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法國大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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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規範人們長達數世紀的傳統并沒有人們所想的那麼大的價值，有必要取而代之。
但能夠取而代之的新因素又在哪裡？到哪裡去尋找能夠在&ldquo人們普遍不滿&rdquo的這片廢墟之上建起另一座社會大廈的魔術棒？ 人們一緻相信，理性具有傳統和神靈所失去的那種力量。
理性的成就不計其數，由此認定以理性來建設社會，以理性完全改造社會，難道不合理嗎？為何要懷疑理性的力量呢？随着傳統越來越被人鄙夷，理性對于人的作用有可能很快會變得非常大。
理性至上成了終極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催生出了大革命，還完全駕馭了大革命。
在大革命期間，人們為了與過去相決裂，為了按照邏輯指定的藍圖來建立社會，付出了一切努力。
哲學家們的唯理論逐步傳播到了民衆并被總結成為一句話：從前應當遵從的東西如今不再被遵從，人是平等的，不必再對從前的主子唯命是從。
對上流階級所不再遵從的事物，群衆很自然也跟着不再遵從。
當遵從的障礙消除後，革命便水到渠成。
這種新的心理狀态造成的第一個結果便是普遍的不順從。
據維熱·勒布倫夫人（Vigée-Lebrun）[1]講述，當她在隆尚（Longchamps）遊曆時，老百姓一邊踏上馬車的踏闆一邊對她說，&ldquo明年，您便會待在後面，而我們則坐在裡面&rdquo。
不隻是民衆表現出這種不順從和不滿。
在大革命前夜，這樣的情緒随處可見。
泰納說：&ldquo底層教士對高級教士、外省貴族對宮廷貴族、諸侯對大領主、農民對城裡人都充滿了仇視。
&rdquo 這種精神狀态從貴族、教士一直蔓延到民衆，同樣也波及了軍隊。
在全國三級會議召開之際，内克爾（Necker）[2]說&ldquo我們對軍隊沒信心&rdquo。
因為軍官們也被人道主義化、被哲學化了。
從社會底層招募來的士兵雖然沒有被哲學化，但都變得不聽話了。
在他們簡單的大腦中，平等觀僅僅意味着可以對上級和一切命令說不。
1790年，二十多個團的士兵對他們的軍官加以威脅，甚至有幾次，如在南錫，軍官們還被關押起來。
精神上的無政府主義蔓延到了所有的社會階層，包括軍隊，這成了舊制度消亡的主要原因。
裡瓦羅爾寫道&ldquo受到第三等級[3]（LeTiers）思想的影響，軍隊發生了背叛，正是這種背叛導緻了王朝的覆滅&rdquo。
二、18世紀哲學家對民主的厭惡及其在革命醞釀過程中的作用 一般認為哲學家們是法國大革命的煽動者。
但不能因為他們抨擊不公和舞弊，就認為他們就是民衆政府的支持者。
他們在研究了古希臘時期民主的作用後，普遍對民主極為反感。
因為他們無法忽視與民主伴随而來的破壞、暴力，他們知道在亞裡士多德時代，民主已經被定義為：一個國家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法律，都取決于民衆的意見，民衆俨然是登基的暴君，是被幾個演說家所左右的暴君。
皮埃爾·貝爾（PierreBayle）是伏爾泰真正的前輩，他對雅典民衆政府的所作所為做了如下描述： 我們看到的這段曆史，其間充斥着群體性的騷亂；雅典城被各個派系所瓜分；暴動讓該城市不得安甯；在殘暴的煽動者的蠱惑下，最有才華的人遭到迫害、放逐，甚至被處死；人們确信，這個以特别自由而著稱的民族，本質上卻是一小撮蠱惑者的玩偶，這些蠱惑人心的政客根據自己的興緻一會兒讓它向東，一會兒讓它向西，猶如海浪随風變向。
在馬其頓這樣的君主制國家裡，您是找不到雅典曆史中那麼多的暴政的例子的。
孟德斯鸠也對民主沒有太多的好感。
在描述了三種政府形式&mdash&mdash共和制、君主制、專制&mdash&mdash之後，他還特别指出民衆政府容易出現的問題： 人們因法律而自由，但人們還想自由地反抗法律；準則成了嚴厲，規則成了束縛。
私人的财産成了公共财産；公共财産又成了私人的祖業。
共和國是一種招牌；它的力量為幾個人所用，所有人都可以借它為所欲為。
&hellip&hellip于是出現了許多的小暴君，每個小暴君身上都擁有單一的暴君身上一切的暴虐。
僅剩下的一點自由的東西也很快讓人難以容忍；單一的暴君出現了，民衆失去了一切，甚至連腐化堕落的資格也沒有了。
民主要設法避免極端的平等意識，因為它将導緻民主走向一個人的專制，就像一個人的專制終将走向征服一樣。
孟德斯鸠的理想是英國式的立憲政府，它可以防止君主制堕落為專制。
隻是在大革命期間，這位哲人的影響力極為有限。
至于百科全書派，人們認為其在大革命爆發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其中除了自由君主制分子霍爾巴赫（Holbach）[4]、伏爾泰和狄德羅之外，大多不太關心政治。
他們捍衛個人的自由，抨擊極端狹隘的教會的侵犯以及哲學家的敵人。
他們既非社會主義也非民主分子。
大革命和他們的理念毫無關聯。
伏爾泰本人表示自己對于民主不大贊同，他說： 民主僅适合一個非常小的國家，而且還要位置好。
盡管很小，但是它也會犯很多錯，因為它也是由人構成的。
混亂将在那裡成為常态，就像擠滿了修士的女修道院；不過，因為喝下了這免費的海水[5]，該國将不會發生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不會有愛爾蘭大屠殺，不會有西西裡島晚祈禱事件[6]，不會有宗教裁判所，不會有苦役犯，除非這個共和國是由地獄某個角落的惡魔組成的。
所有這些所謂大革命的煽動者的觀點卻絕少是颠覆性的，幾乎看不到他們在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過什麼實質性的作用。
盧梭是他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幾個民主哲學家之一，這也是他的《社會契約論》在大恐怖時期被奉為聖經的原因。
他似乎在為無意識的神秘主義、情感主義的沖動所引發的行為開脫，并為其提供理性主義的理由，然而任何一位哲學家都未曾鼓吹過神秘主義、情感主義。
實事求是地說，盧梭的民主直覺相當可疑。
他本人認為，他的社會重組計劃是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之上的，隻适用于很小的城邦。
因此，當波蘭人向其讨教民主憲法方案時，他向其建議選擇一個世襲的國王。
在盧梭的理論中，關于完美的原始社會狀态的理論大受褒贊。
當時的作家們和他一樣，大家都确信原始人是完美無缺的，隻是社會讓他們堕落了。
用好的法律來對堕落的人加以矯正，人們便可以重獲原始時代的那種幸福。
由于不懂心理學，盧梭便認為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人都是一樣的，每個人都應受到同樣的制度以及同樣的法律的制約。
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看法。
愛爾維修（Helvétius）寫道：&ldquo一個民族的善與惡向來都是立法的必然結果&hellip&hellip各個民族的善或多或少都是行政治理智慧的結晶，這點難道有問題嗎？&rdquo 沒有比這更為荒謬的了。
三、大革命期間的資産階級哲學思想 很難确切描述大革命期間某位資産者的社會觀和哲學觀。
不過，著名的《人權宣言》對這些觀點做了概括，大緻将其分為博愛、平等、民衆政府等幾種形式，我們将從《人權宣言》中引述一些片段。
18世紀的哲學家似乎都沒有得到大革命時期人們的高度認可。
而且他們很少出現在人們的話語中。
新立法者們依舊沉浸在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古典回憶中，重溫着柏拉圖和普魯塔克（Plutarque）[7]的著述。
他們想重現斯巴達時代的政體、習俗、法律以及樸素的生活。
萊克古斯（Lycurgue）[8]、梭倫（Solon）[9]、米太亞德（Miltiade）[10]、曼利烏斯·托爾卡圖斯（ManliusTorquatus）[11]、布魯圖斯（Brutus）[12]、穆西烏斯·塞沃拉（MuciusScoevola）[13]以及神話人物的米諾斯（Minos）[14]都成了戲劇舞台和講壇上的常客，為民衆所津津樂道。
革命群衆始終籠罩在古代英雄的光環之下，隻不過後來人們将其換成了18世紀的哲學家的光環。
人們知道，這個時代的人一般被描述為一群在思維缜密的哲學家們指導下的、堅忍不拔的革新者，但實際上，他們卻從不主張進行革新，而是執着于塵封已久的、充滿不确定性且他們一無所知的過去。
理性的人是不會在如此遙遠的過去中尋覓自己的榜樣的，而隻想着采用孟德斯鸠和伏爾泰大加贊揚的英國式的憲政體制，且各個民族都應加以模仿，以免除暴力危機。
他們的抱負僅限于完善現存的君主制，而非推翻它。
但在革命時代，人們所設想的道路往往與實際的道路截然不同。
在全國三級會議召開之際，根本沒人想到溫和的、有文化的資産階級發動的一場革命會迅速轉變成為一場曆史上最為血腥的專政之一。
*** [1]勒布倫夫人，路易十六王後瑪麗·安托瓦内特的禦用肖像畫家。
&mdash&mdash譯注 [2]内克爾，路易十六時期的财政大臣，瑞士銀行家，主張縮減開支，1781年被免職。
&mdash&mdash譯注 [3]第三等級，通常是指18世紀末法國資産階級革命前由納稅義務的人構成的等級。
與那些不納稅、享有封建特權的人構成的第一等級（僧侶）和第二等級（貴族）相對立。
具體包括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城市貧民和資産階級等，占法國全國人口的95%以上。
他們均屬被統治階級，雖負擔着國家的各種賦稅和封建義務，但卻沒有任何權利。
&mdash&mdash譯注 [4]霍爾巴赫（1723&mdash1789），法國哲學家，無神論者。
生于德國巴伐利亞一個商人家庭。
1735年時移居法國。
1744年就讀于荷蘭萊頓大學。
1749年回到法國，後繼承伯父的男爵爵位。
與狄德羅等人參加了《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是&ldquo百科全書派&rdquo的主要成員之一。
著有《自然的體系》《健全的思想》《揭穿了的基督教》《神聖的瘟疫》《自然政治》等。
其中，《自然的體系》一書有&ldquo無神論的聖經&rdquo之稱。
&mdash&mdash譯注 [5]原文如此，在此應該指采用了&ldquo民主&rdquo。
&mdash&mdash譯注 [6]指反對安茹王朝的西西裡國王卡洛斯一世對當地統治的一場起事。
1282年3月30日是複活節，一大群西西裡人聚集在巴勒莫附近的一所教堂外面等待晚禱鐘響起。
一夥法國官員也加入了人群，不顧人們對他們冷眼相向。
幾個法國人開始和西西裡女子套近乎，後來一個法國軍士帶着一個已婚的女子離開人群，女子的丈夫當即就把法國軍士刺死了。
法國人立馬要為他們的同伴複仇，卻當場遭到群衆攻擊和殺害。
當全城的晚禱鐘聲響起，報信者們在巴勒莫四處奔走，号召人們暴動。
西西裡人屠殺了法國人以及同法國男子結婚的女子，侵襲了房屋、客棧和僧尼修院。
&mdash&mdash譯注 [7]普魯塔克（約公元46年&mdash120年），生活于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以《比較列傳》（常稱為《希臘羅馬名人傳》或《希臘羅馬英豪列傳》）一書留名後世。
他的作品在文藝複興時期大受歡迎，蒙田對他推崇備至，莎士比亞不少
但能夠取而代之的新因素又在哪裡？到哪裡去尋找能夠在&ldquo人們普遍不滿&rdquo的這片廢墟之上建起另一座社會大廈的魔術棒？ 人們一緻相信，理性具有傳統和神靈所失去的那種力量。
理性的成就不計其數，由此認定以理性來建設社會，以理性完全改造社會，難道不合理嗎？為何要懷疑理性的力量呢？随着傳統越來越被人鄙夷，理性對于人的作用有可能很快會變得非常大。
理性至上成了終極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催生出了大革命，還完全駕馭了大革命。
在大革命期間，人們為了與過去相決裂，為了按照邏輯指定的藍圖來建立社會，付出了一切努力。
哲學家們的唯理論逐步傳播到了民衆并被總結成為一句話：從前應當遵從的東西如今不再被遵從，人是平等的，不必再對從前的主子唯命是從。
對上流階級所不再遵從的事物，群衆很自然也跟着不再遵從。
當遵從的障礙消除後，革命便水到渠成。
這種新的心理狀态造成的第一個結果便是普遍的不順從。
據維熱·勒布倫夫人（Vigée-Lebrun）[1]講述，當她在隆尚（Longchamps）遊曆時，老百姓一邊踏上馬車的踏闆一邊對她說，&ldquo明年，您便會待在後面，而我們則坐在裡面&rdquo。
不隻是民衆表現出這種不順從和不滿。
在大革命前夜，這樣的情緒随處可見。
泰納說：&ldquo底層教士對高級教士、外省貴族對宮廷貴族、諸侯對大領主、農民對城裡人都充滿了仇視。
&rdquo 這種精神狀态從貴族、教士一直蔓延到民衆，同樣也波及了軍隊。
在全國三級會議召開之際，内克爾（Necker）[2]說&ldquo我們對軍隊沒信心&rdquo。
因為軍官們也被人道主義化、被哲學化了。
從社會底層招募來的士兵雖然沒有被哲學化，但都變得不聽話了。
在他們簡單的大腦中，平等觀僅僅意味着可以對上級和一切命令說不。
1790年，二十多個團的士兵對他們的軍官加以威脅，甚至有幾次，如在南錫，軍官們還被關押起來。
精神上的無政府主義蔓延到了所有的社會階層，包括軍隊，這成了舊制度消亡的主要原因。
裡瓦羅爾寫道&ldquo受到第三等級[3]（LeTiers）思想的影響，軍隊發生了背叛，正是這種背叛導緻了王朝的覆滅&rdquo。
二、18世紀哲學家對民主的厭惡及其在革命醞釀過程中的作用 一般認為哲學家們是法國大革命的煽動者。
但不能因為他們抨擊不公和舞弊，就認為他們就是民衆政府的支持者。
他們在研究了古希臘時期民主的作用後，普遍對民主極為反感。
因為他們無法忽視與民主伴随而來的破壞、暴力，他們知道在亞裡士多德時代，民主已經被定義為：一個國家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法律，都取決于民衆的意見，民衆俨然是登基的暴君，是被幾個演說家所左右的暴君。
皮埃爾·貝爾（PierreBayle）是伏爾泰真正的前輩，他對雅典民衆政府的所作所為做了如下描述： 我們看到的這段曆史，其間充斥着群體性的騷亂；雅典城被各個派系所瓜分；暴動讓該城市不得安甯；在殘暴的煽動者的蠱惑下，最有才華的人遭到迫害、放逐，甚至被處死；人們确信，這個以特别自由而著稱的民族，本質上卻是一小撮蠱惑者的玩偶，這些蠱惑人心的政客根據自己的興緻一會兒讓它向東，一會兒讓它向西，猶如海浪随風變向。
在馬其頓這樣的君主制國家裡，您是找不到雅典曆史中那麼多的暴政的例子的。
孟德斯鸠也對民主沒有太多的好感。
在描述了三種政府形式&mdash&mdash共和制、君主制、專制&mdash&mdash之後，他還特别指出民衆政府容易出現的問題： 人們因法律而自由，但人們還想自由地反抗法律；準則成了嚴厲，規則成了束縛。
私人的财産成了公共财産；公共财産又成了私人的祖業。
共和國是一種招牌；它的力量為幾個人所用，所有人都可以借它為所欲為。
&hellip&hellip于是出現了許多的小暴君，每個小暴君身上都擁有單一的暴君身上一切的暴虐。
僅剩下的一點自由的東西也很快讓人難以容忍；單一的暴君出現了，民衆失去了一切，甚至連腐化堕落的資格也沒有了。
民主要設法避免極端的平等意識，因為它将導緻民主走向一個人的專制，就像一個人的專制終将走向征服一樣。
孟德斯鸠的理想是英國式的立憲政府，它可以防止君主制堕落為專制。
隻是在大革命期間，這位哲人的影響力極為有限。
至于百科全書派，人們認為其在大革命爆發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其中除了自由君主制分子霍爾巴赫（Holbach）[4]、伏爾泰和狄德羅之外，大多不太關心政治。
他們捍衛個人的自由，抨擊極端狹隘的教會的侵犯以及哲學家的敵人。
他們既非社會主義也非民主分子。
大革命和他們的理念毫無關聯。
伏爾泰本人表示自己對于民主不大贊同，他說： 民主僅适合一個非常小的國家，而且還要位置好。
盡管很小，但是它也會犯很多錯，因為它也是由人構成的。
混亂将在那裡成為常态，就像擠滿了修士的女修道院；不過，因為喝下了這免費的海水[5]，該國将不會發生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不會有愛爾蘭大屠殺，不會有西西裡島晚祈禱事件[6]，不會有宗教裁判所，不會有苦役犯，除非這個共和國是由地獄某個角落的惡魔組成的。
所有這些所謂大革命的煽動者的觀點卻絕少是颠覆性的，幾乎看不到他們在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過什麼實質性的作用。
盧梭是他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幾個民主哲學家之一，這也是他的《社會契約論》在大恐怖時期被奉為聖經的原因。
他似乎在為無意識的神秘主義、情感主義的沖動所引發的行為開脫，并為其提供理性主義的理由，然而任何一位哲學家都未曾鼓吹過神秘主義、情感主義。
實事求是地說，盧梭的民主直覺相當可疑。
他本人認為，他的社會重組計劃是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之上的，隻适用于很小的城邦。
因此，當波蘭人向其讨教民主憲法方案時，他向其建議選擇一個世襲的國王。
在盧梭的理論中，關于完美的原始社會狀态的理論大受褒贊。
當時的作家們和他一樣，大家都确信原始人是完美無缺的，隻是社會讓他們堕落了。
用好的法律來對堕落的人加以矯正，人們便可以重獲原始時代的那種幸福。
由于不懂心理學，盧梭便認為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人都是一樣的，每個人都應受到同樣的制度以及同樣的法律的制約。
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看法。
愛爾維修（Helvétius）寫道：&ldquo一個民族的善與惡向來都是立法的必然結果&hellip&hellip各個民族的善或多或少都是行政治理智慧的結晶，這點難道有問題嗎？&rdquo 沒有比這更為荒謬的了。
三、大革命期間的資産階級哲學思想 很難确切描述大革命期間某位資産者的社會觀和哲學觀。
不過，著名的《人權宣言》對這些觀點做了概括，大緻将其分為博愛、平等、民衆政府等幾種形式，我們将從《人權宣言》中引述一些片段。
18世紀的哲學家似乎都沒有得到大革命時期人們的高度認可。
而且他們很少出現在人們的話語中。
新立法者們依舊沉浸在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古典回憶中，重溫着柏拉圖和普魯塔克（Plutarque）[7]的著述。
他們想重現斯巴達時代的政體、習俗、法律以及樸素的生活。
萊克古斯（Lycurgue）[8]、梭倫（Solon）[9]、米太亞德（Miltiade）[10]、曼利烏斯·托爾卡圖斯（ManliusTorquatus）[11]、布魯圖斯（Brutus）[12]、穆西烏斯·塞沃拉（MuciusScoevola）[13]以及神話人物的米諾斯（Minos）[14]都成了戲劇舞台和講壇上的常客，為民衆所津津樂道。
革命群衆始終籠罩在古代英雄的光環之下，隻不過後來人們将其換成了18世紀的哲學家的光環。
人們知道，這個時代的人一般被描述為一群在思維缜密的哲學家們指導下的、堅忍不拔的革新者，但實際上，他們卻從不主張進行革新，而是執着于塵封已久的、充滿不确定性且他們一無所知的過去。
理性的人是不會在如此遙遠的過去中尋覓自己的榜樣的，而隻想着采用孟德斯鸠和伏爾泰大加贊揚的英國式的憲政體制，且各個民族都應加以模仿，以免除暴力危機。
他們的抱負僅限于完善現存的君主制，而非推翻它。
但在革命時代，人們所設想的道路往往與實際的道路截然不同。
在全國三級會議召開之際，根本沒人想到溫和的、有文化的資産階級發動的一場革命會迅速轉變成為一場曆史上最為血腥的專政之一。
*** [1]勒布倫夫人，路易十六王後瑪麗·安托瓦内特的禦用肖像畫家。
&mdash&mdash譯注 [2]内克爾，路易十六時期的财政大臣，瑞士銀行家，主張縮減開支，1781年被免職。
&mdash&mdash譯注 [3]第三等級，通常是指18世紀末法國資産階級革命前由納稅義務的人構成的等級。
與那些不納稅、享有封建特權的人構成的第一等級（僧侶）和第二等級（貴族）相對立。
具體包括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城市貧民和資産階級等，占法國全國人口的95%以上。
他們均屬被統治階級，雖負擔着國家的各種賦稅和封建義務，但卻沒有任何權利。
&mdash&mdash譯注 [4]霍爾巴赫（1723&mdash1789），法國哲學家，無神論者。
生于德國巴伐利亞一個商人家庭。
1735年時移居法國。
1744年就讀于荷蘭萊頓大學。
1749年回到法國，後繼承伯父的男爵爵位。
與狄德羅等人參加了《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是&ldquo百科全書派&rdquo的主要成員之一。
著有《自然的體系》《健全的思想》《揭穿了的基督教》《神聖的瘟疫》《自然政治》等。
其中，《自然的體系》一書有&ldquo無神論的聖經&rdquo之稱。
&mdash&mdash譯注 [5]原文如此，在此應該指采用了&ldquo民主&rdquo。
&mdash&mdash譯注 [6]指反對安茹王朝的西西裡國王卡洛斯一世對當地統治的一場起事。
1282年3月30日是複活節，一大群西西裡人聚集在巴勒莫附近的一所教堂外面等待晚禱鐘響起。
一夥法國官員也加入了人群，不顧人們對他們冷眼相向。
幾個法國人開始和西西裡女子套近乎，後來一個法國軍士帶着一個已婚的女子離開人群，女子的丈夫當即就把法國軍士刺死了。
法國人立馬要為他們的同伴複仇，卻當場遭到群衆攻擊和殺害。
當全城的晚禱鐘聲響起，報信者們在巴勒莫四處奔走，号召人們暴動。
西西裡人屠殺了法國人以及同法國男子結婚的女子，侵襲了房屋、客棧和僧尼修院。
&mdash&mdash譯注 [7]普魯塔克（約公元46年&mdash120年），生活于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以《比較列傳》（常稱為《希臘羅馬名人傳》或《希臘羅馬英豪列傳》）一書留名後世。
他的作品在文藝複興時期大受歡迎，蒙田對他推崇備至，莎士比亞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