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東漢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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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給予權力。
而皇後自身也不給自己的同族謀求權力。
王夫之認為，馬皇後實際上想給自己的族人謀求權力，但表面上予以壓抑，這樣的說法未免失之嚴苛。
東漢以後，令人困擾的是天子短命的問題。
光武帝享年六十二歲，明帝四十八歲，算是長命的天子。
此後的君主，普遍在二三十歲就過世，即使天下太平也常有此事。
日本的藤原時代便是如此。
這成為權力下移的症結。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明，多半是因為将天子的養育委托給婦人，天子長大後居處周圍也盡是婦女。
因此，第三代的章帝以後，漢的政權重歸外戚手中。
其中勢力較大的是窦氏、梁氏。
外戚跋扈，挾持年幼天子和其母後以弄權。
天子長大後嫌惡外戚專橫，想奪得權力。
為此天子隻能從被外戚包圍的人中，尋找可以相談的助力，這樣的人往往是最親近皇帝的宦官。
最初從窦氏手中奪取政權時，天子合作的對象是宦官中較好的鄭衆，因此沒有遺留後患。
宦官可獲封高爵，并且封侯，就是始于此時。
梁氏時，皇帝年輕，因為正統絕嗣，旁系入嗣承繼大統，以緻擁立者專權。
梁氏極其跋扈，此時與皇帝合謀奪權的也是宦官，即五名中常侍。
後來滅梁氏，五人皆被封侯。
由此一來，中常侍的人數增加，從桓帝到靈帝期間，被稱為十常侍時代。
這是政權全歸宦官的時代。
當然這時的宦官并不像《廿二史劄記》所說的那樣都是壞人。
從鄭衆起，也有一些好人，甚至有對中國文化功績卓越的蔡倫。
蔡倫是今天制紙的鼻祖，&ldquo紙&rdquo本指帛，蔡倫造紙後，才指今天的紙。
宦官中也有人對中國文化做出貢獻，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秦始皇時，趙高編寫字典，就是另一個例子。
一般認為宦官興盛會産生極大的危害，其主要原因是宦官封侯，官位顯要。
封侯的宦官，會因一代而亡而惋惜，若欲立後嗣，就需要讨他人之子為後繼者。
其中更奇怪的是蓄女的行為。
這是宦官令人費解的行為之一。
宦官假有子嗣、聚斂财富的手段也極其惡劣。
此時有臭名昭著的宦官侯覽等，強奪他人宅地三百八十餘處，自建邸宅十六處，活着的時候就開始為自己造墓，高度、寬度均達百尺。
後來的宦官更是如此。
當東漢末年發生動亂、皇帝宮殿被燒時，宦官邸宅常充作皇帝行所，宦官預先建好的墓，被充作遭廢立的天子的墓，可見其僭越的程度。
宦官的兄弟等皆為高官、地方官，在地方橫征暴斂，把強奪人民的财産視為平常事，這些就是東漢末年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
外戚也非常專橫，他們往往是以一人一家為單位，如梁冀等人被抄家時，據說發現他積攢了幾億金，而這還隻是一個家族而已。
宦官人數衆多，其子弟親屬也無惡不作。
而滅掉一家外戚，便使一處的毒害波及全國。
東漢的政治，大體上隻有初期值得稱道，中期開始有腐敗之弊，宦官的跋扈，更加速了腐敗擴散。
當時政治就這樣被外戚、宦官輪番把持。
即使中央也沒有機關能抑制其專橫。
光武中興以後，即使宰相也得不到權力，加上皇帝總攬大權，如遇光武帝、章帝這樣的明君先後在位，自然安然無事，若皇帝幼小而昏愚，政權自然轉移到君側之人手中，外部的力量無法抑制。
名節與&ldquo黨锢&rdquo 漢時官吏出身大體上分薦舉與征辟兩種，且都以人望為依據。
前者是由民間特别舉薦有學問德行者或有名望的官吏；後者是由皇帝或地方官直接征召并登用。
由于宦官專權，當時登用的人多與宦官往來密切，人為制造人望的現象也就開始了。
西漢宣帝時所謂&ldquo良吏二千石&rdquo，此時也與中央政府中極其橫暴者沆瀣一氣。
但此時社會上存在着足以抵抗這些加速東漢滅亡的人的力量，即當時的名士。
于是其後黨獄和黨禁事件大興。
本來桓帝即位之初，急于任用其師周福。
但在周福的鄉裡有比他更有人望的人存在，于是兩家勢同水火，門下互相诽謗，引發黨論。
這也是因為東漢普及教育，民間文化進步的結果。
另外則是因為國民富裕，結果接受教育的人衆多，求學于大學者增多。
東漢一代尊崇名節。
西漢末年有學問者向王莽獻媚，加入其麾下的很多，東漢時則多有不願俯身折節者。
這是因為自光武帝開始就獎勵尊重名節的風氣。
光武帝想任用卑微時的友人嚴子陵，嚴子陵拒絕，皇帝待之如故，同床就寝時，他甚至以足抵皇帝之腹。
光武帝曾問他自己比過去如何，答曰：稍勝以前。
皇帝既寬容，又不惜獎勵名節之士，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明帝以後沒有誰再這樣做。
《廿二史劄記》中注意到，東漢重名節其實是遊俠刺客之風的殘餘導緻的。
尊重名節的原因顯然不隻如此，但這也是其中之一。
漢初的遊俠，對男性來說是一種磨砺，西漢末遊俠消失，盜賊興起。
隻是遊俠的風氣并未完全消失。
最近有人認為遊俠之風源自墨子的思想。
實際上，戰國以後普通百姓多有此風。
武帝以後，學問統一，學問僅限于儒學。
遊俠的風氣并不是消失無餘，而是彙入到儒學之中。
一些非常極端的事也因此而生。
東漢的人為博得名譽，為人之所難，由此演變成一種風氣。
這樣的事例《廿二史劄記》中列舉了許多。
當時上司與屬官之間如同君臣，下屬為上司披肝瀝膽，為救上司之禍毫不顧惜其身
而皇後自身也不給自己的同族謀求權力。
王夫之認為，馬皇後實際上想給自己的族人謀求權力，但表面上予以壓抑，這樣的說法未免失之嚴苛。
東漢以後，令人困擾的是天子短命的問題。
光武帝享年六十二歲，明帝四十八歲，算是長命的天子。
此後的君主，普遍在二三十歲就過世，即使天下太平也常有此事。
日本的藤原時代便是如此。
這成為權力下移的症結。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明，多半是因為将天子的養育委托給婦人，天子長大後居處周圍也盡是婦女。
因此，第三代的章帝以後，漢的政權重歸外戚手中。
其中勢力較大的是窦氏、梁氏。
外戚跋扈，挾持年幼天子和其母後以弄權。
天子長大後嫌惡外戚專橫，想奪得權力。
為此天子隻能從被外戚包圍的人中，尋找可以相談的助力，這樣的人往往是最親近皇帝的宦官。
最初從窦氏手中奪取政權時，天子合作的對象是宦官中較好的鄭衆，因此沒有遺留後患。
宦官可獲封高爵，并且封侯，就是始于此時。
梁氏時，皇帝年輕，因為正統絕嗣，旁系入嗣承繼大統，以緻擁立者專權。
梁氏極其跋扈，此時與皇帝合謀奪權的也是宦官，即五名中常侍。
後來滅梁氏，五人皆被封侯。
由此一來，中常侍的人數增加，從桓帝到靈帝期間，被稱為十常侍時代。
這是政權全歸宦官的時代。
當然這時的宦官并不像《廿二史劄記》所說的那樣都是壞人。
從鄭衆起，也有一些好人，甚至有對中國文化功績卓越的蔡倫。
蔡倫是今天制紙的鼻祖，&ldquo紙&rdquo本指帛，蔡倫造紙後，才指今天的紙。
宦官中也有人對中國文化做出貢獻，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秦始皇時，趙高編寫字典，就是另一個例子。
一般認為宦官興盛會産生極大的危害，其主要原因是宦官封侯，官位顯要。
封侯的宦官，會因一代而亡而惋惜，若欲立後嗣，就需要讨他人之子為後繼者。
其中更奇怪的是蓄女的行為。
這是宦官令人費解的行為之一。
宦官假有子嗣、聚斂财富的手段也極其惡劣。
此時有臭名昭著的宦官侯覽等，強奪他人宅地三百八十餘處，自建邸宅十六處，活着的時候就開始為自己造墓，高度、寬度均達百尺。
後來的宦官更是如此。
當東漢末年發生動亂、皇帝宮殿被燒時，宦官邸宅常充作皇帝行所，宦官預先建好的墓，被充作遭廢立的天子的墓，可見其僭越的程度。
宦官的兄弟等皆為高官、地方官，在地方橫征暴斂，把強奪人民的财産視為平常事，這些就是東漢末年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
外戚也非常專橫，他們往往是以一人一家為單位，如梁冀等人被抄家時，據說發現他積攢了幾億金，而這還隻是一個家族而已。
宦官人數衆多，其子弟親屬也無惡不作。
而滅掉一家外戚，便使一處的毒害波及全國。
東漢的政治，大體上隻有初期值得稱道，中期開始有腐敗之弊，宦官的跋扈，更加速了腐敗擴散。
當時政治就這樣被外戚、宦官輪番把持。
即使中央也沒有機關能抑制其專橫。
光武中興以後，即使宰相也得不到權力，加上皇帝總攬大權，如遇光武帝、章帝這樣的明君先後在位，自然安然無事，若皇帝幼小而昏愚，政權自然轉移到君側之人手中，外部的力量無法抑制。
名節與&ldquo黨锢&rdquo 漢時官吏出身大體上分薦舉與征辟兩種，且都以人望為依據。
前者是由民間特别舉薦有學問德行者或有名望的官吏；後者是由皇帝或地方官直接征召并登用。
由于宦官專權，當時登用的人多與宦官往來密切，人為制造人望的現象也就開始了。
西漢宣帝時所謂&ldquo良吏二千石&rdquo，此時也與中央政府中極其橫暴者沆瀣一氣。
但此時社會上存在着足以抵抗這些加速東漢滅亡的人的力量，即當時的名士。
于是其後黨獄和黨禁事件大興。
本來桓帝即位之初，急于任用其師周福。
但在周福的鄉裡有比他更有人望的人存在，于是兩家勢同水火，門下互相诽謗，引發黨論。
這也是因為東漢普及教育，民間文化進步的結果。
另外則是因為國民富裕，結果接受教育的人衆多，求學于大學者增多。
東漢一代尊崇名節。
西漢末年有學問者向王莽獻媚，加入其麾下的很多，東漢時則多有不願俯身折節者。
這是因為自光武帝開始就獎勵尊重名節的風氣。
光武帝想任用卑微時的友人嚴子陵，嚴子陵拒絕，皇帝待之如故，同床就寝時，他甚至以足抵皇帝之腹。
光武帝曾問他自己比過去如何，答曰：稍勝以前。
皇帝既寬容，又不惜獎勵名節之士，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明帝以後沒有誰再這樣做。
《廿二史劄記》中注意到，東漢重名節其實是遊俠刺客之風的殘餘導緻的。
尊重名節的原因顯然不隻如此，但這也是其中之一。
漢初的遊俠，對男性來說是一種磨砺，西漢末遊俠消失，盜賊興起。
隻是遊俠的風氣并未完全消失。
最近有人認為遊俠之風源自墨子的思想。
實際上，戰國以後普通百姓多有此風。
武帝以後，學問統一，學問僅限于儒學。
遊俠的風氣并不是消失無餘，而是彙入到儒學之中。
一些非常極端的事也因此而生。
東漢的人為博得名譽，為人之所難，由此演變成一種風氣。
這樣的事例《廿二史劄記》中列舉了許多。
當時上司與屬官之間如同君臣，下屬為上司披肝瀝膽，為救上司之禍毫不顧惜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