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秦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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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我認為是合理的。
從本質上看這些政策雖然不錯，但其補充外征士兵的方式存在缺點，最終成為秦滅亡的原因之一。
始皇憑借武力巧妙地統一天下，自認為很聰明，以為自己死後李斯與趙高等人也會延續自己的理想。
然而在這種唯天子獨尊的獨裁統治下，始皇崩于巡幸途中的同時便發生了皇家的騷動。
始皇遺言讓位于太子扶蘇，但李斯與趙高擅自篡改遺言，迫使太子扶蘇自殺，擁立二世皇帝。
中國學者認為，秦不遵循先王之道所以滅亡，因為專制政治下君主賢明則治，暗愚則亂，這是定則。
然而即便如此，争亂起自人民，不是起自良民，而起自更替征讨外敵的士卒時輸送手續的不完備。
始皇好法律，以天子身份兼任最高審判長的職責，此時地方罪犯衆多，這些罪犯用以充實兵源。
此外又征發百姓戍邊。
長途輸送戍卒前往邊疆是錯誤的根源。
因降雨而延緩抵達的士兵，在嚴苛的秦法下必受重懲，這些人因此起兵，這是秦亡的直接原因。
如果及早設置屯田兵，或許就不會引發這場争亂。
王夫之指出秦法雖然嚴苛，但仍有許多疏漏。
例如，後來對秦起兵的項梁是楚将項燕之子，殺人後因得到獄掾的書信介紹，躲去了其他地方，逍遙法外。
[1]王夫之的觀點值得注意，如張良等人刺殺始皇未成功，但逃脫了追捕。
這揭示了戰國以來的社會狀态。
六國諸侯領地廣闊，政令難及，百姓間往往自發地進行自由的裁斷。
遊俠與貨殖即是如此。
遊俠不借助政府的力量而支配地方，貨殖依靠财力支配地方，藏匿于地方的罪人得以逃避刑法責罰。
在大一統時代這種情況數見不鮮，因此盡管法律表面上嚴苛，其實漏洞百出，不逞之徒隐匿以避刑。
于是一旦谪戍引發動亂，便蜂擁而起。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逋亡人、贅婿、賈人等被列入流民之中，編入軍隊遣派戍邊，三十四年又将失職的獄吏充作戍卒。
調動這些社會剩餘力量前往邊疆，從人力經濟的角度來看雖然是好的，但埋下了禍根，秦因此天下大亂。
這樣一來，始皇為了将來的和平而銷毀兵器，地方官軍和民軍卻因此失去兵器，兵器和兵種沒有了甲乙優劣，使人數多寡決定了勝負。
叛亂者孤立無援，人懷必死之心，地方官不敢效仿昔日諸侯死守，故反亂之勢一發不可收拾。
唐末的龐勳之亂與此同理。
駐雲南的邊防士兵，期限到了卻等不到返回的命令，于是擅自返回都城。
既已觸犯法律便抱着必死的決心，地方官也無法遏制這些叛卒，任其通行。
這些士兵一旦不怕死就會變得很強。
然而秦都畢竟兵器裝備充足，最先帶兵鎮壓的章邯便擊破民軍，項梁等戰敗而死。
秦兵抵達直隸巨鹿，民軍的聯絡被破壞。
此時民軍全面崩潰，然而項羽趕到解救了民軍。
此時項羽處于全然不利的地形，卻憑借其天才和勇氣取勝。
章邯戰敗而降項羽，秦軍的潰敗自此開始。
在秦朝内部則李斯被殺，二世皇帝被趙高所殺，其後所立的孺子嬰向漢高祖投降。
秦朝滅亡，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走向崩潰的過程，因此值得後世君主引以為戒。
漢初賈誼的《過秦論》詳論此事。
《過秦論》凡三篇，論說秦如何才能避免亡失天下；秦亡根本在于不施仁政，對叛亂采取守勢（&ldquo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rdquo）；秦二世時尤其應有的作為。
與後世學者将暴虐之政作為秦之亡因的陳腐說法相比，賈誼的議論顯然更有價值。
然而聰明的君主能否持續出現是無法預期的，中國各朝大多是最初兩三代君主賢明，不然國祚就無法延續。
秦始皇是比較聰明的，相比之下其子孫暗愚，這是秦室的不幸。
布衣白身的擡頭 如前所述，秦亡始于谪戍之人延誤期限将被處以死刑，所以引起暴動，但這不單是普通的谪戍騷亂。
此時秦剛剛統一天下，戰國末期以來養成了一種民間風習，即遊俠與貨殖富者廣布，人民不安于太平政治。
更有一群不逞之徒伺機起事。
這是因為戰國末期以來，王侯将相常起自民間，風習猶存，顯得和一統政治的規則不相适應。
谪戍中最先起事的是陳勝，打着&ldquo王侯将相甯有種乎&rdquo口号而舉兵。
其口号反映了戰國末期的習俗，即戰國時，誰都可能出将入相，稱王封侯，而不論家世出身。
或許隻有陳勝确實說過這樣的話。
項羽見始皇巡幸，說要取而代之，漢高祖說大丈夫當如此，實際上是後人附會之言。
陳勝舉兵後的七八年間，中國的局面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巧妙地論述了此事。
如其所言，漢初臣子中出身最為尊貴是張良，他是六國時韓國宰相之子。
次一等中，張蒼曾任秦禦
從本質上看這些政策雖然不錯，但其補充外征士兵的方式存在缺點，最終成為秦滅亡的原因之一。
始皇憑借武力巧妙地統一天下，自認為很聰明，以為自己死後李斯與趙高等人也會延續自己的理想。
然而在這種唯天子獨尊的獨裁統治下，始皇崩于巡幸途中的同時便發生了皇家的騷動。
始皇遺言讓位于太子扶蘇，但李斯與趙高擅自篡改遺言，迫使太子扶蘇自殺，擁立二世皇帝。
中國學者認為，秦不遵循先王之道所以滅亡，因為專制政治下君主賢明則治，暗愚則亂，這是定則。
然而即便如此，争亂起自人民，不是起自良民，而起自更替征讨外敵的士卒時輸送手續的不完備。
始皇好法律，以天子身份兼任最高審判長的職責，此時地方罪犯衆多，這些罪犯用以充實兵源。
此外又征發百姓戍邊。
長途輸送戍卒前往邊疆是錯誤的根源。
因降雨而延緩抵達的士兵，在嚴苛的秦法下必受重懲，這些人因此起兵，這是秦亡的直接原因。
如果及早設置屯田兵，或許就不會引發這場争亂。
王夫之指出秦法雖然嚴苛，但仍有許多疏漏。
例如，後來對秦起兵的項梁是楚将項燕之子，殺人後因得到獄掾的書信介紹，躲去了其他地方，逍遙法外。
[1]王夫之的觀點值得注意，如張良等人刺殺始皇未成功，但逃脫了追捕。
這揭示了戰國以來的社會狀态。
六國諸侯領地廣闊，政令難及，百姓間往往自發地進行自由的裁斷。
遊俠與貨殖即是如此。
遊俠不借助政府的力量而支配地方，貨殖依靠财力支配地方，藏匿于地方的罪人得以逃避刑法責罰。
在大一統時代這種情況數見不鮮，因此盡管法律表面上嚴苛，其實漏洞百出，不逞之徒隐匿以避刑。
于是一旦谪戍引發動亂，便蜂擁而起。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逋亡人、贅婿、賈人等被列入流民之中，編入軍隊遣派戍邊，三十四年又将失職的獄吏充作戍卒。
調動這些社會剩餘力量前往邊疆，從人力經濟的角度來看雖然是好的，但埋下了禍根，秦因此天下大亂。
這樣一來，始皇為了将來的和平而銷毀兵器，地方官軍和民軍卻因此失去兵器，兵器和兵種沒有了甲乙優劣，使人數多寡決定了勝負。
叛亂者孤立無援，人懷必死之心，地方官不敢效仿昔日諸侯死守，故反亂之勢一發不可收拾。
唐末的龐勳之亂與此同理。
駐雲南的邊防士兵，期限到了卻等不到返回的命令，于是擅自返回都城。
既已觸犯法律便抱着必死的決心，地方官也無法遏制這些叛卒，任其通行。
這些士兵一旦不怕死就會變得很強。
然而秦都畢竟兵器裝備充足，最先帶兵鎮壓的章邯便擊破民軍，項梁等戰敗而死。
秦兵抵達直隸巨鹿，民軍的聯絡被破壞。
此時民軍全面崩潰，然而項羽趕到解救了民軍。
此時項羽處于全然不利的地形，卻憑借其天才和勇氣取勝。
章邯戰敗而降項羽，秦軍的潰敗自此開始。
在秦朝内部則李斯被殺，二世皇帝被趙高所殺，其後所立的孺子嬰向漢高祖投降。
秦朝滅亡，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走向崩潰的過程，因此值得後世君主引以為戒。
漢初賈誼的《過秦論》詳論此事。
《過秦論》凡三篇，論說秦如何才能避免亡失天下；秦亡根本在于不施仁政，對叛亂采取守勢（&ldquo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rdquo）；秦二世時尤其應有的作為。
與後世學者将暴虐之政作為秦之亡因的陳腐說法相比，賈誼的議論顯然更有價值。
然而聰明的君主能否持續出現是無法預期的，中國各朝大多是最初兩三代君主賢明，不然國祚就無法延續。
秦始皇是比較聰明的，相比之下其子孫暗愚，這是秦室的不幸。
布衣白身的擡頭 如前所述，秦亡始于谪戍之人延誤期限将被處以死刑，所以引起暴動，但這不單是普通的谪戍騷亂。
此時秦剛剛統一天下，戰國末期以來養成了一種民間風習，即遊俠與貨殖富者廣布，人民不安于太平政治。
更有一群不逞之徒伺機起事。
這是因為戰國末期以來，王侯将相常起自民間，風習猶存，顯得和一統政治的規則不相适應。
谪戍中最先起事的是陳勝，打着&ldquo王侯将相甯有種乎&rdquo口号而舉兵。
其口号反映了戰國末期的習俗，即戰國時，誰都可能出将入相，稱王封侯，而不論家世出身。
或許隻有陳勝确實說過這樣的話。
項羽見始皇巡幸，說要取而代之，漢高祖說大丈夫當如此，實際上是後人附會之言。
陳勝舉兵後的七八年間，中國的局面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巧妙地論述了此事。
如其所言，漢初臣子中出身最為尊貴是張良，他是六國時韓國宰相之子。
次一等中，張蒼曾任秦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