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老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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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何晏的老莊之學
王弼、何晏是使老子、莊子的學問開始興盛的人。
何晏所著《道德論》今已失傳，其《無名論》流傳下來的僅有一部分，并不完整。
這些人，特别是何晏，同前面說過的夏侯玄、鄧飏等人一樣，喜好世俗的名譽，但他表面上是研習老莊的學問，有着淡泊名利的作風。
在曹魏中期的宮廷政變，即曹爽被打倒、司馬懿掌握權力的動亂中，何晏被殺。
何晏著有《論語集解》等書，并不是完全隻研究老莊，但即使在《論語》中，也隻是喜歡與道家相近的内容，将描述堯舜的&ldquo蕩蕩無能名&rdquo之類與老莊聯系起來，主張這樣來看《論語》。
王弼比何晏年輕，而且二十四歲就死了。
他為《易》和《老子》做的注，與何晏對《論語》的注解一道，到今天還很有名。
王弼的注釋，大體上是用老子的思想解釋《易》，與過去對《易》的研究完全不同。
這些人的議論，作為超脫糟糕的俗世的思想，當時受到世人的欽佩。
從這時起到後來，正始年間的清談長期被人敬慕，經常被模仿。
竹林七賢的行為 然而，這些人盡管談吐高尚，卻不照此實行。
不過，到了曹魏末期，湧現出許多将正始年間的思想如實地付諸實踐的人。
竹林七賢這群人就是如此，他們中最有名的是阮籍和嵇康，二人為七賢的中心人物。
竹林七賢與東漢末期的僞善之徒不同，他們所做之事幾乎可以用&ldquo僞惡&rdquo來稱呼。
嵇康、阮籍的文章，有不少流傳至今。
比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嵇康的《與山濤絕交書》《養生論》等。
這些文章的思想都與當日的孔子之教背離，是對它的反動，而且要在實際生活中加以實施。
阮籍等人把自己的本性僞裝起來，裝作惡人。
他目無世事，故作曠達，故意去做别人認為是罪惡的事情，例如在母喪時飲酒，實際上他心情并不好，結果悲痛得吐血。
嵇康的《絕交書》，也說想要完全擺脫世間的約束，過任性而為的生活。
但是，這樣行事的兩個人，性格是不同的，阮籍保全了自身，然而嵇康被當權者忌恨，因此被殺。
阮籍雖然行為曠達，但他很懂不被當權的司馬師、司馬昭憎恨的辦法。
阮籍被當時遵守禮法的人反對，但總是得到司馬昭的保護。
而嵇康過分強調自己曠達的主張，在文章中說自己&ldquo非湯武而薄周孔&rdquo，沒想到這引起了司馬昭的不快。
當時司馬昭想要奪取魏的政權，自己來做天子，也就是做湯武做過的事情，因此厭惡嵇康，終于把他殺了。
竹林七賢的其他人，多是阮籍之流，雖然主張、實行曠達之事，但實際上懂得不觸犯當權者的處世方法。
這些人都是名門望族，擁有資産。
阮籍據說比較貧困，但他原本是有資産的，是個遊手好閑、坐吃山空的人。
這些人做的事就是這樣，把反對當時遵守禮法的人當成一種癖好。
即使是沒有進入七賢，被當世所用的人，也被當權者巧妙地使用，沒有反抗社會的意圖。
被嵇康絕交的山濤，反對阮、嵇無端破壞禮法，認為名教之中如果也有可以自得其樂的境地，就沒有必要反抗。
因此，他沒有加入當時清談者的行列。
這些人的名教納入了孝行，但是幾乎不考慮君臣的大義。
嵇康雖然是被司馬昭所殺，但山濤勸嵇康的兒子嵇紹出仕于司馬昭的兒子晉武帝。
這件事經常被議論。
嵇紹入仕後十分忠心，在晉朝動亂滅亡之際為天子殉死。
東漢名節的破壞 這些從事清淡、貶低道德的人，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阮籍那樣暗自圓滑處世的，另一種是嵇康那樣直接反對社會的。
此外，那些為社會所用的人當中，也有類似山濤那樣暗自圓滑處世之人。
總體而言，他們在形式上都有反對一切尊崇東漢儒教禮法的行為的傾向。
不管是在這些反對的人中，還是在山濤這樣不反對的人中，東漢的名節在這個時代都被打破了。
導緻這情況的，是漢到魏、魏到晉四五十年間社會的劇烈變化。
讀書人倘若忠實地按照書上說的去做事，就會招來禍患，因此他們雖然讀了某些書，但自己做事時盡量偏離名教。
結果造成了這種風氣。
到了晉初，這種風氣變得盛行。
幹寶在《晉紀總論》（《文選》卷四十九）中大量列舉了當時弊壞的社會風氣：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
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這是當時的一般風俗。
幹寶身為晉代人，寫晉代事，因此寫的恐怕是事實。
另外，幹寶在文章中說有人把論政治、正禮法的人稱為&ldquo俗吏&rdquo，把談說政治、道德的人稱為&ldquo俗吏&rdquo&ldquo俗生&rdquo，把老老實實、循規蹈矩視為俗，崇尚俗的反面。
這些人崇尚的是曠達，與東漢那些崇尚禮教、名節之人在立場是相對立的。
即便不是如此，恐怕當時也基本上沒有誰鼓勵名節了。
關于這一點，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也有議論。
他舉出了傅嘏、王昶、王祥、鄭小同等人的事例。
傅嘏反對劉邵重視法律的主張，認為政治不能隻靠法律，應該任其自然發展。
王昶著有《治論》《治略》，從他的議論看，他崇道笃學，欲絕浮華，與何晏、王弼等人全然
何晏所著《道德論》今已失傳，其《無名論》流傳下來的僅有一部分，并不完整。
這些人，特别是何晏，同前面說過的夏侯玄、鄧飏等人一樣，喜好世俗的名譽，但他表面上是研習老莊的學問，有着淡泊名利的作風。
在曹魏中期的宮廷政變，即曹爽被打倒、司馬懿掌握權力的動亂中，何晏被殺。
何晏著有《論語集解》等書，并不是完全隻研究老莊，但即使在《論語》中，也隻是喜歡與道家相近的内容，将描述堯舜的&ldquo蕩蕩無能名&rdquo之類與老莊聯系起來，主張這樣來看《論語》。
王弼比何晏年輕，而且二十四歲就死了。
他為《易》和《老子》做的注，與何晏對《論語》的注解一道，到今天還很有名。
王弼的注釋，大體上是用老子的思想解釋《易》，與過去對《易》的研究完全不同。
這些人的議論，作為超脫糟糕的俗世的思想，當時受到世人的欽佩。
從這時起到後來，正始年間的清談長期被人敬慕，經常被模仿。
竹林七賢的行為 然而，這些人盡管談吐高尚，卻不照此實行。
不過，到了曹魏末期，湧現出許多将正始年間的思想如實地付諸實踐的人。
竹林七賢這群人就是如此，他們中最有名的是阮籍和嵇康，二人為七賢的中心人物。
竹林七賢與東漢末期的僞善之徒不同，他們所做之事幾乎可以用&ldquo僞惡&rdquo來稱呼。
嵇康、阮籍的文章，有不少流傳至今。
比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嵇康的《與山濤絕交書》《養生論》等。
這些文章的思想都與當日的孔子之教背離，是對它的反動，而且要在實際生活中加以實施。
阮籍等人把自己的本性僞裝起來，裝作惡人。
他目無世事，故作曠達，故意去做别人認為是罪惡的事情，例如在母喪時飲酒，實際上他心情并不好，結果悲痛得吐血。
嵇康的《絕交書》，也說想要完全擺脫世間的約束，過任性而為的生活。
但是，這樣行事的兩個人，性格是不同的，阮籍保全了自身，然而嵇康被當權者忌恨，因此被殺。
阮籍雖然行為曠達，但他很懂不被當權的司馬師、司馬昭憎恨的辦法。
阮籍被當時遵守禮法的人反對，但總是得到司馬昭的保護。
而嵇康過分強調自己曠達的主張，在文章中說自己&ldquo非湯武而薄周孔&rdquo，沒想到這引起了司馬昭的不快。
當時司馬昭想要奪取魏的政權，自己來做天子，也就是做湯武做過的事情，因此厭惡嵇康，終于把他殺了。
竹林七賢的其他人，多是阮籍之流，雖然主張、實行曠達之事，但實際上懂得不觸犯當權者的處世方法。
這些人都是名門望族，擁有資産。
阮籍據說比較貧困，但他原本是有資産的，是個遊手好閑、坐吃山空的人。
這些人做的事就是這樣，把反對當時遵守禮法的人當成一種癖好。
即使是沒有進入七賢，被當世所用的人，也被當權者巧妙地使用，沒有反抗社會的意圖。
被嵇康絕交的山濤，反對阮、嵇無端破壞禮法，認為名教之中如果也有可以自得其樂的境地，就沒有必要反抗。
因此，他沒有加入當時清談者的行列。
這些人的名教納入了孝行，但是幾乎不考慮君臣的大義。
嵇康雖然是被司馬昭所殺，但山濤勸嵇康的兒子嵇紹出仕于司馬昭的兒子晉武帝。
這件事經常被議論。
嵇紹入仕後十分忠心，在晉朝動亂滅亡之際為天子殉死。
東漢名節的破壞 這些從事清淡、貶低道德的人，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阮籍那樣暗自圓滑處世的，另一種是嵇康那樣直接反對社會的。
此外，那些為社會所用的人當中，也有類似山濤那樣暗自圓滑處世之人。
總體而言，他們在形式上都有反對一切尊崇東漢儒教禮法的行為的傾向。
不管是在這些反對的人中，還是在山濤這樣不反對的人中，東漢的名節在這個時代都被打破了。
導緻這情況的，是漢到魏、魏到晉四五十年間社會的劇烈變化。
讀書人倘若忠實地按照書上說的去做事，就會招來禍患，因此他們雖然讀了某些書，但自己做事時盡量偏離名教。
結果造成了這種風氣。
到了晉初，這種風氣變得盛行。
幹寶在《晉紀總論》（《文選》卷四十九）中大量列舉了當時弊壞的社會風氣：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
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這是當時的一般風俗。
幹寶身為晉代人，寫晉代事，因此寫的恐怕是事實。
另外，幹寶在文章中說有人把論政治、正禮法的人稱為&ldquo俗吏&rdquo，把談說政治、道德的人稱為&ldquo俗吏&rdquo&ldquo俗生&rdquo，把老老實實、循規蹈矩視為俗，崇尚俗的反面。
這些人崇尚的是曠達，與東漢那些崇尚禮教、名節之人在立場是相對立的。
即便不是如此，恐怕當時也基本上沒有誰鼓勵名節了。
關于這一點，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也有議論。
他舉出了傅嘏、王昶、王祥、鄭小同等人的事例。
傅嘏反對劉邵重視法律的主張，認為政治不能隻靠法律，應該任其自然發展。
王昶著有《治論》《治略》，從他的議論看，他崇道笃學，欲絕浮華，與何晏、王弼等人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