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周時代
關燈
小
中
大
認為《周禮》是僞作的說法，其中有的認為：如果有三百六十級官職，那官吏總數則會超過一萬，較之四方王畿的總面積還要多。
這種說法是行不通的，這種算法實際上将今天不認為是官職的村長都包括進來，數字自然會變得巨大。
就如《尚書》和銅器中的記載那般，一些官職因實際需要産生了。
出于農事的需求，最初就産生了一些季節性的官職。
周朝為農業社會，重視農時，《詩經·豳風·七月》的詞句中便展示了當時以農事為主的社會狀态。
這些官職的産生均出于實際需要，并無多少理想性的東西。
因為重視農事，根據農事設置官職，這體現了社會的進步。
根據時間設置官職稱為月令。
《禮記》《呂氏春秋》《逸周書》中關于月令的記述，說法大緻相同。
每月都會安排月令，以此來區别不同的官事。
月令的設置與明堂的實際存在一定的關系。
明堂是古代天子理政的場所，如下圖所示，明堂是一個四方形的場所。
根據這個說法，天子一年到頭圍着明堂處理政事（此說法是戰國末期天子理政的一種理想，實際沒有執行）。
因遇到閏月的時候，天子在有門的地方處理政事，所以&ldquo閏&rdquo字的構成是&ldquo門&rdquo中有&ldquo王&rdquo。
此外，月與官職是對應的，據說如果在春季做了夏季的事，就會招緻災禍，反之亦然，因此必須嚴格執行，每個月做對應的事情。
不僅《月令》中記述了這一說法，《管子》的《幼官》《四時》《五行》中也記錄了類似的說法，均是将一年中的季節與為政相聯系。
但這類說法之間多少有些差異，《幼官》與《月令》的差别最大，《四時》《五行》的内容則似乎與《月令》更為相似。
由此我們得以知曉最初與官職相關的各種思想逐漸融合走向統一的過程。
最終形成了與天、地、春、夏、秋、冬相對應的《周禮》中的&ldquo六官&rdquo，并完成了理想化官職體系的構建。
《周禮》是調和從周公到漢初，理想和實際存在的官職的作品，由此可知周公時代尚未形成如此完備的制度。
周公時代的官職是怎樣的呢？這一時期的官職與殷代的制度有莫大的聯系，可以說殷代的制度傳到了周。
從甲骨文的研究中可以知道一些情況，再根據《周禮》的内容可以大緻判斷出來。
《周禮》的三百六十官職中頻繁出現附帶&ldquo××氏&rdquo的官名是其中一個特點。
&ldquo氏&rdquo字之上有附帶一字的，也有附帶兩字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不得而知。
具體情況如下： 上面所列出的文字，有些從字面上就能推斷是什麼職務，有的則不能。
例如師氏、保氏、媒氏、鞮鞻氏等，根據名稱就知道掌管的事務。
像馮相氏、保章氏這類，劃分在春官大史的職務範圍内，是掌管天文的官職，但從文字上無法直接理解其意義。
像條狼、修闾、硩蔟、赤犮、壺涿就更難根據文字來理解是什麼官職了。
這些不明白其意的官職多數是家族世襲的官職，在殷代是一種職業，一直傳承到周朝。
桃氏造劍，凫氏制鐘，并形成一個部落。
周滅殷後，這些部落仍然存在，但在其部落之上又配備了周朝的長官，讓周朝長官統轄這種官職。
後來的中國也存在這種情況，日本在氏族制改郡縣制時也有過相同的情況。
日本的國造借助大化改新得以成為郡領或神主，在此之外又依照天皇命令設立國守。
中國的元代、清代也是在以前的漢人官吏基礎上，加設蒙古人或滿洲人（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各省各司的長官）。
這些都是古代曾經有過的政策，非我想象杜撰。
《周禮》中可以找到一兩個例子來證明。
馮相氏、保章氏的情況即如此。
這兩家原本掌管天文，周朝時候，在他們之上又任命了大史統轄，這個大史本來不是天文官，而是由殷代數個制作弓箭的家族發展起來，後來變成了《周禮》中記載的統管天文官的官吏。
這種情況是非常常見的。
早前夏、殷時代于河南、山東興起的文化發展速度極快，這有賴于氏族制度，但後來興起的周聚集農民打敗了夏、殷，周開始統治這些擁有曆史文化傳統的國家，這些國家有很多周朝國内沒有的官職，于是周朝便在原來的各種官職上，加設了周自己的官職，并且效仿夏、殷，将周原本并不世襲的官職改成世襲。
因此可以說，這類官職是周朝在夏、殷制度之外新設立的官職。
這是順應需求，自然而然的結果，并不是沒有天才般的周公就不會出現的事。
相比而言，前述的對内制定告誡天子、宰相的規範，對外封同姓諸侯強化中央集權，這是周公的偉績所在。
制度上的變化使得&ldquo氏&rdquo的性質漸漸清晰。
&ldquo姓&rdquo很明顯是從同姓異姓的諸侯關系産生，而&ldquo氏&rdquo則源起于職務關系。
&ldquo氏&rdquo表示自古承襲的家族，而&ldquo姓&rdquo産生于從古代傳承而來的家族與周朝同姓的關系。
原來古代不需要姓和氏，也不稱呼姓和氏，及至周朝初期，姓和氏的作用逐漸明顯，且後來又有新的氏出現，在經曆子孫數代後分裂成公孫氏、王孫氏等。
還出現了以先祖之名字為氏的&ldquo氏&rdquo，以及其他不同于其他世襲的職業中&ldquo氏&rdquo的&ldquo氏&rdquo，&ldquo氏&rdquo在内容和數量上都有所增加。
與姓氏相關的很多論說還牽強附會地添加了一些理想主義的東西，這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禮樂制作之說 關于周公制禮樂的說法，學者認為《儀禮》一書較為可信。
漢族人稱之為《禮經》，此說據傳為周公所作。
從宋代朱子開始，很多學者認為《儀禮》并不是一時之作，近年林泰輔博士的著作《周公及其時代》中認為《儀禮》為西周末年作品。
然而中國學者中有人認為《儀禮》成書時間更晚，崔述在《考信錄》中表述的說法便是其中一種，這一說法也有其可取的地方。
崔述認為《儀禮》不是周公所作有幾個理由，其一是《儀禮》繁缛，書中所記文字繁瑣事情奢靡，與周公和孔子的思想相反。
其二，從前臣面對君時有堂下拜的禮節，并沒有登堂拜的禮節，但是《儀禮》中有關于堂上拜的記載。
朱子為《儀禮》中的堂上拜做了辯護，但孔子也認為下拜為禮，若将堂上拜視為僭上，這就與古禮一緻了。
這就可以明确，《儀禮》确實與孔子的思想相反。
其三，舊有的制度是王下有公，公的臣子是大夫。
王下如果無王，公下也應該沒有公。
但是根據《儀禮》的記述，諸侯的臣下有諸公，這大概是周朝末期，諸侯的大夫僭上稱公的結果。
其四，《儀禮》共計十七篇，婚禮、冠禮等内容包含其中，還有聘禮、觐禮。
觐禮為諸侯朝拜天子時的大禮，聘禮為諸侯派大夫面見其他諸侯時的小禮。
基于此，在對&ldquo禮&rdquo進行描述的時候，觐禮比聘禮詳細百倍是理所應當的，實際上，對聘禮的記述反而相當于觐禮的十倍。
導緻這一情況的原因是，春秋以後由于王室衰落并未實行觐禮，書中所記為僅存的部分，而當時非常盛行聘禮，因此記述得非常詳細。
基于此，可以得知《儀禮》是春秋以後出現的作品。
周公制定的禮，隻是大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
《儀禮》所記，大部分為關于士的禮，而非天子、諸侯、大夫的禮。
如果将其全部搜集起來，其内容相當龐雜，若制作成古代的竹簡，可能需要十餘車才能裝下。
通曉并遵守所有的禮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後世唐代的開元禮、宋代的開寶禮記錄非常詳細，體裁也齊全，但隻放在官署衙門内，連很多學士、大夫等也不曾看過。
因此周公制定的禮制不可能那麼細緻，他隻是制作了大綱，禮的具體内容由各國根據自己的國俗編定而成，且周朝在進入東周時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甚至有一些證據表明，我們目前所見到的《儀禮》，不是出自孔子之手。
寫書通常需要後人反複補充，司馬遷所寫《史記》經由褚先生接着編寫完成，劉向所作《列女傳》同樣由東漢人續寫，許慎所著《說文》從五代開始寫到宋代，後來由徐铉校訂成書。
這足以說明，秦始皇焚書之前的書，并不是最初成書的樣子。
孔子的書尚且存在可疑的地方，所以，認為周公寫成了完備的《儀禮》，這種說法根本無法成立。
一般認為，通常是當時擔任與&ldquo禮&rdquo相關職務的人才能掌握禮的東西，由他們将&ldquo禮&rdquo記錄下來也是很簡單的事情。
在日本德川時代，高層武士及在朝廷裡有職位的人，便是這樣的。
孔子到大廟詢問就是向禮官打聽事務之細節。
《儀禮》大概就這樣的情況，最初隻是簡單的綱目，到後來不斷積累變得繁缛，再加上孔子門生及其後人将之視作學派的重要内容，不斷進行完善，最終形成秘傳。
不隻《儀禮》如此，自《禮記》開始，《管子·弟子職》等都類似，均是根據教導弟子日常行為的内容，配上韻律而寫成的。
後來&ldquo禮家&rdquo這樣的專職出現以後，這類記述就變得龐大起來。
據說樂的情況也類似。
有人認為，最初的樂也由周公所作，《詩經》中的《周頌》三十一篇以及《小雅》中的一部分便是周公所作。
《考信錄》中的記載對此有不同的說法。
《周頌》中寫有&ldquo成王不敢康&rdquo，&ldquo成王&rdquo這個稱謂在其他地方也有使用，還有一句是&ldquo自彼成康，奄有四方&rdquo，&ldquo成王&rdquo或&ldquo成康&rdquo都是谥号，出現于二王之後。
所以自古就将&ldquo成王&rdquo稱為&ldquo成王功&rdquo。
宋代的歐陽修和朱子已注意到這個不合理的現象。
關于《小雅》中認為出自周公手筆的部分内容，相傳吳國的季劄于魯國觀周樂時聽到《小雅》後，發出周德衰落的慨歎。
倘使《小雅》中的部分内容真的出自周公之手，應該不會有人覺得周德已然衰落。
對此寫注解的人認為，&ldquo衰&rdquo也讀作&ldquo小&rdquo，可将之理解為道德微弱。
&ldquo小&rdquo和&ldquo衰&rdquo是一樣的含義，都不表示此時的周朝處于興盛時期。
這應該是恰當的說法。
此外，根據《考信錄》中的記載，《禮記·月令》中也有能夠證明《周頌》并非出自周公之手的反證。
《月令》中記載，天子在明堂中，按照十二個月分居不同地點理政。
明堂在大概周朝初期就有了，但每月換居的說法似乎出自戰國時代的附會之言。
明堂展示的是原始素樸的風氣，是真實存在的兼居住、祭祀、政治等各類活動的場所。
後來分别修築明堂、宗廟、大寝，建築形式發生了改變，但最初三者一樣，均為四面開門的簡單的建築結構（今天北京的中和殿和日本古代的大極殿保留了當時建築的風格）。
如此看來，關于周公制禮作樂的說法存疑的地方有很多，《尚書》中《金縢》到《立政》各篇文章最能說明問題。
這些文章都是孔子所編，從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孔子理想中的周公是怎樣的。
今天要想比孔子更加了解周公是十分困難的。
此外，還可以以金文為材料進行一些研究。
金文中的毛公鼎，其文章古樸雅緻，相傳為周公時代所制，對其字句進行考察後發現，有些地方非常類似《尚書》中的《文侯之命》，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周公時期的作品。
大盂鼎中有類似《洛诰》寫法的地方，其&ldquo年&rdquo&ldquo紀&rdquo的寫法比《洛诰》時間更為久遠，用&ldquo祀&rdquo代替&ldquo年&rdquo，這可以表明其為周公時代的産物，但不能認為什麼都是周公所作，大緻是經曆了成康時代漸漸發展起來的。
金文中，有些内容像《洛诰》一樣古樸（如大盂鼎等），也不乏類似《大雅》《小雅》的規整的韻文，可以根據這些來分辨究竟是周公時代的東西還是宣王時代的東西。
結合這些東西進行思考，大緻能明白周公時代的禮有哪些内容。
《左傳》中記載，晉代的韓宣子看了《易》中的《象》和魯國的《春秋》之後，認為周禮盡在魯，但根據上述所說就能明白這是編造的故事。
《大戴禮》中的《武王踐祚》記載，家中的柱子或自己使用的器物上都镌刻了君主的警示語。
确實有可能存在這樣的事情，但很少能從現存的銅器中看到。
據說在羅振玉的全部兩千篇銘文中，镌刻了警示語的隻有&ldquo取他人之善&rdquo一例。
目前尚存的銅器一般都是祭器，祭器便于保存，而日常器具因其易于磨損而難以保存，因此現存的銅器中，很少有常用器具。
這一時期，口傳的東西遠遠多于手寫的文章，原因是輔佐君主的人中有盲人，他們常采取與君主問答的形式記述故事。
此外，主管天文的人通曉天文，蔔筮的人掌握蔔筮，史官知道與君主的訓誡相關的事，當時并不盛行寫文章。
通常在紀念某種功績或君主的賞賜時，在銅器上镌刻銘文，并将銅器放置在宗廟裡，這些銅器作為祭器得以留存至今。
當時可能也有簡冊，但隻是暫時的辭令類的東西，用完之後，基本沒有保留的價值，是以逐漸流失。
所以我認為，指望《尚書》收錄當時所有的竹簡内容，這是不現實的。
《周禮》并不是進入周朝後，短時間内就編纂完成的書。
周朝初期沿用了殷的禮，逐漸整理出了後來的《周禮》。
周代的盂鼎中仍舊使用&ldquo祀&rdquo字便是例證。
《洪範》中使用&ldquo祀&rdquo字也是同樣的情況。
周朝出現了谥法，文王、武王可能都是谥号，但實際情況究竟怎樣不得而知。
據說殷代的湯自稱武王，那文王、武王這樣的稱呼也有可能是自稱。
我認為，谥号這一制度可能出現于昭王、穆王時期。
一般認為周朝有昭穆制，如下圖所示。
但是，倘使最初就确定了昭穆，那它必然要與昭王、穆王的實際一緻。
如果将文王視為太祖，就會出現下圖所示之悖于昭穆的情況。
所以無論是周代的谥号制還是昭穆制都是後來才出現的，最初也沒有把文王作為太祖的想法。
最初的諸侯中，很多人都沒有谥号。
像&ldquo齊大公&rdquo的&ldquo大公&rdquo好像并不是谥号。
據《史記》記載，齊大公的兒子是丁公，丁公的兒子是乙公，乙公的兒子是癸公。
這是根據以祖先的生日為祭日的殷代風俗的做法。
由此可知，此時尚在殷代風俗的影響之下。
大公活的時間很長，其曾孫癸公與昭、穆兩代同時期。
其他諸侯的家族中，最初的幾代也是沒有谥号的。
雖然周公被封了谥号，但他的兒子伯禽卻沒有。
因此崔述認為谥号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東西。
但他又認為，自成王以後開始出現了加谥号之風。
結合前面所說的，我認為加谥号的風氣大概出現于昭王、穆王以後。
總之，周朝沿襲殷代制度，時間大概在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之間，在此之後，才逐漸成為周朝的制度。
像&ldquo樂&rdquo這類多數是在成康時代以後出現的。
&ldquo頌&rdquo應該是這裡面年代最為久遠的，據說是為了宗廟祭祀而寫的歌。
&ldquo頌&rdquo意為向神明祈福，并不是後世&ldquo歌功頌德&rdquo的意思。
王國維的觀點貼近事實，他認為周代的頌不押韻的很多，是因為調子太長不能押韻。
若不是四言兩句一斷的格式，就沒有押韻的必要。
&ldquo頌&rdquo附在祝詞之後的歌，大概是由非常原始的曳聲之類的東西變化而來。
《大雅》《小雅》是在宴會的時候使用的華麗高雅的樂曲。
《國風》是民間流傳的歌謠，不需要押韻的占絕大多數。
這些都不是周朝初期産生的，大概出現于平王時期，據說《國風》中第一篇《關雎》是歌頌文王後妃德行的作品，也有人認為是諷刺康王失德的作品。
這與後來出現的《周南》《召南》這類回憶召公功德的作品相同，變成了成康以後對前代的回憶（召公已經十分長壽了，據說《召南》《甘棠》等篇在召公去世後又經過數十年才問世）。
這種說法是行不通的，這種算法實際上将今天不認為是官職的村長都包括進來，數字自然會變得巨大。
就如《尚書》和銅器中的記載那般，一些官職因實際需要産生了。
出于農事的需求，最初就産生了一些季節性的官職。
周朝為農業社會，重視農時，《詩經·豳風·七月》的詞句中便展示了當時以農事為主的社會狀态。
這些官職的産生均出于實際需要，并無多少理想性的東西。
因為重視農事，根據農事設置官職，這體現了社會的進步。
根據時間設置官職稱為月令。
《禮記》《呂氏春秋》《逸周書》中關于月令的記述，說法大緻相同。
每月都會安排月令，以此來區别不同的官事。
月令的設置與明堂的實際存在一定的關系。
明堂是古代天子理政的場所，如下圖所示，明堂是一個四方形的場所。
根據這個說法，天子一年到頭圍着明堂處理政事（此說法是戰國末期天子理政的一種理想，實際沒有執行）。
因遇到閏月的時候，天子在有門的地方處理政事，所以&ldquo閏&rdquo字的構成是&ldquo門&rdquo中有&ldquo王&rdquo。
此外，月與官職是對應的，據說如果在春季做了夏季的事，就會招緻災禍，反之亦然，因此必須嚴格執行，每個月做對應的事情。
不僅《月令》中記述了這一說法，《管子》的《幼官》《四時》《五行》中也記錄了類似的說法，均是将一年中的季節與為政相聯系。
但這類說法之間多少有些差異，《幼官》與《月令》的差别最大，《四時》《五行》的内容則似乎與《月令》更為相似。
由此我們得以知曉最初與官職相關的各種思想逐漸融合走向統一的過程。
最終形成了與天、地、春、夏、秋、冬相對應的《周禮》中的&ldquo六官&rdquo，并完成了理想化官職體系的構建。
《周禮》是調和從周公到漢初，理想和實際存在的官職的作品，由此可知周公時代尚未形成如此完備的制度。
周公時代的官職是怎樣的呢？這一時期的官職與殷代的制度有莫大的聯系，可以說殷代的制度傳到了周。
從甲骨文的研究中可以知道一些情況，再根據《周禮》的内容可以大緻判斷出來。
《周禮》的三百六十官職中頻繁出現附帶&ldquo××氏&rdquo的官名是其中一個特點。
&ldquo氏&rdquo字之上有附帶一字的，也有附帶兩字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不得而知。
具體情況如下： 上面所列出的文字，有些從字面上就能推斷是什麼職務，有的則不能。
例如師氏、保氏、媒氏、鞮鞻氏等，根據名稱就知道掌管的事務。
像馮相氏、保章氏這類，劃分在春官大史的職務範圍内，是掌管天文的官職，但從文字上無法直接理解其意義。
像條狼、修闾、硩蔟、赤犮、壺涿就更難根據文字來理解是什麼官職了。
這些不明白其意的官職多數是家族世襲的官職，在殷代是一種職業，一直傳承到周朝。
桃氏造劍，凫氏制鐘，并形成一個部落。
周滅殷後，這些部落仍然存在，但在其部落之上又配備了周朝的長官，讓周朝長官統轄這種官職。
後來的中國也存在這種情況，日本在氏族制改郡縣制時也有過相同的情況。
日本的國造借助大化改新得以成為郡領或神主，在此之外又依照天皇命令設立國守。
中國的元代、清代也是在以前的漢人官吏基礎上，加設蒙古人或滿洲人（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各省各司的長官）。
這些都是古代曾經有過的政策，非我想象杜撰。
《周禮》中可以找到一兩個例子來證明。
馮相氏、保章氏的情況即如此。
這兩家原本掌管天文，周朝時候，在他們之上又任命了大史統轄，這個大史本來不是天文官，而是由殷代數個制作弓箭的家族發展起來，後來變成了《周禮》中記載的統管天文官的官吏。
這種情況是非常常見的。
早前夏、殷時代于河南、山東興起的文化發展速度極快，這有賴于氏族制度，但後來興起的周聚集農民打敗了夏、殷，周開始統治這些擁有曆史文化傳統的國家，這些國家有很多周朝國内沒有的官職，于是周朝便在原來的各種官職上，加設了周自己的官職，并且效仿夏、殷，将周原本并不世襲的官職改成世襲。
因此可以說，這類官職是周朝在夏、殷制度之外新設立的官職。
這是順應需求，自然而然的結果，并不是沒有天才般的周公就不會出現的事。
相比而言，前述的對内制定告誡天子、宰相的規範，對外封同姓諸侯強化中央集權，這是周公的偉績所在。
制度上的變化使得&ldquo氏&rdquo的性質漸漸清晰。
&ldquo姓&rdquo很明顯是從同姓異姓的諸侯關系産生，而&ldquo氏&rdquo則源起于職務關系。
&ldquo氏&rdquo表示自古承襲的家族，而&ldquo姓&rdquo産生于從古代傳承而來的家族與周朝同姓的關系。
原來古代不需要姓和氏，也不稱呼姓和氏，及至周朝初期，姓和氏的作用逐漸明顯，且後來又有新的氏出現，在經曆子孫數代後分裂成公孫氏、王孫氏等。
還出現了以先祖之名字為氏的&ldquo氏&rdquo，以及其他不同于其他世襲的職業中&ldquo氏&rdquo的&ldquo氏&rdquo，&ldquo氏&rdquo在内容和數量上都有所增加。
與姓氏相關的很多論說還牽強附會地添加了一些理想主義的東西，這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禮樂制作之說 關于周公制禮樂的說法，學者認為《儀禮》一書較為可信。
漢族人稱之為《禮經》，此說據傳為周公所作。
從宋代朱子開始，很多學者認為《儀禮》并不是一時之作，近年林泰輔博士的著作《周公及其時代》中認為《儀禮》為西周末年作品。
然而中國學者中有人認為《儀禮》成書時間更晚，崔述在《考信錄》中表述的說法便是其中一種，這一說法也有其可取的地方。
崔述認為《儀禮》不是周公所作有幾個理由，其一是《儀禮》繁缛，書中所記文字繁瑣事情奢靡，與周公和孔子的思想相反。
其二，從前臣面對君時有堂下拜的禮節，并沒有登堂拜的禮節，但是《儀禮》中有關于堂上拜的記載。
朱子為《儀禮》中的堂上拜做了辯護，但孔子也認為下拜為禮，若将堂上拜視為僭上，這就與古禮一緻了。
這就可以明确，《儀禮》确實與孔子的思想相反。
其三，舊有的制度是王下有公，公的臣子是大夫。
王下如果無王，公下也應該沒有公。
但是根據《儀禮》的記述，諸侯的臣下有諸公，這大概是周朝末期，諸侯的大夫僭上稱公的結果。
其四，《儀禮》共計十七篇，婚禮、冠禮等内容包含其中，還有聘禮、觐禮。
觐禮為諸侯朝拜天子時的大禮，聘禮為諸侯派大夫面見其他諸侯時的小禮。
基于此，在對&ldquo禮&rdquo進行描述的時候，觐禮比聘禮詳細百倍是理所應當的，實際上，對聘禮的記述反而相當于觐禮的十倍。
導緻這一情況的原因是，春秋以後由于王室衰落并未實行觐禮，書中所記為僅存的部分，而當時非常盛行聘禮，因此記述得非常詳細。
基于此，可以得知《儀禮》是春秋以後出現的作品。
周公制定的禮，隻是大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
《儀禮》所記，大部分為關于士的禮，而非天子、諸侯、大夫的禮。
如果将其全部搜集起來，其内容相當龐雜，若制作成古代的竹簡，可能需要十餘車才能裝下。
通曉并遵守所有的禮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後世唐代的開元禮、宋代的開寶禮記錄非常詳細，體裁也齊全，但隻放在官署衙門内，連很多學士、大夫等也不曾看過。
因此周公制定的禮制不可能那麼細緻，他隻是制作了大綱，禮的具體内容由各國根據自己的國俗編定而成，且周朝在進入東周時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甚至有一些證據表明，我們目前所見到的《儀禮》，不是出自孔子之手。
寫書通常需要後人反複補充，司馬遷所寫《史記》經由褚先生接着編寫完成，劉向所作《列女傳》同樣由東漢人續寫，許慎所著《說文》從五代開始寫到宋代，後來由徐铉校訂成書。
這足以說明，秦始皇焚書之前的書，并不是最初成書的樣子。
孔子的書尚且存在可疑的地方，所以，認為周公寫成了完備的《儀禮》，這種說法根本無法成立。
一般認為，通常是當時擔任與&ldquo禮&rdquo相關職務的人才能掌握禮的東西，由他們将&ldquo禮&rdquo記錄下來也是很簡單的事情。
在日本德川時代，高層武士及在朝廷裡有職位的人，便是這樣的。
孔子到大廟詢問就是向禮官打聽事務之細節。
《儀禮》大概就這樣的情況，最初隻是簡單的綱目，到後來不斷積累變得繁缛，再加上孔子門生及其後人将之視作學派的重要内容，不斷進行完善，最終形成秘傳。
不隻《儀禮》如此，自《禮記》開始，《管子·弟子職》等都類似，均是根據教導弟子日常行為的内容，配上韻律而寫成的。
後來&ldquo禮家&rdquo這樣的專職出現以後，這類記述就變得龐大起來。
據說樂的情況也類似。
有人認為，最初的樂也由周公所作，《詩經》中的《周頌》三十一篇以及《小雅》中的一部分便是周公所作。
《考信錄》中的記載對此有不同的說法。
《周頌》中寫有&ldquo成王不敢康&rdquo，&ldquo成王&rdquo這個稱謂在其他地方也有使用，還有一句是&ldquo自彼成康，奄有四方&rdquo，&ldquo成王&rdquo或&ldquo成康&rdquo都是谥号，出現于二王之後。
所以自古就将&ldquo成王&rdquo稱為&ldquo成王功&rdquo。
宋代的歐陽修和朱子已注意到這個不合理的現象。
關于《小雅》中認為出自周公手筆的部分内容，相傳吳國的季劄于魯國觀周樂時聽到《小雅》後，發出周德衰落的慨歎。
倘使《小雅》中的部分内容真的出自周公之手，應該不會有人覺得周德已然衰落。
對此寫注解的人認為，&ldquo衰&rdquo也讀作&ldquo小&rdquo，可将之理解為道德微弱。
&ldquo小&rdquo和&ldquo衰&rdquo是一樣的含義，都不表示此時的周朝處于興盛時期。
這應該是恰當的說法。
此外，根據《考信錄》中的記載，《禮記·月令》中也有能夠證明《周頌》并非出自周公之手的反證。
《月令》中記載，天子在明堂中，按照十二個月分居不同地點理政。
明堂在大概周朝初期就有了，但每月換居的說法似乎出自戰國時代的附會之言。
明堂展示的是原始素樸的風氣，是真實存在的兼居住、祭祀、政治等各類活動的場所。
後來分别修築明堂、宗廟、大寝，建築形式發生了改變，但最初三者一樣，均為四面開門的簡單的建築結構（今天北京的中和殿和日本古代的大極殿保留了當時建築的風格）。
如此看來，關于周公制禮作樂的說法存疑的地方有很多，《尚書》中《金縢》到《立政》各篇文章最能說明問題。
這些文章都是孔子所編，從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孔子理想中的周公是怎樣的。
今天要想比孔子更加了解周公是十分困難的。
此外，還可以以金文為材料進行一些研究。
金文中的毛公鼎，其文章古樸雅緻，相傳為周公時代所制，對其字句進行考察後發現，有些地方非常類似《尚書》中的《文侯之命》，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周公時期的作品。
大盂鼎中有類似《洛诰》寫法的地方，其&ldquo年&rdquo&ldquo紀&rdquo的寫法比《洛诰》時間更為久遠，用&ldquo祀&rdquo代替&ldquo年&rdquo，這可以表明其為周公時代的産物，但不能認為什麼都是周公所作，大緻是經曆了成康時代漸漸發展起來的。
金文中，有些内容像《洛诰》一樣古樸（如大盂鼎等），也不乏類似《大雅》《小雅》的規整的韻文，可以根據這些來分辨究竟是周公時代的東西還是宣王時代的東西。
結合這些東西進行思考，大緻能明白周公時代的禮有哪些内容。
《左傳》中記載，晉代的韓宣子看了《易》中的《象》和魯國的《春秋》之後，認為周禮盡在魯，但根據上述所說就能明白這是編造的故事。
《大戴禮》中的《武王踐祚》記載，家中的柱子或自己使用的器物上都镌刻了君主的警示語。
确實有可能存在這樣的事情，但很少能從現存的銅器中看到。
據說在羅振玉的全部兩千篇銘文中，镌刻了警示語的隻有&ldquo取他人之善&rdquo一例。
目前尚存的銅器一般都是祭器，祭器便于保存，而日常器具因其易于磨損而難以保存，因此現存的銅器中，很少有常用器具。
這一時期，口傳的東西遠遠多于手寫的文章，原因是輔佐君主的人中有盲人，他們常采取與君主問答的形式記述故事。
此外，主管天文的人通曉天文，蔔筮的人掌握蔔筮，史官知道與君主的訓誡相關的事，當時并不盛行寫文章。
通常在紀念某種功績或君主的賞賜時，在銅器上镌刻銘文，并将銅器放置在宗廟裡，這些銅器作為祭器得以留存至今。
當時可能也有簡冊，但隻是暫時的辭令類的東西，用完之後，基本沒有保留的價值，是以逐漸流失。
所以我認為，指望《尚書》收錄當時所有的竹簡内容，這是不現實的。
《周禮》并不是進入周朝後，短時間内就編纂完成的書。
周朝初期沿用了殷的禮，逐漸整理出了後來的《周禮》。
周代的盂鼎中仍舊使用&ldquo祀&rdquo字便是例證。
《洪範》中使用&ldquo祀&rdquo字也是同樣的情況。
周朝出現了谥法，文王、武王可能都是谥号，但實際情況究竟怎樣不得而知。
據說殷代的湯自稱武王，那文王、武王這樣的稱呼也有可能是自稱。
我認為，谥号這一制度可能出現于昭王、穆王時期。
一般認為周朝有昭穆制，如下圖所示。
但是，倘使最初就确定了昭穆，那它必然要與昭王、穆王的實際一緻。
如果将文王視為太祖，就會出現下圖所示之悖于昭穆的情況。
所以無論是周代的谥号制還是昭穆制都是後來才出現的，最初也沒有把文王作為太祖的想法。
最初的諸侯中，很多人都沒有谥号。
像&ldquo齊大公&rdquo的&ldquo大公&rdquo好像并不是谥号。
據《史記》記載，齊大公的兒子是丁公，丁公的兒子是乙公，乙公的兒子是癸公。
這是根據以祖先的生日為祭日的殷代風俗的做法。
由此可知，此時尚在殷代風俗的影響之下。
大公活的時間很長，其曾孫癸公與昭、穆兩代同時期。
其他諸侯的家族中，最初的幾代也是沒有谥号的。
雖然周公被封了谥号，但他的兒子伯禽卻沒有。
因此崔述認為谥号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東西。
但他又認為，自成王以後開始出現了加谥号之風。
結合前面所說的，我認為加谥号的風氣大概出現于昭王、穆王以後。
總之，周朝沿襲殷代制度，時間大概在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之間，在此之後，才逐漸成為周朝的制度。
像&ldquo樂&rdquo這類多數是在成康時代以後出現的。
&ldquo頌&rdquo應該是這裡面年代最為久遠的，據說是為了宗廟祭祀而寫的歌。
&ldquo頌&rdquo意為向神明祈福，并不是後世&ldquo歌功頌德&rdquo的意思。
王國維的觀點貼近事實，他認為周代的頌不押韻的很多，是因為調子太長不能押韻。
若不是四言兩句一斷的格式，就沒有押韻的必要。
&ldquo頌&rdquo附在祝詞之後的歌，大概是由非常原始的曳聲之類的東西變化而來。
《大雅》《小雅》是在宴會的時候使用的華麗高雅的樂曲。
《國風》是民間流傳的歌謠，不需要押韻的占絕大多數。
這些都不是周朝初期産生的，大概出現于平王時期，據說《國風》中第一篇《關雎》是歌頌文王後妃德行的作品，也有人認為是諷刺康王失德的作品。
這與後來出現的《周南》《召南》這類回憶召公功德的作品相同，變成了成康以後對前代的回憶（召公已經十分長壽了，據說《召南》《甘棠》等篇在召公去世後又經過數十年才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