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裡亞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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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的六年&mdash&mdash即我在中學讀書的全部時期都用到認真學習作曲理論上去了,先是師從尤·德·恩格爾,他是一位人品極其高尚的音樂理論家和批評家,後來則投入雷·米·格裡埃教授的門下。

     沒有一個人懷疑過我的未來。

    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選擇的前程正确無誤。

    大家都認為我将成為音樂家,看在音樂的分上原諒我的一切行為,原諒我對自己遠遠及不上的那些長輩的各種忘恩負義的可卑舉動,原諒我的固執、不聽話、馬虎和古怪作風。

    甚至在學校裡上希臘語或數學課時,當我把樂譜攤在書桌上做賦格曲和對位法的作業,被老師當場抓住,像根樹樁似的傻立着,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時,全班同學也會為我求情,老師們也會饒恕我。

    即便如此,我還是放棄了音樂。

     正當我有權欣喜,以及周圍的人都在祝賀我的時候,我卻放棄了音樂。

    我的上帝和偶像帶着《狂喜之詩》和他的最新作品從瑞士回來了。

    莫斯科在慶祝他的勝利和他的回歸。

    在他最為得意的時刻,我冒昧地去拜見他,并為他演奏了自己的作品。

    他的接待超過了我的預料。

    斯克裡亞賓聽完了我的演奏,對我表示支持和鼓勵,并祝我成功。

     但是誰也不曉得我的隐痛,就算我把它說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我的。

    在譜曲方面,我的進展十分順利,然而在實踐方面,我卻毫無能力。

    我勉強會彈琴,就連識譜也不夠快,幾乎是按音節來讀的。

    一點也不輕松的新音樂思想和我的落後技術之間的這一脫節,使原本可以成為歡樂源泉的天然恩賜變成了長年的苦痛,這種苦痛終于使我忍受不住了。

     怎麼會出現如此不一緻的現象呢?其根源就是某種不應有的、需要付出代價的、不能容許的少年傲慢氣質,以及一個一知半解的人對一切似乎已得到和可以得到的東西所抱有虛無主義的蔑視态度。

    我對一切匠氣的、非創造性的東西都加以鄙視,并敢于認為這些東西我都在行。

    我認為,在真實生活中一切都應當是奇迹,都是上蒼所規定的,沒有任何人為的與杜撰的東西,也決不允許有專橫任性。

     這是斯克裡亞賓影響的負面作用,而在其他方面他的影響對我都有決定性的作用。

    他的自我中心主義隻有在他的身上才是恰到好處和情有可原的。

    他的觀點被稚氣地曲解了,這種觀點的種子落到了肥沃的土壤上。

     我本來從小就有些迷信,疑神疑鬼,對天意抱有濃厚的興趣。

    幾乎從羅季昂諾夫之夜[3]起,我就相信有至高無上的英雄世界,必須欣喜萬分地為它服務,雖說它會帶來痛苦。

    在六歲、七歲、八歲時,我有多少次險些自殺呀! 我懷疑自己的周圍有着形形色色的秘密和騙局。

    沒有什麼荒謬事是我不會信以為真的。

    有時,在人生之初,隻有在那時才可能想象出這類怪事,隻要回憶起更久以前人家給我穿過的女孩子圓袖長衫,我就會模模糊糊覺得我原先是個小姑娘,并認為必須恢複這一更可愛更漂亮的樣子,于是我緊勒腰帶,幾乎把自己勒昏過去。

    有時,我又想象自己不是父母親生的兒子,而是他們撿來的,并由他們撫養成人的。

     我在音樂方面的不幸遭遇,還得怪罪于一些非直接的虛假原因,用偶然事件來進行的占蔔,對上蒼的暗示和指令的期待。

    我沒有絕對聽覺,不善于判定一個随意拿來的音符的準确音高,也沒有我在工作中根本就不需要的那種本領。

    缺少這種特長,使我感到難過和自卑,我認為這證明我的音樂不合命運和上蒼的心意。

    在諸如此類的一連串打擊下,我心灰意冷了,洗手不幹了。

     我為音樂付出了六年的辛勞、希望與不安,它是我心愛的世界,可是我如同告别最珍貴的東西那樣,硬是從自己的心中揚棄了它。

    有一段時間我還有在鋼琴上即興彈奏的習慣,不過熟練的技巧在漸漸消失。

    後來,我決定采取更果斷的措施來控制自己,不再觸摸鋼琴,不去參加音樂會,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