有模有樣的政權。
然而，東漢末期，羌族發生大叛亂。
《後漢書》立《西羌傳》，詳細記載羌族之事，并且也有提及氐族。
王沈《魏書》中有氐羌之記載，《三國志》中無氐羌之傳。
一般來說，氐羌雖自古以來常常以連稱出現，但細細說來，其實二者根據地有所差異。
大體上，氐族主要散居在甘肅南部，即長江支流漢水及汶水上遊至四川北境山地。
羌族則散布在青海至黃河上遊及其支流大通河、洮水流域。
根據《後漢書》，包含氐族在内的所謂西羌種族為居住于山地的住民，各部族相互獨立，易為武力強大者所兼并。
畢竟西羌作為卑弱種族，常常被漢族及北狄種族所使役。
然而，氐羌族因為卑弱，卻反而在廣闊的中國内地擴張。
江統《徙戎論》将原因完全歸結為中國武将所采取的政策。
即東漢之初，馬援将羌族遷至陝西内地；三國之時，魏将氐族遷至秦川（甘肅秦州）；及至晉時，陝西、甘肅兩地已遍布氐羌族。
故在晉全盛期，有識之士就已對氐羌族後患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