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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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先祖
《詩經》的《大雅》《魯頌》中都有記述周代祖先後稷的事。
後稷的母親名叫姜嫄，據《詩經·大雅·生民》記載，此女郊禖時（無子者為求生子而祭神，似乎是公開允許野合的古代祭祀風俗）踩到上帝武敏的腳印上，有感而孕生了後稷。
這件事在《詩經》中有兩種解釋：一是《三家詩》之說，這本書今已失傳，其說法在鄭玄《毛詩傳箋》中還有保存；一是《毛詩故訓傳》之說。
《三家詩》稱其踩了上帝小腳趾的腳印，《毛詩故訓傳》稱其踩了上帝腳印而生後稷。
對于姜嫄，《毛詩故訓傳》說她是高辛氏的妻子，但後來朱子寫《詩經集傳》時參照的是《三家詩》的說法。
總而言之，姜嫄受孕生了兒子，卻想把兒子扔掉，将之扔到狹窄的巷道裡，有牛羊養他；扔到冰面之上，鳥兒們呵護他；扔到山林中，又被砍伐樹木的人救下；最終無奈之下隻得自己抱回來撫養，在有邰居住下來。
據說有邰是姜嫄的娘家。
後來，周人美化自己祖先，《史記》中認為姜嫄是高辛氏帝喾的元妃，認為生了殷代祖先的簡狄是帝喾的次妃。
根據《毛詩故訓傳》的說法，帝武就是帝喾的腳印；《三家詩》則認為是一個不知名的大神的腳印；《史記》中認為是巨人的腳印；朱子也認為是巨人，即神的腳印。
盡管宋代的歐陽修、蘇洵極力排斥巨人腳印的說法，但在他們之後的朱子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
古代的傳說雖有不合理的地方，但這樣的說法是确實存在的，所以朱子參照《三家詩》的說法較為合适。
《詩經·魯頌·閟宮》篇（說及經常關在宮中祭祀姜嫄的部分）中記載了後稷的事。
詩中說後稷生來就對農耕十分精通，積極開展農業生産。
《詩經·大雅·生民》篇中認為周代的祖先是掌管農業的神。
&ldquo有邰&rdquo的&ldquo邰&rdquo字，一作&ldquo漦&rdquo字［或作&ldquo斄&rdquo或&ldquo釐（厘）&rdquo字］，為川名。
有說法認為周之所以是姬姓，是因其源于姬水，推測&ldquo姬&rdquo與&ldquo漦&rdquo是同一個字（據說黃帝來自姬水，炎帝來自姜水，且炎帝的&ldquo姜水&rdquo和&ldquo姜嫄&rdquo的&ldquo姜&rdquo指同一個地方）。
想要弄清楚這些傳說起于何時，這需要研究《詩經》的《魯頌》和《大雅》。
《魯頌·閟宮》産生的年代大緻是清楚的。
《魯頌》是為贊美魯僖公而作，《閟宮》篇的最後也有關于僖公的記錄。
因為講到僖公為莊公之子，可以确定《閟宮》篇中的詩必定在僖公之後。
此外，至于《大雅》《小雅》《民生》是何時的作品則無法判定。
《大雅·文王之什》記錄的主要為文王之事，《大雅·生民之什》記錄的則多為文王以前的周代祖先之事。
不能确定《大雅·生民之什》創作于何時，也不知是否與《大雅·文王之什》為同時期作品。
另外，不用考據《毛詩故訓傳》的注解就能知曉《小雅》所講主要為宣王之事。
我們在分析這些詩的産生過程時，應該注意，并不是描寫更早時代的東西先寫成，描寫較晚時代的東西後寫成，而是由較新的時代向更古的時代進行回溯，如此一來，可能描寫較晚時代的東西反而成書時間更早。
這方面在日本也有同樣的情況，比如《大鏡》是受到藤原氏衰落的影響寫成的，《水鏡》寫的則是藤原氏之前的事，但《水鏡》成書晚于《大鏡》。
《大雅》《小雅》是口頭傳唱的内容而非文字的記錄。
這類詩中的大部分最初成了歌頌宣王的《小雅》，随後出現歌頌文王的《文王之什》，再之後出現了歌頌周代祖先後稷的《生民之什》。
這一點與今天的《大雅》《小雅》的順序是相同的。
而關于歌頌宣王的詩歌出現于何時，我認為情況大緻類此：宣王在位的五十年，周朝達到鼎盛時期，其後是周幽王亡國，再往後平王興東周，可能是感歎王朝的盛衰交替而出現了歌頌宣王的《小雅》詩篇，随後逐漸往之前回溯，因此《小雅》大概是周幽王、周平王時期的作品，最主要是平王時期的作品，《大雅》應該是《小雅》之後出現的作品。
從《大雅》《小雅》的文辭來看，銅器的銘文中也出現了與之類似的東西，比如說虢季子白盤。
這是七八十年前于陝西省寶雞縣出土的文物。
結合出土的地區分析，金石學者斷定此非東周時代的東西，而是西周時代的東西。
因此《大雅》《小雅》中的詩歌可能都産生于兩周交替時期。
可以說，《大雅》《小雅》中傳說的部分是比較古代的東西。
正因為其是年代很早的傳說，所以和後來關于後稷的傳說有矛盾之處，而這恰恰說明它具有價值。
上述傳說中，後稷被當作人類的始祖，《大雅·生民》篇中特别明顯地顯示出了這種傾向，而《魯頌·閟宮》篇則認為後稷繼承了禹的王位，即：&ldquo奄有下土，缵禹之緒。
&rdquo從中可以知道《閟宮》篇的時間晚于《大雅·生民》。
這即意味着，後稷起初被認為是周的始祖；後來又被認為繼承了禹的王位，成為引領整個中國的人；到了《堯典》《臯陶谟》中，則變成了堯、舜時期諸多官吏中專司農事之人。
《堯典》與《大雅·生民》篇中不一樣的地方，恰好成為《大雅·生民》篇是很早就存在的傳說的證明，其價值便體現于此。
但是後稷是否一開始就被認為是周的祖先，這一點尚不清楚。
《史記》根據《世本》的傳說對周代的宗譜排列如下： 此說中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比如說公劉專研後稷的事業，精通農事。
《大雅·公劉》詩中的&ldquo徹田為糧&rdquo說的是井田法，而皇仆、高圉、亞圉幾人的名字顯而易見表示他們與牧畜有關。
如果此說是真實的，就成了先有農耕後有畜牧，這違背了自然的發展過程。
可能周人最初先有牧畜時代的傳說，而後進入農耕社會，因此将後稷當成農耕的始祖，同時也将其視為周人之祖，百姓之祖。
倘使果然如此，可能周人最早的傳說中所講的即為宗譜中公劉以後，那些與牧畜相關之人的事情？堯、舜之後，夏、殷兩朝持續千年左右，假設一代為三十年，以直系計算就有三十代。
夏、殷兩朝的直系代數大緻與此數目相符，而周從後稷到文王隻有十四代，因此認為後稷與堯、舜屬于同一時代的人，這是讓人難以信服的。
從殷代中期以後，文化逐漸傳播到地方，從那時起的事是可以知道的，随後将皇仆、高圉等當作周的創始人，此後又将這一認知與公劉說、後稷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後稷與堯、舜為同一時代人的認識，最終形成前面那不合理的宗譜。
更何況，認為徹法稅開始于公劉時代，本身就是錯誤的。
從古公亶父開始就進入了真正可以弄清事實的時代。
但是僅有《大雅·綿》的一段歌詞中出現過古公亶父，此外再沒有關于古公亶父的史料記載。
《大雅·綿》中說古公亶父似乎曾經居于名為沮或漆的河邊。
他穴居于岐山腳下，開始沒有房屋。
這一說法也與《大雅·生民》中所說的後稷在有邰有家庭相沖突。
可能有關古公亶父的說法是正确的。
尤其就中國的情況來看，穴居未必是年代久遠之事，直到現今山西、陝西仍有人穴居。
但一般來說，屋居比穴居更進步。
建設房屋始于古公亶父的說法，與後稷時開始有房屋的說法沖突。
《大雅·綿》中記載，負責居住的官吏為司空，此外還有負責指揮農奴的官吏，即司徒。
還有說法認為古公亶父的妻子是個姜姓女子，此時的說法似乎回溯到後稷，後稷的母親就是姜姓女子。
《魯頌·閟宮》中有關古公亶父的記錄有一句是&ldquo實始翦商&rdquo。
一般認為這句話所說為侵略殷的事情，後來将&ldquo翦&rdquo字釋義為&ldquo踐&rdquo，這句話的意思就變成了與殷交往建立聯系。
不管怎樣，與具有先進文化的殷建立聯系，接受其文化并進入屋居的社會形态，這是早就有認知的事情。
于周而言，這是自己國家興起的過程；于中國整體而言，這一時期先進的殷文化沿着黃河而上，傳播到陝西，教化當地較落後的人，使得酋長中誕生了像亶父這樣的人物。
亶父有泰伯、虞仲、季曆三個兒子。
季曆的兒子中有一個是後來的文王。
因文王生來有祥瑞之兆，亶父有意傳位于他，于是泰伯、虞仲逃往荊蠻，斷發文身，從此沒有再回來過。
此與王國維的說法相符，其繼承方式是與殷代相同，都是年少的兒子繼承王位。
但将泰伯之事與吳混雜在一起，将其說成是吳太伯，實屬牽強附會。
周文王擴大了國土，遷居到渭水邊上的豐。
此時有文王受命稱王的說法，這裡所說的受命指的是接受上天的指示。
雖然根據後來的一統天子論，認為殷王在位時，文王是不能稱王的，但是在古代，勢力稍大一些的諸侯稱王是常有的事情。
基于此，可以猜想，這一時期的周已經成為相當大的諸侯國。
也有人認為文王隻是一個谥号，或者是自己這樣稱呼。
我認為應該是自己這樣稱呼的。
周文王與纣之間發生過很多故事，大抵與桀、纣之間的情況類似。
纣王下令抓捕文王，文王的屬下行了很重的賄賂才使文王免于被捕。
文王手下有名的佐臣很多，對此，《商書·君奭》中所記載，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實。
實際上滅殷的是武王，但一般認為文王是周朝的開創者，古代的傳統是将自己出生的地點作為始祖祭祀，所以始祖祭祀文王是順理成章之事。
這種說法直到《史記》問世依然存在。
周文王時已經開始征伐其他國家，擴張了自身的領土，《論語》中有：&ldquo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rdquo《史記》中也記錄了此事，《詩經·文王之什》《尚書》中都有明确的記述。
可以說這是從很早以前流傳下來的說法。
據記載，文王受天命成為王以後，&ldquo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西伯戡黎），六年伐崇，七年而崩&rdquo。
這五六年的征伐已經進入殷的畿内，可以看出周對殷所形成的壓迫态勢。
《史記》中關于這一點的記載略有不同，其認為伐崇後即定都于豐。
豐的位置在今天的西安市附近，定都于此，可以看出周想要從渭水上遊向下遊進攻東邊的願景。
所謂的天下三分占其二，是指在當時的九州中，周占了六州，但這是後人附會的說法，當時并不存在九州。
文王在國勢蒸蒸日上的時候因病離世，由武王繼承了王位。
武王的事迹 《尚書》的《泰誓（大誓）》《牧誓》《武成》各篇中都記述了武王伐纣的事情，但《今文尚書》中僅有《牧誓》一篇具有一定可信度。
人們通常認為《泰誓（大誓）》是很早以前插入其中的。
伏生的《今文尚書》問世之時，二十九篇中有無《泰誓》存疑。
有人認為《泰誓》不在其中，并書序共二十九篇。
此觀點的論據是，西漢末年，劉向在《别錄》中記載，漢武帝末期從百姓家的牆壁中取出《泰誓》。
倘使二十九篇中包含《泰誓》，此時就不會發現這本新的《泰誓》。
認為二十九篇包含《泰誓》的，其證據是，據說因歐陽、大夏侯、小夏侯從小受到伏生學問的影響，他們傳承下來的《尚書大傳》（目前尚有殘篇）中引用了《泰誓》中的句子。
還有一種說法，反對《泰誓》成書于武帝末期，理由是武帝初年的董仲舒，其&ldquo對策&rdquo有《泰誓》的内容。
有人将這些論說進行折中，認為伏生的《尚書》中包含《泰誓》，但隻包含殘缺不全的上、下兩篇，後來又得到中篇，才形成完整的《泰誓》。
這一說意味着現存的《古文尚書》中的《泰誓》為僞作，真的《泰誓》可能還存在某個地方。
大多數相信有真的《泰誓》的人認為，《泰誓》的大緻内容在《史記》中得以保存下來。
即便現在尚有《尚書大傳》，其中也是殘缺較多，《史記》中的《泰誓》相對來說是較為完整的。
接下來是清代的學者曾嘗試通過《史記》來複原《泰誓》本來的樣貌。
孫星衍寫了《尚書今古文注疏》，又有人搜集馬、鄭所注的《尚書》，兩者都嘗試複原《泰誓》。
魏源在《書古微》中也進行了相同的嘗試。
今日想考察《泰誓》原貌的學者一般以這些資料為依據。
這與《僞古文尚書·泰誓》在做法上有相似之處，《僞古文尚書》把與《泰誓》類似的文句從古書中摘錄出來進行彙總，再根據自己的想象将殘缺的部分補充完整。
而孫星衍和魏源則按照《史記》中所記《泰誓》的基本框架，以現存部分為基礎，加以補充說明。
這兩種複原古書的方法，都是可取的。
《史記》在對類似《尚書》這樣的古書進行引用時，會根據當時的語言習慣，将比較久遠晦澀的說法替換成通俗易懂的語言，因此，在這一前提下複原的《尚書》，在語言上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複原，隻能做到不丢失其原本表達的意思。
所以說，盡管現在還存在《泰誓》，實際上這個《泰誓》是存疑的東西。
如果我們讀這樣作成的《泰誓》上、下篇中的下篇，會感覺與《牧誓》的文句非常相似。
《史記》中将《泰誓》《牧誓》兩篇都記錄進去了，但給人的感覺就好像這兩篇從很早起其内容便是混在一起的，使人認為《牧誓》的來源和《泰誓》的來源似乎不是一個途徑。
除上述疑問之外，關于《泰誓》《牧誓》一開始是否存在于簡冊、銅器的記錄中也不清楚。
《孟子》中引用的《泰誓》佚文，包括韻律在内都非常流暢，風格與《牧誓》一緻。
如今尚存的周代青銅器大盂鼎、毛公鼎上的銘文，與《周書》中的《召诰》《洛诰》的文句有相似之處，但較之《泰誓》《牧誓》，則《泰誓》《牧誓》的文句太顯得太過流暢。
因此我認為，這兩篇最初在傳播方式是諷誦，并未被記入過簡冊。
另外，《武成》從很早開始就是頗有争議的著作，孟子有言：&ldquo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rdquo更何況現存的《武成》還是僞古文。
《泰誓》《牧誓》也一樣，是諷誦傳說，從未被記錄過。
總之，《泰誓》《牧誓》均未如《詩經》中的《小雅》《大雅》及&ldquo虢季子白盤&rdquo那般形成确鑿文字的記錄。
《大雅》《小雅》和&ldquo虢季子白盤&rdquo中均為整齊的四字句形式，《泰誓》《牧誓》卻不是。
所以我認為《泰誓》《牧誓》是出現于西周時代，借助諷誦的方式得以傳播的作品。
就如上面所說，倘使将其作為古代的傳說，文末的落款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信。
但從很早開始，其落款年代就存在問題。
《泰誓》的落款為&ldquo九年&rdquo&ldquo十一年&rdquo。
今文家認為這個時間是從文王接受天命開始稱王的時候算起的。
文王受命後七年去世，再加兩年即九年，此基礎上再加兩年即十一年，正是武王滅纣的時間。
古文家則認為文王在第九年去世，從九年算起到十三年時滅殷。
大緻上今文家的說法是準确的。
總之關于年數的計算，今文家和古文家意見一緻，均從文王稱王時開始，并未因文王去世武王即位改元而更換年代的計算方法。
這些是上古時期樸實的地方，但我們不能據此推斷周代文王、武王時期距今多少年。
《國語·周語》中有&ldquo伶州鸠&rdquo的說法，孔穎達在《正義》中，将之作為計算年代的開始，這異于《淮南子》中的計算方法，但還是不能明确計算出距今有多少年。
《牧誓》中也記錄過&ldquo甲子&rdquo，根據周曆計算，應該是十二年二月，但仍然無法确定準确的年代。
看起來《牧誓》中的日期大緻準确，但因不是當時的記錄，所以很難說沒有摻雜後世記錄時候的一些見解。
但可以明确的是，就内容而言，這是距周代初期不遠的傳說，大體來說，它的内容可信度較高。
後稷的母親名叫姜嫄，據《詩經·大雅·生民》記載，此女郊禖時（無子者為求生子而祭神，似乎是公開允許野合的古代祭祀風俗）踩到上帝武敏的腳印上，有感而孕生了後稷。
這件事在《詩經》中有兩種解釋：一是《三家詩》之說，這本書今已失傳，其說法在鄭玄《毛詩傳箋》中還有保存；一是《毛詩故訓傳》之說。
《三家詩》稱其踩了上帝小腳趾的腳印，《毛詩故訓傳》稱其踩了上帝腳印而生後稷。
對于姜嫄，《毛詩故訓傳》說她是高辛氏的妻子，但後來朱子寫《詩經集傳》時參照的是《三家詩》的說法。
總而言之，姜嫄受孕生了兒子，卻想把兒子扔掉，将之扔到狹窄的巷道裡，有牛羊養他；扔到冰面之上，鳥兒們呵護他；扔到山林中，又被砍伐樹木的人救下；最終無奈之下隻得自己抱回來撫養，在有邰居住下來。
據說有邰是姜嫄的娘家。
後來，周人美化自己祖先，《史記》中認為姜嫄是高辛氏帝喾的元妃，認為生了殷代祖先的簡狄是帝喾的次妃。
根據《毛詩故訓傳》的說法，帝武就是帝喾的腳印；《三家詩》則認為是一個不知名的大神的腳印；《史記》中認為是巨人的腳印；朱子也認為是巨人，即神的腳印。
盡管宋代的歐陽修、蘇洵極力排斥巨人腳印的說法，但在他們之後的朱子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
古代的傳說雖有不合理的地方，但這樣的說法是确實存在的，所以朱子參照《三家詩》的說法較為合适。
《詩經·魯頌·閟宮》篇（說及經常關在宮中祭祀姜嫄的部分）中記載了後稷的事。
詩中說後稷生來就對農耕十分精通，積極開展農業生産。
《詩經·大雅·生民》篇中認為周代的祖先是掌管農業的神。
&ldquo有邰&rdquo的&ldquo邰&rdquo字，一作&ldquo漦&rdquo字［或作&ldquo斄&rdquo或&ldquo釐（厘）&rdquo字］，為川名。
有說法認為周之所以是姬姓，是因其源于姬水，推測&ldquo姬&rdquo與&ldquo漦&rdquo是同一個字（據說黃帝來自姬水，炎帝來自姜水，且炎帝的&ldquo姜水&rdquo和&ldquo姜嫄&rdquo的&ldquo姜&rdquo指同一個地方）。
想要弄清楚這些傳說起于何時，這需要研究《詩經》的《魯頌》和《大雅》。
《魯頌·閟宮》産生的年代大緻是清楚的。
《魯頌》是為贊美魯僖公而作，《閟宮》篇的最後也有關于僖公的記錄。
因為講到僖公為莊公之子，可以确定《閟宮》篇中的詩必定在僖公之後。
此外，至于《大雅》《小雅》《民生》是何時的作品則無法判定。
《大雅·文王之什》記錄的主要為文王之事，《大雅·生民之什》記錄的則多為文王以前的周代祖先之事。
不能确定《大雅·生民之什》創作于何時，也不知是否與《大雅·文王之什》為同時期作品。
另外，不用考據《毛詩故訓傳》的注解就能知曉《小雅》所講主要為宣王之事。
我們在分析這些詩的産生過程時，應該注意，并不是描寫更早時代的東西先寫成，描寫較晚時代的東西後寫成，而是由較新的時代向更古的時代進行回溯，如此一來，可能描寫較晚時代的東西反而成書時間更早。
這方面在日本也有同樣的情況，比如《大鏡》是受到藤原氏衰落的影響寫成的，《水鏡》寫的則是藤原氏之前的事，但《水鏡》成書晚于《大鏡》。
《大雅》《小雅》是口頭傳唱的内容而非文字的記錄。
這類詩中的大部分最初成了歌頌宣王的《小雅》，随後出現歌頌文王的《文王之什》，再之後出現了歌頌周代祖先後稷的《生民之什》。
這一點與今天的《大雅》《小雅》的順序是相同的。
而關于歌頌宣王的詩歌出現于何時，我認為情況大緻類此：宣王在位的五十年，周朝達到鼎盛時期，其後是周幽王亡國，再往後平王興東周，可能是感歎王朝的盛衰交替而出現了歌頌宣王的《小雅》詩篇，随後逐漸往之前回溯，因此《小雅》大概是周幽王、周平王時期的作品，最主要是平王時期的作品，《大雅》應該是《小雅》之後出現的作品。
從《大雅》《小雅》的文辭來看，銅器的銘文中也出現了與之類似的東西，比如說虢季子白盤。
這是七八十年前于陝西省寶雞縣出土的文物。
結合出土的地區分析，金石學者斷定此非東周時代的東西，而是西周時代的東西。
因此《大雅》《小雅》中的詩歌可能都産生于兩周交替時期。
可以說，《大雅》《小雅》中傳說的部分是比較古代的東西。
正因為其是年代很早的傳說，所以和後來關于後稷的傳說有矛盾之處，而這恰恰說明它具有價值。
上述傳說中，後稷被當作人類的始祖，《大雅·生民》篇中特别明顯地顯示出了這種傾向，而《魯頌·閟宮》篇則認為後稷繼承了禹的王位，即：&ldquo奄有下土，缵禹之緒。
&rdquo從中可以知道《閟宮》篇的時間晚于《大雅·生民》。
這即意味着，後稷起初被認為是周的始祖；後來又被認為繼承了禹的王位，成為引領整個中國的人；到了《堯典》《臯陶谟》中，則變成了堯、舜時期諸多官吏中專司農事之人。
《堯典》與《大雅·生民》篇中不一樣的地方，恰好成為《大雅·生民》篇是很早就存在的傳說的證明，其價值便體現于此。
但是後稷是否一開始就被認為是周的祖先，這一點尚不清楚。
《史記》根據《世本》的傳說對周代的宗譜排列如下： 此說中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比如說公劉專研後稷的事業，精通農事。
《大雅·公劉》詩中的&ldquo徹田為糧&rdquo說的是井田法，而皇仆、高圉、亞圉幾人的名字顯而易見表示他們與牧畜有關。
如果此說是真實的，就成了先有農耕後有畜牧，這違背了自然的發展過程。
可能周人最初先有牧畜時代的傳說，而後進入農耕社會，因此将後稷當成農耕的始祖，同時也将其視為周人之祖，百姓之祖。
倘使果然如此，可能周人最早的傳說中所講的即為宗譜中公劉以後，那些與牧畜相關之人的事情？堯、舜之後，夏、殷兩朝持續千年左右，假設一代為三十年，以直系計算就有三十代。
夏、殷兩朝的直系代數大緻與此數目相符，而周從後稷到文王隻有十四代，因此認為後稷與堯、舜屬于同一時代的人，這是讓人難以信服的。
從殷代中期以後，文化逐漸傳播到地方，從那時起的事是可以知道的，随後将皇仆、高圉等當作周的創始人，此後又将這一認知與公劉說、後稷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後稷與堯、舜為同一時代人的認識，最終形成前面那不合理的宗譜。
更何況，認為徹法稅開始于公劉時代，本身就是錯誤的。
從古公亶父開始就進入了真正可以弄清事實的時代。
但是僅有《大雅·綿》的一段歌詞中出現過古公亶父，此外再沒有關于古公亶父的史料記載。
《大雅·綿》中說古公亶父似乎曾經居于名為沮或漆的河邊。
他穴居于岐山腳下，開始沒有房屋。
這一說法也與《大雅·生民》中所說的後稷在有邰有家庭相沖突。
可能有關古公亶父的說法是正确的。
尤其就中國的情況來看，穴居未必是年代久遠之事，直到現今山西、陝西仍有人穴居。
但一般來說，屋居比穴居更進步。
建設房屋始于古公亶父的說法，與後稷時開始有房屋的說法沖突。
《大雅·綿》中記載，負責居住的官吏為司空，此外還有負責指揮農奴的官吏，即司徒。
還有說法認為古公亶父的妻子是個姜姓女子，此時的說法似乎回溯到後稷，後稷的母親就是姜姓女子。
《魯頌·閟宮》中有關古公亶父的記錄有一句是&ldquo實始翦商&rdquo。
一般認為這句話所說為侵略殷的事情，後來将&ldquo翦&rdquo字釋義為&ldquo踐&rdquo，這句話的意思就變成了與殷交往建立聯系。
不管怎樣，與具有先進文化的殷建立聯系，接受其文化并進入屋居的社會形态，這是早就有認知的事情。
于周而言，這是自己國家興起的過程；于中國整體而言，這一時期先進的殷文化沿着黃河而上，傳播到陝西，教化當地較落後的人，使得酋長中誕生了像亶父這樣的人物。
亶父有泰伯、虞仲、季曆三個兒子。
季曆的兒子中有一個是後來的文王。
因文王生來有祥瑞之兆，亶父有意傳位于他，于是泰伯、虞仲逃往荊蠻，斷發文身，從此沒有再回來過。
此與王國維的說法相符，其繼承方式是與殷代相同，都是年少的兒子繼承王位。
但将泰伯之事與吳混雜在一起，将其說成是吳太伯，實屬牽強附會。
周文王擴大了國土，遷居到渭水邊上的豐。
此時有文王受命稱王的說法，這裡所說的受命指的是接受上天的指示。
雖然根據後來的一統天子論，認為殷王在位時，文王是不能稱王的，但是在古代，勢力稍大一些的諸侯稱王是常有的事情。
基于此，可以猜想，這一時期的周已經成為相當大的諸侯國。
也有人認為文王隻是一個谥号，或者是自己這樣稱呼。
我認為應該是自己這樣稱呼的。
周文王與纣之間發生過很多故事，大抵與桀、纣之間的情況類似。
纣王下令抓捕文王，文王的屬下行了很重的賄賂才使文王免于被捕。
文王手下有名的佐臣很多，對此，《商書·君奭》中所記載，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實。
實際上滅殷的是武王，但一般認為文王是周朝的開創者，古代的傳統是将自己出生的地點作為始祖祭祀，所以始祖祭祀文王是順理成章之事。
這種說法直到《史記》問世依然存在。
周文王時已經開始征伐其他國家，擴張了自身的領土，《論語》中有：&ldquo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rdquo《史記》中也記錄了此事，《詩經·文王之什》《尚書》中都有明确的記述。
可以說這是從很早以前流傳下來的說法。
據記載，文王受天命成為王以後，&ldquo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西伯戡黎），六年伐崇，七年而崩&rdquo。
這五六年的征伐已經進入殷的畿内，可以看出周對殷所形成的壓迫态勢。
《史記》中關于這一點的記載略有不同，其認為伐崇後即定都于豐。
豐的位置在今天的西安市附近，定都于此，可以看出周想要從渭水上遊向下遊進攻東邊的願景。
所謂的天下三分占其二，是指在當時的九州中，周占了六州，但這是後人附會的說法，當時并不存在九州。
文王在國勢蒸蒸日上的時候因病離世，由武王繼承了王位。
武王的事迹 《尚書》的《泰誓（大誓）》《牧誓》《武成》各篇中都記述了武王伐纣的事情，但《今文尚書》中僅有《牧誓》一篇具有一定可信度。
人們通常認為《泰誓（大誓）》是很早以前插入其中的。
伏生的《今文尚書》問世之時，二十九篇中有無《泰誓》存疑。
有人認為《泰誓》不在其中，并書序共二十九篇。
此觀點的論據是，西漢末年，劉向在《别錄》中記載，漢武帝末期從百姓家的牆壁中取出《泰誓》。
倘使二十九篇中包含《泰誓》，此時就不會發現這本新的《泰誓》。
認為二十九篇包含《泰誓》的，其證據是，據說因歐陽、大夏侯、小夏侯從小受到伏生學問的影響，他們傳承下來的《尚書大傳》（目前尚有殘篇）中引用了《泰誓》中的句子。
還有一種說法，反對《泰誓》成書于武帝末期，理由是武帝初年的董仲舒，其&ldquo對策&rdquo有《泰誓》的内容。
有人将這些論說進行折中，認為伏生的《尚書》中包含《泰誓》，但隻包含殘缺不全的上、下兩篇，後來又得到中篇，才形成完整的《泰誓》。
這一說意味着現存的《古文尚書》中的《泰誓》為僞作，真的《泰誓》可能還存在某個地方。
大多數相信有真的《泰誓》的人認為，《泰誓》的大緻内容在《史記》中得以保存下來。
即便現在尚有《尚書大傳》，其中也是殘缺較多，《史記》中的《泰誓》相對來說是較為完整的。
接下來是清代的學者曾嘗試通過《史記》來複原《泰誓》本來的樣貌。
孫星衍寫了《尚書今古文注疏》，又有人搜集馬、鄭所注的《尚書》，兩者都嘗試複原《泰誓》。
魏源在《書古微》中也進行了相同的嘗試。
今日想考察《泰誓》原貌的學者一般以這些資料為依據。
這與《僞古文尚書·泰誓》在做法上有相似之處，《僞古文尚書》把與《泰誓》類似的文句從古書中摘錄出來進行彙總，再根據自己的想象将殘缺的部分補充完整。
而孫星衍和魏源則按照《史記》中所記《泰誓》的基本框架，以現存部分為基礎，加以補充說明。
這兩種複原古書的方法，都是可取的。
《史記》在對類似《尚書》這樣的古書進行引用時，會根據當時的語言習慣，将比較久遠晦澀的說法替換成通俗易懂的語言，因此，在這一前提下複原的《尚書》，在語言上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複原，隻能做到不丢失其原本表達的意思。
所以說，盡管現在還存在《泰誓》，實際上這個《泰誓》是存疑的東西。
如果我們讀這樣作成的《泰誓》上、下篇中的下篇，會感覺與《牧誓》的文句非常相似。
《史記》中将《泰誓》《牧誓》兩篇都記錄進去了，但給人的感覺就好像這兩篇從很早起其内容便是混在一起的，使人認為《牧誓》的來源和《泰誓》的來源似乎不是一個途徑。
除上述疑問之外，關于《泰誓》《牧誓》一開始是否存在于簡冊、銅器的記錄中也不清楚。
《孟子》中引用的《泰誓》佚文，包括韻律在内都非常流暢，風格與《牧誓》一緻。
如今尚存的周代青銅器大盂鼎、毛公鼎上的銘文，與《周書》中的《召诰》《洛诰》的文句有相似之處，但較之《泰誓》《牧誓》，則《泰誓》《牧誓》的文句太顯得太過流暢。
因此我認為，這兩篇最初在傳播方式是諷誦，并未被記入過簡冊。
另外，《武成》從很早開始就是頗有争議的著作，孟子有言：&ldquo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rdquo更何況現存的《武成》還是僞古文。
《泰誓》《牧誓》也一樣，是諷誦傳說，從未被記錄過。
總之，《泰誓》《牧誓》均未如《詩經》中的《小雅》《大雅》及&ldquo虢季子白盤&rdquo那般形成确鑿文字的記錄。
《大雅》《小雅》和&ldquo虢季子白盤&rdquo中均為整齊的四字句形式，《泰誓》《牧誓》卻不是。
所以我認為《泰誓》《牧誓》是出現于西周時代，借助諷誦的方式得以傳播的作品。
就如上面所說，倘使将其作為古代的傳說，文末的落款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信。
但從很早開始，其落款年代就存在問題。
《泰誓》的落款為&ldquo九年&rdquo&ldquo十一年&rdquo。
今文家認為這個時間是從文王接受天命開始稱王的時候算起的。
文王受命後七年去世，再加兩年即九年，此基礎上再加兩年即十一年，正是武王滅纣的時間。
古文家則認為文王在第九年去世，從九年算起到十三年時滅殷。
大緻上今文家的說法是準确的。
總之關于年數的計算，今文家和古文家意見一緻，均從文王稱王時開始，并未因文王去世武王即位改元而更換年代的計算方法。
這些是上古時期樸實的地方，但我們不能據此推斷周代文王、武王時期距今多少年。
《國語·周語》中有&ldquo伶州鸠&rdquo的說法，孔穎達在《正義》中，将之作為計算年代的開始，這異于《淮南子》中的計算方法，但還是不能明确計算出距今有多少年。
《牧誓》中也記錄過&ldquo甲子&rdquo，根據周曆計算，應該是十二年二月，但仍然無法确定準确的年代。
看起來《牧誓》中的日期大緻準确，但因不是當時的記錄，所以很難說沒有摻雜後世記錄時候的一些見解。
但可以明确的是，就内容而言，這是距周代初期不遠的傳說，大體來說，它的内容可信度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