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春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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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經、傳的形成
平王遷都洛陽後為東周。
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是魯隐公元年，這之後的兩百四十二年為春秋時代。
在《史記》中，共和元年（前841年）到春秋時代結束四年後這段時期用《十二諸侯年表》來表示，雖然是《十二諸侯年表》，實際有十三諸侯，此外，還包括周朝本國。
實際上就是十四國年表。
燕國不計算在十三諸侯國内，因此通稱十二諸侯國。
如果問起哪些史料有記載這段時期發生的事情，那就是《春秋》。
《春秋》在當時的記錄基礎上經過編纂而成書進而成為&ldquo經&rdquo。
但是《春秋》内容并不若後世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記述了整個國家的沿革，而隻是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将一些重要的事件進行了彙總。
我們現今看到的《春秋》是魯國的記錄，但是《春秋》作為一國的記錄，也對别國之事情進行了記錄。
這種情況，實際與日本平安時代以後，各種個人日記年表中，也記錄了别人的事一樣。
尤其是日本寺院的記錄，與《春秋》非常類似。
《春秋》中主要記載的是諸侯的會盟聘問。
其原因是當時天子的中央統一式微，諸侯的會同盟約變得重要，自然以這類事為中心進行記錄。
但&ldquo傳&rdquo中的記錄不限于此。
《左傳》是主要的傳，所記内容不限于會盟。
清朝的汪中認為，《左傳》中所記載的事不限于人事，還專門記錄了天道、鬼神、災祥、蔔筮、夢幻類等。
這些事情都有專門的人員負責掌管，并負責進行記錄。
後來因為周朝東遷，導緻部分官職缺失，而各國中又無能夠代替這些官職之人，故而這些職務逐漸落入史官手裡，由史官将所有事情記錄在簡冊中。
後來史官也被撤銷，轉而由儒士承擔這項工作，儒士們因此編纂了《左傳》。
這種說法基本上是事實。
《左轉》除了記錄政治上的事，還記載了與宗教相關的事，但不确定這些最終是否都記入了簡冊。
原本《春秋》中的經、傳是分别記述的，傳是比較晚的時候寫成的，将二者進行彙總則是更晚的事，戰國中期才形成資料式的《左傳》。
傳記式書籍的編成是從史學的立場出發的，在此之前的《春秋》并不是基于這樣的立場進行編纂的。
《禮記·經解》中也說&ldquo屬辭比事，《春秋》教也&rdquo，&ldquo疏通知遠，《書》教也&rdquo。
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尚書》具有史學價值，《春秋》則不具備史學意義。
&ldquo屬辭比事&rdquo是把類似的事彙集在一起便于了解，《春秋》中彙集關于&ldquo禮&rdquo的例子，并不是基于史學的考慮。
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的序文中說： 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牒獨記世谥，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于是譜十二諸侯。
很明顯，司馬遷上述的話運用的是史學的思考方式。
司馬遷知道儒者依賴《春秋》，馳說者依賴《國語》《左傳》和天文、五行、宗譜等，還沒有一種書籍彙集了所有材料。
《春秋》的各種傳記中，《左傳》除了記錄&ldquo禮&rdquo之外，也記錄一些政治上的事。
但是《公羊傳》《穀梁傳》相對簡單，隻記述了&ldquo禮&rdquo。
所以，最初的時候，儒者利用《公羊傳》《穀梁傳》，說明其中還存有《春秋》最初的意味。
《公羊傳》中有&ldquo所見異辭&rdquo&ldquo所聞異辭&rdquo&ldquo所傳聞異辭&rdquo，表明公羊的意思是一切都按禮進行。
但是春秋時期持續的時間很長，對這一期間的事情進行記錄有疏密的差異，所以寫《公羊傳》的人做了上述說明。
漢代的何休将《公羊傳》中的上述内容加上了對應的時間，認為&ldquo所見&rdquo指的是孔子和孔子父親那個時代的事，對應魯國昭、定、哀三公的時代；&ldquo所聞&rdquo指的是王父即孔子祖父時代的事，對應文、宣、成、襄四公時代；&ldquo所傳聞&rdquo指的是孔子高祖父、曾祖父時代的事，對應隐、桓、莊、闵、僖五公時代。
何休還将這段時期劃分為衰亂、升平、太平三個時代。
但是何休的這種劃分方式有失妥當。
但是他以春秋時期義理通暢的程度來劃分衰亂、升平、太平，這種方式十分有意思。
何休認為，《公羊傳》最開始的時候所記僅為國内之事，後來記錄了一些與夷狄的關系，最後記錄夷狄進入國内，接受當地文化并與諸侯并立的事情，因此可以把《公羊傳》的内容分成三部分考慮。
然而漢代才有這種理想的曆史觀，編纂《春秋》的時候未必有這樣的認識。
《公羊傳》建立了&ldquo所見&rdquo&ldquo所聞&rdquo&ldquo所傳聞&rdquo三原則，這是其偉大之處。
即使到了現在，面對古代的事情時，習慣上仍然想将之立即歸納成整體，用三原則來表述這種幾乎不可能辦到的事，确實是既有趣又深刻的認識。
對于《春秋》的成書，孟子最早有明确的想法。
他認為&ldquo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rdquo。
這裡的&ldquo王者&rdquo可以理解為君主大一統的政治。
君主大一統時期有采詩官，從各地收集詩，判斷是否符合風俗以作為施政參考。
一旦大一統的君主沒有了，采詩官也就沒有了，采詩一事也就消失了。
因此創作了以道理褒貶諸侯的《春秋》。
《春秋》的素材來自各國的國史，楚國的《梼杌》、晉國的《乘》、魯國的《春秋》，這些書都是一樣的，所記載的大多是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内容多為諸侯會盟方面的。
孔子按自己的想法，把這些故事整理後定書名為《春秋》。
根據趙岐的說法，《乘》是根據田賦、乘馬等軍備記錄編撰而成的，所以将之用作書名。
&ldquo梼杌&rdquo原本是一個惡人的名字，因為曆史多書寫壞人之事，所以将&ldquo梼杌&rdquo作為書名。
另外，&ldquo詩亡&rdquo的&ldquo詩&rdquo所指為《詩經》中的《頌》《大雅》《小雅》及《國風》中的《周南》《召南》等。
這些詩描繪的都是君王的活動。
《國風》中其他十一個諸侯國的詩寫的是諸侯國的事情，稱為&ldquo變風&rdquo，這一名稱是相對于&ldquo正風&rdquo的《周南》《召南》來說的。
其中也有春秋時代的詩。
總而言之，通過孟子簡單的語言可以了解《春秋》是怎樣編纂成書的。
十一個諸侯國的&ldquo變風&rdquo基本與《春秋》相對應，幾乎是直接套用了《春秋》的形式。
所謂十一個諸侯國指的是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桧、曹、豳（其中兩個不是國）。
邶、鄘、衛三國為殷之舊地，周王将舊之殷地劃分為三部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衛地，其他兩地分給管叔、蔡叔治理。
王都所在地是東周，豳是西周舊地，魏、唐合為一體相當于晉地。
孔子一派的人認為這時的君王與列國的王是一樣的，等同視之。
雖然可以說《詩經》中已有《春秋》的理想，但實際上，這一時期的周王因為沒有權力，處于與諸侯同樣的地位。
對&ldquo變風&rdquo進行研究之時，需要注意到它所唱的大概是春秋中期的事情。
在春秋時期裡，隐、桓、莊、闵、僖時期是一個特殊時代。
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和楚的崛起 在東周初期大約一百年間，君王完全失勢，各諸侯國都忙于解決内亂。
大多數諸侯國的内亂類似日本的&ldquo禦家騷動
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是魯隐公元年，這之後的兩百四十二年為春秋時代。
在《史記》中，共和元年（前841年）到春秋時代結束四年後這段時期用《十二諸侯年表》來表示，雖然是《十二諸侯年表》，實際有十三諸侯，此外，還包括周朝本國。
實際上就是十四國年表。
燕國不計算在十三諸侯國内，因此通稱十二諸侯國。
如果問起哪些史料有記載這段時期發生的事情，那就是《春秋》。
《春秋》在當時的記錄基礎上經過編纂而成書進而成為&ldquo經&rdquo。
但是《春秋》内容并不若後世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記述了整個國家的沿革，而隻是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将一些重要的事件進行了彙總。
我們現今看到的《春秋》是魯國的記錄，但是《春秋》作為一國的記錄，也對别國之事情進行了記錄。
這種情況，實際與日本平安時代以後，各種個人日記年表中，也記錄了别人的事一樣。
尤其是日本寺院的記錄，與《春秋》非常類似。
《春秋》中主要記載的是諸侯的會盟聘問。
其原因是當時天子的中央統一式微，諸侯的會同盟約變得重要，自然以這類事為中心進行記錄。
但&ldquo傳&rdquo中的記錄不限于此。
《左傳》是主要的傳，所記内容不限于會盟。
清朝的汪中認為，《左傳》中所記載的事不限于人事，還專門記錄了天道、鬼神、災祥、蔔筮、夢幻類等。
這些事情都有專門的人員負責掌管，并負責進行記錄。
後來因為周朝東遷，導緻部分官職缺失，而各國中又無能夠代替這些官職之人，故而這些職務逐漸落入史官手裡，由史官将所有事情記錄在簡冊中。
後來史官也被撤銷，轉而由儒士承擔這項工作，儒士們因此編纂了《左傳》。
這種說法基本上是事實。
《左轉》除了記錄政治上的事，還記載了與宗教相關的事，但不确定這些最終是否都記入了簡冊。
原本《春秋》中的經、傳是分别記述的，傳是比較晚的時候寫成的，将二者進行彙總則是更晚的事，戰國中期才形成資料式的《左傳》。
傳記式書籍的編成是從史學的立場出發的，在此之前的《春秋》并不是基于這樣的立場進行編纂的。
《禮記·經解》中也說&ldquo屬辭比事，《春秋》教也&rdquo，&ldquo疏通知遠，《書》教也&rdquo。
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尚書》具有史學價值，《春秋》則不具備史學意義。
&ldquo屬辭比事&rdquo是把類似的事彙集在一起便于了解，《春秋》中彙集關于&ldquo禮&rdquo的例子，并不是基于史學的考慮。
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的序文中說： 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牒獨記世谥，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于是譜十二諸侯。
很明顯，司馬遷上述的話運用的是史學的思考方式。
司馬遷知道儒者依賴《春秋》，馳說者依賴《國語》《左傳》和天文、五行、宗譜等，還沒有一種書籍彙集了所有材料。
《春秋》的各種傳記中，《左傳》除了記錄&ldquo禮&rdquo之外，也記錄一些政治上的事。
但是《公羊傳》《穀梁傳》相對簡單，隻記述了&ldquo禮&rdquo。
所以，最初的時候，儒者利用《公羊傳》《穀梁傳》，說明其中還存有《春秋》最初的意味。
《公羊傳》中有&ldquo所見異辭&rdquo&ldquo所聞異辭&rdquo&ldquo所傳聞異辭&rdquo，表明公羊的意思是一切都按禮進行。
但是春秋時期持續的時間很長，對這一期間的事情進行記錄有疏密的差異，所以寫《公羊傳》的人做了上述說明。
漢代的何休将《公羊傳》中的上述内容加上了對應的時間，認為&ldquo所見&rdquo指的是孔子和孔子父親那個時代的事，對應魯國昭、定、哀三公的時代；&ldquo所聞&rdquo指的是王父即孔子祖父時代的事，對應文、宣、成、襄四公時代；&ldquo所傳聞&rdquo指的是孔子高祖父、曾祖父時代的事，對應隐、桓、莊、闵、僖五公時代。
何休還将這段時期劃分為衰亂、升平、太平三個時代。
但是何休的這種劃分方式有失妥當。
但是他以春秋時期義理通暢的程度來劃分衰亂、升平、太平，這種方式十分有意思。
何休認為，《公羊傳》最開始的時候所記僅為國内之事，後來記錄了一些與夷狄的關系，最後記錄夷狄進入國内，接受當地文化并與諸侯并立的事情，因此可以把《公羊傳》的内容分成三部分考慮。
然而漢代才有這種理想的曆史觀，編纂《春秋》的時候未必有這樣的認識。
《公羊傳》建立了&ldquo所見&rdquo&ldquo所聞&rdquo&ldquo所傳聞&rdquo三原則，這是其偉大之處。
即使到了現在，面對古代的事情時，習慣上仍然想将之立即歸納成整體，用三原則來表述這種幾乎不可能辦到的事，确實是既有趣又深刻的認識。
對于《春秋》的成書，孟子最早有明确的想法。
他認為&ldquo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rdquo。
這裡的&ldquo王者&rdquo可以理解為君主大一統的政治。
君主大一統時期有采詩官，從各地收集詩，判斷是否符合風俗以作為施政參考。
一旦大一統的君主沒有了，采詩官也就沒有了，采詩一事也就消失了。
因此創作了以道理褒貶諸侯的《春秋》。
《春秋》的素材來自各國的國史，楚國的《梼杌》、晉國的《乘》、魯國的《春秋》，這些書都是一樣的，所記載的大多是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内容多為諸侯會盟方面的。
孔子按自己的想法，把這些故事整理後定書名為《春秋》。
根據趙岐的說法，《乘》是根據田賦、乘馬等軍備記錄編撰而成的，所以将之用作書名。
&ldquo梼杌&rdquo原本是一個惡人的名字，因為曆史多書寫壞人之事，所以将&ldquo梼杌&rdquo作為書名。
另外，&ldquo詩亡&rdquo的&ldquo詩&rdquo所指為《詩經》中的《頌》《大雅》《小雅》及《國風》中的《周南》《召南》等。
這些詩描繪的都是君王的活動。
《國風》中其他十一個諸侯國的詩寫的是諸侯國的事情，稱為&ldquo變風&rdquo，這一名稱是相對于&ldquo正風&rdquo的《周南》《召南》來說的。
其中也有春秋時代的詩。
總而言之，通過孟子簡單的語言可以了解《春秋》是怎樣編纂成書的。
十一個諸侯國的&ldquo變風&rdquo基本與《春秋》相對應，幾乎是直接套用了《春秋》的形式。
所謂十一個諸侯國指的是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桧、曹、豳（其中兩個不是國）。
邶、鄘、衛三國為殷之舊地，周王将舊之殷地劃分為三部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衛地，其他兩地分給管叔、蔡叔治理。
王都所在地是東周，豳是西周舊地，魏、唐合為一體相當于晉地。
孔子一派的人認為這時的君王與列國的王是一樣的，等同視之。
雖然可以說《詩經》中已有《春秋》的理想，但實際上，這一時期的周王因為沒有權力，處于與諸侯同樣的地位。
對&ldquo變風&rdquo進行研究之時，需要注意到它所唱的大概是春秋中期的事情。
在春秋時期裡，隐、桓、莊、闵、僖時期是一個特殊時代。
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和楚的崛起 在東周初期大約一百年間，君王完全失勢，各諸侯國都忙于解決内亂。
大多數諸侯國的内亂類似日本的&ldquo禦家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