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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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周公時代的禮樂制度非常有限，孔子理想中的周公的經綸，即《尚書》十二篇所收錄的事迹，隻停留在對殷民的懷柔、對成王及衛康叔的輔佐、确立國家制度和建設國家中心都城、培養宰相四個方面。
孔子之後，周公更被理想化。
特别是王莽時期，甚至認為周公創造了一切制度和文化，是大聖人。
周公被理想化了兩次：第一次是孔子将其理想化，由此産生了以禮樂為主的儒家；第二次是劉歆将其理想化，由此周公成為了一切制度的創造者。
成康昭穆的時代 接下來是成王和康王的時代，倘使将這一時代較之後世具有明确的記載的時代，則類似于漢代的文帝、景帝時代。
當時四方仍未平定，需要多次征伐。
周公的時代也是同樣的情況。
有說法認為成王時代又讨伐了徐淮和奄，因此不能說進入了真正的平穩時期。
好像到康王的時候，才逐漸平息了戰事。
據說成王、康王時代持續一百四十年，與漢代文、景兩代相似。
《尚書》的《顧命》和《康王之诰》兩篇記載了康王、成王之間的傳承。
書中記載的成王病重讓位于康王和康王即位時的情況，顯然不是源自當時的記錄，但書中所記的傳承成了後來的範式。
可能最初是以口頭形式流傳下來的，後來才形成了文字記錄。
因此傳說也是可以相信的。
《尚書》中關于官職的記載，不說與《周禮》相比，就是與戰國時代的文字資料中的名稱進行比對，也會發現很多矛盾的地方。
我認為《尚書》的記載反而更加接近事實。
順利經過成、康時代，接下來是昭、穆時代。
《史記》中記載，周朝的王道自昭王開始就顯示出逐漸衰落的趨勢，昭王到南方巡狩時死于江上。
關于昭王的死因有很多傳說，有的說昭王渡江時，乘坐船夫用膠粘起來的船，船行到江中破裂，昭王溺死。
雖然這時候德行頹靡，但帝王執掌國家大權，其勢力不可能未及江邊。
其後的穆王時代是一個勇于嘗試、擴張領土的時代。
後來的史學家忌諱談領土擴張，因為戰争征稅帶給百姓很多痛苦，作為賢明的君主不該有這樣的行為。
此外，據說穆王起初攻擊犬戎失敗，夷狄便不再前來朝拜。
《國語》即起于此，即從周朝開始出現動亂開始叙述。
這些和穆王相關的故事，也許是偶然現象，但是非常類似漢武帝的事迹。
《左傳》記載，穆王在征伐巡幸之後，因祭公謀父作&ldquo祈招&rdquo之詩，最終放棄了過分誇張的欲望，在自己的住所裡安樂而死。
這與漢武帝早期四處征戰，在發出輪台撤兵之诏後平靜死去的故事非常類似。
《尚書》中有三篇關于穆王的記載，即《君牙》《冏命》《呂刑》，《今文尚書》中隻有《呂刑》，《呂刑》在《今文尚書》中叫《甫刑》，所講為刑和罰，對刑和罰的種類進行了規定。
《呂刑》中将刑分為五種，并記載了與刑相關的大量犯罪事項。
值得懷疑的是，目前還不确定這是不是當時的記錄。
在關于罰金事項的記述中用了&ldquo锾&rdquo字，有&ldquo百锾&rdquo&ldquo千锾&rdquo之說（《今文尚書》中用的是&ldquo率&rdquo或&ldquo锊&rdquo字）。
有&ldquo锾&rdquo字的貨币在更早的時代就已出現。
之前有&ldquo梁正尚金當爰&rdquo，其中的&ldquo爰&rdquo就是&ldquo锾&rdquo。
開頭的&ldquo梁&rdquo讀作&ldquo乘&rdquo，古錢家将之稱為乘馬币，根據《管子》的《乘馬》篇記載應該是堯、舜時代的貨币，但現今沒人相信。
因為&ldquo锾&rdquo字與《呂刑》中的&ldquo锾&rdquo相同，如果将之視為穆王時代出現的文字，在此基礎上可以考察《呂刑》與穆王時代的關系。
但從貨币的制作方式來看，我認為它更有可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字。
此外，盡管金文中沒有實物，但隻有銘文留存的&ldquo散氏盤&rdquo上刻有&ldquo爰千&rdquo&ldquo罰千&rdquo的字樣；曶鼎中有&ldquo百爰&rdquo的字樣。
據傳這兩種東西是西周的，看起來也确實像西周的東西，但根據字義，有人認為&ldquo&rdquo（爰）字中間的兩點是貝币的形狀。
這樣的話，散氏盤和曶鼎中的&ldquo爰&rdquo就有可能是貝币。
金文中常有&ldquo錫貝百朋&rdquo的詞句，穆王時代用銅币作為罰金顯然是不可能的，但用貝币償還罰金是有可能的。
有人認為穆王征伐四方，使得國内财政匮乏，希望通過罰金保證财政收入。
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僅僅是用後世人的想法來推測古代的事情罷了。
還有人認為穆王是傑出的名君，但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詩經》等也沒有相關記載。
這種觀點，出現于明代張燧的《千百年眼》和馬骕的《繹史》中，其目的是反對普遍認為的從昭、穆時代開始，周朝逐漸走向衰敗的說法。
這種說法尚不明确，隻是根據想象認為昭、穆時代由于增加了姬姓國，領土得到大幅擴張。
他們以漢文帝之後出了漢武帝比拟周公、成康之後出現昭、穆二王，以此推測那個時代可能取得了重大發展。
建立王朝的君主之後緊接着是勤儉的君主，再之後出現緻力于功業的君主是中國常見的曆史規律。
所以推測昭王征伐徐淮是真實發生過的事。
總而言之，這個時代征服了四方，姬姓國家的數量也大大增加。
這是根據反面事實推導出來的結論：春秋時期齊桓公看着楚國日益強大，便以征伐的名義将江漢之間的很多姬姓小國消滅了。
除此之外，還有人認為《穆天子傳》等是戰國時期的小說，都不可信。
從共王到西周末期的時代 昭王、穆王之後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宣王、幽王。
《史記》根據《國語》等史料記載了曆代周王的事情。
一般認為，穆王之後的事情以《國語》的記述為準。
《國語》中的《周語》，主要針對穆王以後周朝走向衰落的原因進行了記述。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裡出現的王子朝的言論也簡單介紹了周朝走向衰敗的原因。
王子朝之言概括地講述了成王以來的變遷，對夷王開始的變化叙述得尤為清晰明了。
其中記載了夷王生病，諸侯期盼他痊愈；厲王因為暴虐被人民趕到彘，諸侯希望他歸還王政；宣王緻力于重修政事達到中興；幽王不懂如何做王而放棄王位。
這些是王子朝所說的内容。
《左傳》中的這些記述可能是根據簡冊創作的，都是後來的東西。
這些是王子朝告誡諸侯的話。
《國語》對這一時期的事也有記載，尤其對厲王、宣王時期的事記錄特别詳細。
《國語》的内容多半不是引自簡冊，而是保存下來的瞽史的談話内容，這些内容大緻于戰國初期或中期被載入簡冊竹帛。
《史記》中記載懿王以來周朝漸漸衰落，遭到戎狄侵犯。
這一觀點可能也是源自根據瞽史的言傳彙編而成的書籍。
即便王子朝之言載入簡冊，也是春秋時代的事了，時代并不算早，其資料大概也是來自瞽史。
大緻這一時期的史實都是以瞽史的口頭傳誦為基礎而形成的。
從《詩經》的《大雅》《小雅》中可以了解到宣王和幽王的事。
《大雅》《小雅》中記錄了很多關于宣王的事，并且以詩的形式詳細地講述了事實。
雖然《國風》也詳細地叙述了事實，但不借助《詩序》一般無法理解。
有人認為《毛詩·序》是毛公寫的，這一觀點不可靠，也有人認為是東漢衛宏寫的，朱子、鄭樵将這部分内容删掉了。
《詩序》記載《關雎》是&ldquo述後妃之德也&rdquo，《詩序》中講的事實與《詩經》是否存在《詩序》中所說的那種關系，這還是一個疑問。
就算認為《詩序》與《詩經》沒有關系，但《詩序》中所寫的事不會是毫無根據的。
如果抛開《詩經》來看，《詩序》的記述作為曆史資料的價值是很大的。
當然，《詩序》是作為傳說時代的史料起作用，但《詩序》中頌揚的人物都是明君，昏君是被諷刺的對象，可以說《詩序》中不存在很大的錯誤，可是它與《詩經》結合到一起，就出現了錯誤的地方。
簡而言之，《詩經》的《大雅》《小雅》中所記載的宣王、幽王時代的事，不借助《詩序》也能知道。
裡面記錄了宣王時期有功績的人的姓名。
有讨伐夷狄的一支&mdash&mdash猃狁（與獯鬻、匈奴、昆夷、鬼方所指相同）的尹吉甫，有讨伐南方荊蠻的方叔，有讨伐江漢的召虎（召公的子孫），有讨伐徐淮的南仲。
此外，還可以看到韓侯、申伯、仲山甫這些人的名字。
《大雅》《小雅》中都記載這些在内外戰争中立下功勞的人的名字，即便沒有《詩序》也可以很清楚。
這一時期征伐的區域相當廣闊，南邊一直到江漢淮水附近，東北方一直到貊（也稱貉，這是後來對高句麗、朝鮮等所有東北部落的稱呼。
大概到了直隸附近，還沒有到中國東北）。
《史記》中記載召公受封于燕，實際上這一地區在西周時期還處在野蠻狀态，這應該是編造的話。
《大雅》《小雅》中與宣王有關的部分，有些内容應該是當時編撰而成的。
據說當時有尹吉甫這樣的名人傳誦這些事實。
這就可以知道，當時已經創作了一些詩。
這一做法類似日本将說話的底本編寫成《古事記》。
這一時期周朝文化得到發展。
虢季子白盤&mdash&mdash被認為是這一時期的銅器（出土于陝西，銘文所記被認為是西周時代的事）&mdash&mdash中的文句與《大雅》《小雅》的文句非常相似。
因此，認為《大雅》《小雅》是那時開始編寫的觀點是可信的。
這些大概是為紀念當時的功績所寫的詩。
這種功績報告是上傳給明堂、大廟的，據說後來于辟雍進行報告。
辟雍是在方形的建築物外側修建一個圓形池塘，也就是大學。
報告誦詩或慶祝活動都在辟雍舉行。
清朝也效仿這種做法，在國子監豎了征伐西域的獻馘碑。
《大雅》《小雅》是那時流傳下來的，可以說内容是傳說中比較真實的部分，所謂史詩時代就是以這一時代為中心的。
&ldquo頌&rdquo出現的時間比這個時代更早，因此文和韻都不規範，較為粗糙，大部分用于祈神。
&ldquo雅&rdquo則與&ldquo頌&rdquo相反，大部分内容是歌功頌德的。
因此，通過&ldquo雅&rdquo來考察那個時代的事，可信度較高。
而有關宣王的故事，《國語》中僅記載了他不好的方面。
《詩經》中則記述了他的功績。
《國語》中所記認為宣王征伐無功，調查人民的戶籍（&ldquo料民于大原&rdquo），制定了發兵、征稅的政策。
古史研究者們說宣王開始是明君，是後來變得昏庸無能，理政中不恰當的事情很多。
但《詩經》大體是為頌揚功績而作的。
《國語》記述了穆王以來君王的失政，用以訓誡君王。
應該從兩者不同的側重點看到全面的事實。
厲王、宣王之間出現過一段共和的時代。
據《史記》記載，周公、召公曾經有一段時期暫時沒有參與政治，所以将這一時期稱為共和時代。
《竹書紀年》中記載共伯和代替君王處理政事。
《史記》《竹書紀年》中都出現了&ldquo共和&rdquo，不知道哪方的記載是真的，但共和時代應該真實存在過。
此&ldquo共和&rdquo在曆史上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從這個時候開始，《史記》開始有了明确的紀年。
《史記》以前有《三代世表》，其中沒有紀年隻記代，《十二諸侯年表》中記載了共和，因此明确了紀年。
鄭樵認為從春秋開始有紀年，但不清楚從共和到春秋有多少年，似乎《史記》中有些可以作為依據的史料。
所以，不應該用後世的見解去全面排斥這些東西。
根據《史記》的紀年，大體可以明白宣王的年代，即在位四十六年。
宣王在位時間這麼漫長，此間有過征伐，又整肅國内政治，可以想見這是一個政治非常緊張的時期。
因此，倘若宣王之後的繼承人不夠優秀的話，很難繼承宣王的事業。
這是實際情況，後世也有這種情況，漢武帝就是一個例子。
及至幽王時代，王子朝所言也認為幽王昏庸，可能最開始的時候就有幽王是昏君的傳聞。
《國語》中記載，幽王時期遭遇地震等天災，幽王也因為家庭關系紊亂受到犬戎的侵略，最終導緻西周走向滅亡。
這裡所說的家庭關系紊亂，指的是因為與女人有關的事情而導緻國家滅亡。
《大雅》也記載了此事，可見應該是事實。
《大雅》還記載，除地震外，還出現過饑荒。
這是十分常見的現象，當王朝到達鼎盛之後普遍流于貪圖奢靡，内部腐敗，再加上自然災害，沒有相當傑出的人物很難維持政局。
幽王昏聩，用人也不當，才造成了亡國。
盡管這些是傳聞，但大概也是事實。
所以，像《國語》這樣的史書，将周朝的衰亡作為根本進行記述，告誡君主，再追溯到國家全盛時代的起源和穆王時代。
而穆王、宣王時代正是鼎盛時期，即使出現過一兩次政治失誤，國力依然強盛。
但由于當時對外征伐，培養了很多諸侯，這給外敵帶來了新的刺激，導緻一旦内部産生羸弱的狀況，由于之前的四方征伐，一定會遭受外部的壓迫。
《史記》中記載，猃狁進攻周朝始于懿王，也就是說從穆王的孫一代開始出現了對此前征伐的反彈。
秦始皇征伐匈奴，緻使漢代初期遭受來自冒頓的壓迫，這大概也是對秦始皇征伐的反彈。
來自徐淮的反彈在穆王時代已然出現。
因宣王時代對外的征伐還在繼續，所以來自外部的反彈對應推遲。
到幽王時，鄰近猃狁的犬戎消滅了西周。
《考信錄》質疑周室是被申侯與犬戎聯手消滅了的說法。
最初，申侯的女兒是幽王的王後，後來被廢，幽王寵愛褒姒并想把王位傳給褒姒的兒子，申侯憤怒之下勾結犬戎滅掉了幽王。
這可能是後來編造的動亂，雖說有些詭異，但被鄰近的蠻人所滅是事實。
那麼對遠處蠻人的影響是怎樣的呢？荊蠻地區在成王時期誕生了楚國，及至昭王之後，受到宣王征伐的刺激，楚國在春秋時代發展為同姓諸侯的大敵。
從周朝全局來看，周朝文化影響到地方，對戎狄造成了刺激，戎狄中出現了新興國家，甚至這些國家發展到了企圖侵犯中原的地步，同時也成了中國文化擴展的一條路徑。
《史記》記載西周滅亡的原因是自穆王開始君主德行衰退，從外界來看，周朝于穆王、宣王時期實現鼎盛，較之由小國突然變成大國的武王、成王時期，這一時期的周朝的确有很多不可相提并論的地方。
就如同厲王時期，因為國家實力過于強大，民衆加以反對，到了幽王時期，又因為國家在全盛之後遭受四方的反彈，加之君主昏庸，還有天災，民衆在國内已經難以為生。
穆王、宣王時期，在向四方進行征伐的同時，也将周朝的文化帶到了各個地方，就如同楚國因受到周朝征伐的刺激而獲得發展一般，這個時候的夷狄已經學會了利用周朝的文化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考察《大雅》《小雅》以及銅器銘文中的内容，可以得知這一時期已經産生了貝币。
借由計算貝币時使用的&ldquo十朋&rdquo&ldquo百朋&rdquo之語，也能對這時候經濟發展的程度有所了解。
《大雅》中記有&ldquo徹土田&rdquo等說法，意為種田之人需要負擔十分之一的稅。
雖然尚不清楚先前公劉時期是否實行過&ldquo徹法&rdquo，但據《大雅》中的記錄，這已經是确然在實行的政策。
後來由于課稅過重，《孟子》等書認為應該維持之前的輕稅政策。
奇怪的是，宣王時期的&ldquo徹土田&rdquo并沒有減輕租稅。
當時對周朝境外的土地，不用繳納田稅，隻需繳納當地土特産，但是周朝新近平定的地區，則需要&ldquo徹土田&rdquo，讓種田的人承擔十分之一的稅。
《竹書紀年》認為西周持續了兩百五十七年，有的書則認為持續的時間還稍微長一些。
根據後來的曆史來看，一個王朝從出現到滅亡的過程通常需要兩百五十到三百年的時間。
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之後，祖先的功德就會變得淡薄，這時候一旦有動亂出現，王朝便會遭緻滅亡。
由此可見，《竹書紀年》的說法大緻是可信的。
孔子之後，周公更被理想化。
特别是王莽時期，甚至認為周公創造了一切制度和文化，是大聖人。
周公被理想化了兩次：第一次是孔子将其理想化，由此産生了以禮樂為主的儒家；第二次是劉歆将其理想化，由此周公成為了一切制度的創造者。
成康昭穆的時代 接下來是成王和康王的時代，倘使将這一時代較之後世具有明确的記載的時代，則類似于漢代的文帝、景帝時代。
當時四方仍未平定，需要多次征伐。
周公的時代也是同樣的情況。
有說法認為成王時代又讨伐了徐淮和奄，因此不能說進入了真正的平穩時期。
好像到康王的時候，才逐漸平息了戰事。
據說成王、康王時代持續一百四十年，與漢代文、景兩代相似。
《尚書》的《顧命》和《康王之诰》兩篇記載了康王、成王之間的傳承。
書中記載的成王病重讓位于康王和康王即位時的情況，顯然不是源自當時的記錄，但書中所記的傳承成了後來的範式。
可能最初是以口頭形式流傳下來的，後來才形成了文字記錄。
因此傳說也是可以相信的。
《尚書》中關于官職的記載，不說與《周禮》相比，就是與戰國時代的文字資料中的名稱進行比對，也會發現很多矛盾的地方。
我認為《尚書》的記載反而更加接近事實。
順利經過成、康時代，接下來是昭、穆時代。
《史記》中記載，周朝的王道自昭王開始就顯示出逐漸衰落的趨勢，昭王到南方巡狩時死于江上。
關于昭王的死因有很多傳說，有的說昭王渡江時，乘坐船夫用膠粘起來的船，船行到江中破裂，昭王溺死。
雖然這時候德行頹靡，但帝王執掌國家大權，其勢力不可能未及江邊。
其後的穆王時代是一個勇于嘗試、擴張領土的時代。
後來的史學家忌諱談領土擴張，因為戰争征稅帶給百姓很多痛苦，作為賢明的君主不該有這樣的行為。
此外，據說穆王起初攻擊犬戎失敗，夷狄便不再前來朝拜。
《國語》即起于此，即從周朝開始出現動亂開始叙述。
這些和穆王相關的故事，也許是偶然現象，但是非常類似漢武帝的事迹。
《左傳》記載，穆王在征伐巡幸之後，因祭公謀父作&ldquo祈招&rdquo之詩，最終放棄了過分誇張的欲望，在自己的住所裡安樂而死。
這與漢武帝早期四處征戰，在發出輪台撤兵之诏後平靜死去的故事非常類似。
《尚書》中有三篇關于穆王的記載，即《君牙》《冏命》《呂刑》，《今文尚書》中隻有《呂刑》，《呂刑》在《今文尚書》中叫《甫刑》，所講為刑和罰，對刑和罰的種類進行了規定。
《呂刑》中将刑分為五種，并記載了與刑相關的大量犯罪事項。
值得懷疑的是，目前還不确定這是不是當時的記錄。
在關于罰金事項的記述中用了&ldquo锾&rdquo字，有&ldquo百锾&rdquo&ldquo千锾&rdquo之說（《今文尚書》中用的是&ldquo率&rdquo或&ldquo锊&rdquo字）。
有&ldquo锾&rdquo字的貨币在更早的時代就已出現。
之前有&ldquo梁正尚金當爰&rdquo，其中的&ldquo爰&rdquo就是&ldquo锾&rdquo。
開頭的&ldquo梁&rdquo讀作&ldquo乘&rdquo，古錢家将之稱為乘馬币，根據《管子》的《乘馬》篇記載應該是堯、舜時代的貨币，但現今沒人相信。
因為&ldquo锾&rdquo字與《呂刑》中的&ldquo锾&rdquo相同，如果将之視為穆王時代出現的文字，在此基礎上可以考察《呂刑》與穆王時代的關系。
但從貨币的制作方式來看，我認為它更有可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字。
此外，盡管金文中沒有實物，但隻有銘文留存的&ldquo散氏盤&rdquo上刻有&ldquo爰千&rdquo&ldquo罰千&rdquo的字樣；曶鼎中有&ldquo百爰&rdquo的字樣。
據傳這兩種東西是西周的，看起來也确實像西周的東西，但根據字義，有人認為&ldquo&rdquo（爰）字中間的兩點是貝币的形狀。
這樣的話，散氏盤和曶鼎中的&ldquo爰&rdquo就有可能是貝币。
金文中常有&ldquo錫貝百朋&rdquo的詞句，穆王時代用銅币作為罰金顯然是不可能的，但用貝币償還罰金是有可能的。
有人認為穆王征伐四方，使得國内财政匮乏，希望通過罰金保證财政收入。
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僅僅是用後世人的想法來推測古代的事情罷了。
還有人認為穆王是傑出的名君，但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詩經》等也沒有相關記載。
這種觀點，出現于明代張燧的《千百年眼》和馬骕的《繹史》中，其目的是反對普遍認為的從昭、穆時代開始，周朝逐漸走向衰敗的說法。
這種說法尚不明确，隻是根據想象認為昭、穆時代由于增加了姬姓國，領土得到大幅擴張。
他們以漢文帝之後出了漢武帝比拟周公、成康之後出現昭、穆二王，以此推測那個時代可能取得了重大發展。
建立王朝的君主之後緊接着是勤儉的君主，再之後出現緻力于功業的君主是中國常見的曆史規律。
所以推測昭王征伐徐淮是真實發生過的事。
總而言之，這個時代征服了四方，姬姓國家的數量也大大增加。
這是根據反面事實推導出來的結論：春秋時期齊桓公看着楚國日益強大，便以征伐的名義将江漢之間的很多姬姓小國消滅了。
除此之外，還有人認為《穆天子傳》等是戰國時期的小說，都不可信。
從共王到西周末期的時代 昭王、穆王之後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宣王、幽王。
《史記》根據《國語》等史料記載了曆代周王的事情。
一般認為，穆王之後的事情以《國語》的記述為準。
《國語》中的《周語》，主要針對穆王以後周朝走向衰落的原因進行了記述。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裡出現的王子朝的言論也簡單介紹了周朝走向衰敗的原因。
王子朝之言概括地講述了成王以來的變遷，對夷王開始的變化叙述得尤為清晰明了。
其中記載了夷王生病，諸侯期盼他痊愈；厲王因為暴虐被人民趕到彘，諸侯希望他歸還王政；宣王緻力于重修政事達到中興；幽王不懂如何做王而放棄王位。
這些是王子朝所說的内容。
《左傳》中的這些記述可能是根據簡冊創作的，都是後來的東西。
這些是王子朝告誡諸侯的話。
《國語》對這一時期的事也有記載，尤其對厲王、宣王時期的事記錄特别詳細。
《國語》的内容多半不是引自簡冊，而是保存下來的瞽史的談話内容，這些内容大緻于戰國初期或中期被載入簡冊竹帛。
《史記》中記載懿王以來周朝漸漸衰落，遭到戎狄侵犯。
這一觀點可能也是源自根據瞽史的言傳彙編而成的書籍。
即便王子朝之言載入簡冊，也是春秋時代的事了，時代并不算早，其資料大概也是來自瞽史。
大緻這一時期的史實都是以瞽史的口頭傳誦為基礎而形成的。
從《詩經》的《大雅》《小雅》中可以了解到宣王和幽王的事。
《大雅》《小雅》中記錄了很多關于宣王的事，并且以詩的形式詳細地講述了事實。
雖然《國風》也詳細地叙述了事實，但不借助《詩序》一般無法理解。
有人認為《毛詩·序》是毛公寫的，這一觀點不可靠，也有人認為是東漢衛宏寫的，朱子、鄭樵将這部分内容删掉了。
《詩序》記載《關雎》是&ldquo述後妃之德也&rdquo，《詩序》中講的事實與《詩經》是否存在《詩序》中所說的那種關系，這還是一個疑問。
就算認為《詩序》與《詩經》沒有關系，但《詩序》中所寫的事不會是毫無根據的。
如果抛開《詩經》來看，《詩序》的記述作為曆史資料的價值是很大的。
當然，《詩序》是作為傳說時代的史料起作用，但《詩序》中頌揚的人物都是明君，昏君是被諷刺的對象，可以說《詩序》中不存在很大的錯誤，可是它與《詩經》結合到一起，就出現了錯誤的地方。
簡而言之，《詩經》的《大雅》《小雅》中所記載的宣王、幽王時代的事，不借助《詩序》也能知道。
裡面記錄了宣王時期有功績的人的姓名。
有讨伐夷狄的一支&mdash&mdash猃狁（與獯鬻、匈奴、昆夷、鬼方所指相同）的尹吉甫，有讨伐南方荊蠻的方叔，有讨伐江漢的召虎（召公的子孫），有讨伐徐淮的南仲。
此外，還可以看到韓侯、申伯、仲山甫這些人的名字。
《大雅》《小雅》中都記載這些在内外戰争中立下功勞的人的名字，即便沒有《詩序》也可以很清楚。
這一時期征伐的區域相當廣闊，南邊一直到江漢淮水附近，東北方一直到貊（也稱貉，這是後來對高句麗、朝鮮等所有東北部落的稱呼。
大概到了直隸附近，還沒有到中國東北）。
《史記》中記載召公受封于燕，實際上這一地區在西周時期還處在野蠻狀态，這應該是編造的話。
《大雅》《小雅》中與宣王有關的部分，有些内容應該是當時編撰而成的。
據說當時有尹吉甫這樣的名人傳誦這些事實。
這就可以知道，當時已經創作了一些詩。
這一做法類似日本将說話的底本編寫成《古事記》。
這一時期周朝文化得到發展。
虢季子白盤&mdash&mdash被認為是這一時期的銅器（出土于陝西，銘文所記被認為是西周時代的事）&mdash&mdash中的文句與《大雅》《小雅》的文句非常相似。
因此，認為《大雅》《小雅》是那時開始編寫的觀點是可信的。
這些大概是為紀念當時的功績所寫的詩。
這種功績報告是上傳給明堂、大廟的，據說後來于辟雍進行報告。
辟雍是在方形的建築物外側修建一個圓形池塘，也就是大學。
報告誦詩或慶祝活動都在辟雍舉行。
清朝也效仿這種做法，在國子監豎了征伐西域的獻馘碑。
《大雅》《小雅》是那時流傳下來的，可以說内容是傳說中比較真實的部分，所謂史詩時代就是以這一時代為中心的。
&ldquo頌&rdquo出現的時間比這個時代更早，因此文和韻都不規範，較為粗糙，大部分用于祈神。
&ldquo雅&rdquo則與&ldquo頌&rdquo相反，大部分内容是歌功頌德的。
因此，通過&ldquo雅&rdquo來考察那個時代的事，可信度較高。
而有關宣王的故事，《國語》中僅記載了他不好的方面。
《詩經》中則記述了他的功績。
《國語》中所記認為宣王征伐無功，調查人民的戶籍（&ldquo料民于大原&rdquo），制定了發兵、征稅的政策。
古史研究者們說宣王開始是明君，是後來變得昏庸無能，理政中不恰當的事情很多。
但《詩經》大體是為頌揚功績而作的。
《國語》記述了穆王以來君王的失政，用以訓誡君王。
應該從兩者不同的側重點看到全面的事實。
厲王、宣王之間出現過一段共和的時代。
據《史記》記載，周公、召公曾經有一段時期暫時沒有參與政治，所以将這一時期稱為共和時代。
《竹書紀年》中記載共伯和代替君王處理政事。
《史記》《竹書紀年》中都出現了&ldquo共和&rdquo，不知道哪方的記載是真的，但共和時代應該真實存在過。
此&ldquo共和&rdquo在曆史上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從這個時候開始，《史記》開始有了明确的紀年。
《史記》以前有《三代世表》，其中沒有紀年隻記代，《十二諸侯年表》中記載了共和，因此明确了紀年。
鄭樵認為從春秋開始有紀年，但不清楚從共和到春秋有多少年，似乎《史記》中有些可以作為依據的史料。
所以，不應該用後世的見解去全面排斥這些東西。
根據《史記》的紀年，大體可以明白宣王的年代，即在位四十六年。
宣王在位時間這麼漫長，此間有過征伐，又整肅國内政治，可以想見這是一個政治非常緊張的時期。
因此，倘若宣王之後的繼承人不夠優秀的話，很難繼承宣王的事業。
這是實際情況，後世也有這種情況，漢武帝就是一個例子。
及至幽王時代，王子朝所言也認為幽王昏庸，可能最開始的時候就有幽王是昏君的傳聞。
《國語》中記載，幽王時期遭遇地震等天災，幽王也因為家庭關系紊亂受到犬戎的侵略，最終導緻西周走向滅亡。
這裡所說的家庭關系紊亂，指的是因為與女人有關的事情而導緻國家滅亡。
《大雅》也記載了此事，可見應該是事實。
《大雅》還記載，除地震外，還出現過饑荒。
這是十分常見的現象，當王朝到達鼎盛之後普遍流于貪圖奢靡，内部腐敗，再加上自然災害，沒有相當傑出的人物很難維持政局。
幽王昏聩，用人也不當，才造成了亡國。
盡管這些是傳聞，但大概也是事實。
所以，像《國語》這樣的史書，将周朝的衰亡作為根本進行記述，告誡君主，再追溯到國家全盛時代的起源和穆王時代。
而穆王、宣王時代正是鼎盛時期，即使出現過一兩次政治失誤，國力依然強盛。
但由于當時對外征伐，培養了很多諸侯，這給外敵帶來了新的刺激，導緻一旦内部産生羸弱的狀況，由于之前的四方征伐，一定會遭受外部的壓迫。
《史記》中記載，猃狁進攻周朝始于懿王，也就是說從穆王的孫一代開始出現了對此前征伐的反彈。
秦始皇征伐匈奴，緻使漢代初期遭受來自冒頓的壓迫，這大概也是對秦始皇征伐的反彈。
來自徐淮的反彈在穆王時代已然出現。
因宣王時代對外的征伐還在繼續，所以來自外部的反彈對應推遲。
到幽王時，鄰近猃狁的犬戎消滅了西周。
《考信錄》質疑周室是被申侯與犬戎聯手消滅了的說法。
最初，申侯的女兒是幽王的王後，後來被廢，幽王寵愛褒姒并想把王位傳給褒姒的兒子，申侯憤怒之下勾結犬戎滅掉了幽王。
這可能是後來編造的動亂，雖說有些詭異，但被鄰近的蠻人所滅是事實。
那麼對遠處蠻人的影響是怎樣的呢？荊蠻地區在成王時期誕生了楚國，及至昭王之後，受到宣王征伐的刺激，楚國在春秋時代發展為同姓諸侯的大敵。
從周朝全局來看，周朝文化影響到地方，對戎狄造成了刺激，戎狄中出現了新興國家，甚至這些國家發展到了企圖侵犯中原的地步，同時也成了中國文化擴展的一條路徑。
《史記》記載西周滅亡的原因是自穆王開始君主德行衰退，從外界來看，周朝于穆王、宣王時期實現鼎盛，較之由小國突然變成大國的武王、成王時期，這一時期的周朝的确有很多不可相提并論的地方。
就如同厲王時期，因為國家實力過于強大，民衆加以反對，到了幽王時期，又因為國家在全盛之後遭受四方的反彈，加之君主昏庸，還有天災，民衆在國内已經難以為生。
穆王、宣王時期，在向四方進行征伐的同時，也将周朝的文化帶到了各個地方，就如同楚國因受到周朝征伐的刺激而獲得發展一般，這個時候的夷狄已經學會了利用周朝的文化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考察《大雅》《小雅》以及銅器銘文中的内容，可以得知這一時期已經産生了貝币。
借由計算貝币時使用的&ldquo十朋&rdquo&ldquo百朋&rdquo之語，也能對這時候經濟發展的程度有所了解。
《大雅》中記有&ldquo徹土田&rdquo等說法，意為種田之人需要負擔十分之一的稅。
雖然尚不清楚先前公劉時期是否實行過&ldquo徹法&rdquo，但據《大雅》中的記錄，這已經是确然在實行的政策。
後來由于課稅過重，《孟子》等書認為應該維持之前的輕稅政策。
奇怪的是，宣王時期的&ldquo徹土田&rdquo并沒有減輕租稅。
當時對周朝境外的土地，不用繳納田稅，隻需繳納當地土特産，但是周朝新近平定的地區，則需要&ldquo徹土田&rdquo，讓種田的人承擔十分之一的稅。
《竹書紀年》認為西周持續了兩百五十七年，有的書則認為持續的時間還稍微長一些。
根據後來的曆史來看，一個王朝從出現到滅亡的過程通常需要兩百五十到三百年的時間。
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之後，祖先的功德就會變得淡薄，這時候一旦有動亂出現，王朝便會遭緻滅亡。
由此可見，《竹書紀年》的說法大緻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