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革命期間神秘主義、集體主義、理性主義、情感主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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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處死的九旬老人和十六歲的花季少女;人們在譏諷、淩辱中死去,死亡成了娛樂、消遣;人們在音樂聲中執行死刑;一大群孩子被招募充當斷頭台的守衛;荒淫、玩世不恭、紙醉金迷。

    薩德的一部小說成了這些人的真實寫照;面對這場暴行的直言控訴,整個國家,在經受長期恐吓之後,似乎終于吐盡恐懼,并為自己的懦弱行徑進行補救,于是拿這個倒黴蛋開刀,而這個受審判的人隻是一個遭人痛恨的失敗的體制的替罪羊。

     這位前任神甫唯一可以為自己辯護的就是奉命而為。

    指控他的那些事實其實早已衆所周知,但國民公會對此卻置若罔聞。

     我在前文已經指出,這些執行公務的代表們有着強烈的虛榮心,他們被賦予至高無上的權力,就連最有權勢的獨裁者都自歎弗如,但這些仍不足以說明他們的殘暴。

     這種殘暴有着多種緣由。

    作為一種嚴格的信仰的傳播者,這些國民公會的代表就像聖職部的審查官一樣,對受害者毫無憐憫之心。

    此外,他們不受一切習俗和法律的約束,由此,人性中殘留的原始獸性被他們發揮得無以複加。

     文明可以抑制這些本能,但本能永遠不會消亡,獵人的殺戮欲望便是永久的證據。

    居尼塞·卡爾諾(Cunisset-Carnot)在接下來的一段話裡向我們展示了在純娛樂的獵殺過程中,獵人在遺傳習性的支配下再現出來的野蠻。

     可以說,為殺戮而殺戮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它是狩獵熱情的本質。

    我們必須承認,現如今,文明國家的擴張根本不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我們祖先從事獵殺是迫不得已,獵殺是為了生存下去,要麼殺死獵物,要麼自己被餓死,但如今的殺戮則是毫無必要。

    殺戮在繼續,而我們卻無可奈何,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掙脫這條長久以來奴役我們的鐵鍊。

    我們不能阻止自己去享受那種極度的歡樂,看着動物在流血,我們興奮異常,當我們沉湎于殺戮時,我們變得毫無恻隐之心。

    那些最溫馴的、最漂亮的野獸,歡唱的鳴禽,如春天般妩媚,掉進了我們的陷阱或是在我們的絲網内窒息,我們興緻勃勃地看着它們受到威脅,在流血,在極度痛苦中掙紮,竟沒有一絲憐憫,而它們的這些痛苦都是我們造成的。

    它們試圖靠着已經斷了的爪子逃脫或者拼命撲打着已經擡不起來的翅膀垂死掙紮&hellip&hellip這一切是祖傳習性從中作祟的結果,即便人中豪傑也無力抗拒這種習性。

     在平常年代,這種嗜血的祖傳舊習被嚴厲的法律所遏制,因而它隻能在動物身上得到宣洩。

    一旦法典不再起作用時,它便立刻撲向了人類。

    這是衆多恐怖分子在屠殺中感到極度興奮的原因。

    卡裡耶所說的看到受害者遭受酷刑時的表情就覺得快活的話可謂經典。

    殘暴的本能在文明人身上,隻是被抑制,但絕沒有消亡。

     三、丹東與羅伯斯庇爾 丹東和羅伯斯庇爾是法國大革命中的兩個主要人物。

    對于前者,我不打算多說,他的心理相當簡單,且人所共知。

    他是俱樂部的演說家,沖動而又暴力,一副時刻準備煽動民衆的樣子。

    他隻是在演講中顯得殘酷,卻還經常為由此造成的影響而感到遺憾。

    從一開始,他就在議會中居于首位,且光芒四射,而他未來的對手羅伯斯庇爾此時還默默無聞,在議會中墊底。

     丹東曾一度成為大革命的中心人物,但他在行動中卻不頑強,也不堅定。

    此外,他生活窘迫,而羅伯斯庇爾則無衣食之憂。

    後者持續的狂熱戰勝了前者間歇性的努力。

    然而,這樣一位強大的平民演說家卻被比他遜色的、惡毒的且平庸的對手送上了斷頭台,這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羅伯斯庇爾是大革命中最具影響力、最受人關注的人物,同時也是最令人費解的人物。

    他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對象不僅有大革命的敵人,還有不是現政權敵人的同事,一個人能有如此巨大的勢力着實令人費解。

     泰納說羅伯斯庇爾是一個迷失在空想中自命不凡的人,但這種解釋還不夠确切;米什萊說羅伯斯庇爾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的原則,但這種說法還不夠肯定;與他同時代的威廉斯說:&ldquo他實現統治的秘密之一就是把受到栽贓陷害的人當作實現其個人野心的墊腳石。

    &rdquo對此,我們也不敢苟同。

     他成功的原因不可能在于雄辯。

    眼力不濟的他讀起冰冷的、含糊的、抽象的演講稿時倍感吃力,更何況議會還有着無數像丹東和吉倫特派這樣的天才演說家,不過最終他們還是死在羅伯斯庇爾的手上。

     事實上,對于這位獨裁者為何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并沒有什麼合理的解釋。

    羅伯斯庇爾對國民議會本沒有任何影響,他是一步步慢慢成為雅各賓派和國民公會的主人的。

    比約-瓦雷納這樣說道:&ldquo到了救國委員會之時,他已經是法國最重要的人物了。

    &rdquo 米什萊說:&ldquo他的故事讓人不可思議,與之相比波拿巴都稍遜一籌。

    我們沒看到計謀、同黨以及精心準備。

    我們看到的隻是文人堆裡的一位小律師,一個誠實、嚴肅,但相貌平凡、資質平庸的人。

    一個早晨,一場不知名的龍卷風襲來,将他吹起,頃刻間,他一躍高過了帝王,成了被供奉的對象,多麼讓人震驚的傳奇,連《天方夜譚》裡也沒有這樣的事情。

    &rdquo 或許是時勢造英雄。

    他成了主心骨,每個人都離不開他。

    此時的他業已聲名顯赫,但我們對他迅速崛起的原因還是一無所知。

    我更願意相信在他身上有一種至今不為人知的個人魅力。

    在這個想法的指引下,我們開始留心他成功中的女性因素。

    在他發表演講的日子裡,&ldquo走道裡擠滿了女人&hellip&hellip觀衆台上有七八百人,她們使勁地為他鼓掌&hellip&hellip在他對雅各賓派發表講話時,常引來同情的啜泣聲、尖叫聲,還有足以震塌大廳的跺腳聲&hellip&hellip&rdquo夏拉布夫人(Chalabre),一位擁有四萬法郎租金的年輕寡婦,還向他寄去了一封火辣辣的情書,并稱非他不嫁。

     羅伯斯庇爾的性格與他大受歡迎并無什麼關系。

    憂郁的氣質,智力平平,罔顧現實,沉湎于幻想,奸詐而又虛僞,他最鮮明的特征便是極度的傲慢,這種傲慢一直膨脹至其最後的時光。

    他俨然就是一個新教義的大祭司,自诩為上帝在人世間的使者,負責建立一個道德王國。

    人們寫道:&ldquo他是彌賽亞,永恒的上帝允諾他來改造一切。

    &rdquo 滿懷文學抱負的他對自己演說詞的潤色是不厭其煩。

    演說家或文人因遭其深深的嫉妒而死亡,如卡米爾·德穆蘭。

     德穆蘭寫道:&ldquo文人學者尤其受這位暴君的痛恨。

    羅伯斯庇爾不僅嫉妒同事,這位迫害者還帶着憤恨來對待他們;對他們的仇恨,不是緣于他們對專制的反抗,而是緣于他們擁有讓其相形見绌的才幹。

    &rdquo 這位獨裁者對同僚的蔑視是巨大的、不加掩飾的。

    他在梳洗時接見巴拉斯,刮完胡子後,朝他的這位同事身邊吐痰,仿佛人家不存在一樣,對巴拉斯提出的問題,他也不屑回答。

    對于資産階級及其代表,他同樣報以充滿仇恨的輕蔑。

    隻有群衆才能得到他的好感。

    他說:&ldquo當至高無上的人民行使權力時,我們需要服從。

    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道德和真理,沒有任何的不妥、錯誤和罪惡。

    &rdquo 羅伯斯庇爾患有被迫害妄想症。

    他殺害了這麼多人,不僅僅是因為他肩負着捍衛共和的使命,還因為他認為自己處在敵人和謀反者的包圍之中。

    索雷爾寫道:&ldquo他的同事在他面前越是軟弱,他就越發害怕他們。

    &rdquo 他在五個月内的絕對專政将領導專權發揮到了極緻,令人驚訝不已。

    一個擁有軍隊的暴君想殺誰就殺誰,這點很容易理解。

    但僅以一己之力便成功地将大批同僚一個個送上絕路,這點很難解釋清楚。

     羅伯斯庇爾的權勢無所不能,他可以将德穆蘭、埃貝爾、丹東以及其他許多顯赫至極的議員送交革命法庭審判,并最終送上斷頭台。

    曾經輝煌一時的吉倫特派也倒在他的腳下。

     他還攻擊令人生畏的巴黎公社,将他們的領袖送上了斷頭台,并且用一個聽從他的命令的新公社取而代之。

     為了盡快肅清那些讓他不悅的人,他讓人投票通過了牧月法。

    有了這個法律,他便有權處死僅僅受到懷疑的人,于是在49天内,他便在巴黎殺害了1373人。

    他的同事們飽受這場瘋狂恐怖的煎熬,甚至都不敢在家睡覺。

    參加會議的議員代表不足百人。

    戴維(David)說:&ldquo我認為我們山嶽派能剩下二十人就不錯了。

    &rdquo 對自己的實力和國民公會成員的軟弱太過于自信,這點最終要了羅伯斯庇爾的命。

    由于羅伯斯庇爾讓人通過了一部法律,隻要他領導下的委員會發出命令,便可将議員送上革命法庭,也即送上斷頭台,而無須議會批準,這讓許多山嶽派人士和平原派的一些成員坐不住了,他們便開始密謀推翻他。

    塔裡安深知下一個被處死的将會是自己,于是也就無所顧忌地公開控訴羅伯斯庇爾的殘暴罪行。

    羅伯斯庇爾則發表了一個經過反複斟酌的演講來為自己辯護,但在白費口舌後,他方明白,以邏輯推斷來處死這些人是可以的,但議會卻不是以邏輯推斷來行事的。

    這些謀反者的呐喊蓋過了他的聲音。

    在精神感染的作用下,現場衆多成員都發出了&ldquo打倒暴君!&rdquo的喊聲,這足以讓羅伯斯庇爾下台了。

    于是議會當機立斷,馬上宣布對他的指控。

     巴黎公社曾想解救他,但國民公會卻宣稱他&ldquo不受法律保護&rdquo。

    在這神奇的一招的打擊下,他徹底垮台了。

     威廉斯寫道:&ldquo在這個時期,宣布誰&lsquo不受法律保護&rsquo,在法國人看來,無異于說誰得了瘟疫,于是這個人的民事權被剝奪,這個人呼吸過的空氣似乎也能傳染,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把大炮瞄準國民公會的炮手們也一樣,沒有接到任何的命令,僅聽到公社是&lsquo不受法律保護&rsquo的,便就立刻調轉了炮口。

    &rdquo 羅伯斯庇爾以及他的同黨聖茹斯特、革命法庭庭長、巴黎公社主席等共計21個人在熱月十号被送上了斷頭台。

    在處決他們的第二天,又有70個雅各賓黨人被處死,第三天,處決了十三個。

    持續十個月的大恐怖終于結束了。

     在熱月政變中,雅各賓大廈的坍塌是大革命期間最令人好奇的心理事件之一。

    事實上,在推翻羅伯斯庇爾的山嶽派中,根本沒人會料到羅伯斯庇爾的垮台竟然标志着大恐怖時代的結束。

     塔裡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了羅伯斯庇爾就像推翻埃貝爾、丹東、吉倫特派等人一樣。

    但人群的歡呼聲讓他們意識到,羅伯斯庇爾的死被看作恐怖時代的終結,于是他們急忙聲稱這本來就是他們這樣做的目的。

    他們不得不這麼做,因為平原派是議會中的多數派,一直任由羅伯斯庇爾殘殺,現在平原派滿懷仇恨猛烈攻擊這個自己長期以來昧着良心為之贊美的體制,他們沒法不去附和平原派。

    一度害怕而如今不再害怕的人其實更可怕。

    平原派為了一雪自己曾被山嶽派脅迫的恥辱,随後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羅伯斯庇爾的同事們在國民公會中對他的順從絕非出于本意,而是獨裁者讓他們感到難以抑制的恐懼,在這種因害怕而溫良恭讓、溜須拍馬的背後,隐藏的是強烈的仇恨。

     在羅伯斯庇爾死後,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箴言報》刊登了幾位議員撰寫的報道,看了這些報道,尤其是看了關于&ldquo羅伯斯庇爾、庫通和聖茹斯特三巨頭的陰謀&rdquo之後,人們才明白仇恨是如此之深。

    連奴隸都絕不會如此謾罵他沒落的主人。

     &ldquo一段時間以來,這些怪物連馬略(Marius)[2]和蘇拉最可怕的流放手段都重新用上了。

    &rdquo在報道中,羅伯斯庇爾被描述成一個可怕的無賴;人們信誓旦旦地說:&ldquo他就像卡裡古拉一樣,總想着讓法國人民對他的馬頂禮膜拜。

    他不放過一絲的懷疑,他在嚴刑拷打中尋找安全感。

    &rdquo 這些報道忽視了一點,那就是羅伯斯庇爾的權力根本沒有依靠一支強大的軍隊,這點與他們所影射的蘇拉和馬略不一樣,他靠的僅僅是國民公會成員的縱容。

    沒有他們的極度軟弱,這位獨裁者的權勢連一天都維持不下去。

     羅伯斯庇爾是曆史上最可恨的暴君之一,但他又和其他暴君有别,因為他是一個沒有士兵的暴君。

     若要對羅伯斯庇爾的信條加以總結,我們可以說:他以狹隘的邏輯、強烈的神秘主義以及一成不變的僵化成了雅各賓派信仰的完美化身,也許除了聖茹斯特外,無人能及。

    如今他依舊不乏仰慕者,如阿梅爾(Hamel)堅稱他是&ldquo熱月政變的殉難者&rdquo。

    人們還曾讨論過為他立一個紀念碑。

    我非常贊同保留一些形迹作為警醒,以便讓人們知道:在一個知道如何操控議會的領袖前,一個原本有所作為的議會是何等溫順,群衆又是何等盲目。

    他的雕像會讓人回想起,就在推翻他的前夜,國民公會還對這位獨裁者&mdash&mdash國民公會的最大威脅&mdash&mdash推行的舉措而歡呼雀躍,敬仰和激情溢于言表。

     四、富基耶&mdash坦維爾、馬拉、比約&mdash瓦雷納等人 我把一些因生性殘暴而出名的革命者集中在一個章節中加以介紹。

    他們的殘暴因摻雜有其他的情感如害怕和仇恨,從而變本加厲。

     富基耶-坦維爾,革命法庭的檢察官,在人們的記憶中,他是最陰險的人物之一。

    這個昔日因溫和而著稱的法官,而後則變成了一個嗜血成性的人,人們對他的回憶隻有不盡的反感,在著述中,我經常拿他作為例子來說明在革命時期人的某些性格的轉變。

     在君主制沒落的時候,他還在為生計而奔波。

    他十分期待社會動蕩,因為從中他可以得到一切,而沒有任何的失去。

    他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人之一。

     國民公會把自己的權力交給了他,讓他決定将近兩千名被告的命運,其中包括王後瑪麗-安托瓦内特、吉倫特黨人、丹東、埃貝爾等人。

    他處決了所有的可疑分子,并毫不顧忌地背叛了他以前的保護者。

    德穆蘭、丹東或其他什麼人,一旦失勢,他便對其提起公訴。

     大革命暴露了富基耶-坦維爾卑劣的靈魂。

    在正常年代,在職業規則的約束下,他注定是一個溫和的、默默無聞的法官。

    這也正是革命法庭代理檢察官吉爾貝-利埃東(Gilbert-Liendon)的命運。

    迪雷爾(Durel)這樣寫道:&ldquo他應該和他的同事一樣感到驚駭,然而他卻以最高法官的身份結束了他的生涯。

    &rdquo 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最大的善行之一無疑就是能管控好危險分子,隻有社會約束才可以控制住這些人。

     富基耶-坦維爾至死都不理解人們對他的判決,從革命的角度來看,這種判決是沒有道理的。

    他難道不是在賣力地執行領袖們的命令嗎?不能把他與被派往外省的那些代表們等同看待,因為人們無法監視那些人。

    國民公會的代表們審查了他所有的行動,并且到最後一天還在表揚這些行動。

    如果他對犯人的草率判決和殘暴沒有得到領導們的支持,那麼他的權力早就不保了。

    國民公會對富基耶-坦維爾的判決,也即等于對自己可怕的體制的判決。

    國民公會明白這點,國民公會将許多恐怖分子送上了斷頭台,靠的就是富基耶-坦維爾,他隻是忠誠的死刑執行官而已。

     除了富基耶-坦維爾之外,我們再來說說迪馬(Dumas)。

    迪馬是革命法庭的庭長,由于極度的恐懼而變得異常殘忍。

    不準備兩把上好子彈的手槍,他都不敢出門,他在自己家中設置障礙,隻通過窗口和拜訪者交談。

    他懷疑一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疑心太重了。

    他甚至将他的妻子也送進了監獄,在熱月政變突然發生之際,他正打算将她處決。

     在國民公會所揭露的這些人中,比約-瓦雷納是最野蠻的人之一。

    我們可以把他看作野獸般殘忍的一個完美典型。

     在憤怒叢生、英雄氣短的時候,他表現得很冷靜,有條不紊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mdash&mdash這種工作是可怕的;在修道院大屠殺時,他代表官方向殺人者表示祝賀,并允諾付給他們薪酬;之後,他回到家中,仿佛剛散完步一樣。

    他就是雅各賓俱樂部主席,國民公會主席,救國委員會委員。

    他将吉倫特派送上了斷頭台,将王後送上了斷頭台,将他以前的主人丹東,這個曾說&lsquo比約舌下有把刀&rsquo的人也送上了斷頭台。

    他批準了裡昂的炮擊事件,南特的溺死事件,阿拉斯的團夥事件;他組織了殘忍的&lsquo奧朗日&rsquo(Orange)委員會;他是牧月之法的推手;他慫恿富基耶-坦維爾去放心大膽地幹;所有的死刑判決書上都有他的簽名,他的簽名通常排在第一位,排在他的同事之前。

    他說着誇張的句子,&ldquo抖動着他的獅鬃&rdquo,當他逐漸靠近時,其他人便驚恐、猶豫、後退,他沒有任何憐憫,沒有感情,也沒有熱情;為了讓他那冰冷、毫無表情的臉與他周圍的熱情相協調,他現在戴着黃色的假發,不過顯得不倫不類,這頭假發,除了戴在比約-瓦雷納陰森的頭上,戴在其他人頭上都會讓人發笑。

    當輪到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和庫通倒黴時,他抛棄了他們,站到了對手那邊,并将他們推上了斷頭台&hellip&hellip為什麼?有什麼目的?我們無從知道,因為他對任何事物都沒有野心,他對金錢、權力都沒有欲望。

     我不認為上述引文中的問題很難回答。

    我們在前面談過,在某些兇手身上普遍存在着殺戮欲,用殺戮欲來解釋比約-瓦雷納的行為再合适不過。

    這一幫為了殺戮而殺戮的匪徒,就像獵人打獵一樣,僅為了從破壞中找樂子。

    在平常年代,有殺戮欲的人,由于忌憚警察和斷頭台,而不得不克制這類欲望。

    在可以肆意妄為的時期,什麼都無法阻止他們去殺戮。

    比約-瓦雷納以及其他許多人的情況就是如此。

     馬拉的心理相對要複雜一些,因為他不僅有殺戮欲,在其心理之中還疊加有其他因素,如昔日受傷的自尊心、野心、神秘的信仰等,我們可以把他看作固執己見、為榮譽癡狂的半瘋子。

     在大革命之前,他曾有過遠大的科學抱負,但沒有人重視他的胡思亂想。

    雖夢想着地位和榮譽,但他隻在一個大領主家裡謀得一份卑下的差事。

    心中充滿着對那個否定他價值的舊社會的仇恨,他成了最暴力的一夥人的領導。

    在公開頌揚九月屠殺以後,他創辦了一份報紙,以之抨擊所有的人,并整天鼓吹死刑。

     因為總是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邊,所以馬拉成了人民的偶像。

    然而,他大部分的同事都極為鄙視他。

    即便他逃過了夏洛特·科黛(CharlotteCorday)的匕首,他也逃不過斷頭台上的鍘刀。

     五、大革命後國民公會議員的命運 除了這些心理很有特點的國民公會議員之外,還有巴拉斯、富歇、塔裡安、梅蘭·德·蒂翁維爾等人。

    他們都是毫無信仰、毫無原則的人,一心隻想着如何緻富。

     他們善于在民衆貧困的基礎上積累起巨額的财富。

    在正常年代,我們會把他們當作純粹的無賴,但在革命時期,所有的善惡準則似乎都消失了。

     隻有極少數雅各賓黨人依然狂熱,大部分人在成為拿破侖忠實的奉承者并名利雙收之後,都抛棄了他們的信仰。

    曾稱呼獄中的路易十六為路易·卡佩的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在帝國時期,曾要求他的親信在公共場合稱他為親王殿下,在私下裡為王太子殿下,這表明許多雅各賓黨人其平等的需要是出于某種嫉妒的情感。

     馬德林寫道:&ldquo大部分的雅各賓黨人很富有,像夏博(Chabot)、巴齊爾(Bazire)、梅蘭、巴拉斯、布爾索(Boursault)、塔裡安、巴雷爾等人都擁有城堡和土地。

    現在不富有的人很快就會變得富有&hellip&hellip&rdquo僅在熱月黨的總部&mdash&mdash共和三年委員會裡,就有1個未來的王子,13個未來的伯爵,5個未來的男爵,7個未來的帝國上議員,6個未來的國家參議員,除此之外,在國民公會裡,還有未來的奧特朗托公爵,未來的勒尼奧(Regnault)伯爵,50位在15年後将擁有爵位、紋章、翎飾、四輪華麗馬車、年俸祿、長子世襲财産、公館和城堡的民主派。

    富歇在去世時有一千五百萬裡弗的資産。

     為了資産階級的利益,曾遭極力诋毀的舊制度特權看來有必要重新恢複。

    為了實現這樣的結果,必須要摧毀法國、燒毀整個外省,要大量使用酷刑、讓無數家庭陷入絕望,要颠覆歐洲,要開辟戰場殺害幾十萬人。

     在結束這專門研究法國大革命中不同人物心理的章節之際,我們回顧一下我們曾經說過的東西,這關系到對這個時期的人可能做出的評價。

     對待某些個人,倫理學家必須要态度嚴厲,因為他是根據一個社會賴以為繼的各種典範來評判這些人的,這些典範必須得到遵守。

    而心理學家就不需要這樣嚴格。

    心理學家的目标是理解,而且必須是一個全面的理解。

    批評不是他的事情。

     人類的靈魂是一種極其脆弱的機制,活躍在曆史舞台上的木偶極少能夠與推動它們的強大力量相抗衡。

    遺傳、環境、形勢都是蠻橫的主人。

    如果我們處在上述我們嘗試解釋其行為的那些人的位置上,沒有人能說出我們的行為肯定會是什麼樣。

     *** [1]帕夏,奧斯曼帝國行政系統裡的高級官員,通常是總督、将軍及高官。

    帕夏是敬語,相當于英國的&ldquo勳爵&rdquo,是埃及前共和時期地位最高的官銜。

    &mdash&mdash譯注 [2]蓋烏斯·馬略(GaiusMarius,公元前157&mdash前86),古羅馬著名的軍事統帥和政治家。

    &mdash&mdash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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