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夏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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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各種書籍中記載的惡事，這就好比将所有應驗的預言全都看作孔明、劉伯溫的預測，将所有奸詐的事都歸于曹操，将公正的裁決全都算作海瑞的功勞一樣，将所有惡事都推給纣王，這是不公正的。
崔述的這種看法是十分符合常識的判斷。
近年夏曾佑在其所作的《中國曆史》中說：&ldquo但凡提及暴君，必将同時列出桀、纣，并且二人所做惡事皆相同：婦人之事、飲酒之事、興土木之事、拒谏之事、受賄賂之事、信天命而不反省之事。
惡人也不一定會去模仿别人所做的惡事，兩者之間這種一緻性是不太可能的。
&rdquo盡管夏曾佑的說法基于傳說而來，但不失為一種進步的曆史觀。
從現今的情形來考察，即便《尚書》所記多少有些真實性，也僅僅是崔述、夏曾佑兩人所列舉的那般罷了。
從《尚書》以後，認為曆代中國君主因失德而亡國，大概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這中間還引出了一個可能古代即存在的事實：百姓失去了信仰的觀念。
戰國時代就流傳&ldquo殷人信鬼神&rdquo，這說明戰國時人們信仰觀念已經越發淡薄。
《史記》中說：&ldquo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
與之博，令人為行。
天神不勝，乃僇辱之。
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lsquo射天&rsquo。
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rdquo這一記載可信度多高不得而知，但其中一些内容與《微子》中的記述吻合。
在古代，民衆的信仰衰退是國之大事。
其次是綱紀廢弛。
《微子》篇中所記的無論大人小孩都偷盜的現象，即是一種無管理的狀态，這也是導緻國運不強的原因。
再就是《牧誓》《立政》中記載的惡人聚集在天子身邊的情況，這也是導緻國家滅亡的原因。
沒有敏銳的曆史眼光，是很難注意到這些情況的。
這類記述還見于《牧誓》及其他篇章，因此能夠判斷《牧誓》等篇是事實。
前面所講的導緻國家滅亡的原因，清朝也同樣存在，清朝皇室成了賭徒的黑窩。
日本德川幕府的末期也存在與此相同的情況。
這都是曆史上引人深思的事實，沒有曆史眼光的人難以認知。
《牧誓》《立政》記載了這些事情，就可以将之視作記述事實的證據。
接下來是《微子》《牧誓》中所記的聽婦人之言、不任用貴戚老成人之事，這也是後世同樣存在的事實。
如上所言，即使纣王是明君，面對殷的國勢衰頹，也難以避免滅亡的厄運，且另一方面還有來自周的威脅。
周朝到文王、武王時候，國勢如日中天，其勢難當。
即便情況如此，殷依舊拖延了數年，才為商所滅，原因就如同孟子所言，先王中有賢君，人民受其餘澤，且纣王時代賢人衆多，隻是未被重用。
例如《論語》中說殷有微子、箕子、王子比幹三位賢人。
孟子所說的商容、膠鬲的事大概也是真實存在的。
總之，殷代确實有賢人。
殷周革命的性質，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 殷被周滅掉，在當時中國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大事件。
在此之前，夏殷更替不過是被古代以來并存的同一性質的國家所取代，夏王雖戰敗但并沒有遭到殺害。
然而殷周更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第一，似乎人種不同。
夏、殷均在渤海沿岸、黃河口生存繁衍，說着相同的語言（近似于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語言），曾經有過交替做盟主的時候。
而殷、周情況則不一樣，興起于西邊渭水上遊地區的周，可能和後來的氐羌人是同一種族。
周迅速強大，對與自身不是同一種族的殷人展開了非常殘忍的進攻。
《逸周書》中有記載（《史記》中也記載了），殷被滅亡之時，纣王自殺，其屍體遭受周人侮辱。
這一時間的革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
近年來王國維著有《殷周制度論》，讨論殷與周的不同之處。
我認為，王國維在書中忽視周代制度初期與中期以後的不同，隻講殷、周的差異，好像哪裡有不足，從整體上來說，還是論述得很不錯。
書中認為，都邑最初位于東方，後來逐漸移到西方，為了證明這一點還舉出了例子，盡管所舉例子有不恰當的地方，但着眼點是好的。
換言之，這說明文化從黃河河口轉移到了上遊地區。
這實際上表明王國維認為殷、周間制度差異相較于夏、殷間的差異要大。
此外，王國維還注意到了在殷代以前，沒有嫡子、庶子之分，繼承形式也并非嫡子繼承，而是将王位傳給兄弟。
結合殷代的宗譜來看，多數是傳位給兄弟，繼位的兄弟去世時，王位也不會由長兄的長子繼承，而是傳給年紀最小的弟弟的兒子。
這樣一來，祭祀時兄弟同輩人受到相同規格的祭祀，且對父親和對伯父、叔父采用相同的稱呼。
這種情況并不獨行于殷代，周代同樣存在。
大王的三個兒子中，排在前面的泰伯、仲雍沒有繼承王位，而由後面的季曆繼承王位，文王之後不是伯邑而是武王繼承了王位。
再之後，周公攝政時，依舊沿襲繼承法行事。
這裡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攝政期間将天子稱作王的稱呼。
古代幾乎都是這樣的，這與後來的中國史不一樣，古代的王也與後面的君主獨裁時候的王不同。
古代中國是同族人繼承王位，而之所以不由兄長的兒子繼承王位，是因為當時傾向于兄長的兒子長大後離開中央。
可能由纣繼位，而不是微子繼位的原因也是如此吧。
殷、周在制度上沒有變化，證明古代确實有過年少的兒子繼承王位的傳統，長子繼承是後來才有的事。
另外，王國維認為帝王給自己的兒子、兄弟分封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這也是王氏的卓見。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殷代也存在封建制，子爵是最高的。
王國維則認為沒有這回事。
出于某種原因，确實存在過王子離開都城到很遠的地方居住的事情，但并不是封建。
可能因為微子、箕子是天子的兒子，名字中用了&ldquo子&rdquo字，自然&ldquo子&rdquo就成了尊稱。
因為&ldquo子&rdquo受到尊重，銅器中也多次出現過。
在後世形成的風氣中，不是父子關系不能繼承王位，王位也必須傳給長子，但殷代并不在意這些。
甚至有兄長繼位的，因此在祭祖的時候也祭祀兄長。
這一認知源自羅振玉發現的古代武器。
從&ldquo大祖曰己祖曰丁父曰癸兄曰戊&rdquo這句話中就可以明白。
在後世的中國人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
羅振玉認為，在殷之前，天子與諸侯間并無明确的君臣之别。
諸侯在自己國内同樣能稱王。
過去認為統一的國家中不可能出現像周文王這樣，在纣王時期就以王自稱的事。
對此，王國維進行了解釋。
另外，殷代婦女沒有姓（周代開始婦女有姓），所以天子的母親、妻子都用生日作為自己的姓。
像妲己的&ldquo己&rdquo姓是不存在的，可能這是用生日作為稱呼（但王國維遵從舊有的說法，認為這是稱呼婦女姓的開始）。
總的來說，将之視為周代以後出現的新事物，王國維的着眼點十分明智。
看了殷、周之間不同的地方，可以了解古代中國。
但是這中間的情況，并不會跟随王朝更疊而完全變化，它象征着時代的進步。
殷代文明同樣如此，是在不斷進步的。
《史記》中引用《竹書紀年》的記述說，盤庚以後國都沒有改變，纣王時都城擴大，南到朝歌，北至邯鄲、沙丘都設立了分都。
如果記述屬實，殷代百姓似乎都聚集于都城範圍内。
《詩經》認為殷的地域分為邶、鄘、衛三部分，其中衛風與鄭風多出男女淫亂的詩歌，其地進步和堕落并存。
因此盡管武王封了武庚，又派管叔、蔡叔輔佐，依舊憂心對此處的治理。
成為大國後随着文化的進步，好像不會輕易滅亡。
據說箕子後來把殷代文化精粹&mdash&mdash《洪範》傳到了周代。
因此，作為不同種族的周朝人，繼承了文明發展程度較高的殷人的文化。
隻要看了現今出土的殷代文物，就能感受其呈現的文化發展高度，文化的發展甚至在藝術領域也有所表現，這些文物正是殷代文化進步的證明。
崔述的這種看法是十分符合常識的判斷。
近年夏曾佑在其所作的《中國曆史》中說：&ldquo但凡提及暴君，必将同時列出桀、纣，并且二人所做惡事皆相同：婦人之事、飲酒之事、興土木之事、拒谏之事、受賄賂之事、信天命而不反省之事。
惡人也不一定會去模仿别人所做的惡事，兩者之間這種一緻性是不太可能的。
&rdquo盡管夏曾佑的說法基于傳說而來，但不失為一種進步的曆史觀。
從現今的情形來考察，即便《尚書》所記多少有些真實性，也僅僅是崔述、夏曾佑兩人所列舉的那般罷了。
從《尚書》以後，認為曆代中國君主因失德而亡國，大概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這中間還引出了一個可能古代即存在的事實：百姓失去了信仰的觀念。
戰國時代就流傳&ldquo殷人信鬼神&rdquo，這說明戰國時人們信仰觀念已經越發淡薄。
《史記》中說：&ldquo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
與之博，令人為行。
天神不勝，乃僇辱之。
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lsquo射天&rsquo。
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rdquo這一記載可信度多高不得而知，但其中一些内容與《微子》中的記述吻合。
在古代，民衆的信仰衰退是國之大事。
其次是綱紀廢弛。
《微子》篇中所記的無論大人小孩都偷盜的現象，即是一種無管理的狀态，這也是導緻國運不強的原因。
再就是《牧誓》《立政》中記載的惡人聚集在天子身邊的情況，這也是導緻國家滅亡的原因。
沒有敏銳的曆史眼光，是很難注意到這些情況的。
這類記述還見于《牧誓》及其他篇章，因此能夠判斷《牧誓》等篇是事實。
前面所講的導緻國家滅亡的原因，清朝也同樣存在，清朝皇室成了賭徒的黑窩。
日本德川幕府的末期也存在與此相同的情況。
這都是曆史上引人深思的事實，沒有曆史眼光的人難以認知。
《牧誓》《立政》記載了這些事情，就可以将之視作記述事實的證據。
接下來是《微子》《牧誓》中所記的聽婦人之言、不任用貴戚老成人之事，這也是後世同樣存在的事實。
如上所言，即使纣王是明君，面對殷的國勢衰頹，也難以避免滅亡的厄運，且另一方面還有來自周的威脅。
周朝到文王、武王時候，國勢如日中天，其勢難當。
即便情況如此，殷依舊拖延了數年，才為商所滅，原因就如同孟子所言，先王中有賢君，人民受其餘澤，且纣王時代賢人衆多，隻是未被重用。
例如《論語》中說殷有微子、箕子、王子比幹三位賢人。
孟子所說的商容、膠鬲的事大概也是真實存在的。
總之，殷代确實有賢人。
殷周革命的性質，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 殷被周滅掉，在當時中國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大事件。
在此之前，夏殷更替不過是被古代以來并存的同一性質的國家所取代，夏王雖戰敗但并沒有遭到殺害。
然而殷周更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第一，似乎人種不同。
夏、殷均在渤海沿岸、黃河口生存繁衍，說着相同的語言（近似于烏拉爾-阿爾泰語系的語言），曾經有過交替做盟主的時候。
而殷、周情況則不一樣，興起于西邊渭水上遊地區的周，可能和後來的氐羌人是同一種族。
周迅速強大，對與自身不是同一種族的殷人展開了非常殘忍的進攻。
《逸周書》中有記載（《史記》中也記載了），殷被滅亡之時，纣王自殺，其屍體遭受周人侮辱。
這一時間的革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
近年來王國維著有《殷周制度論》，讨論殷與周的不同之處。
我認為，王國維在書中忽視周代制度初期與中期以後的不同，隻講殷、周的差異，好像哪裡有不足，從整體上來說，還是論述得很不錯。
書中認為，都邑最初位于東方，後來逐漸移到西方，為了證明這一點還舉出了例子，盡管所舉例子有不恰當的地方，但着眼點是好的。
換言之，這說明文化從黃河河口轉移到了上遊地區。
這實際上表明王國維認為殷、周間制度差異相較于夏、殷間的差異要大。
此外，王國維還注意到了在殷代以前，沒有嫡子、庶子之分，繼承形式也并非嫡子繼承，而是将王位傳給兄弟。
結合殷代的宗譜來看，多數是傳位給兄弟，繼位的兄弟去世時，王位也不會由長兄的長子繼承，而是傳給年紀最小的弟弟的兒子。
這樣一來，祭祀時兄弟同輩人受到相同規格的祭祀，且對父親和對伯父、叔父采用相同的稱呼。
這種情況并不獨行于殷代，周代同樣存在。
大王的三個兒子中，排在前面的泰伯、仲雍沒有繼承王位，而由後面的季曆繼承王位，文王之後不是伯邑而是武王繼承了王位。
再之後，周公攝政時，依舊沿襲繼承法行事。
這裡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攝政期間将天子稱作王的稱呼。
古代幾乎都是這樣的，這與後來的中國史不一樣，古代的王也與後面的君主獨裁時候的王不同。
古代中國是同族人繼承王位，而之所以不由兄長的兒子繼承王位，是因為當時傾向于兄長的兒子長大後離開中央。
可能由纣繼位，而不是微子繼位的原因也是如此吧。
殷、周在制度上沒有變化，證明古代确實有過年少的兒子繼承王位的傳統，長子繼承是後來才有的事。
另外，王國維認為帝王給自己的兒子、兄弟分封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這也是王氏的卓見。
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殷代也存在封建制，子爵是最高的。
王國維則認為沒有這回事。
出于某種原因，确實存在過王子離開都城到很遠的地方居住的事情，但并不是封建。
可能因為微子、箕子是天子的兒子，名字中用了&ldquo子&rdquo字，自然&ldquo子&rdquo就成了尊稱。
因為&ldquo子&rdquo受到尊重，銅器中也多次出現過。
在後世形成的風氣中，不是父子關系不能繼承王位，王位也必須傳給長子，但殷代并不在意這些。
甚至有兄長繼位的，因此在祭祖的時候也祭祀兄長。
這一認知源自羅振玉發現的古代武器。
從&ldquo大祖曰己祖曰丁父曰癸兄曰戊&rdquo這句話中就可以明白。
在後世的中國人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
羅振玉認為，在殷之前，天子與諸侯間并無明确的君臣之别。
諸侯在自己國内同樣能稱王。
過去認為統一的國家中不可能出現像周文王這樣，在纣王時期就以王自稱的事。
對此，王國維進行了解釋。
另外，殷代婦女沒有姓（周代開始婦女有姓），所以天子的母親、妻子都用生日作為自己的姓。
像妲己的&ldquo己&rdquo姓是不存在的，可能這是用生日作為稱呼（但王國維遵從舊有的說法，認為這是稱呼婦女姓的開始）。
總的來說，将之視為周代以後出現的新事物，王國維的着眼點十分明智。
看了殷、周之間不同的地方，可以了解古代中國。
但是這中間的情況，并不會跟随王朝更疊而完全變化，它象征着時代的進步。
殷代文明同樣如此，是在不斷進步的。
《史記》中引用《竹書紀年》的記述說，盤庚以後國都沒有改變，纣王時都城擴大，南到朝歌，北至邯鄲、沙丘都設立了分都。
如果記述屬實，殷代百姓似乎都聚集于都城範圍内。
《詩經》認為殷的地域分為邶、鄘、衛三部分，其中衛風與鄭風多出男女淫亂的詩歌，其地進步和堕落并存。
因此盡管武王封了武庚，又派管叔、蔡叔輔佐，依舊憂心對此處的治理。
成為大國後随着文化的進步，好像不會輕易滅亡。
據說箕子後來把殷代文化精粹&mdash&mdash《洪範》傳到了周代。
因此，作為不同種族的周朝人，繼承了文明發展程度較高的殷人的文化。
隻要看了現今出土的殷代文物，就能感受其呈現的文化發展高度，文化的發展甚至在藝術領域也有所表現，這些文物正是殷代文化進步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