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普通的對于道德之純理的知識轉到對于道德之哲學的知識
關燈
小
中
大
行為的結果，也不在于要從這種結果得到原動力的任何種行為原則。
因為一切這些結果&mdash&mdash例如一己環境的舒服，乃至别人幸福的增進&mdash&mdash都可以由别的原因産生，所以用不着有個有理性者的意志才可以得這個結果；而這種意志正是惟一的可從以求得至高的絕對的好處的所在。
所以，第一等的好處，即我們所謂道德的至善，隻是規律這個概念（當然隻有有理性者才會有這個概念），假如是這個概念（不是所期望的結果）決定我們的意志的話。
這種好處，依照這個概念行事的人早已具有，我們用不着等到結果才有它。
[3] 那種規律（隻要概念，不要計較任何結果，就決定意志的規律）到底是什麼樣的規律，才可以使我們認這個意志是絕對地無條件地好的呢？我既然把意志的一切可以由服從任何特項規律的沖動剝奪掉，剩下的隻是行為與普遍規律的符合，隻有這種符合應該作為決定意志的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我一定要這樣行為，使得我能夠立定意志要我行為的格準成個普遍規律。
這樣不假定任何特項可以适用于某些行為的規律，隻是與普遍規律符合這一件，正是意志應該依據為原則的；并且假如義務不至成為虛誇的妄想和空幻的概念，那末，意志一定要借重這種符合做原則。
普通人的理性，在行為上的判斷完全與這個相合，始終記住這裡所提出的原則。
比方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危難時候，我可以不可以作個許諾，而同時存心不要實踐它呢？這裡，我很容易看出這個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意義：第一是做個假許諾&ldquo值得不值得，&rdquo第二是這樣做對不對。
無疑，假許諾往往是不值得的。
我明明見到用這種狡猾手段苟免于目前困難是不夠的，還要細細考慮這樣撒謊将來會不會引起比目前不方便更大的不方便；因為，無論我怎麼樣狡猾，總不容易預斷信用一經喪失，将來的害處不會比任何此刻求避的禍害大得多，所以應該想想看，依照普遍格準做，養成除了存心踐諾之外就不作什麼許諾的習慣會不會更值得。
可是，這麼一個格準還隻是由于怕将來的結果，這是我頃刻就看出來的。
要曉得：由義務心而重然諾，和由恐怕壞結果而這樣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在第一件，隻是這件行為的觀念本身已經包含着我應該遵守的規律；在第二件，我一定要從别方面看看這件行為會不會引起什麼影響我個人的結果。
因為，違犯義務的原則固然斷斷是壞惡的；可是，雖然遵守我&ldquo值得才做&rdquo的格準當然更穩當，但不遵守這個格準往往也會于我很有利。
要對&ldquo假許諾是否合乎義務&rdquo這問題求個答案，最敏捷最不會錯的方法就是：自己問自己說，&ldquo我情願不情願我這個格準（用假許諾以避免困難）作為普遍規律，使别人同我共同遵守呢？&rdquo我能不能對自己說，&ldquo人人在無法避免目前困難的時候，都可以做個騙人的許諾呢？&rdquo這樣我就立刻見到，雖是我能夠立意撒謊我絕不能夠立意要撒謊成個普遍規律。
為什麼呢？為的是：在這種規律之下，許諾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家不相信我的話，我許人将來我要怎樣做，都是枉然的，假使他們倉猝地相信我，将來也一定要同樣對付我。
因此，我的格準，一作為普遍規律，就必定要自己打消自己了。
所以，我用不着什麼了不得的精明，也能夠看出要使我的意志在道德上好，我得要做什麼事情。
無論我對于世事怎麼樣無經驗，對世界的一切變故怎麼樣不能夠準備，我隻要問我自己說：你能夠立志要你的格準成為普遍規律嗎？假如不能夠，你這個格準一定得要除掉；這并不是因為它對我或就是對别人會發生什麼害處，乃是因為它不能夠作為普遍規律，而同時理性卻強迫我們無條件地尊重普遍律。
固然，我還沒有看出這種尊重是以什麼為根據（這個可以由哲學家去研究），但至少我懂得這種尊重是對于一切我的愛好所要獻給我的事物的價值都重要得很多的價值作評價，并且我懂得行為要出于純然對行為規律的尊重，而這種必要就是義務&mdash&mdash對于這種尊重，一切其他動機都得讓步，因為有了它，意志才會本身就是好的，而這麼個意志的價值才是高于一切的。
如上文所論，我們沒有離開普通人的理性所有的道德知識，也終于得到這種知識的原理。
雖則普通人無疑地不會把這個原理弄到這麼抽象這麼普遍的方式，但實際他們總是念着它，把它作為他們取舍的标準。
有這個準繩在手，人不難在件件事例看出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合乎義務，什麼是不合，隻要我們像蘇格拉底(Socrates）一樣請他們注意他們自己用的原則，絲毫用不着教他們什麼新東西；所以我們用不着科學和哲學才知道我們要怎麼做才會誠實才會好，或是會明哲并有操守&mdash&mdash這都很容易指明的。
其實，我們很可以預先猜到對于&lsquo人人理應做什麼，因而理
因為一切這些結果&mdash&mdash例如一己環境的舒服，乃至别人幸福的增進&mdash&mdash都可以由别的原因産生，所以用不着有個有理性者的意志才可以得這個結果；而這種意志正是惟一的可從以求得至高的絕對的好處的所在。
所以，第一等的好處，即我們所謂道德的至善，隻是規律這個概念（當然隻有有理性者才會有這個概念），假如是這個概念（不是所期望的結果）決定我們的意志的話。
這種好處，依照這個概念行事的人早已具有，我們用不着等到結果才有它。
[3] 那種規律（隻要概念，不要計較任何結果，就決定意志的規律）到底是什麼樣的規律，才可以使我們認這個意志是絕對地無條件地好的呢？我既然把意志的一切可以由服從任何特項規律的沖動剝奪掉，剩下的隻是行為與普遍規律的符合，隻有這種符合應該作為決定意志的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我一定要這樣行為，使得我能夠立定意志要我行為的格準成個普遍規律。
這樣不假定任何特項可以适用于某些行為的規律，隻是與普遍規律符合這一件，正是意志應該依據為原則的；并且假如義務不至成為虛誇的妄想和空幻的概念，那末，意志一定要借重這種符合做原則。
普通人的理性，在行為上的判斷完全與這個相合，始終記住這裡所提出的原則。
比方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危難時候，我可以不可以作個許諾，而同時存心不要實踐它呢？這裡，我很容易看出這個問題有兩種不同的意義：第一是做個假許諾&ldquo值得不值得，&rdquo第二是這樣做對不對。
無疑，假許諾往往是不值得的。
我明明見到用這種狡猾手段苟免于目前困難是不夠的，還要細細考慮這樣撒謊将來會不會引起比目前不方便更大的不方便；因為，無論我怎麼樣狡猾，總不容易預斷信用一經喪失，将來的害處不會比任何此刻求避的禍害大得多，所以應該想想看，依照普遍格準做，養成除了存心踐諾之外就不作什麼許諾的習慣會不會更值得。
可是，這麼一個格準還隻是由于怕将來的結果，這是我頃刻就看出來的。
要曉得：由義務心而重然諾，和由恐怕壞結果而這樣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在第一件，隻是這件行為的觀念本身已經包含着我應該遵守的規律；在第二件，我一定要從别方面看看這件行為會不會引起什麼影響我個人的結果。
因為，違犯義務的原則固然斷斷是壞惡的；可是，雖然遵守我&ldquo值得才做&rdquo的格準當然更穩當，但不遵守這個格準往往也會于我很有利。
要對&ldquo假許諾是否合乎義務&rdquo這問題求個答案，最敏捷最不會錯的方法就是：自己問自己說，&ldquo我情願不情願我這個格準（用假許諾以避免困難）作為普遍規律，使别人同我共同遵守呢？&rdquo我能不能對自己說，&ldquo人人在無法避免目前困難的時候，都可以做個騙人的許諾呢？&rdquo這樣我就立刻見到，雖是我能夠立意撒謊我絕不能夠立意要撒謊成個普遍規律。
為什麼呢？為的是：在這種規律之下，許諾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家不相信我的話，我許人将來我要怎樣做，都是枉然的，假使他們倉猝地相信我，将來也一定要同樣對付我。
因此，我的格準，一作為普遍規律，就必定要自己打消自己了。
所以，我用不着什麼了不得的精明，也能夠看出要使我的意志在道德上好，我得要做什麼事情。
無論我對于世事怎麼樣無經驗，對世界的一切變故怎麼樣不能夠準備，我隻要問我自己說：你能夠立志要你的格準成為普遍規律嗎？假如不能夠，你這個格準一定得要除掉；這并不是因為它對我或就是對别人會發生什麼害處，乃是因為它不能夠作為普遍規律，而同時理性卻強迫我們無條件地尊重普遍律。
固然，我還沒有看出這種尊重是以什麼為根據（這個可以由哲學家去研究），但至少我懂得這種尊重是對于一切我的愛好所要獻給我的事物的價值都重要得很多的價值作評價，并且我懂得行為要出于純然對行為規律的尊重，而這種必要就是義務&mdash&mdash對于這種尊重，一切其他動機都得讓步，因為有了它，意志才會本身就是好的，而這麼個意志的價值才是高于一切的。
如上文所論，我們沒有離開普通人的理性所有的道德知識，也終于得到這種知識的原理。
雖則普通人無疑地不會把這個原理弄到這麼抽象這麼普遍的方式，但實際他們總是念着它，把它作為他們取舍的标準。
有這個準繩在手，人不難在件件事例看出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合乎義務，什麼是不合，隻要我們像蘇格拉底(Socrates）一樣請他們注意他們自己用的原則，絲毫用不着教他們什麼新東西；所以我們用不着科學和哲學才知道我們要怎麼做才會誠實才會好，或是會明哲并有操守&mdash&mdash這都很容易指明的。
其實，我們很可以預先猜到對于&lsquo人人理應做什麼，因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