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學問的後果與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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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名門中挑選皇後，結果外戚的勢力崛起。
為了摧毀這種勢力又起用宦官，引起宦官之禍。
另一方面，由于學問在民間普及，産生了名節之士，他們又要起來打倒宦官。
學問的毒害 學問興盛，學者們開始自立門戶，結果出現黨派。
學者自立門戶，西漢就有了，不過那是經師的流派，屬于家法之争。
在東漢，為了融會這些流派産生了《白虎通》等著作，于是通學興盛，家法之争變少了。
但是因為東漢的士人重視名節，所以産生了弟子們為老師的名譽而争的情況。
桓帝還是諸侯時向老師周福問學，等到他即位，周福也就做了官。
當時和周福同郡的房植很有名。
因為周福是被提拔的，所以當地人褒揚房植而譏諷周福，他們的門生學徒也互相争吵。
這件事成為當時名士黨派之争的發端。
那時，在太學的學生有三萬人，他們各自标榜自己的老師，砥砺名節。
其中名士李膺的名氣很大。
當時河内有一個叫張成的人擅長占蔔，他的兒子殺了人。
他是預先知道将要發布大赦令，才讓兒子殺人的。
當時李膺是河南尹，将張成的兒子抓獲，不顧大赦令而将他殺了。
然而張成和宦官有關系，得到他們的後援，說李膺等人結成朋黨，譏諷朝廷，擾亂風俗。
當時宦官與天子關系很好，所以驅逐李膺的黨人。
這些人雖然一度得到赦免，但被禁锢終身。
然而這并沒有懲戒黨人，反而成了對他們的獎勵。
黨人中甚至有人以未遭此禍而感到羞恥。
據說後來蒙受迫害的黨人張儉，被别人藏匿在家裡，藏匿他的人不顧自己家将遭受滅頂之災。
這些不如說是學問的後果異乎尋常，成了毒害。
也就是如前所述，按程頤的看法，人們知道崇尚名節，卻不知道以禮來節制名節，勉強去做無理之事，變成了苦節。
即使是當時的名士，也有人覺得這是過激的行為。
黨人岑晊被追捕，逃到賈彪那裡，賈彪關上大門不予幫助。
面對非難，賈彪說，為了樹立自己的名節而麻煩别人，這是不對的。
要而言之，這是學問的毒害，特别是倫理學的毒害。
學問的毒害，在西漢的大學者中就能看到，例如博學的劉歆教給王莽篡奪的方法，但這是因為學問僅僅集中到中央的一部分人，隻有特定的人群是博學的。
與之相反，東漢末年學問的毒害，是學問普及的結果。
對學問毒害的反動 這種毒害的結果，必然是對它的反動。
程頤說，極盡苦節的後果，是士人不思節義，崇尚放任自由。
從東漢末年就有這種傾向了。
《困學紀聞》卷十三中載有西晉傅玄的上疏，提到&ldquo魏武（曹操）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rdquo，據此認為士人放任自由之風始于魏文帝時期。
然而自曹操時期開始，就有這種風氣的傾向了，《日知錄》卷十三&ldquo兩漢風俗&rdquo指出了這一點。
東漢末年曹操掌握實權後曾三次發布&ldquo求賢令&rdquo。
建安十五年發布的诏令說，不論是像太公望那樣才德很大卻歸隐的人，還是因品行惡劣而即使有才也不得任用的人，隻要他自己有才，即使是隐遁或品行不好，曹操都想任用，請大家舉薦這樣的人。
建安十九年十二月，曹操再次發布同樣的诏令，他在诏令中以盜兄嫂的陳平和戰國時期的蘇秦這樣品行不好的人為例，認為品行好的人未必是上進之人。
一個有缺點的人，隻要他也有優點，用人之時就可以考慮他。
建安二十二年八月，曹操第三次發布相同宗旨的诏令。
就這樣，曹操選擇了與東漢相反的用人政策，并不考慮個人品行的優劣。
曹操選用了仲長統，仲氏的《述志詩》中有關于與當時崇尚禮節的風氣相背離的内容，詩中說：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叛散五經，滅棄風雅。
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抗志山西，遊心海左。
元氣為舟，微風為柂。
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這些話與魏晉後的清談之徒的言論類似。
張燧在《千百年眼》中說到，清談開始于東漢末年。
曹操排除道德方面的約束，學者中也有仲長統這樣的人。
漢武帝元豐五年發布過求&ldquo茂材&rdquo&ldquo異等&rdquo的诏書，诏書中言，若要成就非常之功，須待非常之人。
有的馬雖踢人，卻能行千裡，有的士雖有&ldquo負俗之累&rdquo，卻能成就功名，這全在于如何駕馭。
這封诏書的宗旨與魏武的求賢令無異。
漢代秩序建立，兩漢三百年間恪守禮節，但魏武的手段成為打破漢代秩序的命令。
世界上的治亂，一旦命數來臨，無論掌權者如何能力卓越，一樣回天乏術。
為了摧毀這種勢力又起用宦官，引起宦官之禍。
另一方面，由于學問在民間普及，産生了名節之士，他們又要起來打倒宦官。
學問的毒害 學問興盛，學者們開始自立門戶，結果出現黨派。
學者自立門戶，西漢就有了，不過那是經師的流派，屬于家法之争。
在東漢，為了融會這些流派産生了《白虎通》等著作，于是通學興盛，家法之争變少了。
但是因為東漢的士人重視名節，所以産生了弟子們為老師的名譽而争的情況。
桓帝還是諸侯時向老師周福問學，等到他即位，周福也就做了官。
當時和周福同郡的房植很有名。
因為周福是被提拔的，所以當地人褒揚房植而譏諷周福，他們的門生學徒也互相争吵。
這件事成為當時名士黨派之争的發端。
那時，在太學的學生有三萬人，他們各自标榜自己的老師，砥砺名節。
其中名士李膺的名氣很大。
當時河内有一個叫張成的人擅長占蔔，他的兒子殺了人。
他是預先知道将要發布大赦令，才讓兒子殺人的。
當時李膺是河南尹，将張成的兒子抓獲，不顧大赦令而将他殺了。
然而張成和宦官有關系，得到他們的後援，說李膺等人結成朋黨，譏諷朝廷，擾亂風俗。
當時宦官與天子關系很好，所以驅逐李膺的黨人。
這些人雖然一度得到赦免，但被禁锢終身。
然而這并沒有懲戒黨人，反而成了對他們的獎勵。
黨人中甚至有人以未遭此禍而感到羞恥。
據說後來蒙受迫害的黨人張儉，被别人藏匿在家裡，藏匿他的人不顧自己家将遭受滅頂之災。
這些不如說是學問的後果異乎尋常，成了毒害。
也就是如前所述，按程頤的看法，人們知道崇尚名節，卻不知道以禮來節制名節，勉強去做無理之事，變成了苦節。
即使是當時的名士，也有人覺得這是過激的行為。
黨人岑晊被追捕，逃到賈彪那裡，賈彪關上大門不予幫助。
面對非難，賈彪說，為了樹立自己的名節而麻煩别人，這是不對的。
要而言之，這是學問的毒害，特别是倫理學的毒害。
學問的毒害，在西漢的大學者中就能看到，例如博學的劉歆教給王莽篡奪的方法，但這是因為學問僅僅集中到中央的一部分人，隻有特定的人群是博學的。
與之相反，東漢末年學問的毒害，是學問普及的結果。
對學問毒害的反動 這種毒害的結果，必然是對它的反動。
程頤說，極盡苦節的後果，是士人不思節義，崇尚放任自由。
從東漢末年就有這種傾向了。
《困學紀聞》卷十三中載有西晉傅玄的上疏，提到&ldquo魏武（曹操）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rdquo，據此認為士人放任自由之風始于魏文帝時期。
然而自曹操時期開始，就有這種風氣的傾向了，《日知錄》卷十三&ldquo兩漢風俗&rdquo指出了這一點。
東漢末年曹操掌握實權後曾三次發布&ldquo求賢令&rdquo。
建安十五年發布的诏令說，不論是像太公望那樣才德很大卻歸隐的人，還是因品行惡劣而即使有才也不得任用的人，隻要他自己有才，即使是隐遁或品行不好，曹操都想任用，請大家舉薦這樣的人。
建安十九年十二月，曹操再次發布同樣的诏令，他在诏令中以盜兄嫂的陳平和戰國時期的蘇秦這樣品行不好的人為例，認為品行好的人未必是上進之人。
一個有缺點的人，隻要他也有優點，用人之時就可以考慮他。
建安二十二年八月，曹操第三次發布相同宗旨的诏令。
就這樣，曹操選擇了與東漢相反的用人政策，并不考慮個人品行的優劣。
曹操選用了仲長統，仲氏的《述志詩》中有關于與當時崇尚禮節的風氣相背離的内容，詩中說：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叛散五經，滅棄風雅。
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抗志山西，遊心海左。
元氣為舟，微風為柂。
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這些話與魏晉後的清談之徒的言論類似。
張燧在《千百年眼》中說到，清談開始于東漢末年。
曹操排除道德方面的約束，學者中也有仲長統這樣的人。
漢武帝元豐五年發布過求&ldquo茂材&rdquo&ldquo異等&rdquo的诏書，诏書中言，若要成就非常之功，須待非常之人。
有的馬雖踢人，卻能行千裡，有的士雖有&ldquo負俗之累&rdquo，卻能成就功名，這全在于如何駕馭。
這封诏書的宗旨與魏武的求賢令無異。
漢代秩序建立，兩漢三百年間恪守禮節，但魏武的手段成為打破漢代秩序的命令。
世界上的治亂，一旦命數來臨，無論掌權者如何能力卓越，一樣回天乏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