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法國大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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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發生的事情看，德國人認為法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他們嘴邊挂着自由、博愛等偉大的字眼，但卻在15年中飽受欺壓、蹂躏、謀殺、搶劫和敲詐；而如今，這個民族依舊打着同樣的旗号，組建起了專制的、壓迫人的、讓人厭煩的、危機四伏的民主政體，任何人都不想效仿的政體。
德國人就這樣看待法國。
依據德國人的報紙、書籍，我們可以确信這就是德國人的看法。
再者，不管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的價值為何，可以确信的是，未來的作家們會将大革命當作一件充滿激情的、富有意義的事件來看待。
一個把80歲的老人、少女以及幼兒送上斷頭台或溺斃的嗜血的政府，讓法國成為廢墟，但在軍事上卻成功地擊退了歐洲；一位奧地利大公公主，法國的王後死于斷頭台。
幾年後，她的親戚，另一位奧地利大公公主，嫁給了成了皇帝的陸軍中尉，取代她成為王後，這都是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的悲劇。
心理學家要選擇一段鮮有人研究的曆史作為研究的對象，但最終他們也許會發現，隻有放棄虛構的理論，隻有放棄實證經驗，來研究我們周邊的人和事，心理學才能得到發展[2]。
四、不偏不倚的曆史 公正性曆來被當成是一名曆史學家最基本的品質。
自塔西佗開始，所有的曆史學家都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是不偏不倚的。
實際上，作家看待曆史事件猶如畫家看風景，也就是說他帶着自己的秉性、個性和民族靈魂來看待事物。
有些藝術家，置身于同樣的風景前，但是其闡釋的方法卻必不相同。
有一些人會側重于被其他人忽略的細節。
每一份臨摹都是個性化的作品，也即都以一特定的感受形式來對其加以闡釋。
作家也是如此。
我們不能說曆史學家要比畫家更加客觀公正。
曆史學家可能局限于複述文獻，這是現實的傾向。
但是僅關于不久以前的文獻，例如，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文獻，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個人窮其一生都無法一一浏覽。
因此，必須要有所取舍。
作者通常是在無意識中選擇那些與自己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觀點最為吻合的素材，隻是偶爾才有意識而為之。
除非滿足于簡單羅列某個日期的一系列的事件，否則無法寫出一本真正客觀的曆史書。
任何作者都無法做到這點，當然對此也不必感到遺憾。
在要求客觀公正的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著述變得越發平庸、沉悶以及特别地乏味，想據此了解一個時代也成了奢望。
曆史學家是否可以公正為借口，來回避對人的評價，即回避用敬仰的或嚴厲的措辭來談論他們？ 我認為，這個問題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答案，每個答案從各自所處的立場而言都是極為正确的，這個立場或是心理學家的立場，或是倫理學家的立場。
倫理學家應當專注于社會利益，并以此來評判人。
社會要生存發展的現實，必要有一定數目的規則，要有一套善惡的嚴格标準，要有明确的善惡評價作為保障。
由此，社會要構建一些普通人的模型，一個時代的人大體上不超出這些模型的左右，遊離模型過遠便會有害于社會。
倫理學家便是依據社會所必需的這樣的模型以及衍生出來的規則來判斷過去的人。
倫理學家通過毀譽來建立文明發展不可或缺的作為楷模的道德模型。
像高乃依一類的詩人們所塑造的英雄，超越了常人，難以效仿，但卻極大地激發了我們的鬥志。
因此，一個民族還需要英雄作為榜樣以提振靈魂。
這便是倫理學家的立場。
心理學家的立場則完全不同。
一個社會無權寬容，因為它的第一責任便是生存，心理學家應當客觀冷靜，像科學家一樣思考，不考慮功利，其唯一的任務便是解釋事物。
他的處境和觀察家在觀察任意一個現象時的處境一樣。
看到卡裡耶下令将受害者埋至脖子處，使其眼睛爆裂，使其承受可怕的折磨，他明顯很難做到冷靜。
但為了理解這類行為，必須得淡定，一如博物學家坦然觀察在慢慢享用蒼蠅的蜘蛛。
理性一旦被煽動起來，理性便不再是理性，它什麼也就解釋不了了。
大家知道，曆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使命是不一樣的，但是人們可以要求二者以闡釋事物的智慧，去竭力探究事物背後起決定性作用的無形的力量。
*** [1]法國大革命時期對城市平民的稱呼。
當時法國貴族男子盛行穿緊身短套褲，膝蓋以下穿長筒襪；平民則穿長褲，無套褲，故有無套褲漢之稱。
&mdash&mdash譯注 [2]這個建議絕非套話。
如今的心理學家極少研究自己身邊的世界，甚至對于這方面的研究感到不解。
我在《哲學評論》刊出的一則針對我出版的書的批評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證據，表明了這種散漫的心态。
其中，作者批評我&ldquo研究社會和報紙勝過研究書本&rdquo。
我非常樂意接受這種批評。
報紙的社會欄目和現實世界的視角要比充斥在哲學和形而上學類期刊中的形而上學的不盡合理的論調要有意義得多。
哲學家們開始覺得這類無聊之語很幼稚。
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在寫所有這些論述隻不過是要表達&ldquo粗略觀察到的一系列事實和幾個争論&rdquo時，他肯定想到的是要刊出數卷這類的陳詞濫調。
作為最知名的心理學方面的大家，這位傑出的思想家承認&ldquo一門學科中的每一句陳述的不足，都會招緻形而上學的批評&rdquo。
二十年來，我一直試圖将心理學納入對現實的研究中，但學院派形而上學的思潮仍難以轉向，盡管其影響盡失。
第二章舊體制的心理學基礎 一、舊體制的根基和君主制 很多曆史學家堅信，大革命針對的是君主制的獨裁，但事實上，在大革命爆發很久之前，法國國王就已不擁有絕對的王權了。
隻有在很久之後，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君主才擁有絕對的權力。
而之前的所有君主，包括最為顯赫的君主們如弗朗索瓦一世，都不得不與莊園主、教士、國會議員們做持續不斷的鬥争，而且他們并不總是能夠獲勝。
弗朗索瓦一世并不擁有足夠的權威去對抗索邦神學院和議會來保護其最親密的親信。
他的朋友兼參事貝爾幹（Berquin）得罪了索邦神學院，遭到了後者的拘捕。
弗朗索瓦一世命令釋放他，然而卻遭到了拒絕，在沒有其他辦法保護他之後，他不得不派警衛人員将其從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弄出來，并将其安置在盧浮宮，置于自己的身邊。
索邦神學院并不服輸，終于在國王不在的時候，再一次逮捕了他，并将其交由議會審判，上午10點判刑，中午便被火刑處死。
法國國王們的權勢是逐步建立起來的，并在路易十四時期達到巅峰，随後便迅速地衰落。
因此說路易十六專制的确非常牽強。
所謂當家人實際上是宮廷、大臣、教士和貴族們的傀儡。
他所做的事不過是别人強迫他做的，極少是其本人願意做的。
他的自由并不比其他法國人多。
君主制的巨大權勢源于神聖的血統以及長時間積累起來的傳統。
這些傳統形成了一個國家真正的骨架。
舊體制崩潰的真正原因就是作為其根基的傳統的式微。
當傳統在被一再質疑以至于乏人擁護後，舊體制便像一棟根基被掏空的建築物一樣轟然倒塌。
二、舊體制的弊端 一個建立已久的體制最終都會得到其統治下的人民的接受。
當體制的弊端成了習慣，人們也就難以覺察了，隻有在認真思考時，弊端才會暴露出來。
人們會思索為什麼能夠容忍這些弊端。
真正不幸的人是覺得自己不幸的人。
在大革命時代，在作家們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正是這種意識，我們稍後探讨這些作家們的行為。
舊體制的不足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這些不足數量龐大，僅列舉其中幾條加以說明。
通過對獨立省份接連進行征服後形成的法國，盡管中央集權有相當的權威，但國内還是分為若幹個區域，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法律、習慣法和風俗，且稅賦各不相同，關稅壁壘使得彼此間隔離開來。
法國的統一相當程度上是人為的。
它是各類地區的一種聚合體，法國在曆任國王的努力下，也包括路易十四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成功地實現完全統一。
大革命最富有成效的成就便是這種統一。
不但存在着空間上的割裂，還存在着社會的割裂。
社會被劃分為貴族階級、教士階級、第三等級[1]，各階層間的等級森嚴，難以輕易逾越。
劃分階級是舊體制的權力之一，因此，舊體制要竭力維護這種階級劃分。
階級劃分成了産生仇恨的主要原因。
作為獲勝方的資産階級，它的暴力行為其實就是對自己長期以來所遭受的蔑視和壓迫的一種報複。
自尊受到傷害是最難忘的傷害。
第三等級遭受的傷害最為深重。
在1614年的一次全國三級會議上，第三等級的代表們被迫摘下禮帽，屈膝行禮。
當第三等級的一位代表說三個階級親如兄弟時，貴族階級的發言人回應道：&ldquo貴族階級和第三等級根本沒有兄弟情義，貴族們可不希望和鞋匠、皮匠們的後人稱兄道弟。
&rdquo 雖然啟蒙運動有了長足發展，貴族和教士卻依然堅持要求享有特權和待遇，但由于這些階級已不再承擔相應的義務，所以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教士和貴族階級受到王權的猜忌，并被能力和教育水平越來越好的資産階級所逐漸取代，他們由此遠離了公共職位，隻剩下一個名頭。
泰納對這種情況作了清晰的闡述： 自從貴族失去了特權以後，第三階級借助教育和才華全面接管了權力，二者之間沒有了區别，二者之間的不平等不但失去了意義而且還是有害的。
既然貴族的能力和資産階級的無能是子虛烏有，那麼習慣法構建起來的不平等不再被認可便是理所當然的，第三等級也必然會對特權表示不滿。
長期以來形成的僵化的社會等級，使得人們對貴族和教士階級主動放棄特權不抱什麼希望。
最終在外力的逼迫下，他們在一個難忘的夜晚[2]放棄了特權。
但太遲了，此時的大革命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可以肯定的是，現代化的發展也能逐步建立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東西：公民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廢除與生俱來的特權等。
雖然拉丁民族思想普遍保守，但這些東西最終也會水到渠成，就像在其他民族裡一樣。
我們由此将會少受二十年的禍害，而為了避免這些災禍，還需要一個與我們心理構成不同的心理構成，尤其需要一些與該時代政治家不同的政治家。
資産階級對源于傳統形成的淩駕其上的階級懷有很深的敵意，這種敵意是造成大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資産階級在大革命勝利後洗劫失敗者财富的根本原因。
資産階級的行為舉止宛如征服者，一如諾曼人紀堯姆家族（GuillaumeleNormand）在征服英國之後把土地分發給士兵一般。
雖然資産階級厭惡貴族階級，但它對君主制卻沒有絲毫的憤恨，在資産階級看來，君主制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國王的愚鈍和對外國的依賴卻使其慢慢得喪失了民心。
第一屆議會從未想過要建立共和制。
實際上，議會具有極端的保王主義性質，它隻想用君主立憲制來代替絕對君主制。
當議會覺得自己的翅膀硬了之後，便開始對國王的抵制不滿。
然而卻不敢推翻他。
三、舊體制下的生活 對舊體制下的生活，尤其是農民的真實處境，很難有一個明确的看法。
為大革命辯護的作家們像捍衛宗教教義的神學家們一般，把舊體制下農民的生存狀态描述得極為不堪，人們不禁要問，那些不幸的人為何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都沒有被餓死。
前巴黎大學教授朗博先
德國人就這樣看待法國。
依據德國人的報紙、書籍，我們可以确信這就是德國人的看法。
再者，不管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的價值為何，可以确信的是，未來的作家們會将大革命當作一件充滿激情的、富有意義的事件來看待。
一個把80歲的老人、少女以及幼兒送上斷頭台或溺斃的嗜血的政府，讓法國成為廢墟，但在軍事上卻成功地擊退了歐洲；一位奧地利大公公主，法國的王後死于斷頭台。
幾年後，她的親戚，另一位奧地利大公公主，嫁給了成了皇帝的陸軍中尉，取代她成為王後，這都是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的悲劇。
心理學家要選擇一段鮮有人研究的曆史作為研究的對象，但最終他們也許會發現，隻有放棄虛構的理論，隻有放棄實證經驗，來研究我們周邊的人和事，心理學才能得到發展[2]。
四、不偏不倚的曆史 公正性曆來被當成是一名曆史學家最基本的品質。
自塔西佗開始，所有的曆史學家都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是不偏不倚的。
實際上，作家看待曆史事件猶如畫家看風景，也就是說他帶着自己的秉性、個性和民族靈魂來看待事物。
有些藝術家，置身于同樣的風景前，但是其闡釋的方法卻必不相同。
有一些人會側重于被其他人忽略的細節。
每一份臨摹都是個性化的作品，也即都以一特定的感受形式來對其加以闡釋。
作家也是如此。
我們不能說曆史學家要比畫家更加客觀公正。
曆史學家可能局限于複述文獻，這是現實的傾向。
但是僅關于不久以前的文獻，例如，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文獻，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個人窮其一生都無法一一浏覽。
因此，必須要有所取舍。
作者通常是在無意識中選擇那些與自己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觀點最為吻合的素材，隻是偶爾才有意識而為之。
除非滿足于簡單羅列某個日期的一系列的事件，否則無法寫出一本真正客觀的曆史書。
任何作者都無法做到這點，當然對此也不必感到遺憾。
在要求客觀公正的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著述變得越發平庸、沉悶以及特别地乏味，想據此了解一個時代也成了奢望。
曆史學家是否可以公正為借口，來回避對人的評價，即回避用敬仰的或嚴厲的措辭來談論他們？ 我認為，這個問題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答案，每個答案從各自所處的立場而言都是極為正确的，這個立場或是心理學家的立場，或是倫理學家的立場。
倫理學家應當專注于社會利益，并以此來評判人。
社會要生存發展的現實，必要有一定數目的規則，要有一套善惡的嚴格标準，要有明确的善惡評價作為保障。
由此，社會要構建一些普通人的模型，一個時代的人大體上不超出這些模型的左右，遊離模型過遠便會有害于社會。
倫理學家便是依據社會所必需的這樣的模型以及衍生出來的規則來判斷過去的人。
倫理學家通過毀譽來建立文明發展不可或缺的作為楷模的道德模型。
像高乃依一類的詩人們所塑造的英雄，超越了常人，難以效仿，但卻極大地激發了我們的鬥志。
因此，一個民族還需要英雄作為榜樣以提振靈魂。
這便是倫理學家的立場。
心理學家的立場則完全不同。
一個社會無權寬容，因為它的第一責任便是生存，心理學家應當客觀冷靜，像科學家一樣思考，不考慮功利，其唯一的任務便是解釋事物。
他的處境和觀察家在觀察任意一個現象時的處境一樣。
看到卡裡耶下令将受害者埋至脖子處，使其眼睛爆裂，使其承受可怕的折磨，他明顯很難做到冷靜。
但為了理解這類行為，必須得淡定，一如博物學家坦然觀察在慢慢享用蒼蠅的蜘蛛。
理性一旦被煽動起來，理性便不再是理性，它什麼也就解釋不了了。
大家知道，曆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使命是不一樣的，但是人們可以要求二者以闡釋事物的智慧，去竭力探究事物背後起決定性作用的無形的力量。
*** [1]法國大革命時期對城市平民的稱呼。
當時法國貴族男子盛行穿緊身短套褲，膝蓋以下穿長筒襪；平民則穿長褲，無套褲，故有無套褲漢之稱。
&mdash&mdash譯注 [2]這個建議絕非套話。
如今的心理學家極少研究自己身邊的世界，甚至對于這方面的研究感到不解。
我在《哲學評論》刊出的一則針對我出版的書的批評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證據，表明了這種散漫的心态。
其中，作者批評我&ldquo研究社會和報紙勝過研究書本&rdquo。
我非常樂意接受這種批評。
報紙的社會欄目和現實世界的視角要比充斥在哲學和形而上學類期刊中的形而上學的不盡合理的論調要有意義得多。
哲學家們開始覺得這類無聊之語很幼稚。
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在寫所有這些論述隻不過是要表達&ldquo粗略觀察到的一系列事實和幾個争論&rdquo時，他肯定想到的是要刊出數卷這類的陳詞濫調。
作為最知名的心理學方面的大家，這位傑出的思想家承認&ldquo一門學科中的每一句陳述的不足，都會招緻形而上學的批評&rdquo。
二十年來，我一直試圖将心理學納入對現實的研究中，但學院派形而上學的思潮仍難以轉向，盡管其影響盡失。
第二章舊體制的心理學基礎 一、舊體制的根基和君主制 很多曆史學家堅信，大革命針對的是君主制的獨裁，但事實上，在大革命爆發很久之前，法國國王就已不擁有絕對的王權了。
隻有在很久之後，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君主才擁有絕對的權力。
而之前的所有君主，包括最為顯赫的君主們如弗朗索瓦一世，都不得不與莊園主、教士、國會議員們做持續不斷的鬥争，而且他們并不總是能夠獲勝。
弗朗索瓦一世并不擁有足夠的權威去對抗索邦神學院和議會來保護其最親密的親信。
他的朋友兼參事貝爾幹（Berquin）得罪了索邦神學院，遭到了後者的拘捕。
弗朗索瓦一世命令釋放他，然而卻遭到了拒絕，在沒有其他辦法保護他之後，他不得不派警衛人員将其從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弄出來，并将其安置在盧浮宮，置于自己的身邊。
索邦神學院并不服輸，終于在國王不在的時候，再一次逮捕了他，并将其交由議會審判，上午10點判刑，中午便被火刑處死。
法國國王們的權勢是逐步建立起來的，并在路易十四時期達到巅峰，随後便迅速地衰落。
因此說路易十六專制的确非常牽強。
所謂當家人實際上是宮廷、大臣、教士和貴族們的傀儡。
他所做的事不過是别人強迫他做的，極少是其本人願意做的。
他的自由并不比其他法國人多。
君主制的巨大權勢源于神聖的血統以及長時間積累起來的傳統。
這些傳統形成了一個國家真正的骨架。
舊體制崩潰的真正原因就是作為其根基的傳統的式微。
當傳統在被一再質疑以至于乏人擁護後，舊體制便像一棟根基被掏空的建築物一樣轟然倒塌。
二、舊體制的弊端 一個建立已久的體制最終都會得到其統治下的人民的接受。
當體制的弊端成了習慣，人們也就難以覺察了，隻有在認真思考時，弊端才會暴露出來。
人們會思索為什麼能夠容忍這些弊端。
真正不幸的人是覺得自己不幸的人。
在大革命時代，在作家們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正是這種意識，我們稍後探讨這些作家們的行為。
舊體制的不足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這些不足數量龐大，僅列舉其中幾條加以說明。
通過對獨立省份接連進行征服後形成的法國，盡管中央集權有相當的權威，但國内還是分為若幹個區域，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法律、習慣法和風俗，且稅賦各不相同，關稅壁壘使得彼此間隔離開來。
法國的統一相當程度上是人為的。
它是各類地區的一種聚合體，法國在曆任國王的努力下，也包括路易十四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成功地實現完全統一。
大革命最富有成效的成就便是這種統一。
不但存在着空間上的割裂，還存在着社會的割裂。
社會被劃分為貴族階級、教士階級、第三等級[1]，各階層間的等級森嚴，難以輕易逾越。
劃分階級是舊體制的權力之一，因此，舊體制要竭力維護這種階級劃分。
階級劃分成了産生仇恨的主要原因。
作為獲勝方的資産階級，它的暴力行為其實就是對自己長期以來所遭受的蔑視和壓迫的一種報複。
自尊受到傷害是最難忘的傷害。
第三等級遭受的傷害最為深重。
在1614年的一次全國三級會議上，第三等級的代表們被迫摘下禮帽，屈膝行禮。
當第三等級的一位代表說三個階級親如兄弟時，貴族階級的發言人回應道：&ldquo貴族階級和第三等級根本沒有兄弟情義，貴族們可不希望和鞋匠、皮匠們的後人稱兄道弟。
&rdquo 雖然啟蒙運動有了長足發展，貴族和教士卻依然堅持要求享有特權和待遇，但由于這些階級已不再承擔相應的義務，所以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教士和貴族階級受到王權的猜忌，并被能力和教育水平越來越好的資産階級所逐漸取代，他們由此遠離了公共職位，隻剩下一個名頭。
泰納對這種情況作了清晰的闡述： 自從貴族失去了特權以後，第三階級借助教育和才華全面接管了權力，二者之間沒有了區别，二者之間的不平等不但失去了意義而且還是有害的。
既然貴族的能力和資産階級的無能是子虛烏有，那麼習慣法構建起來的不平等不再被認可便是理所當然的，第三等級也必然會對特權表示不滿。
長期以來形成的僵化的社會等級，使得人們對貴族和教士階級主動放棄特權不抱什麼希望。
最終在外力的逼迫下，他們在一個難忘的夜晚[2]放棄了特權。
但太遲了，此時的大革命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可以肯定的是，現代化的發展也能逐步建立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東西：公民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廢除與生俱來的特權等。
雖然拉丁民族思想普遍保守，但這些東西最終也會水到渠成，就像在其他民族裡一樣。
我們由此将會少受二十年的禍害，而為了避免這些災禍，還需要一個與我們心理構成不同的心理構成，尤其需要一些與該時代政治家不同的政治家。
資産階級對源于傳統形成的淩駕其上的階級懷有很深的敵意，這種敵意是造成大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資産階級在大革命勝利後洗劫失敗者财富的根本原因。
資産階級的行為舉止宛如征服者，一如諾曼人紀堯姆家族（GuillaumeleNormand）在征服英國之後把土地分發給士兵一般。
雖然資産階級厭惡貴族階級，但它對君主制卻沒有絲毫的憤恨，在資産階級看來，君主制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國王的愚鈍和對外國的依賴卻使其慢慢得喪失了民心。
第一屆議會從未想過要建立共和制。
實際上，議會具有極端的保王主義性質，它隻想用君主立憲制來代替絕對君主制。
當議會覺得自己的翅膀硬了之後，便開始對國王的抵制不滿。
然而卻不敢推翻他。
三、舊體制下的生活 對舊體制下的生活，尤其是農民的真實處境，很難有一個明确的看法。
為大革命辯護的作家們像捍衛宗教教義的神學家們一般，把舊體制下農民的生存狀态描述得極為不堪，人們不禁要問，那些不幸的人為何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都沒有被餓死。
前巴黎大學教授朗博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