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生死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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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路上的所見所聞。
(第一個外國人是李德。
) 博薩哈特頭一次見到賀龍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那天，這位傳教士正和一些俘虜一起走着。
俘虜中聞有一個人稱&ldquo廖胖子&rdquo的年輕富翁。
這時，一個被博薩哈特描寫為&ldquo相貌堂堂、留着黑胡子&rdquo的人騎馬經過他們身旁，對這個年輕人叫道，&ldquo嗨，胖子，你最好趕快多交點贖金，否則我們就要砍掉你的腦袋。
&rdquo這人就是賀龍。
博薩哈特獲釋不久，被叫去給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賀龍的女兒編織嬰兒服。
博薩哈特是自學編織的，并因此而出名。
他給紅軍戰士織過毛衣、圍巾和手套。
賀龍的副官拿來了各色毛線&mdash&mdash黑、棕、綠、紫、白，有些上面還帶着德國的商标。
博薩哈特想，這一定是從哪個傳教團搞來的。
他得照着兩件童裝做&mdash&mdash一件中式小内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
他畫了紙樣子，然後就用人們給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鏽鋼鈎針織起來了。
博薩哈持還沒完工，隊伍又上路了。
他把尚未最後織好的小衣服交給了賀龍。
關于賀龍孩子衣服的故事并沒有到此結束。
到了延安，他們決定把那時已經一歲的孩子送到西安去。
她名叫賀捷生&mdash&mdash意思是出生在勝利的時刻。
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舊柔軟的襯衣給捷生做了一些内衣褲。
博薩哈特認為，和他一起行進的俘虜被扣着不放，大都是因為紅軍要從他們身上索取贖金來資助長征。
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
結果，為海曼伯了一萬塊銀元，博薩哈特則一文未付。
但是，從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所謂&ldquo罰金&rdquo。
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時間，這期間他們的親屬有時交些錢來。
根據博薩哈特的印象，這種以索取罰金為目的而俘虜的人有幾百甚至幾千名。
紅軍逼近時，地主一般都聞風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個上了年紀納親戚或信得過的仆人在家照看财産。
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适當的罰金才放人。
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
如果人質年紀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長征的隊伍，他們也會被殺掉。
博薩哈待認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如留這麼長時間，都是由于一九三四年聖誕節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動。
有些傳教士的命運比他們壞得多。
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長老會教徒約翰·斯塔姆和 貝蒂·斯塔姆這兩位美國人連同他們三個月的女兒一起在安徽被俘。
斯塔姆夫婦被處死，孩子被丢在&mdash&mdash邊，無人照管，二十四小時以後才被人發現。
報上把這孩子叫作&ldquo奇迹嬰兒&rdquo。
共産黨人拒絕為此事承擔責任。
在博薩哈特被俘的同時，中國内地教會一位名叫福開森的老傳教士也被俘，後來，就毫無音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釋放以後，另外一個傳教士在貴州東北的石阡被俘了。
他叫海因裡希·凱爾納，是聖新會的一位德國教士。
凱爾納二十八歲，在中國已經兩年了。
他身體不結實，适應不了長征中缺衣少食的艱苦生活。
有時，博薩哈特和凱爾納有馬或騾子騎。
但他們大部分時間是步行。
他們經常住在地主的谷倉裡，睡在糧堆上。
他們有時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墊一塊木闆。
博薩哈特所在教會的同事們堅持力争使他獲釋，他們接二連三地派代表進行談判。
但凱爾納的教會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使他獲得自由。
最後，他喪失了生命。
二軍團正取道烏江附近的猴場由東向西穿過貴州。
猴場的一個富裕房産主告訴博薩哈特，一年前。
&ldquo朱德司令的軍隊&rdquo從那裡經過，隊伍裡有兩個穿着講究的外國人，可能是俄國人。
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
假如真有第二個外國人，那麼，這人到底是誰，始終是個謎。
肖克很高興向西轉移。
因為貴州的東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貧窮落後了。
鴉片是那裡的主要作物。
無法在那個地方征兵，除非部隊也要抽鴉片的人。
那裡所有的人都抽鴉片。
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鴉片煙吹到孩子的鼻子裡作為治療。
紅軍有一條鐵的紀律：不準隊伍裡有一個抽鴉片的人。
但是又招不到别的人，于是他們把這些人也招來，然後讓他們逐漸減少鴉片吸食量。
醫務工作者對他們進行宣講，并且給他們注射硫磺液。
一個月以後，大部分人的煙瘾都戒了。
在長征途中喪失左臂的獨臂将軍餘秋裡，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級軍事官員了，他長得矮胖而壯實，寬寬的臉膛上常帶着熱情的笑容，說話時聲音爽朗，舉止粗曠，喜歡揮動他那僅剩的一隻胳膊做誇張的手勢。
他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縣，家裡很窮，隻有一畝一分地。
八分地種水稻，三分地種芝麻和花生(共合六分之一英畝)。
靠這一點土地是養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
十五歲時，他參加了紅軍。
當六軍團從畢節往西南行動的時候，已升任十八團政委的餘秋裡看見賀龍和司令部人員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橋邊。
賀龍讓餘帶領他的團沿路向前走六英裡阻截敵人。
(第一個外國人是李德。
) 博薩哈特頭一次見到賀龍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那天，這位傳教士正和一些俘虜一起走着。
俘虜中聞有一個人稱&ldquo廖胖子&rdquo的年輕富翁。
這時，一個被博薩哈特描寫為&ldquo相貌堂堂、留着黑胡子&rdquo的人騎馬經過他們身旁，對這個年輕人叫道，&ldquo嗨，胖子，你最好趕快多交點贖金，否則我們就要砍掉你的腦袋。
&rdquo這人就是賀龍。
博薩哈特獲釋不久，被叫去給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賀龍的女兒編織嬰兒服。
博薩哈特是自學編織的，并因此而出名。
他給紅軍戰士織過毛衣、圍巾和手套。
賀龍的副官拿來了各色毛線&mdash&mdash黑、棕、綠、紫、白，有些上面還帶着德國的商标。
博薩哈特想，這一定是從哪個傳教團搞來的。
他得照着兩件童裝做&mdash&mdash一件中式小内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
他畫了紙樣子，然後就用人們給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鏽鋼鈎針織起來了。
博薩哈持還沒完工，隊伍又上路了。
他把尚未最後織好的小衣服交給了賀龍。
關于賀龍孩子衣服的故事并沒有到此結束。
到了延安，他們決定把那時已經一歲的孩子送到西安去。
她名叫賀捷生&mdash&mdash意思是出生在勝利的時刻。
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舊柔軟的襯衣給捷生做了一些内衣褲。
博薩哈特認為，和他一起行進的俘虜被扣着不放，大都是因為紅軍要從他們身上索取贖金來資助長征。
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
結果，為海曼伯了一萬塊銀元，博薩哈特則一文未付。
但是，從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所謂&ldquo罰金&rdquo。
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時間，這期間他們的親屬有時交些錢來。
根據博薩哈特的印象，這種以索取罰金為目的而俘虜的人有幾百甚至幾千名。
紅軍逼近時，地主一般都聞風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個上了年紀納親戚或信得過的仆人在家照看财産。
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适當的罰金才放人。
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
如果人質年紀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長征的隊伍，他們也會被殺掉。
博薩哈待認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如留這麼長時間，都是由于一九三四年聖誕節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動。
有些傳教士的命運比他們壞得多。
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長老會教徒約翰·斯塔姆和 貝蒂·斯塔姆這兩位美國人連同他們三個月的女兒一起在安徽被俘。
斯塔姆夫婦被處死，孩子被丢在&mdash&mdash邊，無人照管，二十四小時以後才被人發現。
報上把這孩子叫作&ldquo奇迹嬰兒&rdquo。
共産黨人拒絕為此事承擔責任。
在博薩哈特被俘的同時，中國内地教會一位名叫福開森的老傳教士也被俘，後來，就毫無音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釋放以後，另外一個傳教士在貴州東北的石阡被俘了。
他叫海因裡希·凱爾納，是聖新會的一位德國教士。
凱爾納二十八歲，在中國已經兩年了。
他身體不結實，适應不了長征中缺衣少食的艱苦生活。
有時，博薩哈特和凱爾納有馬或騾子騎。
但他們大部分時間是步行。
他們經常住在地主的谷倉裡，睡在糧堆上。
他們有時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墊一塊木闆。
博薩哈特所在教會的同事們堅持力争使他獲釋，他們接二連三地派代表進行談判。
但凱爾納的教會卻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使他獲得自由。
最後，他喪失了生命。
二軍團正取道烏江附近的猴場由東向西穿過貴州。
猴場的一個富裕房産主告訴博薩哈特，一年前。
&ldquo朱德司令的軍隊&rdquo從那裡經過，隊伍裡有兩個穿着講究的外國人，可能是俄國人。
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
假如真有第二個外國人，那麼，這人到底是誰，始終是個謎。
肖克很高興向西轉移。
因為貴州的東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貧窮落後了。
鴉片是那裡的主要作物。
無法在那個地方征兵，除非部隊也要抽鴉片的人。
那裡所有的人都抽鴉片。
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鴉片煙吹到孩子的鼻子裡作為治療。
紅軍有一條鐵的紀律：不準隊伍裡有一個抽鴉片的人。
但是又招不到别的人，于是他們把這些人也招來，然後讓他們逐漸減少鴉片吸食量。
醫務工作者對他們進行宣講，并且給他們注射硫磺液。
一個月以後，大部分人的煙瘾都戒了。
在長征途中喪失左臂的獨臂将軍餘秋裡，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級軍事官員了，他長得矮胖而壯實，寬寬的臉膛上常帶着熱情的笑容，說話時聲音爽朗，舉止粗曠，喜歡揮動他那僅剩的一隻胳膊做誇張的手勢。
他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縣，家裡很窮，隻有一畝一分地。
八分地種水稻，三分地種芝麻和花生(共合六分之一英畝)。
靠這一點土地是養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
十五歲時，他參加了紅軍。
當六軍團從畢節往西南行動的時候，已升任十八團政委的餘秋裡看見賀龍和司令部人員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橋邊。
賀龍讓餘帶領他的團沿路向前走六英裡阻截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