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革命期間神秘主義、集體主義、理性主義、情感主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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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人，還有孩子。
在熱月政變之後，這些屠殺的細節刊載于《箴言報》（Moniteur）上，我摘錄部分如下： 托馬斯（Thomas）說：&ldquo在諾瓦木提埃（Noirmoutier）被攻占之後，我看見很多男人、女人、老人被活活燒死&hellip&hellip婦女、十四五歲的女孩子遭強奸後被殺，幼小的孩子被刺刀挑起後扔到地上，而孩子的母親就在一旁。
&rdquo（1794年12月21日《箴言報》報道） 在同一天的報紙上，我們還看到了一位叫作朱利安（Julien）先生的證詞，講述卡裡耶是如何逼迫受害者們挖坑将自己活埋的。
在1794年10月15日的《箴言報》上有梅蘭·德·蒂翁維爾（MerlindeThionville）的一篇報道，該報道稱&ldquo命運号&rdquo船長接到命令，要求其将41個受害者帶至海中淹死。
&ldquo在這些受害者中有一個78歲的失明老人，12個女人，12個女孩，15個兒童，其中有10個人在6到10歲之間，5個還在吃奶。
&rdquo 在對卡裡耶的宣判中（1794年12月30日《箴言報》報道），他被指控&ldquo曾下令淹死和射殺婦女和兒童，并且要求阿克蘇（Haxo）将軍殺光旺代所有的居民，燒毀他們的住處&rdquo。
像所有的劊子手一樣，卡裡耶從虐待受害者中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他說：&ldquo在外省追殺牧師時，每每看到他們臨死前的扭曲面容，我就會樂開了花，我從來沒有這樣開懷大笑過。
&rdquo 審判卡裡耶是為了給熱月政變者們一個交代。
發生在南特的大屠殺一幕在其他城市中一再上演，富歇在裡昂處死了2000人，而土倫也有大量的人被殺，該市人口在幾個月内便從29000銳減至7000。
應該要為卡裡耶、弗雷隆（Fréron）、富歇等所有這些可怖的家夥說句公道話：他們是在救國委員會不斷的慫恿下這麼做的。
卡裡耶在對他的審判中道破了天機： 我承認，每天要射殺150個到200個嫌犯，但這是委員會的命令。
我曾告知國民公會擊斃了上百個惡棍，國民公會對此表示贊許并要求将此事寫入公報。
如今嚴詞責罰我的議員們，他們當時在做些什麼呢？他們在鼓掌叫好。
他們為何讓我繼續執行任務呢？在他們眼中，當時我是祖國的救星，但如今卻成了一個嗜血之人。
（1794年12月24日《箴言報》報道） 不幸的是，就在他向人們道出實情時，卡裡耶并不知道國民公會被掌控在七八個人手中，而處在驚懼中的國民公會對這幾個人更是言聽計從。
面對卡裡耶的辯白，人們無言以對。
他肯定是要被殺頭的，但是整個國民公會也應當陪着他一起殺頭，因為它同意了卡裡耶的暴行。
卡裡耶的辯白在救國委員會的信件中得到了證實，執行任務的代表們的确是在不斷的慫恿下行事的。
卡裡耶一事表明，大恐怖時期的暴行是一種機制的綜合産物，而絕非像某些人聲稱的那樣，僅是個人自發的行為。
在大恐怖時代，人們并不滿足于對人的毀滅，人們還要摧毀物質。
真正的信徒曆來都是無視傳統的人，一旦大權力在握，便會全力以赴去消滅自己信仰的敵人，摧毀讓人憶起舊信仰的畫像、廟宇、象征物。
我們知道狄奧多西（Théodose）皇帝在皈依基督教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毀了矗立在尼羅河畔6000年的大部分寺廟。
因此，當我們看到大革命的領袖們把氣撒在曆史遺迹和藝術作品上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對他們來講，這些都是可惡的過去的遺腹子。
雕像、手稿、彩繪玻璃窗以及金銀器都被砸得稀巴爛。
在富歇這位未來拿破侖時代的奧特郎托（Otrante）公爵、路易十八時代的閣員，作為國民公會的特派員被派往涅夫勒（Nievre）之後，便下令拆毀城堡的塔樓以及教堂的鐘樓，因為他們&ldquo有損平等&rdquo。
在大革命對文物的破壞行動中，連墳墓也不能幸免。
在巴雷爾向國民公會遞交了一份報告之後，氣勢恢宏的聖德尼皇家墓室，其中包括亨利二世令人歎為觀止的陵墓，随即便被日耳曼·皮隆（GermainPilon）完全搗毀，棺椁被掏空，蒂雷納（Turenne）[2]的屍體被送到博物館展覽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牙齒被看守拔出來賣掉。
亨利四世的髭須被拔光。
目睹這些有識之士竟然也贊同毀壞法國的文化遺産，人們無不痛心疾首。
但也不能苛求他們，我們應當記住，強烈的信仰是這萬惡之源，連國民公會也由于不堪忍受日日不斷的襲擾而不得屈服于大衆的意志。
有關破壞的凄慘記述，不僅表現了盲信的力量，同時也表現了擺脫了社會束縛的人将會變成什麼樣子以及國家在他們手中會變成什麼樣子。
*** [1]富基耶&mdash坦維爾（1746&mdash1795），18世紀末法國資産階級革命的活動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訴人。
&mdash&mdash譯注 [2]蒂雷納（1611&mdash1675），又譯為杜倫尼，法國波旁王朝時期的著名元帥。
&mdash&mdash譯注 第六章大革命時期的軍隊 一、革命議會和軍隊 如果不做全面的了解，那麼革命議會尤其是國民議會隻會給人留下軟弱、暴力、内讧不斷這麼一個極為灰暗的印象。
但是，即使在它們的敵人看來，這個血腥的時期也還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威望，這種威望是軍事上的成功為其帶來的。
事實上，在國民公會解散時，法國已将比利時納入自己的版圖，并将疆域擴展至萊茵河左岸。
如把國民公會看作一個集體，那麼将法國軍隊的勝利歸功于這個集體是公允的。
如把這個集體加以分解并逐一研究其中的組成要素，那麼各要素的獨立性就顯而易見了。
人們注意到，在軍事行動中，實際上國民公會的作用不大。
前線的軍隊和巴黎的革命議會，二者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它們彼此間相互影響極少，且思維差距甚大。
我們看到的國民公會是一個弱勢的政府，它在公衆的推動下，朝令夕改，是一個十足的無政府主義典型。
它什麼也領導不了，反倒總是被人使喚，它怎麼能夠指揮軍隊呢？ 由于深陷内部争端之中，無暇他顧，于是議會将所有的軍事問題都交給了一個由卡爾諾一手掌控的特殊的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真正的任務是負責供應食物和彈藥。
卡爾諾的功績不僅在于他指揮752000人的法國軍隊駐守有戰略意義的要點，還在于他安排将軍發動進攻并嚴肅軍紀。
國民公會參與國防的唯一舉動便是頒布征兵令。
當然，大敵當前，任何一個政府都得這麼做。
除此之外，有一段時間議會還向軍隊派遣代表，以負責處決某些将軍，但是議會很快便放棄了這種做法。
事實上，議會參與國防的力度一直都非常小。
幸虧軍隊人數多、熱情高以及年輕将領靈活的戰術，軍隊才得以成功地獨自應對一切事情。
軍隊在沒有國民公會參與且完全獨立于國民公會之外的情況下取得了勝利。
二、歐洲對大革命的鎮壓 在列舉決定革命軍隊成敗的心理因素之前，先來簡短回顧一下歐洲鎮壓法國大革命戰争的來龍去脈。
在大革命之初，國外的君主們是抱着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态來看待處在焦頭爛額中的法國君主制，因為法國一直被他們視為強大的對手。
普魯士國王認為受到嚴重削弱的法國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建議奧地利國王幫助路易十六，條件是以佛蘭德（Flandre）和阿爾薩斯作為補償。
1792年2月，這兩位君主簽訂了一項反法聯盟條約。
在吉倫特派的影響下，法國先發制人對奧地利宣戰。
法國軍隊開局不利，多次戰敗。
反法盟軍一直推進到香槟省，此地距巴黎不過200公裡之遙。
在迪穆裡埃（Dumouriez）将軍的帶領下，法軍取得了瓦爾米（Valmy）戰役的勝利，并迫使盟軍撤退。
雖然在這場戰役中隻有300名法國士兵和200名普魯士士兵陣亡，但這場戰役的意義卻十分重大。
年輕的革命軍隊成功地迫使一支所向披靡的軍隊後撤，這為革命軍隊掙得了勇猛的好名聲，在接下來的幾周内，他們四處出擊。
參加瓦爾米戰役的法國士兵們将奧地利人趕出比利時，在那裡，法國士兵們還被當成解放者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在國民公會統治期間，戰争的規模巨大。
1793年年初，議會宣布将比利時并入法國，結果爆發了一場與英國長達20年的戰争。
1793年4月，英國、普魯士、奧地利的代表們齊聚安特衛普，并就肢解法國達成協議。
普魯士人想得到阿爾薩斯和洛林，奧地利人要占領佛蘭德和阿圖瓦，英國人想吞并敦刻爾克。
奧地利大使建議用&ldquo消滅整個法國領導層&rdquo的恐怖手段來粉碎大革命。
面對這類的申明，法國要麼戰而勝之，要麼坐以待斃。
為了對抗1793～1797年期間的第一次反法聯盟，法國不得不四面作戰，戰線從比利牛斯山脈一直延伸到北部地區。
開始，法國失去了一些占領地，遭受了幾次失利。
西班牙人占領了佩皮尼昂（Perpignan）和巴約讷（Bayonne），英國人占領了土倫（Toulon），奧地利人占領了瓦朗謝讷（Valenciennes）。
到了1793年年底，國民公會宣布在所有18～40歲的法國男性中大規模征兵，大約有750000名男性被組成九個縱隊派往邊境戰場，前皇家軍隊也被合并到志願軍以及新征軍隊中。
儒爾當（Jourdan）擊退了盟軍，取得了瓦蒂尼（Wattignies）勝利，莫伯日（Meubeuge）要塞得以解圍。
奧什（Hoche）奪回了洛林。
法國采取了攻勢，收複了比利時以及萊茵河左岸的失地。
儒爾當在弗勒留斯大敗奧地利人并将其趕回了萊茵河，同時還占領了德國的科隆和科布倫茨（Coblentz）。
法軍還占領了荷蘭。
反法聯盟的君主們不得不求和并承認法國的占領。
法軍的勝利與敵人沒有全力以赴有關。
因為在1793～1795年期間，盟軍正忙于瓜分波蘭。
每個國家都一心想着如何多瓜分一些。
這也是普魯士國王在瓦爾米戰役失利後選擇撤退的動機。
反法盟軍的猶豫和互相猜疑對法軍而言無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1793年夏，如果奧地利人直撲巴黎，那法國就會像蒂耶博（Thiébault）将軍所說的&ldquo百分之一萬的失敗&rdquo。
正是奧地利人為法國赢得了培養士兵、軍官和将軍的時間，奧地利人救了法國。
在《巴塞爾條約》簽訂之後，在歐洲大陸上除了奧地利人以外，法國已不再有勁敵。
督政府對奧地利和控制着米蘭的意大利發起了進攻。
波拿巴負責這場戰役。
從1796年4月到1797年4月，在經過一年的對抗之後，波拿巴迫使法國最後的敵人主動求和。
三、決定革命軍隊成敗的心理及軍事因素 在決定革命軍隊成敗的因素中，一定少不了那些有着忘我犧牲精神的士兵們，盡管衣衫褴褛甚至時常赤腳，但他們依舊熱情非凡、堅韌不拔，因為他們在革命原則的熏陶下，深知自己肩負着傳播新信仰、創造新世界的使命。
大革命時期軍隊的曆史讓人想到阿拉伯遊牧民族的曆史。
在穆罕默德的理想的感召下，這些遊牧部落化身成為一支令人生畏的軍隊，并迅速占領了古羅馬帝國的部分地區。
如今，一種類似的信仰賦予共和國的士兵們一種百折不撓、英勇無畏的精神。
在國民公會難以為繼并讓位給督政府時，共和國的軍隊已經解放了全國，同時還将入侵戰争回敬給了敵人。
在這一時期，隻有這些士兵才是法國真正的共和主義者。
信仰會傳染。
大革命俨然是一個新紀元，好幾個飽受君主專制壓迫的民族在遭到入侵時，把侵略者當成了解放者。
薩瓦省的居民跑着迎接法國士兵的到來。
在美因茨（Mayence），法國士兵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人們種下自由之樹，還仿照巴黎的國民公會建立起了自己的公會。
大革命的軍隊若遭遇到在絕對君主制的桎梏下逆來順受且沒有任何個人理想要捍衛的民族，那麼獲勝會相當容易。
但若法國軍隊與那些擁有與他們同樣強大的理想的民族發生沖突，那麼勝利就會非常困難。
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能夠吸引沒有明确信念而又飽受主人專制迫害的民族，但對擁有根深蒂固強大理想的民族毫無作用。
正是因為這一緣由，對宗教和君主制有着深厚感情的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才得以在數年内成功地抵抗了共和國軍隊。
1793年3月，旺代和布列塔尼地區起義已經蔓延至其他十個省。
旺代人在普瓦圖（Poitou），朱安黨人在布列塔尼（Bretagne），共召集了八萬人參戰。
與毫無理性可言的各種信仰之間的沖突一樣，各種對立的理想之間的沖突也是殘酷無情的。
宗教戰争是無情而野蠻的，發生在旺代的戰争自一開始便顯示出了這個特征。
這場戰争一直持續到1795年年末奧什平定了旺代才結束。
但這種平定是靠殲滅幾乎一切反抗者才得到的。
莫利納裡（Molinari）寫道：&ldquo兩年内戰之後，旺代隻剩下可怕的斷壁殘垣，死亡約九十萬人，其中男、女、老、少皆有，而僥幸逃過屠殺的一小部分人隻能勉強度日。
田地荒蕪，圍牆倒塌，房屋盡焚。
&rdquo 讓大革命士兵無往不勝的不單有他們的信仰，還有他們熱情高漲、才華卓越、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将領。
這是他們的另一個優勢所在。
革命軍隊原先的将領以貴族為主，現大多流亡，因此，必須組建一支新的軍官隊伍。
由此，一批軍事天才有了用武之地，并在幾個月的時間内得到了越級提拔。
譬如奧什，1789年還是下士，在25歲時就成了師長、司令。
極為年輕的将領們給軍隊帶來了一種反抗精神，這是一種讓敵人很難适應的精神。
這些僅憑軍功得到升遷的将領們，他們不為任何習俗、慣例所約束，很快便成功制定出了應對新形勢的戰術策略。
沒有經驗的大革命士兵無法用複雜的戰術與老練的正規軍作戰，要知道，這些正規軍都深谙七年戰争[1]以來普遍使用的戰術。
隻能靠人海戰術來實施攻擊。
由于将領們手下人多勢衆，這種有效的但野蠻的手段造成的減員也很快能夠得到補充。
蜂擁而上拼刺刀的戰法，很快就讓習慣采用更加珍視士兵生命戰術的軍隊迷失了方向。
那個時代的槍支射擊速度緩慢，這為法軍采用這種相對簡單的戰術帶來了便利。
法國雖然勝利了，但自己損失慘重。
有人做了統計，1792～1800年，法國軍隊在戰場上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軍力（200萬人中有70萬人喪生）。
在本書中，我們不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些事件，還要進一步從這些事實得出一些結論。
對在巴黎的革命群衆和對軍隊的研究，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過這點很容解釋。
我們已經證實，民衆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他們隻受自己變幻不定的沖動的支配，同時我們也知道，民衆很信奉英雄主義，利他主義在民衆中也很有市場。
我們随便就可以找到成千上萬個可以随時為某種信仰獻身的人。
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會有不同的心理特征，而不同的心理特征必然會導緻不同的行為，甚至完全相反的行為。
國民公會及其軍隊的曆史為我們證明了這點。
由類似的人構成的法國民衆在巴黎和在邊境的表現，其中的差異之大，讓人懷疑這還是不是同一個民族。
在巴黎，民衆是混亂的、暴力的、殘忍的。
他們的反複無常讓政府束手無策。
而在軍隊則完全是另一幅景象。
同樣一群不安分的民衆，在本分的農民和工人的影響下，在軍紀的約束下，在情感的感染下，變得甘願窮苦、英勇無懼，他們組成了一支了不起的軍隊，戰勝了歐洲最可怕的軍隊。
這些事實證明了紀律的力量，當然也需要用事實來證明這種力量。
紀律可以改造人，沒有了紀律的約束，民衆和軍隊就會變成野蠻的烏合之衆。
這個真理被人們一天天地淡忘了。
由于不懂得集體邏輯的基本規律，因此，面對大衆變幻不定的沖動，人們隻能一再退讓，而非設法駕馭。
有必要向大衆指明前行的道路，而非由大衆自己來開辟道路。
*** [1]是指1756～1763年發生在以英國與法國為首的兩大集團之間為争奪殖民地和領土的戰争。
這次戰争對于18世紀後半期國際戰略格局的形成和軍事學術的發展均産生了深遠影響。
&mdash&mdash譯注 第七章大革命領袖的心理 一、大革命期間人的精神狀态：懦弱和暴力并存 判斷源于智慧，行為源于性格，要了解一個人，必須得從這兩個方面加以考慮。
在重大的動蕩時期，如在革命時期，性格起到了主要作用。
我們在幾個章節中已經描述過動蕩時期的各種主流的精神狀态，在此不一一重複。
它們一起構成了精神狀态的基礎類型，當然每個人的精神狀态還會受到先天遺傳和後天環境的影響。
我們已經注意到神秘主義因素在雅各賓精神狀态中、在其擁護者可怕的狂熱中的分量。
我們知道議會的成員并非都是狂熱分子。
狂熱分子隻是少數，即便在最血腥的大革命議會中，絕大多數人仍是膽小的、溫和的中立派，他們在熱月政變前，是因為害怕而附和暴力分子，在熱月政變後，他們便和溫和派站到了一起。
革命時期與在其他時期一樣，中立性格者總是占絕大多數，即使面對最無理的要求，他們也一概聽之任之。
事實上，他們和暴力分子一樣危險，因為後者的強大正是基于前者的軟弱之上。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中，人們總會看到一小部分思想狹隘但意志堅定的人對大多數有才華但沒性格的人頤指氣使的情形。
除了狂熱的使徒和懦弱者之外，在革命中，還有一些隻想利用革命進行漁利的人。
在大革命中，這樣的人比比皆是。
他們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渾水摸魚，大撈一筆，如巴拉斯、塔裡安、富歇、巴雷爾等人。
他們唯一的政治理念就是附和強者，欺壓弱者。
大革命初期，這類不擇手段往上爬的人很多，用如今的話說就是&ldquo野心家&rdquo很多。
對此，1792年德穆蘭寫道：&ldquo大革命的每一位參與者，都是本着利己主義和自愛參加革命的，所有這些利己主義和自愛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普遍利益。
&rdquo 在關于政治動蕩時期各種心理形式的章節中，我們已經對觀察到的現象做了總結，把這些總結與本節前述的内容相結合，或許我們會對大革命中人的特點形成一個籠統的看法。
現在我們要将先前已闡述的原則付諸實踐，以分析革命年代那些聲名最顯赫的人物。
二、革命代表的心理 在巴黎，國民公會成員的行為總是受同僚以及社會行為的指引、制約或激勵。
為了更公正地評價他們，我們要觀察的對象必須是處在無拘無束、沒有顧慮也即完全自由的狀态下。
被國民公會派遣到各省份執行公務的代表們就是這種情形。
這些代表們的權力是極大的。
任何審查都約束不了他們。
所有的公務員和行政官員都要服從于他們。
一位執行任務的代表說，凡是他覺得好的，就可以征用、查封或是沒收，凡是他認為合适，就可以對其征稅，将其監禁、流放或是斬首，在他的領域内，他就是&ldquo帕夏&rdquo[1]。
這些代表每個人都自視為帕夏，&ldquo坐着六匹馬拉的四輪豪華馬車，身邊簇擁着守衛，坐在能擺三十副餐具的豪華飯桌旁，邊用餐邊聽音樂，身邊還有一群喜劇演員、交際花和侍衛陪同&rdquo。
在裡昂，&ldquo科洛·德布瓦的派頭不亞于舊時的土耳其皇帝。
若非再三請求，我們都無權一睹尊榮；在他的會客廳前還有一排廳堂，任何人都必須與他保持15步的距離&rdquo。
人們可以想象一下這些虛榮心膨脹的獨裁者在侍衛的簇擁下在城市裡耀武揚威的樣子，他的一個手勢就足以讓你人頭落地。
接不到案件的小律師，沒病人求診的醫生，還了俗的神甫，默默無聞的法官，這些以前平淡無奇的人，突然間飛黃騰達，堪比曆史上強大的封建君主。
斷頭台、溺死、掃射，一切随心情而定，一切是那麼冷酷無情，他們深谙這種由位卑言輕通達顯赫權貴之法。
連古羅馬皇帝尼祿（Néron）、希利伽巴拉斯（Héliogabale）都遠不及國民公會代表們殘暴。
前者還有成文法和習慣法約束，後者則不受任何牽制。
泰納寫道：&ldquo富歇站在窗前，用望遠鏡觀看對210名裡昂人的屠殺。
每有槍決，科洛、拉波爾（Laport）和富歇便大擺筵席，射擊聲傳來，他們便揮舞帽子、起身歡呼。
&rdquo 在這些執行公務且有殺戮心理的代表中，就有前任神甫勒蓬（Lebon）。
勒蓬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阿拉斯市和康布雷市（Cambrai）深受其害。
他和卡裡耶的例子，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沒有傳統和法律制約的人會變成什麼樣。
這位冷酷的議員不僅生性殘忍，而且還是個虐待狂；斷頭台就搭在他家的窗戶下，以便他、他的妻子以及助理可以即時享受殺戮的樂趣。
在斷頭台下，他還設置了供無套褲漢們來飲酒的酒吧。
為了讓他們高興，這位劊子手還在大街上将那些被斬首的裸屍擺成各種有趣的姿勢。
看了1795年在亞眠印制的審判勒蓬的兩本卷宗，仿佛像是噩夢一般。
在二十場庭審期間，阿拉斯和康布雷大屠殺中的幸存者們都會來到亞眠古老的司法總管轄區法院大廳作證，此處，就是這位前國民公會議員接受審判的地方。
這些失去親人的魂靈的話讓人難以置信：空無一人的大街；在荒唐的審判
在熱月政變之後，這些屠殺的細節刊載于《箴言報》（Moniteur）上，我摘錄部分如下： 托馬斯（Thomas）說：&ldquo在諾瓦木提埃（Noirmoutier）被攻占之後，我看見很多男人、女人、老人被活活燒死&hellip&hellip婦女、十四五歲的女孩子遭強奸後被殺，幼小的孩子被刺刀挑起後扔到地上，而孩子的母親就在一旁。
&rdquo（1794年12月21日《箴言報》報道） 在同一天的報紙上，我們還看到了一位叫作朱利安（Julien）先生的證詞，講述卡裡耶是如何逼迫受害者們挖坑将自己活埋的。
在1794年10月15日的《箴言報》上有梅蘭·德·蒂翁維爾（MerlindeThionville）的一篇報道，該報道稱&ldquo命運号&rdquo船長接到命令，要求其将41個受害者帶至海中淹死。
&ldquo在這些受害者中有一個78歲的失明老人，12個女人，12個女孩，15個兒童，其中有10個人在6到10歲之間，5個還在吃奶。
&rdquo 在對卡裡耶的宣判中（1794年12月30日《箴言報》報道），他被指控&ldquo曾下令淹死和射殺婦女和兒童，并且要求阿克蘇（Haxo）将軍殺光旺代所有的居民，燒毀他們的住處&rdquo。
像所有的劊子手一樣，卡裡耶從虐待受害者中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他說：&ldquo在外省追殺牧師時，每每看到他們臨死前的扭曲面容，我就會樂開了花，我從來沒有這樣開懷大笑過。
&rdquo 審判卡裡耶是為了給熱月政變者們一個交代。
發生在南特的大屠殺一幕在其他城市中一再上演，富歇在裡昂處死了2000人，而土倫也有大量的人被殺，該市人口在幾個月内便從29000銳減至7000。
應該要為卡裡耶、弗雷隆（Fréron）、富歇等所有這些可怖的家夥說句公道話：他們是在救國委員會不斷的慫恿下這麼做的。
卡裡耶在對他的審判中道破了天機： 我承認，每天要射殺150個到200個嫌犯，但這是委員會的命令。
我曾告知國民公會擊斃了上百個惡棍，國民公會對此表示贊許并要求将此事寫入公報。
如今嚴詞責罰我的議員們，他們當時在做些什麼呢？他們在鼓掌叫好。
他們為何讓我繼續執行任務呢？在他們眼中，當時我是祖國的救星，但如今卻成了一個嗜血之人。
（1794年12月24日《箴言報》報道） 不幸的是，就在他向人們道出實情時，卡裡耶并不知道國民公會被掌控在七八個人手中，而處在驚懼中的國民公會對這幾個人更是言聽計從。
面對卡裡耶的辯白，人們無言以對。
他肯定是要被殺頭的，但是整個國民公會也應當陪着他一起殺頭，因為它同意了卡裡耶的暴行。
卡裡耶的辯白在救國委員會的信件中得到了證實，執行任務的代表們的确是在不斷的慫恿下行事的。
卡裡耶一事表明，大恐怖時期的暴行是一種機制的綜合産物，而絕非像某些人聲稱的那樣，僅是個人自發的行為。
在大恐怖時代，人們并不滿足于對人的毀滅，人們還要摧毀物質。
真正的信徒曆來都是無視傳統的人，一旦大權力在握，便會全力以赴去消滅自己信仰的敵人，摧毀讓人憶起舊信仰的畫像、廟宇、象征物。
我們知道狄奧多西（Théodose）皇帝在皈依基督教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毀了矗立在尼羅河畔6000年的大部分寺廟。
因此，當我們看到大革命的領袖們把氣撒在曆史遺迹和藝術作品上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對他們來講，這些都是可惡的過去的遺腹子。
雕像、手稿、彩繪玻璃窗以及金銀器都被砸得稀巴爛。
在富歇這位未來拿破侖時代的奧特郎托（Otrante）公爵、路易十八時代的閣員，作為國民公會的特派員被派往涅夫勒（Nievre）之後，便下令拆毀城堡的塔樓以及教堂的鐘樓，因為他們&ldquo有損平等&rdquo。
在大革命對文物的破壞行動中，連墳墓也不能幸免。
在巴雷爾向國民公會遞交了一份報告之後，氣勢恢宏的聖德尼皇家墓室，其中包括亨利二世令人歎為觀止的陵墓，随即便被日耳曼·皮隆（GermainPilon）完全搗毀，棺椁被掏空，蒂雷納（Turenne）[2]的屍體被送到博物館展覽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牙齒被看守拔出來賣掉。
亨利四世的髭須被拔光。
目睹這些有識之士竟然也贊同毀壞法國的文化遺産，人們無不痛心疾首。
但也不能苛求他們，我們應當記住，強烈的信仰是這萬惡之源，連國民公會也由于不堪忍受日日不斷的襲擾而不得屈服于大衆的意志。
有關破壞的凄慘記述，不僅表現了盲信的力量，同時也表現了擺脫了社會束縛的人将會變成什麼樣子以及國家在他們手中會變成什麼樣子。
*** [1]富基耶&mdash坦維爾（1746&mdash1795），18世紀末法國資産階級革命的活動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訴人。
&mdash&mdash譯注 [2]蒂雷納（1611&mdash1675），又譯為杜倫尼，法國波旁王朝時期的著名元帥。
&mdash&mdash譯注 第六章大革命時期的軍隊 一、革命議會和軍隊 如果不做全面的了解，那麼革命議會尤其是國民議會隻會給人留下軟弱、暴力、内讧不斷這麼一個極為灰暗的印象。
但是，即使在它們的敵人看來，這個血腥的時期也還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威望，這種威望是軍事上的成功為其帶來的。
事實上，在國民公會解散時，法國已将比利時納入自己的版圖，并将疆域擴展至萊茵河左岸。
如把國民公會看作一個集體，那麼将法國軍隊的勝利歸功于這個集體是公允的。
如把這個集體加以分解并逐一研究其中的組成要素，那麼各要素的獨立性就顯而易見了。
人們注意到，在軍事行動中，實際上國民公會的作用不大。
前線的軍隊和巴黎的革命議會，二者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它們彼此間相互影響極少，且思維差距甚大。
我們看到的國民公會是一個弱勢的政府，它在公衆的推動下，朝令夕改，是一個十足的無政府主義典型。
它什麼也領導不了，反倒總是被人使喚，它怎麼能夠指揮軍隊呢？ 由于深陷内部争端之中，無暇他顧，于是議會将所有的軍事問題都交給了一個由卡爾諾一手掌控的特殊的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真正的任務是負責供應食物和彈藥。
卡爾諾的功績不僅在于他指揮752000人的法國軍隊駐守有戰略意義的要點，還在于他安排将軍發動進攻并嚴肅軍紀。
國民公會參與國防的唯一舉動便是頒布征兵令。
當然，大敵當前，任何一個政府都得這麼做。
除此之外，有一段時間議會還向軍隊派遣代表，以負責處決某些将軍，但是議會很快便放棄了這種做法。
事實上，議會參與國防的力度一直都非常小。
幸虧軍隊人數多、熱情高以及年輕将領靈活的戰術，軍隊才得以成功地獨自應對一切事情。
軍隊在沒有國民公會參與且完全獨立于國民公會之外的情況下取得了勝利。
二、歐洲對大革命的鎮壓 在列舉決定革命軍隊成敗的心理因素之前，先來簡短回顧一下歐洲鎮壓法國大革命戰争的來龍去脈。
在大革命之初，國外的君主們是抱着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态來看待處在焦頭爛額中的法國君主制，因為法國一直被他們視為強大的對手。
普魯士國王認為受到嚴重削弱的法國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建議奧地利國王幫助路易十六，條件是以佛蘭德（Flandre）和阿爾薩斯作為補償。
1792年2月，這兩位君主簽訂了一項反法聯盟條約。
在吉倫特派的影響下，法國先發制人對奧地利宣戰。
法國軍隊開局不利，多次戰敗。
反法盟軍一直推進到香槟省，此地距巴黎不過200公裡之遙。
在迪穆裡埃（Dumouriez）将軍的帶領下，法軍取得了瓦爾米（Valmy）戰役的勝利，并迫使盟軍撤退。
雖然在這場戰役中隻有300名法國士兵和200名普魯士士兵陣亡，但這場戰役的意義卻十分重大。
年輕的革命軍隊成功地迫使一支所向披靡的軍隊後撤，這為革命軍隊掙得了勇猛的好名聲，在接下來的幾周内，他們四處出擊。
參加瓦爾米戰役的法國士兵們将奧地利人趕出比利時，在那裡，法國士兵們還被當成解放者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在國民公會統治期間，戰争的規模巨大。
1793年年初，議會宣布将比利時并入法國，結果爆發了一場與英國長達20年的戰争。
1793年4月，英國、普魯士、奧地利的代表們齊聚安特衛普，并就肢解法國達成協議。
普魯士人想得到阿爾薩斯和洛林，奧地利人要占領佛蘭德和阿圖瓦，英國人想吞并敦刻爾克。
奧地利大使建議用&ldquo消滅整個法國領導層&rdquo的恐怖手段來粉碎大革命。
面對這類的申明，法國要麼戰而勝之，要麼坐以待斃。
為了對抗1793～1797年期間的第一次反法聯盟，法國不得不四面作戰，戰線從比利牛斯山脈一直延伸到北部地區。
開始，法國失去了一些占領地，遭受了幾次失利。
西班牙人占領了佩皮尼昂（Perpignan）和巴約讷（Bayonne），英國人占領了土倫（Toulon），奧地利人占領了瓦朗謝讷（Valenciennes）。
到了1793年年底，國民公會宣布在所有18～40歲的法國男性中大規模征兵，大約有750000名男性被組成九個縱隊派往邊境戰場，前皇家軍隊也被合并到志願軍以及新征軍隊中。
儒爾當（Jourdan）擊退了盟軍，取得了瓦蒂尼（Wattignies）勝利，莫伯日（Meubeuge）要塞得以解圍。
奧什（Hoche）奪回了洛林。
法國采取了攻勢，收複了比利時以及萊茵河左岸的失地。
儒爾當在弗勒留斯大敗奧地利人并将其趕回了萊茵河，同時還占領了德國的科隆和科布倫茨（Coblentz）。
法軍還占領了荷蘭。
反法聯盟的君主們不得不求和并承認法國的占領。
法軍的勝利與敵人沒有全力以赴有關。
因為在1793～1795年期間，盟軍正忙于瓜分波蘭。
每個國家都一心想着如何多瓜分一些。
這也是普魯士國王在瓦爾米戰役失利後選擇撤退的動機。
反法盟軍的猶豫和互相猜疑對法軍而言無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1793年夏，如果奧地利人直撲巴黎，那法國就會像蒂耶博（Thiébault）将軍所說的&ldquo百分之一萬的失敗&rdquo。
正是奧地利人為法國赢得了培養士兵、軍官和将軍的時間，奧地利人救了法國。
在《巴塞爾條約》簽訂之後，在歐洲大陸上除了奧地利人以外，法國已不再有勁敵。
督政府對奧地利和控制着米蘭的意大利發起了進攻。
波拿巴負責這場戰役。
從1796年4月到1797年4月，在經過一年的對抗之後，波拿巴迫使法國最後的敵人主動求和。
三、決定革命軍隊成敗的心理及軍事因素 在決定革命軍隊成敗的因素中，一定少不了那些有着忘我犧牲精神的士兵們，盡管衣衫褴褛甚至時常赤腳，但他們依舊熱情非凡、堅韌不拔，因為他們在革命原則的熏陶下，深知自己肩負着傳播新信仰、創造新世界的使命。
大革命時期軍隊的曆史讓人想到阿拉伯遊牧民族的曆史。
在穆罕默德的理想的感召下，這些遊牧部落化身成為一支令人生畏的軍隊，并迅速占領了古羅馬帝國的部分地區。
如今，一種類似的信仰賦予共和國的士兵們一種百折不撓、英勇無畏的精神。
在國民公會難以為繼并讓位給督政府時，共和國的軍隊已經解放了全國，同時還将入侵戰争回敬給了敵人。
在這一時期，隻有這些士兵才是法國真正的共和主義者。
信仰會傳染。
大革命俨然是一個新紀元，好幾個飽受君主專制壓迫的民族在遭到入侵時，把侵略者當成了解放者。
薩瓦省的居民跑着迎接法國士兵的到來。
在美因茨（Mayence），法國士兵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人們種下自由之樹，還仿照巴黎的國民公會建立起了自己的公會。
大革命的軍隊若遭遇到在絕對君主制的桎梏下逆來順受且沒有任何個人理想要捍衛的民族，那麼獲勝會相當容易。
但若法國軍隊與那些擁有與他們同樣強大的理想的民族發生沖突，那麼勝利就會非常困難。
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能夠吸引沒有明确信念而又飽受主人專制迫害的民族，但對擁有根深蒂固強大理想的民族毫無作用。
正是因為這一緣由，對宗教和君主制有着深厚感情的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才得以在數年内成功地抵抗了共和國軍隊。
1793年3月，旺代和布列塔尼地區起義已經蔓延至其他十個省。
旺代人在普瓦圖（Poitou），朱安黨人在布列塔尼（Bretagne），共召集了八萬人參戰。
與毫無理性可言的各種信仰之間的沖突一樣，各種對立的理想之間的沖突也是殘酷無情的。
宗教戰争是無情而野蠻的，發生在旺代的戰争自一開始便顯示出了這個特征。
這場戰争一直持續到1795年年末奧什平定了旺代才結束。
但這種平定是靠殲滅幾乎一切反抗者才得到的。
莫利納裡（Molinari）寫道：&ldquo兩年内戰之後，旺代隻剩下可怕的斷壁殘垣，死亡約九十萬人，其中男、女、老、少皆有，而僥幸逃過屠殺的一小部分人隻能勉強度日。
田地荒蕪，圍牆倒塌，房屋盡焚。
&rdquo 讓大革命士兵無往不勝的不單有他們的信仰，還有他們熱情高漲、才華卓越、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将領。
這是他們的另一個優勢所在。
革命軍隊原先的将領以貴族為主，現大多流亡，因此，必須組建一支新的軍官隊伍。
由此，一批軍事天才有了用武之地，并在幾個月的時間内得到了越級提拔。
譬如奧什，1789年還是下士，在25歲時就成了師長、司令。
極為年輕的将領們給軍隊帶來了一種反抗精神，這是一種讓敵人很難适應的精神。
這些僅憑軍功得到升遷的将領們，他們不為任何習俗、慣例所約束，很快便成功制定出了應對新形勢的戰術策略。
沒有經驗的大革命士兵無法用複雜的戰術與老練的正規軍作戰，要知道，這些正規軍都深谙七年戰争[1]以來普遍使用的戰術。
隻能靠人海戰術來實施攻擊。
由于将領們手下人多勢衆，這種有效的但野蠻的手段造成的減員也很快能夠得到補充。
蜂擁而上拼刺刀的戰法，很快就讓習慣采用更加珍視士兵生命戰術的軍隊迷失了方向。
那個時代的槍支射擊速度緩慢，這為法軍采用這種相對簡單的戰術帶來了便利。
法國雖然勝利了，但自己損失慘重。
有人做了統計，1792～1800年，法國軍隊在戰場上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軍力（200萬人中有70萬人喪生）。
在本書中，我們不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些事件，還要進一步從這些事實得出一些結論。
對在巴黎的革命群衆和對軍隊的研究，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過這點很容解釋。
我們已經證實，民衆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他們隻受自己變幻不定的沖動的支配，同時我們也知道，民衆很信奉英雄主義，利他主義在民衆中也很有市場。
我們随便就可以找到成千上萬個可以随時為某種信仰獻身的人。
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會有不同的心理特征，而不同的心理特征必然會導緻不同的行為，甚至完全相反的行為。
國民公會及其軍隊的曆史為我們證明了這點。
由類似的人構成的法國民衆在巴黎和在邊境的表現，其中的差異之大，讓人懷疑這還是不是同一個民族。
在巴黎，民衆是混亂的、暴力的、殘忍的。
他們的反複無常讓政府束手無策。
而在軍隊則完全是另一幅景象。
同樣一群不安分的民衆，在本分的農民和工人的影響下，在軍紀的約束下，在情感的感染下，變得甘願窮苦、英勇無懼，他們組成了一支了不起的軍隊，戰勝了歐洲最可怕的軍隊。
這些事實證明了紀律的力量，當然也需要用事實來證明這種力量。
紀律可以改造人，沒有了紀律的約束，民衆和軍隊就會變成野蠻的烏合之衆。
這個真理被人們一天天地淡忘了。
由于不懂得集體邏輯的基本規律，因此，面對大衆變幻不定的沖動，人們隻能一再退讓，而非設法駕馭。
有必要向大衆指明前行的道路，而非由大衆自己來開辟道路。
*** [1]是指1756～1763年發生在以英國與法國為首的兩大集團之間為争奪殖民地和領土的戰争。
這次戰争對于18世紀後半期國際戰略格局的形成和軍事學術的發展均産生了深遠影響。
&mdash&mdash譯注 第七章大革命領袖的心理 一、大革命期間人的精神狀态：懦弱和暴力并存 判斷源于智慧，行為源于性格，要了解一個人，必須得從這兩個方面加以考慮。
在重大的動蕩時期，如在革命時期，性格起到了主要作用。
我們在幾個章節中已經描述過動蕩時期的各種主流的精神狀态，在此不一一重複。
它們一起構成了精神狀态的基礎類型，當然每個人的精神狀态還會受到先天遺傳和後天環境的影響。
我們已經注意到神秘主義因素在雅各賓精神狀态中、在其擁護者可怕的狂熱中的分量。
我們知道議會的成員并非都是狂熱分子。
狂熱分子隻是少數，即便在最血腥的大革命議會中，絕大多數人仍是膽小的、溫和的中立派，他們在熱月政變前，是因為害怕而附和暴力分子，在熱月政變後，他們便和溫和派站到了一起。
革命時期與在其他時期一樣，中立性格者總是占絕大多數，即使面對最無理的要求，他們也一概聽之任之。
事實上，他們和暴力分子一樣危險，因為後者的強大正是基于前者的軟弱之上。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中，人們總會看到一小部分思想狹隘但意志堅定的人對大多數有才華但沒性格的人頤指氣使的情形。
除了狂熱的使徒和懦弱者之外，在革命中，還有一些隻想利用革命進行漁利的人。
在大革命中，這樣的人比比皆是。
他們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渾水摸魚，大撈一筆，如巴拉斯、塔裡安、富歇、巴雷爾等人。
他們唯一的政治理念就是附和強者，欺壓弱者。
大革命初期，這類不擇手段往上爬的人很多，用如今的話說就是&ldquo野心家&rdquo很多。
對此，1792年德穆蘭寫道：&ldquo大革命的每一位參與者，都是本着利己主義和自愛參加革命的，所有這些利己主義和自愛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普遍利益。
&rdquo 在關于政治動蕩時期各種心理形式的章節中，我們已經對觀察到的現象做了總結，把這些總結與本節前述的内容相結合，或許我們會對大革命中人的特點形成一個籠統的看法。
現在我們要将先前已闡述的原則付諸實踐，以分析革命年代那些聲名最顯赫的人物。
二、革命代表的心理 在巴黎，國民公會成員的行為總是受同僚以及社會行為的指引、制約或激勵。
為了更公正地評價他們，我們要觀察的對象必須是處在無拘無束、沒有顧慮也即完全自由的狀态下。
被國民公會派遣到各省份執行公務的代表們就是這種情形。
這些代表們的權力是極大的。
任何審查都約束不了他們。
所有的公務員和行政官員都要服從于他們。
一位執行任務的代表說，凡是他覺得好的，就可以征用、查封或是沒收，凡是他認為合适，就可以對其征稅，将其監禁、流放或是斬首，在他的領域内，他就是&ldquo帕夏&rdquo[1]。
這些代表每個人都自視為帕夏，&ldquo坐着六匹馬拉的四輪豪華馬車，身邊簇擁着守衛，坐在能擺三十副餐具的豪華飯桌旁，邊用餐邊聽音樂，身邊還有一群喜劇演員、交際花和侍衛陪同&rdquo。
在裡昂，&ldquo科洛·德布瓦的派頭不亞于舊時的土耳其皇帝。
若非再三請求，我們都無權一睹尊榮；在他的會客廳前還有一排廳堂，任何人都必須與他保持15步的距離&rdquo。
人們可以想象一下這些虛榮心膨脹的獨裁者在侍衛的簇擁下在城市裡耀武揚威的樣子，他的一個手勢就足以讓你人頭落地。
接不到案件的小律師，沒病人求診的醫生，還了俗的神甫，默默無聞的法官，這些以前平淡無奇的人，突然間飛黃騰達，堪比曆史上強大的封建君主。
斷頭台、溺死、掃射，一切随心情而定，一切是那麼冷酷無情，他們深谙這種由位卑言輕通達顯赫權貴之法。
連古羅馬皇帝尼祿（Néron）、希利伽巴拉斯（Héliogabale）都遠不及國民公會代表們殘暴。
前者還有成文法和習慣法約束，後者則不受任何牽制。
泰納寫道：&ldquo富歇站在窗前，用望遠鏡觀看對210名裡昂人的屠殺。
每有槍決，科洛、拉波爾（Laport）和富歇便大擺筵席，射擊聲傳來，他們便揮舞帽子、起身歡呼。
&rdquo 在這些執行公務且有殺戮心理的代表中，就有前任神甫勒蓬（Lebon）。
勒蓬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阿拉斯市和康布雷市（Cambrai）深受其害。
他和卡裡耶的例子，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沒有傳統和法律制約的人會變成什麼樣。
這位冷酷的議員不僅生性殘忍，而且還是個虐待狂；斷頭台就搭在他家的窗戶下，以便他、他的妻子以及助理可以即時享受殺戮的樂趣。
在斷頭台下，他還設置了供無套褲漢們來飲酒的酒吧。
為了讓他們高興，這位劊子手還在大街上将那些被斬首的裸屍擺成各種有趣的姿勢。
看了1795年在亞眠印制的審判勒蓬的兩本卷宗，仿佛像是噩夢一般。
在二十場庭審期間，阿拉斯和康布雷大屠殺中的幸存者們都會來到亞眠古老的司法總管轄區法院大廳作證，此處，就是這位前國民公會議員接受審判的地方。
這些失去親人的魂靈的話讓人難以置信：空無一人的大街；在荒唐的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