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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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那樣一來，請問，哪一個法國天主教徒還敢于被這書信集中所包含的虔誠的眼淚而打動呢？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想&ldquo向世界顯示一個俄羅斯基督，在世上默默無聞，其原則包含在我們公認的教義中&rdquo，那也是枉然，因為，法國的天主教徒，出于他們自己的正統教義，會拒絕聽他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又說：&ldquo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未來文明化力量的原則，是我們使整個歐洲死而複生的原則，是我們未來力量的整個精髓。
&rdquo但這樣說依舊枉然，至少在今天是枉然的。
同樣，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讓德·伏居耶先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ldquo對思想、對豐滿人生的竭力反對&rdquo，看到了一種&ldquo對愚癡、對漠然、對消極的神聖化&rdquo，等等，那麼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他哥哥的信（未被比昂斯托克收入《書信集》中）中，卻讀到這樣的話：&ldquo人們會對我說，這是一些簡單的人。
但是，一個簡單的人要遠比一個複雜的人更為可怕。
&rdquo一個少女渴望&ldquo成為一個有用的人&rdquo，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她想當一個護士或者一個助産士，他這樣給她回信說：&ldquo&hellip&hellip通過有計劃地接受教育，人們就是在準備一種更有用一百倍的活動&hellip&hellip&rdquo他還說：&ldquo您接受高等教育難道不是更好嗎？&hellip&hellip我們的大多數專家是一些并沒有多少知識的人&hellip&hellip我們的大多數男女大學生根本就沒有什麼教養。
他們能夠為人類帶來什麼好處呢！&rdquo當然，我并不需要讀這些話語也能明白，德·伏居耶先生實在是弄錯了，但是，人們畢竟還是可能誤會了。
同樣，我們實在很難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社會主義；因為，一方面霍夫曼确實有理由說：&ldquo社會主義者，如果從這個詞最人道的意義上來說，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就是這樣的人。
&rdquo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同樣也在他的書信集中讀到：&ldquo&hellip&hellip已經侵蝕了整個歐洲&hellip&hellip&rdquo 是保守派，卻不是傳統主義者；是保皇派，同時又是民主派；是基督徒，卻又不是羅馬教廷的天主教徒；是自由派，卻又不是&ldquo進步分子&rdquo，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是一個人們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人。
人們在他的身上發現讓各個黨派都不滿意的東西。
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就沒有相信過，他有着完成他使命的一切智力，或者說，為了當前的即時目的，他有權利讓這一無限微妙的工具傾斜、歪曲。
他寫道：&ldquo說到所有這些可能的傾向（異體字是他自己強調的）&mdash&mdash它們彙集成了一種對我的歡迎（1876年4月9日）&mdash&mdash我本來是想寫一篇文章，好好說一說由這些信件引起的感受&hellip&hellip但是，經過對這篇文章的考慮後，我突然發現，我根本不可能真誠地來寫它；而假如沒有真誠的話，那還有什麼寫的必要呢？&rdquo他這是想說什麼？無疑，是這一點：要寫出這篇既使人們皆大歡喜，又能确保成功的文章，就必須歪曲自己的思想，使它極端地簡化，最終把他的信念推到超越自然的地步。
而這，是他斷然不能同意的。
出于一種不太生硬的、跟他思想簡單的正直性相吻合的個人主義，他隻同意介紹自己的思想時要展示其複雜的完整性。
他在我們這裡的不成功，或許可以歸咎于這個最重要也是最隐秘的原因。
我并不是在暗示說，偉大的信念通常總是帶有某種不太正直的推理；不過，它們往往不需要什麼智力；而巴雷斯先生實在是太聰明了，不會不馬上明白到，要想讓一種思想迅速地流行在世界上，人們不應該公平不偏地闡明它的各個方面，而隻應該堅決地推行它的某一方面。
要讓一種思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單獨地提出它來，或者不如說，假如你們願意的話，要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單獨地提出一種思想來。
找到一個好的模式還不夠，還必須鑽進去不再出來。
公衆在面對每個名稱時，都願知道它們所指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忍受不了讓他們費腦子琢磨的東西。
當他們聽到巴斯德這一名字時，他們總願意立即能想到：是的，狂犬病。
聽到尼采的名字呢？想到超人。
居裡夫人？鐳。
巴雷斯？大地與死者。
甘東[25]？原生質。
完全就像是一說到波尼布斯[26]，馬上就想到的是他的芥末。
而帕芒蒂埃[27]，由于他&ldquo發明&rdquo了土豆，僅此一點，就使他變得赫赫有名，甚至比他假如發明了整個菜園中的所有品種還要更有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點兒在法國獲得成功。
當時，德·伏居耶先生發明出了&ldquo對痛苦的崇拜&rdquo這一稱号，并由此為他在《罪與罰》最後幾章中找到的學說貼上标簽。
《罪與罰》中存在着這個學說，這一點我很願意相信，而且這個标簽模式找得也很貼切&hellip&hellip可惜的是，它并不能徹底地涵蓋作者本人，他從各個方面都要超越出來。
因為，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他來說，&ldquo隻有一件事是必須做的：認識上帝&rdquo，那麼，至少，這一對上帝的認識，他是想通過自己的作品，在自己充滿人性的、充滿焦慮的複雜性中來做到。
易蔔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簡化的，作品中疑問多于肯定的那些作家，情況大緻也一樣。
易蔔生有兩部戲劇赢得了相對的成功：《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敵》，這不是由于它們的卓越，成功來自于易蔔生在其中加入的所謂的結論。
其實觀衆對作者并不那麼滿意，因為作者并沒有找到某種明顯的解決辦法。
他們認為，這是不确信造成的罪過，是思想的懶惰，或者信念的微弱。
而更經常的情況是，品嘗到很少一點點智力後，他們就斷定這一信念充滿了暴力、堅韌，以及單調的肯定。
我不想再擴大本來就已經十分廣泛的話題，今天，我并不尋求明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學說；我隻想指出它所包含着的被西方人認為是矛盾的東西，因為西方人不怎麼習慣這種對極端相反的東西的調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堅信，在民族主義和歐洲主義之間，在個人主義和自我犧牲之間，這些矛盾隻是表面的。
他認為，如果隻明白這一重要問題許多側面中的一面，那麼，對立的各派别離真理都是一樣的遙遠。
請允許我在這裡再次引用他的話，它無疑将比任何的闡釋都更能說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場：&ldquo難道必須失去個性才能達到幸福嗎？拯救存在于抹卻之中嗎？要我說，恰恰相反。
不僅不應該抹卻自身，而且還應該成為一個個性，甚至要達到一個比西方還更高的程度。
請理解我的話：自覺自願的犧牲，在充分的意識中、自由地獨立于任何強制的犧牲，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自我犧牲，在我看來，這正是個性最高發展的标志，是它最高級的标志，标志着對自身的一種完美擁有，一種最大的自由意志&hellip&hellip一種徹底發展的個性，十分堅信自己有成為一種個性的存在權利，不再為自己擔心，不能拿自己做任何别的事，也就是說，隻能服務于一個用途，隻能為其他人而犧牲自己，好讓所有的其他人都成為同樣自由而又幸福的個性。
這是自然法則：正常的人都要達到這一點。
&rdquo[28] 這個答案，基督早就教導給他了：&ldquo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獻生命的（出于對自我的愛），必真正救活性命。
&rdquo[29] 1871年到1872年的那個冬天，五十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彼得堡，他在給雅諾夫斯基的信中寫道：&ldquo應該承認，衰老已經到來；但是，我不怎麼想它，我還準備再寫（當時他準備寫《卡拉馬佐夫兄弟》），發表一些最終能讓我滿意的作品；我還等待着生命中出現新東西，但是，很可能我已經收獲了一切。
我對你談到我；是啊，我是那麼的幸福。
&rdquo人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生活中，在他的作品中，感覺到潛伏着的，正是這一幸福，這一超越了痛苦的歡樂。
尼采早就徹底地嗅到了這一歡樂，而我最怪罪于德·伏居耶先生的，恰恰是他沒能覺察到這一歡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一時期寫的信，突然改變了語氣。
他以前的那些通信者，現在都跟他一樣居住在彼得堡，他現在不再是給他們寫信，而是給一些陌生人，給一些臨時的通信者，他們找他往往是為了求得指點、安慰、引導。
在這裡要援引的話恐怕得援引全部了，最好還是讓讀者自己去讀書信集吧。
我寫這篇文章，無非也就是為了讓我的讀者自己去讀。
終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擺脫了可怕的金錢上的煩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重新主編《作家日記》，不定期出版。
1880年11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三個月，他寫信給著名的阿克薩科夫說：&ldquo作為朋友，我向您承認，我打算從明年起就出版《日記》，我常常跪着，久久地向上帝祈禱，求他賜給我一顆純潔的心，一番純潔的話語，沒有罪孽，沒有欲望，不激不惱。
&rdquo 德·伏居耶先生在這部《日記》中，隻看到&ldquo晦澀的贊歌，既不是分析，也不是論戰&rdquo，但是，幸運的是，俄羅斯人民在其中看出了别的東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夠感覺到，他的那個排斥了武斷統一的精神統一的夢想，已經圍繞着他的作品實現了。
他逝世的消息一傳開，思想界這個既一緻又紊亂的狀态便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如果說，一開始有&ldquo一些颠覆分子計劃搶奪他的屍體&rdquo，但人們很快就看到，&ldquo俄羅斯其實掌握着那樣一種意外融合的鑰匙，當一種民族的思想點燃了它的熱情時，一切的派别，一切的敵對勢力，帝國中一切零星分散的碎片，都被這位死者團結在了共同的熱情之中&rdquo。
這句話正是出自德·伏居耶先生之口，我很高興，在對他的論著表示了那麼多的保留态度之後，能夠在此援引他這些高貴的話。
他還寫道：&ldquo人們談論老沙皇們時說過，是他們&lsquo聚集&rsquo了俄羅斯的土地，而這位精神國王則聚集了俄羅斯的心。
&rdquo 而現在，在歐洲進行着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精神集結，緩慢的、幾乎神秘莫測的集結，尤其是在德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那裡一版再版，在法國也一樣，那裡，新的一代人比德·伏居耶先生那一代人更能承認并欣賞他作品的價值。
讓他的成功姗姗來遲的那些神秘的原因，也将讓他的成功變得更為持久。
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又說：&ldquo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未來文明化力量的原則，是我們使整個歐洲死而複生的原則，是我們未來力量的整個精髓。
&rdquo但這樣說依舊枉然，至少在今天是枉然的。
同樣，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讓德·伏居耶先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ldquo對思想、對豐滿人生的竭力反對&rdquo，看到了一種&ldquo對愚癡、對漠然、對消極的神聖化&rdquo，等等，那麼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他哥哥的信（未被比昂斯托克收入《書信集》中）中，卻讀到這樣的話：&ldquo人們會對我說，這是一些簡單的人。
但是，一個簡單的人要遠比一個複雜的人更為可怕。
&rdquo一個少女渴望&ldquo成為一個有用的人&rdquo，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她想當一個護士或者一個助産士，他這樣給她回信說：&ldquo&hellip&hellip通過有計劃地接受教育，人們就是在準備一種更有用一百倍的活動&hellip&hellip&rdquo他還說：&ldquo您接受高等教育難道不是更好嗎？&hellip&hellip我們的大多數專家是一些并沒有多少知識的人&hellip&hellip我們的大多數男女大學生根本就沒有什麼教養。
他們能夠為人類帶來什麼好處呢！&rdquo當然，我并不需要讀這些話語也能明白，德·伏居耶先生實在是弄錯了，但是，人們畢竟還是可能誤會了。
同樣，我們實在很難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社會主義；因為，一方面霍夫曼确實有理由說：&ldquo社會主義者，如果從這個詞最人道的意義上來說，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就是這樣的人。
&rdquo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同樣也在他的書信集中讀到：&ldquo&hellip&hellip已經侵蝕了整個歐洲&hellip&hellip&rdquo 是保守派，卻不是傳統主義者；是保皇派，同時又是民主派；是基督徒，卻又不是羅馬教廷的天主教徒；是自由派，卻又不是&ldquo進步分子&rdquo，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是一個人們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人。
人們在他的身上發現讓各個黨派都不滿意的東西。
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就沒有相信過，他有着完成他使命的一切智力，或者說，為了當前的即時目的，他有權利讓這一無限微妙的工具傾斜、歪曲。
他寫道：&ldquo說到所有這些可能的傾向（異體字是他自己強調的）&mdash&mdash它們彙集成了一種對我的歡迎（1876年4月9日）&mdash&mdash我本來是想寫一篇文章，好好說一說由這些信件引起的感受&hellip&hellip但是，經過對這篇文章的考慮後，我突然發現，我根本不可能真誠地來寫它；而假如沒有真誠的話，那還有什麼寫的必要呢？&rdquo他這是想說什麼？無疑，是這一點：要寫出這篇既使人們皆大歡喜，又能确保成功的文章，就必須歪曲自己的思想，使它極端地簡化，最終把他的信念推到超越自然的地步。
而這，是他斷然不能同意的。
出于一種不太生硬的、跟他思想簡單的正直性相吻合的個人主義，他隻同意介紹自己的思想時要展示其複雜的完整性。
他在我們這裡的不成功，或許可以歸咎于這個最重要也是最隐秘的原因。
我并不是在暗示說，偉大的信念通常總是帶有某種不太正直的推理；不過，它們往往不需要什麼智力；而巴雷斯先生實在是太聰明了，不會不馬上明白到，要想讓一種思想迅速地流行在世界上，人們不應該公平不偏地闡明它的各個方面，而隻應該堅決地推行它的某一方面。
要讓一種思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單獨地提出它來，或者不如說，假如你們願意的話，要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單獨地提出一種思想來。
找到一個好的模式還不夠，還必須鑽進去不再出來。
公衆在面對每個名稱時，都願知道它們所指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忍受不了讓他們費腦子琢磨的東西。
當他們聽到巴斯德這一名字時，他們總願意立即能想到：是的，狂犬病。
聽到尼采的名字呢？想到超人。
居裡夫人？鐳。
巴雷斯？大地與死者。
甘東[25]？原生質。
完全就像是一說到波尼布斯[26]，馬上就想到的是他的芥末。
而帕芒蒂埃[27]，由于他&ldquo發明&rdquo了土豆，僅此一點，就使他變得赫赫有名，甚至比他假如發明了整個菜園中的所有品種還要更有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點兒在法國獲得成功。
當時，德·伏居耶先生發明出了&ldquo對痛苦的崇拜&rdquo這一稱号，并由此為他在《罪與罰》最後幾章中找到的學說貼上标簽。
《罪與罰》中存在着這個學說，這一點我很願意相信，而且這個标簽模式找得也很貼切&hellip&hellip可惜的是，它并不能徹底地涵蓋作者本人，他從各個方面都要超越出來。
因為，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他來說，&ldquo隻有一件事是必須做的：認識上帝&rdquo，那麼，至少，這一對上帝的認識，他是想通過自己的作品，在自己充滿人性的、充滿焦慮的複雜性中來做到。
易蔔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簡化的，作品中疑問多于肯定的那些作家，情況大緻也一樣。
易蔔生有兩部戲劇赢得了相對的成功：《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敵》，這不是由于它們的卓越，成功來自于易蔔生在其中加入的所謂的結論。
其實觀衆對作者并不那麼滿意，因為作者并沒有找到某種明顯的解決辦法。
他們認為，這是不确信造成的罪過，是思想的懶惰，或者信念的微弱。
而更經常的情況是，品嘗到很少一點點智力後，他們就斷定這一信念充滿了暴力、堅韌，以及單調的肯定。
我不想再擴大本來就已經十分廣泛的話題，今天，我并不尋求明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學說；我隻想指出它所包含着的被西方人認為是矛盾的東西，因為西方人不怎麼習慣這種對極端相反的東西的調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堅信，在民族主義和歐洲主義之間，在個人主義和自我犧牲之間，這些矛盾隻是表面的。
他認為，如果隻明白這一重要問題許多側面中的一面，那麼，對立的各派别離真理都是一樣的遙遠。
請允許我在這裡再次引用他的話，它無疑将比任何的闡釋都更能說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場：&ldquo難道必須失去個性才能達到幸福嗎？拯救存在于抹卻之中嗎？要我說，恰恰相反。
不僅不應該抹卻自身，而且還應該成為一個個性，甚至要達到一個比西方還更高的程度。
請理解我的話：自覺自願的犧牲，在充分的意識中、自由地獨立于任何強制的犧牲，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自我犧牲，在我看來，這正是個性最高發展的标志，是它最高級的标志，标志着對自身的一種完美擁有，一種最大的自由意志&hellip&hellip一種徹底發展的個性，十分堅信自己有成為一種個性的存在權利，不再為自己擔心，不能拿自己做任何别的事，也就是說，隻能服務于一個用途，隻能為其他人而犧牲自己，好讓所有的其他人都成為同樣自由而又幸福的個性。
這是自然法則：正常的人都要達到這一點。
&rdquo[28] 這個答案，基督早就教導給他了：&ldquo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獻生命的（出于對自我的愛），必真正救活性命。
&rdquo[29] 1871年到1872年的那個冬天，五十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彼得堡，他在給雅諾夫斯基的信中寫道：&ldquo應該承認，衰老已經到來；但是，我不怎麼想它，我還準備再寫（當時他準備寫《卡拉馬佐夫兄弟》），發表一些最終能讓我滿意的作品；我還等待着生命中出現新東西，但是，很可能我已經收獲了一切。
我對你談到我；是啊，我是那麼的幸福。
&rdquo人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生活中，在他的作品中，感覺到潛伏着的，正是這一幸福，這一超越了痛苦的歡樂。
尼采早就徹底地嗅到了這一歡樂，而我最怪罪于德·伏居耶先生的，恰恰是他沒能覺察到這一歡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一時期寫的信，突然改變了語氣。
他以前的那些通信者，現在都跟他一樣居住在彼得堡，他現在不再是給他們寫信，而是給一些陌生人，給一些臨時的通信者，他們找他往往是為了求得指點、安慰、引導。
在這裡要援引的話恐怕得援引全部了，最好還是讓讀者自己去讀書信集吧。
我寫這篇文章，無非也就是為了讓我的讀者自己去讀。
終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擺脫了可怕的金錢上的煩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重新主編《作家日記》，不定期出版。
1880年11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三個月，他寫信給著名的阿克薩科夫說：&ldquo作為朋友，我向您承認，我打算從明年起就出版《日記》，我常常跪着，久久地向上帝祈禱，求他賜給我一顆純潔的心，一番純潔的話語，沒有罪孽，沒有欲望，不激不惱。
&rdquo 德·伏居耶先生在這部《日記》中，隻看到&ldquo晦澀的贊歌，既不是分析，也不是論戰&rdquo，但是，幸運的是，俄羅斯人民在其中看出了别的東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夠感覺到，他的那個排斥了武斷統一的精神統一的夢想，已經圍繞着他的作品實現了。
他逝世的消息一傳開，思想界這個既一緻又紊亂的狀态便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如果說，一開始有&ldquo一些颠覆分子計劃搶奪他的屍體&rdquo，但人們很快就看到，&ldquo俄羅斯其實掌握着那樣一種意外融合的鑰匙，當一種民族的思想點燃了它的熱情時，一切的派别，一切的敵對勢力，帝國中一切零星分散的碎片，都被這位死者團結在了共同的熱情之中&rdquo。
這句話正是出自德·伏居耶先生之口，我很高興，在對他的論著表示了那麼多的保留态度之後，能夠在此援引他這些高貴的話。
他還寫道：&ldquo人們談論老沙皇們時說過，是他們&lsquo聚集&rsquo了俄羅斯的土地，而這位精神國王則聚集了俄羅斯的心。
&rdquo 而現在，在歐洲進行着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精神集結，緩慢的、幾乎神秘莫測的集結，尤其是在德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那裡一版再版，在法國也一樣，那裡，新的一代人比德·伏居耶先生那一代人更能承認并欣賞他作品的價值。
讓他的成功姗姗來遲的那些神秘的原因，也将讓他的成功變得更為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