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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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毛底下，是兩隻小小的灰眼睛，深深地凹進去。
臉頰蒼白，上面有雀斑。
一臉病恹恹的神态，幾乎發灰，嘴唇隆起得很厲害。
人們有時候說，他的癫痫病的最初發作，是在西伯利亞時期；但是，在他被判刑之前，他實際上已經病了，隻是到了那裡之後，病情越來越嚴重罷了。
&ldquo一臉病恹恹的神态&rdquo，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狀況從來就沒有太好過。
然而，就是他，這個身體虛弱、小病小痛不斷的人，被指定去服兵役，而他那位身強力壯的哥哥，卻獲準免予服役。
1841年，即他二十歲那年，他被任命為士官。
他那時正準備考試，要在1843年獲得軍官頭銜。
我們知道，他作為軍官的俸祿是三千盧布，而且他還在父親死後繼承了遺産，但由于他的生活十分自由放蕩，此外還要負責最小的弟弟的生活費用，他竟落得個債台高築的下場。
金錢的問題在他的書信中被不斷提到，甚至比在巴爾紮克的書信中還更緊迫。
直到他的晚年，這個問題在他的生活中始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隻是在他逝世前幾年，他才真正擺脫了拮據的困境。
最初，陀思妥耶夫斯基過着一種放蕩的生活，他終日出沒于劇院、音樂廳，看話劇，看芭蕾舞。
他無憂無慮。
有一次，他租下了一套公寓，隻因為出租房屋的人的模樣讨他喜歡。
他的仆人偷他的東西，而他也樂于被偷。
運氣的或好或壞，常常使他變得喜怒無常。
他的家人和朋友見他無法過正常的日子，便希望他跟他的朋友裡森坎普一同居住。
他們對他說：&ldquo你好好地學一學這個德國人的有條不紊吧。
&rdquo裡森坎普比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幾歲，是個醫生。
1843年，他來彼得堡定居。
那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好身無分文，靠着賒賬買面包和牛奶，來維持生活。
&ldquo費奧多爾是那樣的一種人，跟他在一起你活得很開心，但他總是缺錢。
&rdquo裡森坎普在一封信裡這樣寫道。
于是，他們住到了一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顯然是個很難纏的夥伴。
裡森坎普明明讓他的病人在客廳裡等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冒昧地去接待他們。
每當某個病人顯出可憐的模樣時，他就用裡森坎普的錢來接濟他，或者，當他自己有錢時，就用自己的錢來接濟。
某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收到從莫斯科寄來的一千盧布，就趕緊拿去還了一些債，然後，當天晚上，他就拿剩餘的錢去賭博了（據他自己說，是去賭台球了），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不得不又向他的朋友借上五個盧布。
我忘了說，他最後的五十個盧布被裡森坎普的一個病人偷走了，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種友誼的激情沖動下，把那個小偷請進了自己的房間。
1844年3月，裡森坎普和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分手，後者也并不見得有什麼好轉。
1846年，他發表了《窮人》。
這本書當即獲得了巨大成功。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談到這一成功時的口氣頗為令人深思。
我們不妨來念一念當時的一封信： 我真是暈頭轉向了，我好像并不活着，我沒有時間思考。
人們為我創造了一個值得懷疑的盛名，而我還不知道，這一地獄會持續到什麼時刻。
[42] 我這裡談的隻是最重要的那些事件，我略去了好幾部意義不那麼重大的作品。
1849年，他和一群嫌疑分子被警察逮捕。
這便是所謂的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43]。
我們很難說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的政治觀點和社會觀點到底是什麼。
說到他與那些嫌疑分子交往的原因，無疑應看到智力上的極大好奇，還有某種心地上的慷慨，這些都促使他去輕率地冒險，但是沒有任何迹象能讓我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一個威脅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
他的《書信集》和《作家日記》中的許多段落，為我們顯示了他的一種完全相反的觀點。
而整整一部《群魔》，則為我們展現了一場對無政府主義的審判。
但是，他畢竟是跟那些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圍的嫌疑分子一起被捕了。
他被監禁，被審判，被判處了死刑。
直到最後一刻，死刑才被改判為苦役，他被發配去了西伯利亞。
所有這一切，你們全都已經知道了。
在我的這幾次講座中，我隻想對你們講一講在别的地方無法得知的東西。
但是，你們中可能還有些人不太熟悉那些事件，我還是願意給你們讀幾段有關他的判決和他的監獄生活的信。
我覺得它們很富有啟示意義。
通過對他内心焦慮的描繪，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将支撐他一輩子的樂觀主義在不斷表現出來。
以下就是1849年7月18日的信，是他在等待着判決時在監獄中寫的： 在人的身上，有着堅韌度與生命力的一種巨大潛力，說真的，我原來并不相信它們會有那麼多。
而現在，我從親身的經驗中知道了。
然後，在8月份，他疾病纏身的時候： 喪失勇氣實在是一種罪過&hellip&hellip盡力地工作，conamore[44]，這才是真正的幸福。
還有，1849年9月14日的信： 我早先想的更糟糕，現在我知道，我身上原來儲備着取之不盡的生命力。
[45] 現在，我給你們讀一下12月22日他那封短信的幾乎全文： 今天是12月22日，我們被帶到謝苗諾夫校場，在那裡，他們向我們全體宣讀了死刑判決書，他們讓我們親吻了十字架，他們在我們的頭頂上折斷利劍，他們還給我們做了最終的清理（給我們換上了白襯衣）。
然後，他們把我們中的三個人捆到木樁上，準備行刑。
我是第六個，他們是三個一組三個一組地處決的，因此，我就是第二批，我隻有一小會兒時間可活了。
我回想起了你，我的哥哥，想起了你們全家人。
在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我腦子裡想到的人隻有你。
于是，我明白到，我原來是多麼愛你啊，我親愛的哥哥！我還有時間擁抱普列斯切夫和杜羅夫，并向他們告别，他們就在我的身邊。
最後，響起了撤離的信号，他們放回了已經被綁在木樁上的人，他們向我們宣讀了沙皇陛下的赦令。
我們得救了。
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不止一次地讀到對死刑和對犯人生命最後一刻的影射，或直接或間接的影射。
不過我現在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延誤時間。
在出發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前，他有半個鐘頭向他的哥哥告别。
據一個朋友的說法，他倒比他的哥哥更平靜，他對哥哥說： 我在監獄裡的那些朋友，他們可不是野獸，而是人，他們興許比我還更好，比我還更有德行&hellip&hellip好了，我們會再見面的；我希望如此，我不懷疑。
不過，你要給我寫信，要給我寄書來；我會寫信告訴你我需要哪些書。
在那裡，人們總還有權利看書吧。
（編年史作者補充說，這是安慰哥哥的虔誠的謊言。
） 等我一出來，我就要動手寫作；在這幾個月時間裡，我經曆了很多事；而在即将到來的那些時間裡，什麼樣的事我會看不到、我會體驗不到啊！對将來的寫作來說，素材是絕對不會缺少的。
此後在西伯利亞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允許給家人寫信；至少，我們手頭的《書信集》中沒有一封信是那個時期寫的，而且在1883年出版的奧雷斯特·米勒編的《文獻》中，也沒有我們提到的這一時間的任何書信。
但是，自從《文獻》出版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書信被發現并公開，以後可能還會有一些書信出來。
據奧雷斯特·米勒的說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3月2日出獄；而據正式文件，他于1月23日出獄。
檔案提到了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九封信，是從1854年3月16日到1856年9月11日寫給他哥哥、他的親戚朋友的，那段時間，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役當列兵。
比昂斯托克先生隻翻譯了其中的十二封，我不知道出于什麼原因，他竟沒有翻譯1854年2月2日那封精彩的信，這封信的譯文發表于1886年第12和13期的《時尚》上（如今已經絕版），而今年的2月1日，《新法蘭西評論》重新刊登了這篇譯文。
正因為它沒有收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中，所以請諸位允許我在此讀其中的幾個長段落：
臉頰蒼白，上面有雀斑。
一臉病恹恹的神态，幾乎發灰，嘴唇隆起得很厲害。
人們有時候說，他的癫痫病的最初發作，是在西伯利亞時期；但是，在他被判刑之前，他實際上已經病了，隻是到了那裡之後，病情越來越嚴重罷了。
&ldquo一臉病恹恹的神态&rdquo，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狀況從來就沒有太好過。
然而，就是他，這個身體虛弱、小病小痛不斷的人，被指定去服兵役，而他那位身強力壯的哥哥，卻獲準免予服役。
1841年，即他二十歲那年，他被任命為士官。
他那時正準備考試，要在1843年獲得軍官頭銜。
我們知道，他作為軍官的俸祿是三千盧布，而且他還在父親死後繼承了遺産，但由于他的生活十分自由放蕩，此外還要負責最小的弟弟的生活費用，他竟落得個債台高築的下場。
金錢的問題在他的書信中被不斷提到，甚至比在巴爾紮克的書信中還更緊迫。
直到他的晚年，這個問題在他的生活中始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隻是在他逝世前幾年，他才真正擺脫了拮據的困境。
最初，陀思妥耶夫斯基過着一種放蕩的生活，他終日出沒于劇院、音樂廳，看話劇，看芭蕾舞。
他無憂無慮。
有一次，他租下了一套公寓，隻因為出租房屋的人的模樣讨他喜歡。
他的仆人偷他的東西，而他也樂于被偷。
運氣的或好或壞，常常使他變得喜怒無常。
他的家人和朋友見他無法過正常的日子，便希望他跟他的朋友裡森坎普一同居住。
他們對他說：&ldquo你好好地學一學這個德國人的有條不紊吧。
&rdquo裡森坎普比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幾歲，是個醫生。
1843年，他來彼得堡定居。
那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好身無分文，靠着賒賬買面包和牛奶，來維持生活。
&ldquo費奧多爾是那樣的一種人，跟他在一起你活得很開心，但他總是缺錢。
&rdquo裡森坎普在一封信裡這樣寫道。
于是，他們住到了一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顯然是個很難纏的夥伴。
裡森坎普明明讓他的病人在客廳裡等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冒昧地去接待他們。
每當某個病人顯出可憐的模樣時，他就用裡森坎普的錢來接濟他，或者，當他自己有錢時，就用自己的錢來接濟。
某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收到從莫斯科寄來的一千盧布，就趕緊拿去還了一些債，然後，當天晚上，他就拿剩餘的錢去賭博了（據他自己說，是去賭台球了），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不得不又向他的朋友借上五個盧布。
我忘了說，他最後的五十個盧布被裡森坎普的一個病人偷走了，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種友誼的激情沖動下，把那個小偷請進了自己的房間。
1844年3月，裡森坎普和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分手，後者也并不見得有什麼好轉。
1846年，他發表了《窮人》。
這本書當即獲得了巨大成功。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談到這一成功時的口氣頗為令人深思。
我們不妨來念一念當時的一封信： 我真是暈頭轉向了，我好像并不活着，我沒有時間思考。
人們為我創造了一個值得懷疑的盛名，而我還不知道，這一地獄會持續到什麼時刻。
[42] 我這裡談的隻是最重要的那些事件，我略去了好幾部意義不那麼重大的作品。
1849年，他和一群嫌疑分子被警察逮捕。
這便是所謂的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43]。
我們很難說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的政治觀點和社會觀點到底是什麼。
說到他與那些嫌疑分子交往的原因，無疑應看到智力上的極大好奇，還有某種心地上的慷慨，這些都促使他去輕率地冒險，但是沒有任何迹象能讓我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一個威脅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
他的《書信集》和《作家日記》中的許多段落，為我們顯示了他的一種完全相反的觀點。
而整整一部《群魔》，則為我們展現了一場對無政府主義的審判。
但是，他畢竟是跟那些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圍的嫌疑分子一起被捕了。
他被監禁，被審判，被判處了死刑。
直到最後一刻，死刑才被改判為苦役，他被發配去了西伯利亞。
所有這一切，你們全都已經知道了。
在我的這幾次講座中，我隻想對你們講一講在别的地方無法得知的東西。
但是，你們中可能還有些人不太熟悉那些事件，我還是願意給你們讀幾段有關他的判決和他的監獄生活的信。
我覺得它們很富有啟示意義。
通過對他内心焦慮的描繪，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将支撐他一輩子的樂觀主義在不斷表現出來。
以下就是1849年7月18日的信，是他在等待着判決時在監獄中寫的： 在人的身上，有着堅韌度與生命力的一種巨大潛力，說真的，我原來并不相信它們會有那麼多。
而現在，我從親身的經驗中知道了。
然後，在8月份，他疾病纏身的時候： 喪失勇氣實在是一種罪過&hellip&hellip盡力地工作，conamore[44]，這才是真正的幸福。
還有，1849年9月14日的信： 我早先想的更糟糕，現在我知道，我身上原來儲備着取之不盡的生命力。
[45] 現在，我給你們讀一下12月22日他那封短信的幾乎全文： 今天是12月22日，我們被帶到謝苗諾夫校場，在那裡，他們向我們全體宣讀了死刑判決書，他們讓我們親吻了十字架，他們在我們的頭頂上折斷利劍，他們還給我們做了最終的清理（給我們換上了白襯衣）。
然後，他們把我們中的三個人捆到木樁上，準備行刑。
我是第六個，他們是三個一組三個一組地處決的，因此，我就是第二批，我隻有一小會兒時間可活了。
我回想起了你，我的哥哥，想起了你們全家人。
在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我腦子裡想到的人隻有你。
于是，我明白到，我原來是多麼愛你啊，我親愛的哥哥！我還有時間擁抱普列斯切夫和杜羅夫，并向他們告别，他們就在我的身邊。
最後，響起了撤離的信号，他們放回了已經被綁在木樁上的人，他們向我們宣讀了沙皇陛下的赦令。
我們得救了。
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不止一次地讀到對死刑和對犯人生命最後一刻的影射，或直接或間接的影射。
不過我現在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延誤時間。
在出發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前，他有半個鐘頭向他的哥哥告别。
據一個朋友的說法，他倒比他的哥哥更平靜，他對哥哥說： 我在監獄裡的那些朋友，他們可不是野獸，而是人，他們興許比我還更好，比我還更有德行&hellip&hellip好了，我們會再見面的；我希望如此，我不懷疑。
不過，你要給我寫信，要給我寄書來；我會寫信告訴你我需要哪些書。
在那裡，人們總還有權利看書吧。
（編年史作者補充說，這是安慰哥哥的虔誠的謊言。
） 等我一出來，我就要動手寫作；在這幾個月時間裡，我經曆了很多事；而在即将到來的那些時間裡，什麼樣的事我會看不到、我會體驗不到啊！對将來的寫作來說，素材是絕對不會缺少的。
此後在西伯利亞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允許給家人寫信；至少，我們手頭的《書信集》中沒有一封信是那個時期寫的，而且在1883年出版的奧雷斯特·米勒編的《文獻》中，也沒有我們提到的這一時間的任何書信。
但是，自從《文獻》出版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書信被發現并公開，以後可能還會有一些書信出來。
據奧雷斯特·米勒的說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3月2日出獄；而據正式文件，他于1月23日出獄。
檔案提到了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九封信，是從1854年3月16日到1856年9月11日寫給他哥哥、他的親戚朋友的，那段時間，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役當列兵。
比昂斯托克先生隻翻譯了其中的十二封，我不知道出于什麼原因，他竟沒有翻譯1854年2月2日那封精彩的信，這封信的譯文發表于1886年第12和13期的《時尚》上（如今已經絕版），而今年的2月1日，《新法蘭西評論》重新刊登了這篇譯文。
正因為它沒有收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中，所以請諸位允許我在此讀其中的幾個長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