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二)

關燈
下來的,系着一條藍色的小綢帶。

    不過,它實際上是錫做的,一眼就看得出來。

    上面有八個尖角,忠實地模仿了拜占庭風格。

    我掏出二十戈比給他,當場就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

    從他的臉色看得出,他很滿意,因為他把一個愚蠢的老爺給騙了,我肯定他馬上就會去把賣十字架的錢換酒喝,這是毫無疑問的。

    老兄,在那時候,我對親眼見到的俄羅斯的種種情況有了極強烈的印象。

    我以前對俄羅斯什麼也不明白,好像一直不聲不響地生長着,在國外的五年間,我對祖國的回憶隻是一種幻夢。

    我一邊走,一邊想:&lsquo不,我先不忙去責備那出賣基督的猶大吧。

    隻有上帝才知道,在這些爛醉之人的軟弱的心裡包藏着什麼。

    &rsquo一個小時後,當我回客棧去的時候,我遇到一個農婦,她抱着一個嬰兒。

    農婦年紀還輕,嬰兒大約生下剛六星期。

     嬰兒對她笑了一下,這是生下來以後的第一次笑容。

    我看到她忽然十分虔誠地畫了個十字。

    我問她:&lsquo大嫂,你這是什麼意思?&rsquo(我當時見到什麼都要打聽。

    )她說:&lsquo一個母親看見她的嬰兒初次微笑,心裡的那份喜悅正和上帝在天上每次看見罪人在他面前誠心誠意地禱告時感到的喜悅一樣。

    &rsquo這是一個普通農婦對我說的,我叙述的差不多和她的原話一樣,她表達了那麼深刻、那麼精微的真正的宗教思想,在這種思想裡充分揭示出基督教的真谛,也就是關于視上帝如我們的親父,關于上帝對人們的喜悅如父親對親生孩兒一樣的整個概念,這就是基督最主要的思想!一個普通的農婦!不錯,她是個母親&hellip&hellip但誰知道,這個農婦也許就是那個士兵的妻子。

    你聽着,帕爾芬,你剛才問我,現在我來回答你:我們不能把宗教情感的實質歸屬到任何推理或無神論中去,它與任何的罪行和錯誤都毫不相幹;這裡有别的東西,永遠會有别的東西;這裡有一些無神論永遠也說不對頭的東西。

    但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俄羅斯人的心中最明顯地、最迅速地看出這一點來,這就是我的結論!這就是我從我們俄羅斯得來的一個主要信念。

    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帕爾芬!相信我的話吧,我們俄羅斯的土地上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啊!&rdquo 我們在這段描述的末尾看到了另一種性格:相信俄羅斯人民負有一種特殊使命。

     這種信仰,我們在許多俄羅斯作家那兒都可找到,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它變成了積極而痛苦的信念。

    他對屠格涅夫的一大抱怨,恰恰是從後者那裡他找不出這種民族情感,他感到屠格涅夫過于歐化了。

     在論及普希金的演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聲稱:就在模仿拜倫和謝尼耶[53]最盛的時期,普希金突然發現了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俄羅斯之調的東西,&ldquo一種全新的真誠的聲調&rdquo。

    對俄羅斯人民及其價值可以寄予什麼樣的信念呢?普希金喊道:&ldquo謙卑吧,傲慢的人,先戰勝你的驕傲吧!在衆人面前謙卑吧,向着生養你的土地彎下腰來!&rdquo 人種差異的最鮮明之處或許莫過于理解榮譽的方式。

    在我看來,文明人的秘密活力之源并非如拉羅什富科[54]所說的在于自尊心,而在于我們稱為&ldquo榮譽點&rdquo的感情。

    這種榮譽感,這個關鍵點對法蘭西人、英格蘭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來說并不完全一樣。

    然而,與俄羅斯人相比,所有西方民族的榮譽點似乎可以混為一談。

    了解俄羅斯式榮譽的同時,我們将發現,西方式榮譽是如此經常地與福音教義相違。

    與西方榮譽感背道而馳的俄羅斯人的榮譽感卻和《福音書》頗為一緻。

    或者不妨說,基督教的宗教感在俄羅斯人的心中常常超過了榮譽感,超過了我們西方人所理解的榮譽感。

     面對兩種選擇:或複仇,或認錯而道歉,西方人總認為後者缺乏高尚性,是怯懦膽小的表現&hellip&hellip西方人有一種傾向,把不原諒、不忘記、不寬恕當作性格之一。

    固然,他們總是避免自己出錯,但一旦犯了錯,最令他們惱火的便是該去認錯。

    俄羅斯人正相反,他們時刻準備着忏悔自己的過錯&mdash&mdash即使面對自己的敵人&mdash&mdash時刻準備着自責、自貶。

     希臘東正教容忍忏悔,甚至還常常贊成當衆忏悔,在這一點上,它隻是在鼓勵助長一種自然傾向。

    不是在神甫耳邊悄聲忏悔,而是當着随便什麼人,當着衆人的面忏悔,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已成了作者擺脫不了的頑念。

    在《罪與罰》中,當拉斯柯爾尼科夫向索尼娅認罪時,後者立即建議他去跪在廣場上向衆人叫喊:&ldquo我殺人了!&rdquo似乎這就是減少心靈痛苦的唯一方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絕大多數人物,常常在不知什麼時候,會以一種異乎尋常的、不合時宜的方式強烈地要求去忏悔,去懇求他人饒恕,哪怕人家有時甚至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需要把自己貶低到比别人更加卑微低賤的地步。

     你們肯定還記得《白癡》中在娜斯塔西娅·費利波夫娜家裡舉辦晚會的那精彩一幕:為了打發時間,有人建議在場的每一個人都來忏悔他一生中最邪毒的惡行,就像人們建議玩小紙片遊戲或猜字謎那樣。

    令人驚奇的是,這一建議并沒有遭到否決,大家依次開始忏悔,帶着或多或少的真誠,幾乎沒有一點羞恥感。

     我知道還有更稀奇的,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經曆的一段故事,我是從他的一個俄羅斯熟人那兒聽來的。

    我已不慎将它講給了許多人聽,别人也引用過它。

    不過,我再從别人那兒聽來的已變得支離破碎不像樣了。

    所以我願在此再重複地講一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