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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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有一個軍官讓我安分守己。
我站在台球桌旁，無意地擋住了他的過道。
他按住我的雙肩，既無警告又無解釋，一言不發地讓我換了個地方，他走了過去，裝作什麼都沒覺察的樣子。
我可以原諒别人打我，但我不能原諒别人對我不屑一顧地讓我換個地方。
見鬼！我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真想實實在在地吵它一架！更合情理的、更合習俗的、更有文學性的一通吵架！他待我就像待一隻蒼蠅。
這個軍官高大魁梧，而我卻瘦小羸弱。
再者，我把握着打架的主動權，我隻消咆哮幾聲，他們肯定會把我扔出窗口。
然而我想了想後，甯可帶着憤怒躲開到一旁。
[61] 但是，假如我們繼續讀這段描述，我們将馬上看到，過分的恨隻會像是愛的一種颠倒： &hellip&hellip從此後，我常常在街上遇見那個軍官。
我很快認出他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會認出我來。
我想不會的，某些迹象使我這麼想。
不過我呢，我總是仇恨滿懷、怒火滿腔地看着他。
這樣持續了好幾年。
我的憤怒年複一年地增強。
我開始暗暗地探詢軍官的情況，這件事很難辦，因為我誰都不認識。
但是有一天，我遠遠地跟随着他，仿佛他牽住了我似的，有人喊他的名字，于是我才知道他叫什麼。
另一次，我一直跟他到他家門口，我給了看門人十個戈比，詢問他住在幾樓，平時待在哪裡，單身還是有伴，等等。
一句話，所有能從看門人口中得知的都問了。
一天清晨，我突發奇想要寫個短篇小說，把軍官的性格特征漫畫般地描繪出來，盡管我以前從未寫過什麼東西。
我帶着樂趣寫小說，我抨擊，我甚至诽謗，我将他更名換姓，好讓人乍一下認不出他來，但經過深思熟慮後仍能認出他來。
我寫完後改了又改，把小說寄給了《祖國紀事》，但那時候，這份雜志上人們不做批評，所以他們就沒刊登我的小說。
我氣惱得要死，有時憤恨幾乎将我窒息。
最後，我決定向我的對手挑釁。
我給他寫了一封辭藻華麗、迷人的信，懇求他向我道歉。
我明顯地暗示了，如果他拒絕，我就以決鬥了事。
信寫得如此明确，那軍官隻要稍稍懂得美與崇高，他必定會來我家，撲上來摟我的脖子，向我奉獻他的友誼。
這該有多棒！我們将一起美好地生活！如此美好！[6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經常就是這樣，一種情感讓位于或幾乎讓位于另一種相反的情感。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當阿遼沙伸出手來時，那個不幸的孩子仇敵般地咬住了他的手指頭。
其實，那孩子此時早已不知不覺地愛上了他。
那孩子身上愛的變異來自什麼？他看到阿遼沙的兄長德米特裡·卡拉馬佐夫醉醺醺地從酒館裡出來，惡狠狠地揪住他父親的胡子打他。
他後來叫喊道：&ldquo我的爸爸，我可憐的爸爸，他可是怎樣地侮辱了你啊！&rdquo 從同一道德層面來比較謙卑（當然是看這一層面的另一極端），我可以說，是侮辱誇大了，加劇了，有時甚至是惡魔般地扭曲了傲慢。
當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心理範疇的真實總是它們在現實中的那樣，即特殊個性的真實。
作為小說家（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絕不是個理論家，而是個探索者），他總是避免做歸納，他知道，如果他試圖去表明普遍規律，他将會（至少對于他）冒多大的風險[63]。
假如我們願意，這些規律倒可以由我們來求出。
我們可以在他作品的叢林中開辟出道路來。
比方說，這樣一條規律：被侮辱者轉而侮辱他人[64]。
無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間喜劇有多麼豐富多彩，他的人物總是在同一個唯一的層面上聚集、排列：在謙卑與傲慢的層面上。
它把我們引入歧途，甚至在一開始并不明顯地表露出來。
由于這個原因，一般情況下，我們并不從這一意義上着手探索，不以此來劃分人類。
讓我來解釋：在狄更斯的精彩小說中，我有時會被他的劃分&mdash&mdash用尼采的話來說，就是他的價值梯度&mdash&mdash所體現的庸俗乃至幼稚所窘住。
讀着他的書，我的眼前仿佛有一幅安吉利科[65]的《最後的審判》。
有人入選升天堂，有人受罰下地獄，還有的難以确定，人數很少，善的天使與惡的魔鬼在争奪他們。
像在一幅埃及的淺浮雕中那樣，天平稱量着所有的人，隻視他們或多或少的善而裁定。
善者上天堂，惡者下地獄。
這一點上，狄更斯追随着他的人民和他的時代的觀念。
惡人有時也發财，善人有時也犧牲，這便是人世與社會的恥辱。
他的所有小說試圖向我們顯示出，心地善良要遠遠超過才智敏捷。
我選狄更斯做例子，是因為在我們熟悉的偉大小說家中，他的對人物的劃分方法似乎最簡單。
我還要加一句：正是這一點，使得他如此受大衆的歡迎。
最近，通過連續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幾乎全部作品，我仿佛覺得，他的筆下有一種相同的劃分法，雖然不那麼明顯，卻幾乎同樣簡明，而且似乎更加意味深長。
人們并不能以善惡的多寡，也不能以心靈的品性，來劃分他的人物的等級（請原諒我使用了這個可怕的詞），而要以他們傲慢的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為我們展現了卑賤者（他們中有些人将謙卑推向了極端的卑下，甚至津津樂道于卑下），另一方面，還為我們展現了高傲者（其中有的竟将高傲推至犯罪）。
一般情況下，後者最為聰明。
我們将看到，他們被傲慢之魔纏住之後，總是在那裡彼此争貴鬥富。
在《群魔》中，邪惡的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對斯塔夫羅金說： 我敢打賭，整整一夜你們都相倚而坐，談論不休，你們把寶貴的時間都消磨在争貴鬥富上了。
[66] 還有一段：
我站在台球桌旁，無意地擋住了他的過道。
他按住我的雙肩，既無警告又無解釋，一言不發地讓我換了個地方，他走了過去，裝作什麼都沒覺察的樣子。
我可以原諒别人打我，但我不能原諒别人對我不屑一顧地讓我換個地方。
見鬼！我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真想實實在在地吵它一架！更合情理的、更合習俗的、更有文學性的一通吵架！他待我就像待一隻蒼蠅。
這個軍官高大魁梧，而我卻瘦小羸弱。
再者，我把握着打架的主動權，我隻消咆哮幾聲，他們肯定會把我扔出窗口。
然而我想了想後，甯可帶着憤怒躲開到一旁。
[61] 但是，假如我們繼續讀這段描述，我們将馬上看到，過分的恨隻會像是愛的一種颠倒： &hellip&hellip從此後，我常常在街上遇見那個軍官。
我很快認出他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會認出我來。
我想不會的，某些迹象使我這麼想。
不過我呢，我總是仇恨滿懷、怒火滿腔地看着他。
這樣持續了好幾年。
我的憤怒年複一年地增強。
我開始暗暗地探詢軍官的情況，這件事很難辦，因為我誰都不認識。
但是有一天，我遠遠地跟随着他，仿佛他牽住了我似的，有人喊他的名字，于是我才知道他叫什麼。
另一次，我一直跟他到他家門口，我給了看門人十個戈比，詢問他住在幾樓，平時待在哪裡，單身還是有伴，等等。
一句話，所有能從看門人口中得知的都問了。
一天清晨，我突發奇想要寫個短篇小說，把軍官的性格特征漫畫般地描繪出來，盡管我以前從未寫過什麼東西。
我帶着樂趣寫小說，我抨擊，我甚至诽謗，我将他更名換姓，好讓人乍一下認不出他來，但經過深思熟慮後仍能認出他來。
我寫完後改了又改，把小說寄給了《祖國紀事》，但那時候，這份雜志上人們不做批評，所以他們就沒刊登我的小說。
我氣惱得要死，有時憤恨幾乎将我窒息。
最後，我決定向我的對手挑釁。
我給他寫了一封辭藻華麗、迷人的信，懇求他向我道歉。
我明顯地暗示了，如果他拒絕，我就以決鬥了事。
信寫得如此明确，那軍官隻要稍稍懂得美與崇高，他必定會來我家，撲上來摟我的脖子，向我奉獻他的友誼。
這該有多棒！我們将一起美好地生活！如此美好！[6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經常就是這樣，一種情感讓位于或幾乎讓位于另一種相反的情感。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當阿遼沙伸出手來時，那個不幸的孩子仇敵般地咬住了他的手指頭。
其實，那孩子此時早已不知不覺地愛上了他。
那孩子身上愛的變異來自什麼？他看到阿遼沙的兄長德米特裡·卡拉馬佐夫醉醺醺地從酒館裡出來，惡狠狠地揪住他父親的胡子打他。
他後來叫喊道：&ldquo我的爸爸，我可憐的爸爸，他可是怎樣地侮辱了你啊！&rdquo 從同一道德層面來比較謙卑（當然是看這一層面的另一極端），我可以說，是侮辱誇大了，加劇了，有時甚至是惡魔般地扭曲了傲慢。
當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心理範疇的真實總是它們在現實中的那樣，即特殊個性的真實。
作為小說家（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絕不是個理論家，而是個探索者），他總是避免做歸納，他知道，如果他試圖去表明普遍規律，他将會（至少對于他）冒多大的風險[63]。
假如我們願意，這些規律倒可以由我們來求出。
我們可以在他作品的叢林中開辟出道路來。
比方說，這樣一條規律：被侮辱者轉而侮辱他人[64]。
無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間喜劇有多麼豐富多彩，他的人物總是在同一個唯一的層面上聚集、排列：在謙卑與傲慢的層面上。
它把我們引入歧途，甚至在一開始并不明顯地表露出來。
由于這個原因，一般情況下，我們并不從這一意義上着手探索，不以此來劃分人類。
讓我來解釋：在狄更斯的精彩小說中，我有時會被他的劃分&mdash&mdash用尼采的話來說，就是他的價值梯度&mdash&mdash所體現的庸俗乃至幼稚所窘住。
讀着他的書，我的眼前仿佛有一幅安吉利科[65]的《最後的審判》。
有人入選升天堂，有人受罰下地獄，還有的難以确定，人數很少，善的天使與惡的魔鬼在争奪他們。
像在一幅埃及的淺浮雕中那樣，天平稱量着所有的人，隻視他們或多或少的善而裁定。
善者上天堂，惡者下地獄。
這一點上，狄更斯追随着他的人民和他的時代的觀念。
惡人有時也發财，善人有時也犧牲，這便是人世與社會的恥辱。
他的所有小說試圖向我們顯示出，心地善良要遠遠超過才智敏捷。
我選狄更斯做例子，是因為在我們熟悉的偉大小說家中，他的對人物的劃分方法似乎最簡單。
我還要加一句：正是這一點，使得他如此受大衆的歡迎。
最近，通過連續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幾乎全部作品，我仿佛覺得，他的筆下有一種相同的劃分法，雖然不那麼明顯，卻幾乎同樣簡明，而且似乎更加意味深長。
人們并不能以善惡的多寡，也不能以心靈的品性，來劃分他的人物的等級（請原諒我使用了這個可怕的詞），而要以他們傲慢的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為我們展現了卑賤者（他們中有些人将謙卑推向了極端的卑下，甚至津津樂道于卑下），另一方面，還為我們展現了高傲者（其中有的竟将高傲推至犯罪）。
一般情況下，後者最為聰明。
我們将看到，他們被傲慢之魔纏住之後，總是在那裡彼此争貴鬥富。
在《群魔》中，邪惡的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對斯塔夫羅金說： 我敢打賭，整整一夜你們都相倚而坐，談論不休，你們把寶貴的時間都消磨在争貴鬥富上了。
[66] 還有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