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法國大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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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法國大革命史》一書便是這種手法的典型。
其中有一篇名為&ldquo路易十四時期農民的悲慘生活&rdquo的文章還附有一幅版畫，畫中最顯著的位置上，有一個人和狗在争搶已經完全沒有肉的骨頭。
在那個人的旁邊，還有一個人捂着肚子蜷縮着身體，在遠處有一名婦女卧在地上，咀嚼着草。
這幅畫的背景是一些匍匐于地的人，或者說是屍體，或者是餓殍。
朗博還舉了舊體制統治的一個例證：&ldquo花上800裡弗[3]在警察局謀得一份差事，便可以獲得40萬裡弗的回報。
&rdquo但在倒賣這類肥差的掮客眼中，謀得這些數目的好處算得上是極為清廉的了。
他還向我們證實&ldquo隻要花420裡弗便可将人送進監獄，在路易十五時期，被監禁或放逐的人達15萬之多&rdquo。
大部分有關大革命的書籍都缺少客觀性和批判精神，這也是這個時期至今不被人所知的原因。
當然，原因并非缺乏資料，而是資料的矛盾叢生。
隻要将英國旅行家楊所看到并描繪的富足、熱情的農民形象與拉布呂耶爾（Labruyère）所做的著名描述進行對比便可知曉。
農民們真的不堪稅賦，要将自己收入的五分之四上繳而不是當今的五分之一？對此不可能有确切的回答。
有一個重要的事實似乎可以證實舊體制下的農村居民不可能過得如此悲慘，因為我們業已證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土地是被農民買下的。
人們對當時非常暴虐和複雜的财政制度了解也很多，如預算經常處于赤字狀态，殘暴的包稅人在各種稅賦上層層加碼。
到了大革命時期，這種财政形勢引發了普遍的不滿。
三級會議的會議記錄上也提到了這點。
我們注意到，會議記錄所列舉不是以前的情形，它反映的是由1788年的歉收和1789年嚴寒的冬季所引發的危機的真實情況。
如果再提前10年，這些記錄裡會記載些什麼呢？ 盡管形勢嚴峻，但這些記錄中也不會載有任何革命的想法。
最激進的想法也不過是要求&ldquo加稅要由三級會議批準，且所有人都應納稅&rdquo。
不否認有時還會提出&ldquo國王的權力應該受到一部規定國王權力和國民權力的憲法的制約&rdquo。
如果這些願望得以實現，那麼用以取代絕對君主制的君主立憲制很容易便會被建立起來，大革命由此也就很可能不會發生了。
不幸的是，由于貴族和教士階級太過于強勢，而路易十六又過于軟弱，導緻這種方案夭折了。
資産階級的要求也給這種方案帶來極大的麻煩。
聲稱要取代貴族階級的資産階級是大革命的真正推手。
資産階級所發動的這場運動很快便超出了其預期、要求和希望。
資産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平等，但人民也轉而向它要求平等。
大革命由此最終以成立民衆政府而結束，但這是大革命從一開始根本沒有想到的結局。
四、大革命期間對君主制的情感變化 雖然情感因素演化緩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革命期間，不但民衆對君主制的情感發生了迅速的轉變，連革命議會也是如此。
從第一屆革命議會的立法者們滿懷敬意地簇擁在路易十六的身旁到其被砍頭，中間隻隔了短短數年時間。
這些轉變隻是表面上的而非深層次的。
事實上，也隻是把對同一個秩序的情感進行了簡單的位置調換，也即這個時期的人們把口中念叨的對國王的愛，轉移到了繼承其權力的新政府的身上。
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
在舊體制下，所謂天授神權的君主被賦予了一種超自然的權力，各地的民衆都對其表示了認同。
一旦受到膜拜的人的權力一再被證實是虛幻的，那麼民衆對君主絕對權力的迷信便會立刻崩塌，其威望便會立刻消失。
一旦失去威望，民衆便不會原諒那曾讓人着迷而如今崩塌的偶像，并尋找他們不可或缺的新偶像。
自大革命伊始，大量為人津津樂道的事件終讓最狂熱的信徒們明白，君主不再擁有權勢，衆多其他勢力不僅可以挑戰君主，還可以淩駕其上。
目睹了王室在議會上的頹敗及其在面對武裝進攻時卻無力保護巴黎市中心最堅固的城堡巴士底獄，老百姓們會做何感想？ 王室的弱不禁風昭然若揭，議會的權勢如日中天。
在百姓看來，弱不禁風便是威嚴掃地，于是百姓們轉而投向了強者。
議員們的情感也在變化當中，但演化極為緩慢。
這也是為何當巴士底獄被攻陷後，在國王逃走并與外國勢力串通的情況下，議員們對君主制的信仰依舊的原因。
對王室的忠誠非常強大，以至于巴黎的騷亂和事變雖讓路易十六掉了腦袋，但還不足以徹底摧毀這種忠誠。
在外省，人們對古老君主制長達數世紀的虔誠[4]依舊。
在整個大革命期間，在法國大部分地方依然存在着對王室的忠誠，這也是保王事件以及起義在幾個省份頻發的原因。
頻繁的事端讓國民公會疲于彈壓。
但在巴黎已不見對王室的忠誠，因為在巴黎，王室的頹廢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外省人看來，王權依然是神在人間的化身，依然具有威信。
對王室的感情深深紮根于人們的心靈，斷頭台也無法遏制這種情感。
保王運動在整個大革命期間一直持續不斷，在督政府時期甚至愈演愈烈，49個省派保王黨代表去巴黎請願，由此引發了果月政變[5]。
對君主制的這些情感，大革命難以壓制，這促成了波拿巴的成功掌權。
波拿巴占據了王位後，幾乎又重新恢複了舊體制。
*** [1]在法國舊體制中，第三等級是指當時法國社會中除了教士階級、貴族階級之外的其他公民組成的階級。
第三等級沒有前兩個等級所擁有的封建特權，并且擔負納稅和其他封建義務。
&mdash&mdash譯注 [2]史稱八月法令，法令宣布&ldquo将封建制度全部予以廢除&rdquo。
1789年8月4日晚，貴族代表和教士代表在國民議會上紛紛宣布放棄封建義務。
一夜之間，議會通過30個法令，宣布廢除全部封建制度和貴族特權，包括教會什一稅、貴族狩獵特權、養鴿特權、領主裁判權等。
&mdash&mdash譯注 [3]裡弗（Livre），法國古代的記賬貨币。
&mdash&mdash譯注 [4]為了表達人民對國王的這種深厚愛戴，米什萊講述了發生在路易十五時期的一件事。
&ldquo當人們在巴黎得知路易十五離開王宮視察軍營并在梅斯（Metz）患病的消息時已是夜晚。
但人們還是不顧休息，漫無目的地四處奔走打探；教堂在深夜也敞開大門&hellip&hellip人們聚集在十字路口，陌生人之間彼此靠近，相互詢問。
有好幾個教堂的牧師泣不成聲，中斷了唱詩，改為國王的健康祈禱。
百姓們也悲戚哭喊&hellip&hellip當信使帶來國王康複的消息時，大家上前擁抱，幾乎使之窒息；人們親吻他的馬兒，似乎在歡迎凱旋的英雄&hellip&hellip大街小巷響徹&lsquo國王康複了&rsquo的歡呼聲。
&rdquo [5]法國督政府中的共和派督政官為鎮壓保王黨複辟活動而組織的政變，發生于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故名&ldquo果月政變&rdquo。
&mdash&mdash譯注 第三章大革命期間的精神無政府狀态以及哲學家們的作用 一、革命思想的産生和傳播 傳統、情感、道德觀構成了人的内在框架，支配着人的行為并維系着不容置疑的一些基本概念，内在的框架決定了人們的外在生活，各個時代皆是如此。
一旦這套框架的抗應力下降，之前沒有可能産生的思想觀點便可能萌發、滋長。
如在兩個世紀前曾遭到猛烈鞭撻的某些理論，到了大革命期間卻大行其道，其中緣由便是如此。
這樣說的目的在于昭示：外在的革命事件是内在的緩慢的心理演變的結果。
若要對一場革命進行深入研究，則必須要深入研究滋生革命思想的精神土壤。
思想演化通常是極為緩慢的，在一代人的時間内是看不到這種演化的。
人們隻有把同一個社會階級的心理狀态在精神變化曲線上的最高點和最低點進行對比，方能看出其演化的程度。
為了弄清楚飽學之士對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王室的看法，人們可以将博絮埃和杜爾哥（Turgot）的政治理論加以比較。
博絮埃在解釋他那個時代的人對于絕對君主制的普遍看法時說，政府的權威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的基礎之上的，國王的行為從來都不是對人負責，它隻接受上帝的意志的評判。
因而，宗教信仰和君主信仰一樣強大，二者密不可分，任何一位哲學家都無法動搖二者。
路易十六的那些如杜爾哥一類謀求改革的大臣們，他們的著述則呈現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
他們幾乎絕口不提聖靈或國王，而人的權利開始得到明确的描繪。
路易十五統治末期所發生的諸多事件，對從稅賦、貧窮、饑荒到不幸的戰争這樣一個演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君主權威的尊崇産生了動搖，并慢慢被反叛精神所取代，一旦時機成熟，它便露出峥嵘。
整個的精神框架開始分崩離析并迅速解體。
這也是一些之前由于缺乏适宜滋生的土壤而一直名不見經傳的所謂新思想，在大革命時期能夠迅速傳播開來的原因。
實際上，這些極具誘惑力的思想早已出現過多次并影響了英國政治多年。
早在兩千年前，古希臘、古羅馬的作家們便已開始捍衛自由、詛咒暴君、宣揚人民主權。
發動大革命的資産階級，盡管其本人及其父輩早已從教科書中知道了這些事物，但他們卻不為所動，因為時機不成熟。
為何在一個把等級制度當成一種必然且加以尊重的時代，人民反而會受到這些思想的觸動？ 哲學家們在大革命爆發中真正的作用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麼大。
他們并沒有揭示出什麼新東西，但卻發展了批判精神，而面臨着分崩離析的教條無法對抗這種批判精神。
在這種批判精神的影響下，業已不受待見的事物變得越發不堪，當傳統和聲望盡失時，整個社會大廈便會轟然倒塌。
這種逐步解體最終傳導至民衆，但解體進程并非由民衆開啟。
民衆隻是效仿，絕非首創。
哲學家們無法對人民施加影響，但對于民族中的開明階級的影響卻不同凡響。
遊手好閑的貴族階級，長久以來不予委任職位，因此，對社會心懷不滿并跟着哲學家們一起鼓噪。
缺乏遠見卓識的貴族階級率先與自己唯一賴以為繼的傳統相決裂。
滿懷人道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資産階級則不斷地以批判來挖自己特權的牆腳。
最熱忱的改革者往往出自命運的寵兒群體之中，如今也是一樣。
貴族階級鼓勵人們去論述社會契約、人權、公民平等。
在劇院裡，他們為批判特權階級的武斷、屍位素餐以及各種弊端的演出擊節叫好。
一旦人們失去了對規範其行為的精神框架的信任，便會感到痛苦，随即便是不滿。
所有的階層都感到之前的行為理據都消失不在了，之前眼中那受尊崇長達數世紀的事物不再受尊崇了。
作家們和貴族的苛責的精神不足以撼動根深蒂固的傳統，但與其他的重大影響疊加後可以産生共振效應。
我們在前文引述博絮埃時提過，如今業已分道揚镳的教權和世俗政府，在舊制度下卻是緊密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實際上，在君主制發生動搖之前，宗教傳統的力量在受過教育的人心目中已經大不如前。
知識的持續進步讓人從信奉神學走向崇尚科學，從神啟的真理走向觀察到的真理。
精神上的演化盡管一直模糊難辨，但這
其中有一篇名為&ldquo路易十四時期農民的悲慘生活&rdquo的文章還附有一幅版畫，畫中最顯著的位置上，有一個人和狗在争搶已經完全沒有肉的骨頭。
在那個人的旁邊，還有一個人捂着肚子蜷縮着身體，在遠處有一名婦女卧在地上，咀嚼着草。
這幅畫的背景是一些匍匐于地的人，或者說是屍體，或者是餓殍。
朗博還舉了舊體制統治的一個例證：&ldquo花上800裡弗[3]在警察局謀得一份差事，便可以獲得40萬裡弗的回報。
&rdquo但在倒賣這類肥差的掮客眼中，謀得這些數目的好處算得上是極為清廉的了。
他還向我們證實&ldquo隻要花420裡弗便可将人送進監獄，在路易十五時期，被監禁或放逐的人達15萬之多&rdquo。
大部分有關大革命的書籍都缺少客觀性和批判精神，這也是這個時期至今不被人所知的原因。
當然，原因并非缺乏資料，而是資料的矛盾叢生。
隻要将英國旅行家楊所看到并描繪的富足、熱情的農民形象與拉布呂耶爾（Labruyère）所做的著名描述進行對比便可知曉。
農民們真的不堪稅賦，要将自己收入的五分之四上繳而不是當今的五分之一？對此不可能有确切的回答。
有一個重要的事實似乎可以證實舊體制下的農村居民不可能過得如此悲慘，因為我們業已證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土地是被農民買下的。
人們對當時非常暴虐和複雜的财政制度了解也很多，如預算經常處于赤字狀态，殘暴的包稅人在各種稅賦上層層加碼。
到了大革命時期，這種财政形勢引發了普遍的不滿。
三級會議的會議記錄上也提到了這點。
我們注意到，會議記錄所列舉不是以前的情形，它反映的是由1788年的歉收和1789年嚴寒的冬季所引發的危機的真實情況。
如果再提前10年，這些記錄裡會記載些什麼呢？ 盡管形勢嚴峻，但這些記錄中也不會載有任何革命的想法。
最激進的想法也不過是要求&ldquo加稅要由三級會議批準，且所有人都應納稅&rdquo。
不否認有時還會提出&ldquo國王的權力應該受到一部規定國王權力和國民權力的憲法的制約&rdquo。
如果這些願望得以實現，那麼用以取代絕對君主制的君主立憲制很容易便會被建立起來，大革命由此也就很可能不會發生了。
不幸的是，由于貴族和教士階級太過于強勢，而路易十六又過于軟弱，導緻這種方案夭折了。
資産階級的要求也給這種方案帶來極大的麻煩。
聲稱要取代貴族階級的資産階級是大革命的真正推手。
資産階級所發動的這場運動很快便超出了其預期、要求和希望。
資産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平等，但人民也轉而向它要求平等。
大革命由此最終以成立民衆政府而結束，但這是大革命從一開始根本沒有想到的結局。
四、大革命期間對君主制的情感變化 雖然情感因素演化緩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革命期間，不但民衆對君主制的情感發生了迅速的轉變，連革命議會也是如此。
從第一屆革命議會的立法者們滿懷敬意地簇擁在路易十六的身旁到其被砍頭，中間隻隔了短短數年時間。
這些轉變隻是表面上的而非深層次的。
事實上，也隻是把對同一個秩序的情感進行了簡單的位置調換，也即這個時期的人們把口中念叨的對國王的愛，轉移到了繼承其權力的新政府的身上。
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
在舊體制下，所謂天授神權的君主被賦予了一種超自然的權力，各地的民衆都對其表示了認同。
一旦受到膜拜的人的權力一再被證實是虛幻的，那麼民衆對君主絕對權力的迷信便會立刻崩塌，其威望便會立刻消失。
一旦失去威望，民衆便不會原諒那曾讓人着迷而如今崩塌的偶像，并尋找他們不可或缺的新偶像。
自大革命伊始，大量為人津津樂道的事件終讓最狂熱的信徒們明白，君主不再擁有權勢，衆多其他勢力不僅可以挑戰君主，還可以淩駕其上。
目睹了王室在議會上的頹敗及其在面對武裝進攻時卻無力保護巴黎市中心最堅固的城堡巴士底獄，老百姓們會做何感想？ 王室的弱不禁風昭然若揭，議會的權勢如日中天。
在百姓看來，弱不禁風便是威嚴掃地，于是百姓們轉而投向了強者。
議員們的情感也在變化當中，但演化極為緩慢。
這也是為何當巴士底獄被攻陷後，在國王逃走并與外國勢力串通的情況下，議員們對君主制的信仰依舊的原因。
對王室的忠誠非常強大，以至于巴黎的騷亂和事變雖讓路易十六掉了腦袋，但還不足以徹底摧毀這種忠誠。
在外省，人們對古老君主制長達數世紀的虔誠[4]依舊。
在整個大革命期間，在法國大部分地方依然存在着對王室的忠誠，這也是保王事件以及起義在幾個省份頻發的原因。
頻繁的事端讓國民公會疲于彈壓。
但在巴黎已不見對王室的忠誠，因為在巴黎，王室的頹廢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外省人看來，王權依然是神在人間的化身，依然具有威信。
對王室的感情深深紮根于人們的心靈，斷頭台也無法遏制這種情感。
保王運動在整個大革命期間一直持續不斷，在督政府時期甚至愈演愈烈，49個省派保王黨代表去巴黎請願，由此引發了果月政變[5]。
對君主制的這些情感，大革命難以壓制，這促成了波拿巴的成功掌權。
波拿巴占據了王位後，幾乎又重新恢複了舊體制。
*** [1]在法國舊體制中，第三等級是指當時法國社會中除了教士階級、貴族階級之外的其他公民組成的階級。
第三等級沒有前兩個等級所擁有的封建特權，并且擔負納稅和其他封建義務。
&mdash&mdash譯注 [2]史稱八月法令，法令宣布&ldquo将封建制度全部予以廢除&rdquo。
1789年8月4日晚，貴族代表和教士代表在國民議會上紛紛宣布放棄封建義務。
一夜之間，議會通過30個法令，宣布廢除全部封建制度和貴族特權，包括教會什一稅、貴族狩獵特權、養鴿特權、領主裁判權等。
&mdash&mdash譯注 [3]裡弗（Livre），法國古代的記賬貨币。
&mdash&mdash譯注 [4]為了表達人民對國王的這種深厚愛戴，米什萊講述了發生在路易十五時期的一件事。
&ldquo當人們在巴黎得知路易十五離開王宮視察軍營并在梅斯（Metz）患病的消息時已是夜晚。
但人們還是不顧休息，漫無目的地四處奔走打探；教堂在深夜也敞開大門&hellip&hellip人們聚集在十字路口，陌生人之間彼此靠近，相互詢問。
有好幾個教堂的牧師泣不成聲，中斷了唱詩，改為國王的健康祈禱。
百姓們也悲戚哭喊&hellip&hellip當信使帶來國王康複的消息時，大家上前擁抱，幾乎使之窒息；人們親吻他的馬兒，似乎在歡迎凱旋的英雄&hellip&hellip大街小巷響徹&lsquo國王康複了&rsquo的歡呼聲。
&rdquo [5]法國督政府中的共和派督政官為鎮壓保王黨複辟活動而組織的政變，發生于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故名&ldquo果月政變&rdquo。
&mdash&mdash譯注 第三章大革命期間的精神無政府狀态以及哲學家們的作用 一、革命思想的産生和傳播 傳統、情感、道德觀構成了人的内在框架，支配着人的行為并維系着不容置疑的一些基本概念，内在的框架決定了人們的外在生活，各個時代皆是如此。
一旦這套框架的抗應力下降，之前沒有可能産生的思想觀點便可能萌發、滋長。
如在兩個世紀前曾遭到猛烈鞭撻的某些理論，到了大革命期間卻大行其道，其中緣由便是如此。
這樣說的目的在于昭示：外在的革命事件是内在的緩慢的心理演變的結果。
若要對一場革命進行深入研究，則必須要深入研究滋生革命思想的精神土壤。
思想演化通常是極為緩慢的，在一代人的時間内是看不到這種演化的。
人們隻有把同一個社會階級的心理狀态在精神變化曲線上的最高點和最低點進行對比，方能看出其演化的程度。
為了弄清楚飽學之士對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王室的看法，人們可以将博絮埃和杜爾哥（Turgot）的政治理論加以比較。
博絮埃在解釋他那個時代的人對于絕對君主制的普遍看法時說，政府的權威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的基礎之上的，國王的行為從來都不是對人負責，它隻接受上帝的意志的評判。
因而，宗教信仰和君主信仰一樣強大，二者密不可分，任何一位哲學家都無法動搖二者。
路易十六的那些如杜爾哥一類謀求改革的大臣們，他們的著述則呈現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
他們幾乎絕口不提聖靈或國王，而人的權利開始得到明确的描繪。
路易十五統治末期所發生的諸多事件，對從稅賦、貧窮、饑荒到不幸的戰争這樣一個演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君主權威的尊崇産生了動搖，并慢慢被反叛精神所取代，一旦時機成熟，它便露出峥嵘。
整個的精神框架開始分崩離析并迅速解體。
這也是一些之前由于缺乏适宜滋生的土壤而一直名不見經傳的所謂新思想，在大革命時期能夠迅速傳播開來的原因。
實際上，這些極具誘惑力的思想早已出現過多次并影響了英國政治多年。
早在兩千年前，古希臘、古羅馬的作家們便已開始捍衛自由、詛咒暴君、宣揚人民主權。
發動大革命的資産階級，盡管其本人及其父輩早已從教科書中知道了這些事物，但他們卻不為所動，因為時機不成熟。
為何在一個把等級制度當成一種必然且加以尊重的時代，人民反而會受到這些思想的觸動？ 哲學家們在大革命爆發中真正的作用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麼大。
他們并沒有揭示出什麼新東西，但卻發展了批判精神，而面臨着分崩離析的教條無法對抗這種批判精神。
在這種批判精神的影響下，業已不受待見的事物變得越發不堪，當傳統和聲望盡失時，整個社會大廈便會轟然倒塌。
這種逐步解體最終傳導至民衆，但解體進程并非由民衆開啟。
民衆隻是效仿，絕非首創。
哲學家們無法對人民施加影響，但對于民族中的開明階級的影響卻不同凡響。
遊手好閑的貴族階級，長久以來不予委任職位，因此，對社會心懷不滿并跟着哲學家們一起鼓噪。
缺乏遠見卓識的貴族階級率先與自己唯一賴以為繼的傳統相決裂。
滿懷人道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資産階級則不斷地以批判來挖自己特權的牆腳。
最熱忱的改革者往往出自命運的寵兒群體之中，如今也是一樣。
貴族階級鼓勵人們去論述社會契約、人權、公民平等。
在劇院裡，他們為批判特權階級的武斷、屍位素餐以及各種弊端的演出擊節叫好。
一旦人們失去了對規範其行為的精神框架的信任，便會感到痛苦，随即便是不滿。
所有的階層都感到之前的行為理據都消失不在了，之前眼中那受尊崇長達數世紀的事物不再受尊崇了。
作家們和貴族的苛責的精神不足以撼動根深蒂固的傳統，但與其他的重大影響疊加後可以産生共振效應。
我們在前文引述博絮埃時提過，如今業已分道揚镳的教權和世俗政府，在舊制度下卻是緊密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實際上，在君主制發生動搖之前，宗教傳統的力量在受過教育的人心目中已經大不如前。
知識的持續進步讓人從信奉神學走向崇尚科學，從神啟的真理走向觀察到的真理。
精神上的演化盡管一直模糊難辨，但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