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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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一七年七月，愛倫堡按勃留索夫的勸告，找到了我。
于是我認識了這位聰明的作家，他是個氣質與我完全相反的人，活動能力很強，性格開朗。
那時，政治流亡者、在外國遇到戰争的人、被拘留在那裡的人開始像潮水般地從國外湧回來了。
安德烈·别雷從瑞士回來了。
愛倫堡也回來了。
愛倫堡對我談起茨維塔耶娃，贊不絕口，他還把她的詩拿給我看。
革命初期，在一次聯合晚會上，我出席了屬于其他表演者之列的她的朗誦會。
軍事共産主義時期，有一年冬天，我受人之托去看過她一趟，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聽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回話。
那時我還理解不了茨維塔耶娃的作品。
那時，我的聽覺已被充斥四周的遁辭飾語和要打破一切習慣用法的口号破壞了。
所有正常地說出來的話我全都聽不入耳。
我常常忘記，除了人們強加在它們身上的那些花哨成分外，語言本身就可以含有一點内容和一點意思。
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寫得和諧悅耳、詩意清晰，并且隻有優點而無缺陷，正是這些優點成了我接受時的障礙，妨礙我理解它們的實質。
我在各方面所追求的并不是實質，而是不相幹的尖銳性。
我長期低估茨維塔耶娃，如同按不同方法低估了其他許多人&mdash&mdash巴格裡茨基[1]、赫列勃尼科夫[2]、曼德爾施塔姆[3]、古米廖夫[4]。
我已經說過，在那些不善于有見識地表達思想、把拙口笨舌視為美德和不得已而标新立異的青年人當中，隻有兩個人，即阿謝耶夫和茨維塔耶娃，會像模像樣地講話，并會用标準的語言與風格寫作。
突然，這兩個人都放棄了自己的特長。
阿謝耶夫被赫列勃尼科夫的榜樣所迷惑。
茨維塔耶娃則是内心世界發生了變化。
不過，在她蛻變之前，我就被原先的、繼承傳統的茨維塔耶娃征服了。
二 她的詩必須精讀。
當我做到這一點之後，我就為展現在我面前的那種深不可測的純潔和力量而發出了一聲驚歎。
周圍從未有過類似的東西。
我将壓縮議論。
就算我說出來，我也不會覺得虧心的。
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以及有些限度的安德烈·别雷之外，早期的茨維塔耶娃就是所有其他象征主義者都想要當而又當不上的那種人物。
在那裡，在他們的文字創作在臆造的刻闆模式和沒有生命的古詞語的領域裡無力地掙紮的那些地方，茨維塔耶娃已一邊輕松地翺翔于真正的創作的種種困難之上，一邊以不可比拟的高超技巧鬧着玩似的完成它的種種任務。
一九二二年春，當她已經在國外時，我在莫斯科買了她的一本小小詩集《裡程标》。
我一下子就被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形式的抒情魅力征服了，這形式是嘔心瀝血地錘煉出來的，不是軟綿綿的，而是極其簡潔凝練的，不會在個别詩行上讀不下去的，而會用自己的循環詩句的發展來不打斷節奏地支配詩節的全部連貫性。
這些特點使我感到親切，也許是因為我們受過相同的影響，也許是因為在性格形成方面有一緻的動力，也許是因為家庭與音樂對我們起了同樣的作用，還因為我們有相同的出發點、目的和愛好。
我往布拉格給茨維塔耶娃寫了一封信，滿篇是贊美之詞，并因我竟如此之久地忽略她和如此之遲地了解她而感到驚訝。
她給我回了信。
我們開始通信，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書信來往尤為頻繁，那時她的《手藝集》一書已問世，莫斯科人也從書目中曉得了她的規模宏偉、内涵博大、新穎奪目、不同凡響的長詩《終結之詩》、《山之詩》和《捕鼠者》。
我們成了朋友。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到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會，當時的我不能自持，近一年的失眠症使我差不多要患上精神病了。
我在那兒認識了茨維塔耶娃的兒子、女兒和丈夫，并像愛兄弟一般愛上了這個有魅力的、細心的和堅強的人。
茨維塔耶娃的家屬堅決主張讓她返回俄羅斯。
一部分原因是他們都有思鄉之情，并都對共産主義和蘇維埃聯盟抱有同情之心；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茨維塔耶娃在巴黎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她在那裡聽不到讀者的反應，會在空虛無聊的狀态中悶死的。
茨維塔耶娃問我對此有何看法。
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明确的意見。
我不知道應當向她提些什麼建議，非常害怕她和她那可愛的一家人将會在我國感到難以生存和失去安定。
這一家人的總悲劇大大超過了我的擔心。
三 在這篇導引式随筆的開頭，在描寫童年的那幾頁裡，我提供了真實的場面和情景，記述了真實的事件，可是寫到中間，我改為概述，開始局限于白描式地描寫人物性格了。
這樣做是為了簡潔。
要是我一件事接一件事和一個情況接一個情況地叙述志向和興趣把我和茨維塔耶娃連在一起的全過程，我就會遠遠超出自己的規定的寫作範圍。
我就該将這件事寫成整整一部書，因為那時我們在一起經曆了許多風雨滄桑，有喜事也有悲劇，它們總是出人意外的，又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使雙方都擴大了視野。
在這裡，以及在其餘的幾章裡，我将不談個人的私事，而隻講一些極重要的共同性的東西。
茨維塔耶
于是我認識了這位聰明的作家，他是個氣質與我完全相反的人，活動能力很強，性格開朗。
那時，政治流亡者、在外國遇到戰争的人、被拘留在那裡的人開始像潮水般地從國外湧回來了。
安德烈·别雷從瑞士回來了。
愛倫堡也回來了。
愛倫堡對我談起茨維塔耶娃，贊不絕口，他還把她的詩拿給我看。
革命初期，在一次聯合晚會上，我出席了屬于其他表演者之列的她的朗誦會。
軍事共産主義時期，有一年冬天，我受人之托去看過她一趟，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聽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回話。
那時我還理解不了茨維塔耶娃的作品。
那時，我的聽覺已被充斥四周的遁辭飾語和要打破一切習慣用法的口号破壞了。
所有正常地說出來的話我全都聽不入耳。
我常常忘記，除了人們強加在它們身上的那些花哨成分外，語言本身就可以含有一點内容和一點意思。
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寫得和諧悅耳、詩意清晰，并且隻有優點而無缺陷，正是這些優點成了我接受時的障礙，妨礙我理解它們的實質。
我在各方面所追求的并不是實質，而是不相幹的尖銳性。
我長期低估茨維塔耶娃，如同按不同方法低估了其他許多人&mdash&mdash巴格裡茨基[1]、赫列勃尼科夫[2]、曼德爾施塔姆[3]、古米廖夫[4]。
我已經說過，在那些不善于有見識地表達思想、把拙口笨舌視為美德和不得已而标新立異的青年人當中，隻有兩個人，即阿謝耶夫和茨維塔耶娃，會像模像樣地講話，并會用标準的語言與風格寫作。
突然，這兩個人都放棄了自己的特長。
阿謝耶夫被赫列勃尼科夫的榜樣所迷惑。
茨維塔耶娃則是内心世界發生了變化。
不過，在她蛻變之前，我就被原先的、繼承傳統的茨維塔耶娃征服了。
二 她的詩必須精讀。
當我做到這一點之後，我就為展現在我面前的那種深不可測的純潔和力量而發出了一聲驚歎。
周圍從未有過類似的東西。
我将壓縮議論。
就算我說出來，我也不會覺得虧心的。
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以及有些限度的安德烈·别雷之外，早期的茨維塔耶娃就是所有其他象征主義者都想要當而又當不上的那種人物。
在那裡，在他們的文字創作在臆造的刻闆模式和沒有生命的古詞語的領域裡無力地掙紮的那些地方，茨維塔耶娃已一邊輕松地翺翔于真正的創作的種種困難之上，一邊以不可比拟的高超技巧鬧着玩似的完成它的種種任務。
一九二二年春，當她已經在國外時，我在莫斯科買了她的一本小小詩集《裡程标》。
我一下子就被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形式的抒情魅力征服了，這形式是嘔心瀝血地錘煉出來的，不是軟綿綿的，而是極其簡潔凝練的，不會在個别詩行上讀不下去的，而會用自己的循環詩句的發展來不打斷節奏地支配詩節的全部連貫性。
這些特點使我感到親切，也許是因為我們受過相同的影響，也許是因為在性格形成方面有一緻的動力，也許是因為家庭與音樂對我們起了同樣的作用，還因為我們有相同的出發點、目的和愛好。
我往布拉格給茨維塔耶娃寫了一封信，滿篇是贊美之詞，并因我竟如此之久地忽略她和如此之遲地了解她而感到驚訝。
她給我回了信。
我們開始通信，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書信來往尤為頻繁，那時她的《手藝集》一書已問世，莫斯科人也從書目中曉得了她的規模宏偉、内涵博大、新穎奪目、不同凡響的長詩《終結之詩》、《山之詩》和《捕鼠者》。
我們成了朋友。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到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會，當時的我不能自持，近一年的失眠症使我差不多要患上精神病了。
我在那兒認識了茨維塔耶娃的兒子、女兒和丈夫，并像愛兄弟一般愛上了這個有魅力的、細心的和堅強的人。
茨維塔耶娃的家屬堅決主張讓她返回俄羅斯。
一部分原因是他們都有思鄉之情，并都對共産主義和蘇維埃聯盟抱有同情之心；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茨維塔耶娃在巴黎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她在那裡聽不到讀者的反應，會在空虛無聊的狀态中悶死的。
茨維塔耶娃問我對此有何看法。
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明确的意見。
我不知道應當向她提些什麼建議，非常害怕她和她那可愛的一家人将會在我國感到難以生存和失去安定。
這一家人的總悲劇大大超過了我的擔心。
三 在這篇導引式随筆的開頭，在描寫童年的那幾頁裡，我提供了真實的場面和情景，記述了真實的事件，可是寫到中間，我改為概述，開始局限于白描式地描寫人物性格了。
這樣做是為了簡潔。
要是我一件事接一件事和一個情況接一個情況地叙述志向和興趣把我和茨維塔耶娃連在一起的全過程，我就會遠遠超出自己的規定的寫作範圍。
我就該将這件事寫成整整一部書，因為那時我們在一起經曆了許多風雨滄桑，有喜事也有悲劇，它們總是出人意外的，又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使雙方都擴大了視野。
在這裡，以及在其餘的幾章裡，我将不談個人的私事，而隻講一些極重要的共同性的東西。
茨維塔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