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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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一二年春夏二季，我在國外住了半年。
我國學校放假的時候，西方正是夏季學期。
那一年的夏季學期我是在馬爾堡市的一所曆史悠久的大學裡度過的。
羅蒙諾索夫在這所大學裡聽過數學家兼哲學家克利斯蒂安·沃爾夫的課。
在他以前一個半世紀，喬爾丹諾·布魯諾[1]在羅馬被火燒死之前，歸國途中路過時在這裡宣講過自己的新天文學概論。
馬爾堡是一座中世紀的小城市。
當時它有兩萬九千個居民，其中半數是大學生。
它緊挨着一座山，風景如畫。
從山上采來的石頭用于建築該市的房屋與教堂、城堡與大學。
它隐沒在像夜色一般昏暗的茂密的花園之中。
我手頭還剩下幾個錢，這錢本來是留作在德國生活與上學用的。
我用這筆沒有花完的錢去了一趟意大利。
我看到了威尼斯，那兒全是磚紅色和藍綠色的建築物，如同被大海沖抛到岸上來的透明石子。
我還訪問了佛羅倫薩，那裡的色調濃郁，房屋擁擠，但相當整齊，活像是從但丁的三韻句詩中搬出來的。
我沒有餘錢再去參觀羅馬了。
翌年，我在莫斯科大學畢了業。
留校任教的年輕的曆史學家曼蘇羅夫幫了我不少的忙。
他為我提供了一大批複習材料。
一年前，他本人就是靠這些材料通過國家考試的。
利用這位教授的藏書來應付考試，是綽綽有餘的，其中除了普通教材之外，還有一批古典名著方面的詳解參考書和解答各種問題的專著。
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馬車把這堆财富運回家去。
曼蘇羅夫既是年輕的特魯别茨科伊和德米特裡·薩馬林的親戚，又是他們的朋友。
我在第五中學讀書時就認識了他們。
他們是校外考生，在家中自修，每年來校參加一次考試。
大學生尼古拉·特魯别茨科伊的兩位長輩&mdash&mdash他父親和叔叔&mdash&mdash一位是法學總論的教授，另一位是大學校長和著名哲學家。
二人都相當肥胖，每次他們穿着禮服像沒有腰身的大象一般，吃力地登上講台時，便操着喑啞的腔調，用貴族的喉音和仿佛有求于人的語氣講述他們那精彩的課程。
這三個年輕人彼此頗為相似，身材高大，富有才華，兩條眉毛連成一根線，說話聲音響亮，名氣也震耳欲聾。
這三個人總是形影不離地一起到大學來看看。
他們崇尚馬爾堡哲學學派。
特魯别茨科伊寫過文章介紹馬爾堡大學，并把一些最有才華的學生送到那裡去深造。
德米特裡·薩馬林在我之前到過那裡，他熱愛馬爾堡，已成了那個小城的自己人。
我就是根據他的建議去了那裡的。
德米特裡·薩馬林出身斯拉夫派[2]名門，佩列傑爾金的作家區和佩列傑爾金市兒童肺結核病療養所現在就坐落在他家原來的領地上。
他生來血液裡就帶着哲學、辯證法和對黑格爾的了解，純屬遺傳。
他精力分散，漫不經心，大概是不太正常。
他在精神失常時常常會有一些出人意外的舉動，弄得大家目瞪口呆，所以他是個難以相處的人，在集體宿舍中也令人難以忍受。
這事不能怪罪于他的父母，他們不能跟他和睦相處，他也總是跟他們争吵。
國内戰争使他長期流落在西伯利亞，新經濟政策初期，他從西伯利亞回到莫斯科，變得非常平民化，而且又通曉萬事。
由于饑餓，他渾身浮腫，剛到家時，全身盡是虱子。
受盡貧困折磨的親人們對他關懷備至。
但是為時已晚。
過了不久，他患上了傷寒病，當傳染病退潮時，他卻一命嗚呼。
我不曉得曼蘇羅夫後來的情況，而著名的語文學家尼古拉·特魯别茨科伊則已名揚四海，前不久在維也納逝世。
二 國家考試之後，我在雙親的莫洛吉别墅裡度過了一個夏天，别墅位于莫斯科至庫爾斯克的鐵路線上的斯托爾保瓦亞車站附近。
據說，在我們的部隊退卻時，哥薩克們曾躲在這棟房子裡朝進逼過來的拿破侖的先頭部隊開槍還擊。
他們的墳墓就在和墓地連成一片的花園深處，如今已長滿雜草，顯得破敗不堪了。
房子裡的那些房間和它們的高度相比就顯得有點狹小，窗戶很高。
桌上的煤油燈向绛紅色的牆壁的角落和天花闆抛去巨大的影子。
一條小河在花園邊上蜿蜒流淌，整條河上布滿陡峭的水坑。
一棵古老的大白桦樹已經折倒了一半，以傾倒的樣子俯懸在一個水底深坑上方，并繼續在生枝發芽。
它的雜亂無章的翠綠樹枝宛似懸在水面上方的一座空中涼亭。
枝杈結結實實地盤纏在一起，上邊可以坐人或半倚半卧。
我在這裡安置了自己的工作角落。
我吟誦丘特切夫的作品，并且有生以來第一次不是偶爾為之地，而是如同人們從事繪畫或作曲那樣，經常不斷地寫詩。
這年夏天，我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這棵樹的綠枝深處寫成我的第一本詩集。
詩集的名稱狂妄到愚蠢地叫作《烏雲籠罩的雙子星座》，是出自于對宇宙學的奧妙現象的模仿。
那時象征派詩人的書名和他們開辦的出版社的名稱都有這種特點。
寫這些詩、反複塗抹和把劃掉的部分恢複起來是内心深處的一種強烈需要，這樣做使我得到了極大的滿足，甚至激動得熱淚盈眶。
我盡力回避浪漫主義的做作和不相幹的趣事。
我不需要在舞台上高聲朗誦這些詩，好讓腦力勞動者聽後吓一跳，然後憤憤地說：&ldquo多麼堕落啊！多麼野蠻啊！&rdquo我也不需要溫文爾雅的精緻，它會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會讓教授太太們在六七個崇拜者中間讀後說什麼&ldquo讓我握握您的真誠的手&rdquo。
我沒有追求明确的節奏，無論它是舞蹈式的還是歌詠式的，因為這種節奏不用文字就會讓人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起來。
我什麼也不表達，什麼也不反映，什麼也不表現，什麼也不描寫。
後來，為了不必要地拉攏我跟馬雅可夫斯基的關系，人們便認為我有演說家和語調方面的天賦。
事實并非如此，我在這方面的天賦不會超過任何一個會說話的人。
完全相反，我念念不忘的是内容，我夢寐以求的是要讓詩本身含有内容，要讓它含有新的思想或新的畫面；希望它憑自己的全部特點被镂刻在書中，并用自己的全部無聲的語言和自己的黑色的、無色彩的印刷字體的全部色調從書頁中說出話來。
舉個例子。
我寫過一首詩《威尼斯》，或另一首詩《火車站》。
一座水上之城屹立在我的面前，它那一圈圈或呈8字形的倒影在浮動，在增多，像面包幹泡在茶水中似的在膨脹。
或是在遠方，在鐵路和站台的終點，聳立着鐵路的告别地平線，它整個兒都披着雲煙，火車開到它後面便消失了，它蘊含着人際關系的整個曆史、重逢與送别，以及在重逢和送别前後所發生的事件
我國學校放假的時候，西方正是夏季學期。
那一年的夏季學期我是在馬爾堡市的一所曆史悠久的大學裡度過的。
羅蒙諾索夫在這所大學裡聽過數學家兼哲學家克利斯蒂安·沃爾夫的課。
在他以前一個半世紀，喬爾丹諾·布魯諾[1]在羅馬被火燒死之前，歸國途中路過時在這裡宣講過自己的新天文學概論。
馬爾堡是一座中世紀的小城市。
當時它有兩萬九千個居民，其中半數是大學生。
它緊挨着一座山，風景如畫。
從山上采來的石頭用于建築該市的房屋與教堂、城堡與大學。
它隐沒在像夜色一般昏暗的茂密的花園之中。
我手頭還剩下幾個錢，這錢本來是留作在德國生活與上學用的。
我用這筆沒有花完的錢去了一趟意大利。
我看到了威尼斯，那兒全是磚紅色和藍綠色的建築物，如同被大海沖抛到岸上來的透明石子。
我還訪問了佛羅倫薩，那裡的色調濃郁，房屋擁擠，但相當整齊，活像是從但丁的三韻句詩中搬出來的。
我沒有餘錢再去參觀羅馬了。
翌年，我在莫斯科大學畢了業。
留校任教的年輕的曆史學家曼蘇羅夫幫了我不少的忙。
他為我提供了一大批複習材料。
一年前，他本人就是靠這些材料通過國家考試的。
利用這位教授的藏書來應付考試，是綽綽有餘的，其中除了普通教材之外，還有一批古典名著方面的詳解參考書和解答各種問題的專著。
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馬車把這堆财富運回家去。
曼蘇羅夫既是年輕的特魯别茨科伊和德米特裡·薩馬林的親戚，又是他們的朋友。
我在第五中學讀書時就認識了他們。
他們是校外考生，在家中自修，每年來校參加一次考試。
大學生尼古拉·特魯别茨科伊的兩位長輩&mdash&mdash他父親和叔叔&mdash&mdash一位是法學總論的教授，另一位是大學校長和著名哲學家。
二人都相當肥胖，每次他們穿着禮服像沒有腰身的大象一般，吃力地登上講台時，便操着喑啞的腔調，用貴族的喉音和仿佛有求于人的語氣講述他們那精彩的課程。
這三個年輕人彼此頗為相似，身材高大，富有才華，兩條眉毛連成一根線，說話聲音響亮，名氣也震耳欲聾。
這三個人總是形影不離地一起到大學來看看。
他們崇尚馬爾堡哲學學派。
特魯别茨科伊寫過文章介紹馬爾堡大學，并把一些最有才華的學生送到那裡去深造。
德米特裡·薩馬林在我之前到過那裡，他熱愛馬爾堡，已成了那個小城的自己人。
我就是根據他的建議去了那裡的。
德米特裡·薩馬林出身斯拉夫派[2]名門，佩列傑爾金的作家區和佩列傑爾金市兒童肺結核病療養所現在就坐落在他家原來的領地上。
他生來血液裡就帶着哲學、辯證法和對黑格爾的了解，純屬遺傳。
他精力分散，漫不經心，大概是不太正常。
他在精神失常時常常會有一些出人意外的舉動，弄得大家目瞪口呆，所以他是個難以相處的人，在集體宿舍中也令人難以忍受。
這事不能怪罪于他的父母，他們不能跟他和睦相處，他也總是跟他們争吵。
國内戰争使他長期流落在西伯利亞，新經濟政策初期，他從西伯利亞回到莫斯科，變得非常平民化，而且又通曉萬事。
由于饑餓，他渾身浮腫，剛到家時，全身盡是虱子。
受盡貧困折磨的親人們對他關懷備至。
但是為時已晚。
過了不久，他患上了傷寒病，當傳染病退潮時，他卻一命嗚呼。
我不曉得曼蘇羅夫後來的情況，而著名的語文學家尼古拉·特魯别茨科伊則已名揚四海，前不久在維也納逝世。
二 國家考試之後，我在雙親的莫洛吉别墅裡度過了一個夏天，别墅位于莫斯科至庫爾斯克的鐵路線上的斯托爾保瓦亞車站附近。
據說，在我們的部隊退卻時，哥薩克們曾躲在這棟房子裡朝進逼過來的拿破侖的先頭部隊開槍還擊。
他們的墳墓就在和墓地連成一片的花園深處，如今已長滿雜草，顯得破敗不堪了。
房子裡的那些房間和它們的高度相比就顯得有點狹小，窗戶很高。
桌上的煤油燈向绛紅色的牆壁的角落和天花闆抛去巨大的影子。
一條小河在花園邊上蜿蜒流淌，整條河上布滿陡峭的水坑。
一棵古老的大白桦樹已經折倒了一半，以傾倒的樣子俯懸在一個水底深坑上方，并繼續在生枝發芽。
它的雜亂無章的翠綠樹枝宛似懸在水面上方的一座空中涼亭。
枝杈結結實實地盤纏在一起，上邊可以坐人或半倚半卧。
我在這裡安置了自己的工作角落。
我吟誦丘特切夫的作品，并且有生以來第一次不是偶爾為之地，而是如同人們從事繪畫或作曲那樣，經常不斷地寫詩。
這年夏天，我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這棵樹的綠枝深處寫成我的第一本詩集。
詩集的名稱狂妄到愚蠢地叫作《烏雲籠罩的雙子星座》，是出自于對宇宙學的奧妙現象的模仿。
那時象征派詩人的書名和他們開辦的出版社的名稱都有這種特點。
寫這些詩、反複塗抹和把劃掉的部分恢複起來是内心深處的一種強烈需要，這樣做使我得到了極大的滿足，甚至激動得熱淚盈眶。
我盡力回避浪漫主義的做作和不相幹的趣事。
我不需要在舞台上高聲朗誦這些詩，好讓腦力勞動者聽後吓一跳，然後憤憤地說：&ldquo多麼堕落啊！多麼野蠻啊！&rdquo我也不需要溫文爾雅的精緻，它會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會讓教授太太們在六七個崇拜者中間讀後說什麼&ldquo讓我握握您的真誠的手&rdquo。
我沒有追求明确的節奏，無論它是舞蹈式的還是歌詠式的，因為這種節奏不用文字就會讓人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起來。
我什麼也不表達，什麼也不反映，什麼也不表現，什麼也不描寫。
後來，為了不必要地拉攏我跟馬雅可夫斯基的關系，人們便認為我有演說家和語調方面的天賦。
事實并非如此，我在這方面的天賦不會超過任何一個會說話的人。
完全相反，我念念不忘的是内容，我夢寐以求的是要讓詩本身含有内容，要讓它含有新的思想或新的畫面；希望它憑自己的全部特點被镂刻在書中，并用自己的全部無聲的語言和自己的黑色的、無色彩的印刷字體的全部色調從書頁中說出話來。
舉個例子。
我寫過一首詩《威尼斯》，或另一首詩《火車站》。
一座水上之城屹立在我的面前，它那一圈圈或呈8字形的倒影在浮動，在增多，像面包幹泡在茶水中似的在膨脹。
或是在遠方，在鐵路和站台的終點，聳立着鐵路的告别地平線，它整個兒都披着雲煙，火車開到它後面便消失了，它蘊含着人際關系的整個曆史、重逢與送别，以及在重逢和送别前後所發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