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東漢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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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準确的。
光武帝末年至明帝初年，漢與四方諸國一度斷絕的交通往來才重新恢複。
光武帝末年，日本島的倭奴曾與漢往來。
博多志賀島出土的倭奴國王印就是那時的東西。
王莽之時一度斷絕的對外關系得到恢複，而佛教傳入也應該是在這一時期。
當時，明帝的兄弟楚王英很快便信奉佛教。
此後慢慢傳播開來，但人們隻是将佛教當作夷狄之咒術，不知佛教的真義。
東漢張衡《二京賦》中已出現了&ldquo桑門&rdquo一詞，恐怕是指東漢中期在京城活動的僧人，他們依據傳自外國的法術，過着一種異樣的生活。
若說此時已開始翻譯佛經，此言不确。
有人說此時已翻譯了《四十二章經》，但現在存世的《四十二章經》并沒有當時翻譯的。
翻譯佛經是東漢末以後出現的，這是由社會形勢決定的。
印度之所以盛行佛教，是因為當時有很多諸侯貴族對它進行保護。
耶稣教新教也是受到諸侯大力支持才興起的，即便有平民基礎，也需要借助貴族的力量才能流行。
這一現象是對傳統的統一教權的反動，是由新興階級推動的。
東漢中葉時，中國仍未進入貴族時代，此時民間經學普及，而佛教這樣面向貴族的宗教，不迎合時代，所以并未迅速傳播。
但從漢末到魏晉六朝時代，随着地方名族興起，佛教逐漸興盛。
五胡十六國這樣分裂為許多小國的時代，也使佛教的傳播變得容易。
當時對外關系的情況大緻如此。
東漢對外國不像西漢那樣注重政治上的統禦力，而是用文化自然地影響周邊。
文化的傳播刺激了各種族的自覺，使各種族開始思考自己的起源。
在普及漢字、傳播文化上，東漢的成就遠勝西漢。
東漢時代馬援征伐安南後，中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安南地區，漢末時，安南甚至有能用漢文著述的學者。
西漢在政治上的權力普及周邊，而東漢是文化普及四方的時代。
文化的普及刺激了各種族的自覺。
這是中國自上古以來的文化從中央向四方的擴展告一段落的時代。
附記 此處出版的《中國上古史》，是先父在京都大學講授的&ldquo東洋史概說&rdquo課程的一部分。
先父曾在大學多次講述中國上古史，現在付梓的是大正十年（1921年）以後、大緻是最後一次的授課内容。
《中國上古史》與預定另外刊行的《中國史學史》，先父生前都有出版的意願，雖然有所準備，但最終沒有結果。
先父在講課的時候，隻準備了記有講義大綱的卡片，沒有預先寫作原稿，因此後來準備著作成書時，開始征集幾位聽講者的筆記，略加補充訂正。
大正十二年，我在做完膽囊手術後到有馬溫泉調養避暑，在兩三個月裡每天對本書做一點補訂的工作。
但這件先父生前具體要做的事情，結局也就是這樣了。
亨利·馬伯樂教授[1]的《中國古代史》出版時，打算參考本書等著作，命我加以翻譯。
當譯完一部分後，我從中得到了啟示，雖然也說過要補寫一些東西，但也都不了了之。
昭和九年（1934年）在病床邊侍奉先父的最後時刻，我問他《中國上古史》與《中國史學史》的出版意向，他說：&ldquo出版時當然需要本人改訂，但如果實在不行，按照原稿也可以。
&rdquo事實上，根據當時的病情，由先父改訂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最後隻有在上述聽講者的筆記上用朱筆所作的修改，以及授課時的講義大綱等。
那些筆記後面隻有極少的字迹。
此書不得不作為先父的遺著出版，即便如此，筆記的文體因聽講者而各有不同，且文字沒有全部訂正的地方仍有很多，另外還有因文章過于簡略導緻讀者難以理解的地方。
對這些地方加以程度不同的補充修訂是必要的。
關于這件事，我求助了與先父同時在京都大學，聽過中國上古史課程，且是我的恩師的小島祐馬博士。
小島博士慨然接受了這份麻煩的工作，這樣本書有了最專業的校訂者，後來我又向百忙之中的他提出了種種不情之請。
經過小島博士去年的校訂工作，本書終于迎來了出版。
文字的統一、段落的分割、内容的校正這類枝節的工作本來應該由我負責，但由于弘文堂督促甚急，未能假以時日，因此很不完善，這是本書的遺憾。
必須注意的是，先父的講義原來不分章節，導緻閱讀困難，檢索不便。
後來雖然參照講義的大綱試着增加章節标題，但也有不恰當的地方。
此外，先父的修改往往記在本文以外的一欄，在後文又為應該補充說明的事項添加備忘錄。
但本書為了方便起見，已經将之放在正文中，或是采用注解的形式。
尤其是注解部分，對聽講者以注解的形式做的筆記并不一定保持原樣，不一一加以區别。
先父臨終時，在枕邊的包袱裡存放着用鋼筆疾書的三首詩。
其中一首寫道：&ldquo聲名百代夢中虛，富貴浮雲久忽諸。
隻有寸心灰不盡，筐中一卷未成書。
&rdquo如今此書問世，回憶起這些事情來感慨萬千。
同時，此書的出版受到小島博士的極大幫助，在此必須深深表示感謝。
昭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内藤乾吉識。
*** [1]馬伯樂（HenriMaspéro，1883&mdash1945），法國著名漢學家。
&mdash&mdash編者
光武帝末年至明帝初年，漢與四方諸國一度斷絕的交通往來才重新恢複。
光武帝末年，日本島的倭奴曾與漢往來。
博多志賀島出土的倭奴國王印就是那時的東西。
王莽之時一度斷絕的對外關系得到恢複，而佛教傳入也應該是在這一時期。
當時，明帝的兄弟楚王英很快便信奉佛教。
此後慢慢傳播開來，但人們隻是将佛教當作夷狄之咒術，不知佛教的真義。
東漢張衡《二京賦》中已出現了&ldquo桑門&rdquo一詞，恐怕是指東漢中期在京城活動的僧人，他們依據傳自外國的法術，過着一種異樣的生活。
若說此時已開始翻譯佛經，此言不确。
有人說此時已翻譯了《四十二章經》，但現在存世的《四十二章經》并沒有當時翻譯的。
翻譯佛經是東漢末以後出現的，這是由社會形勢決定的。
印度之所以盛行佛教，是因為當時有很多諸侯貴族對它進行保護。
耶稣教新教也是受到諸侯大力支持才興起的，即便有平民基礎，也需要借助貴族的力量才能流行。
這一現象是對傳統的統一教權的反動，是由新興階級推動的。
東漢中葉時，中國仍未進入貴族時代，此時民間經學普及，而佛教這樣面向貴族的宗教，不迎合時代，所以并未迅速傳播。
但從漢末到魏晉六朝時代，随着地方名族興起，佛教逐漸興盛。
五胡十六國這樣分裂為許多小國的時代，也使佛教的傳播變得容易。
當時對外關系的情況大緻如此。
東漢對外國不像西漢那樣注重政治上的統禦力，而是用文化自然地影響周邊。
文化的傳播刺激了各種族的自覺，使各種族開始思考自己的起源。
在普及漢字、傳播文化上，東漢的成就遠勝西漢。
東漢時代馬援征伐安南後，中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安南地區，漢末時，安南甚至有能用漢文著述的學者。
西漢在政治上的權力普及周邊，而東漢是文化普及四方的時代。
文化的普及刺激了各種族的自覺。
這是中國自上古以來的文化從中央向四方的擴展告一段落的時代。
附記 此處出版的《中國上古史》，是先父在京都大學講授的&ldquo東洋史概說&rdquo課程的一部分。
先父曾在大學多次講述中國上古史，現在付梓的是大正十年（1921年）以後、大緻是最後一次的授課内容。
《中國上古史》與預定另外刊行的《中國史學史》，先父生前都有出版的意願，雖然有所準備，但最終沒有結果。
先父在講課的時候，隻準備了記有講義大綱的卡片，沒有預先寫作原稿，因此後來準備著作成書時，開始征集幾位聽講者的筆記，略加補充訂正。
大正十二年，我在做完膽囊手術後到有馬溫泉調養避暑，在兩三個月裡每天對本書做一點補訂的工作。
但這件先父生前具體要做的事情，結局也就是這樣了。
亨利·馬伯樂教授[1]的《中國古代史》出版時，打算參考本書等著作，命我加以翻譯。
當譯完一部分後，我從中得到了啟示，雖然也說過要補寫一些東西，但也都不了了之。
昭和九年（1934年）在病床邊侍奉先父的最後時刻，我問他《中國上古史》與《中國史學史》的出版意向，他說：&ldquo出版時當然需要本人改訂，但如果實在不行，按照原稿也可以。
&rdquo事實上，根據當時的病情，由先父改訂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最後隻有在上述聽講者的筆記上用朱筆所作的修改，以及授課時的講義大綱等。
那些筆記後面隻有極少的字迹。
此書不得不作為先父的遺著出版，即便如此，筆記的文體因聽講者而各有不同，且文字沒有全部訂正的地方仍有很多，另外還有因文章過于簡略導緻讀者難以理解的地方。
對這些地方加以程度不同的補充修訂是必要的。
關于這件事，我求助了與先父同時在京都大學，聽過中國上古史課程，且是我的恩師的小島祐馬博士。
小島博士慨然接受了這份麻煩的工作，這樣本書有了最專業的校訂者，後來我又向百忙之中的他提出了種種不情之請。
經過小島博士去年的校訂工作，本書終于迎來了出版。
文字的統一、段落的分割、内容的校正這類枝節的工作本來應該由我負責，但由于弘文堂督促甚急，未能假以時日，因此很不完善，這是本書的遺憾。
必須注意的是，先父的講義原來不分章節，導緻閱讀困難，檢索不便。
後來雖然參照講義的大綱試着增加章節标題，但也有不恰當的地方。
此外，先父的修改往往記在本文以外的一欄，在後文又為應該補充說明的事項添加備忘錄。
但本書為了方便起見，已經将之放在正文中，或是采用注解的形式。
尤其是注解部分，對聽講者以注解的形式做的筆記并不一定保持原樣，不一一加以區别。
先父臨終時，在枕邊的包袱裡存放着用鋼筆疾書的三首詩。
其中一首寫道：&ldquo聲名百代夢中虛，富貴浮雲久忽諸。
隻有寸心灰不盡，筐中一卷未成書。
&rdquo如今此書問世，回憶起這些事情來感慨萬千。
同時，此書的出版受到小島博士的極大幫助，在此必須深深表示感謝。
昭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内藤乾吉識。
*** [1]馬伯樂（HenriMaspéro，1883&mdash1945），法國著名漢學家。
&mdash&mdash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