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學問的後果與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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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顧二人關于學問興盛後果的議論
一直以來，有各種關于兩漢學問興盛所産生的後果的議論。
除上述《後漢書·儒林傳》外，《後漢書》的《逸民傳·序》和《左雄傳·論》中也有論述。
此外，宋代的程頤（伊川）所著《程子遺書》卷十八及近代的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ldquo兩漢風俗&rdquo也有讨論。
總的來說，後兩者充分讨論學問興盛的一系列後果。
程頤的主要觀點是：秦始皇時代焚書坑儒，因暴虐亡國。
漢興後鑒其弊端，崇經術之士，因而學者以經學為宗，識義理者甚多。
即使在王莽篡漢之時，守節之人也頗多。
東漢光武終于中興漢室，自然不能不崇尚名節，因此東漢名節之士頗多。
然東漢之士，雖然知道名節，但不知要節其名節，當以禮為之，因此成了苦節。
苦節趨于極端。
因此，魏晉之士多曠蕩，尚虛無，無禮法。
而無禮法則無異于夷狄，遂有五胡亂華。
顧炎武的論述中也有同樣說法，顧氏認為：漢代自漢武帝表彰六經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
這便是為什麼王莽攝政之時天下人都歌頌其功德，認為他有做天子的符瑞。
漢光武帝有鑒于此，尊名節，勵名實，選用的都是明經修行的人，因此風俗為之一變。
東漢末年朝政紊亂，國事日非，黨锢之人、獨行之輩也能遵從仁義，舍命不變節操。
顧氏還引用《後漢書》的《儒林傳》《左雄傳》的相關論點，認為東漢的風俗之美三代以來無出其右者。
關于東漢，顧、程二人觀點大體相近，但是，兩人對西漢末年王莽的評述卻不同。
即顧氏認為王莽執政時期，因不明大義而附莽者多。
但程氏的觀點相反，認為守節者甚多。
舊來學說多與程氏觀點相似，如《後漢書·逸民傳·序》也說：王莽篡位時有許多人&ldquo棄冠去朝&rdquo。
不過，顧炎武所論也是事實。
盡管當時講釋之學盛行，&ldquo以禮正身&rdquo卻尚未真正深入人心，于是王莽利用當時的學問奪取了天下。
然而到了東漢，禮學的真義才在社會真正普及，即使中央有人利用學問行不軌之事，世人也不會受其蒙騙。
崇尚名節 東漢崇尚名節，這一點在《廿二史劄記》卷五中分為數種加以論述。
根據《劄記》，兩漢的士風延續了戰國以來的傳統。
戰國的士尚義氣，尊重做事有始有終、行他人所不敢行的人。
《史記》的《刺客列傳》中記載的那些事迹被推崇。
這種風氣盛行到漢初，變成遊俠之風&mdash&mdash為了他人能夠忍耐任何困苦的風氣。
這種風氣到東漢更加盛行，當時舉薦、召起官吏時，任用名望高的人，因此一般士人汲汲于得名，喜歡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雖然《劄記》将東漢崇尚名節之風，溯源于戰國以來的刺客、遊俠，但不能将之看作全部。
還是像程、顧二人說的那樣，尊重學問的結果，使刺客、遊俠之風向好的方向改變。
遊俠之風直至漢初還很盛行，但到西漢末年就不振了。
這是因為政治秩序已經确立，破壞秩序的人被壓制。
武帝的時候，俠客的頭目郭解，就作為有害秩序的人被殺，後來刺客、遊俠就不再流行了。
荀悅的《申鑒》中有關于複仇的議論，複仇似乎也不像戰國時代那樣沒有限制了。
但是在中國，經學特别是公羊學将複仇作為美事，褒揚齊襄公因為九世以前的舊仇滅掉紀國，而且認為百世之仇也該報。
然而在漢代這樣天下統一、秩序漸漸嚴密的時代，這種事情是有害的，因此被加以限制&mdash&mdash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從道德上。
《劄記》說戰國漢初的風氣一直遺傳到東漢，是言過其實了。
歸根到底，風靡當時社會的，還是合乎當時的秩序、從學問禮儀中産生的一種風氣。
總之，《劄記》中分類列舉了崇尚名節的事例，其中有一條是&ldquo盡力于所事，以著其忠義&rdquo。
本來秦漢天下一統之後，天子之外别無君主，與封建時代不同。
然而漢代仍有幾分封建之遺風，郡吏對長官太守的态度如同對君主一樣，這在宋代以後的中國是沒有的。
在漢代，上至三公，自己選擇屬下的官吏，即使是地方官，也可以自由任用官制中規定的下級官吏，即自己任命掾史等。
在這種風氣下，被任用的人受到的待遇如同家臣一樣。
這樣的官吏往往為了長官可以舍棄性命，事情再難也要全力而為，并把這種行為視作忠義、名節。
他們為長官服三年之喪。
不僅如此，當時的事務官中還有對最初向朝廷舉薦自己的人盡情分的風氣
除上述《後漢書·儒林傳》外，《後漢書》的《逸民傳·序》和《左雄傳·論》中也有論述。
此外，宋代的程頤（伊川）所著《程子遺書》卷十八及近代的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ldquo兩漢風俗&rdquo也有讨論。
總的來說，後兩者充分讨論學問興盛的一系列後果。
程頤的主要觀點是：秦始皇時代焚書坑儒，因暴虐亡國。
漢興後鑒其弊端，崇經術之士，因而學者以經學為宗，識義理者甚多。
即使在王莽篡漢之時，守節之人也頗多。
東漢光武終于中興漢室，自然不能不崇尚名節，因此東漢名節之士頗多。
然東漢之士，雖然知道名節，但不知要節其名節，當以禮為之，因此成了苦節。
苦節趨于極端。
因此，魏晉之士多曠蕩，尚虛無，無禮法。
而無禮法則無異于夷狄，遂有五胡亂華。
顧炎武的論述中也有同樣說法，顧氏認為：漢代自漢武帝表彰六經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
這便是為什麼王莽攝政之時天下人都歌頌其功德，認為他有做天子的符瑞。
漢光武帝有鑒于此，尊名節，勵名實，選用的都是明經修行的人，因此風俗為之一變。
東漢末年朝政紊亂，國事日非，黨锢之人、獨行之輩也能遵從仁義，舍命不變節操。
顧氏還引用《後漢書》的《儒林傳》《左雄傳》的相關論點，認為東漢的風俗之美三代以來無出其右者。
關于東漢，顧、程二人觀點大體相近，但是，兩人對西漢末年王莽的評述卻不同。
即顧氏認為王莽執政時期，因不明大義而附莽者多。
但程氏的觀點相反，認為守節者甚多。
舊來學說多與程氏觀點相似，如《後漢書·逸民傳·序》也說：王莽篡位時有許多人&ldquo棄冠去朝&rdquo。
不過，顧炎武所論也是事實。
盡管當時講釋之學盛行，&ldquo以禮正身&rdquo卻尚未真正深入人心，于是王莽利用當時的學問奪取了天下。
然而到了東漢，禮學的真義才在社會真正普及，即使中央有人利用學問行不軌之事，世人也不會受其蒙騙。
崇尚名節 東漢崇尚名節，這一點在《廿二史劄記》卷五中分為數種加以論述。
根據《劄記》，兩漢的士風延續了戰國以來的傳統。
戰國的士尚義氣，尊重做事有始有終、行他人所不敢行的人。
《史記》的《刺客列傳》中記載的那些事迹被推崇。
這種風氣盛行到漢初，變成遊俠之風&mdash&mdash為了他人能夠忍耐任何困苦的風氣。
這種風氣到東漢更加盛行，當時舉薦、召起官吏時，任用名望高的人，因此一般士人汲汲于得名，喜歡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雖然《劄記》将東漢崇尚名節之風，溯源于戰國以來的刺客、遊俠，但不能将之看作全部。
還是像程、顧二人說的那樣，尊重學問的結果，使刺客、遊俠之風向好的方向改變。
遊俠之風直至漢初還很盛行，但到西漢末年就不振了。
這是因為政治秩序已經确立，破壞秩序的人被壓制。
武帝的時候，俠客的頭目郭解，就作為有害秩序的人被殺，後來刺客、遊俠就不再流行了。
荀悅的《申鑒》中有關于複仇的議論，複仇似乎也不像戰國時代那樣沒有限制了。
但是在中國，經學特别是公羊學将複仇作為美事，褒揚齊襄公因為九世以前的舊仇滅掉紀國，而且認為百世之仇也該報。
然而在漢代這樣天下統一、秩序漸漸嚴密的時代，這種事情是有害的，因此被加以限制&mdash&mdash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從道德上。
《劄記》說戰國漢初的風氣一直遺傳到東漢，是言過其實了。
歸根到底，風靡當時社會的，還是合乎當時的秩序、從學問禮儀中産生的一種風氣。
總之，《劄記》中分類列舉了崇尚名節的事例，其中有一條是&ldquo盡力于所事，以著其忠義&rdquo。
本來秦漢天下一統之後，天子之外别無君主，與封建時代不同。
然而漢代仍有幾分封建之遺風，郡吏對長官太守的态度如同對君主一樣，這在宋代以後的中國是沒有的。
在漢代，上至三公，自己選擇屬下的官吏，即使是地方官，也可以自由任用官制中規定的下級官吏，即自己任命掾史等。
在這種風氣下，被任用的人受到的待遇如同家臣一樣。
這樣的官吏往往為了長官可以舍棄性命，事情再難也要全力而為，并把這種行為視作忠義、名節。
他們為長官服三年之喪。
不僅如此，當時的事務官中還有對最初向朝廷舉薦自己的人盡情分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