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法國大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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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曆史學家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
一、大革命史學家
人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有着天壤之别，盡管過去一個多世紀，但人們依舊很難心平氣和地去評判它。
對于德·梅斯特爾（deMaistre）而言，大革命是&ldquo魔鬼的傑作&rdquo，&ldquo黑暗的魂靈從未如此地明目張膽過&rdquo。
而對當代雅各賓黨人而言，正因為大革命，人類方得以重生。
在法國旅居的外國人認為在交談中應避免提及大革命。
巴雷特·溫德爾（BarrettWendell）寫道：&ldquo這類随處可見的回憶或傳統，是如此的鮮活，沒有人能夠對其無動于衷。
它們既能激發人們的熱情，也可引起人們的仇恨。
人們一直帶着一種熱烈的以及保守的派系意識來看待它們。
你越是了解法國，便會越發地明白，時至今日，在法國人眼裡，沒有任何一項關于大革命的研究是不偏不倚的。
&rdquo 這個結論非常正确。
為了能夠公正地闡述過去的事件，那麼這類事件既不應當再産生後果，也不涉及政治或宗教的信仰，因為我已經指出了這些信仰都有與生俱來的狹隘性。
人們不必驚異于曆史學家表述的有關大革命的觀點如此迥異。
長期以來，總有一些人把大革命看成是曆史上最為醜惡的事件之一，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大家都認為自己說得在理，而證明自己漏洞頻出的觀點的依據卻又是那麼的空洞。
相關的文獻多如牛毛且其中的觀點迥異，大家都有意或無意從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觀點作為自己先後抛出的論述的佐證。
研究大革命的老一輩的曆史學家們如梯也爾、基内（Quinet）、米什萊（Michelet），盡管他們才華橫溢，如今也被人所淡忘。
他們的學說并不深奧。
曆史宿命論是其中的基調。
梯也爾認為大革命是數個世紀以來絕對君主制的産物，大恐怖則是外族入侵的必然後果。
基内将1793年的殘暴之舉歸結為長期專制的結果，并認為國民公會的暴政是毫無意義的，且妨礙了大革命事業。
米什萊隻把大革命當作他盲目推崇的人民的事業，并率先對其加以頌揚，其他的曆史學家則加以效仿。
泰納（Taine）打破了籠罩在這些曆史上的光環，盡管他對其非常着迷。
他在其著述中對革命時期的深入剖析在此後很長時間内将無人能及。
但一部如此重要的著述也有其瑕疵。
泰納對事實、人物的呈現令人贊歎，但他卻聲稱以理性邏輯來對事件進行判斷，但理性是無法陳述、闡釋這類事件的。
他在把心理學用于描述方面是無與倫比的，但在将其用于解釋方面卻是蒼白無力的。
羅伯斯庇爾有恃無恐地殘害國民公會長達數月，泰納認為他如此藐視國民公會，是因為他是一個自命不凡的人。
因此，有人說泰納眼明但心不亮，這是很有道理的。
盡管有着這些不足，但其作品依然十分優秀，且尚無人能夠企及。
該作品巨大的影響力，從其在雅各賓教條的忠實信徒中激起的憤怒可見一斑，巴黎大學的教授如今是主教的M.奧拉爾，就是這些信徒中的一位。
他花費了兩年的時間寫了一篇檄文聲讨泰納，字裡行間飽含激情。
兩年的時間花在對具體事例的細枝末節的辯解上，換來的隻是越描越黑。
再來說說奧拉爾的作品，柯欽指出，奧拉爾在其引述中的對錯幾乎各占一半，而泰納則鮮有錯誤。
這位曆史學家告誡人們尤其要當心奧拉爾的材料。
&ldquo這些材料，如會議記錄、報紙、宣傳冊、革命黨人，都是一些愛國主義的真材實料，由愛國分子們編撰，其中大部分面向公衆。
奧拉爾應是從這些材料中搜羅到自己那篇著名的辯護詞；他手上拿着現成的大革命的曆史，用一套現成的解釋，用為共和體制辯護的套路，逐一向人展示&lsquo人民&rsquo的行動，從九月大屠殺，直至牧月法令。
&rdquo 無論對大革命的看法如何，泰納學派和奧拉爾學派的曆史學家之間的分歧将一直存在下去，且難以彌合。
奧拉爾派推崇人民，将其看作至高無上的，而泰納派則認為，一旦掙脫了社會的束縛，聽任本能的驅使，人民就會堕落，變得原始和野蠻。
奧拉爾的觀點和大衆心理學的教義是背道而馳的，但在現代雅各賓分子們看來，他的觀點依然神聖如同宗教教義。
雅各賓分子們以信徒的身份，以推理為筆來著述大革命，并把神學家的觀點當成是真知灼見。
二、大革命宿命論 大革命的鼓吹者和诋毀者承認革命事件有其必然性。
埃米爾·奧利維爾（EmileOltivier）所著的《大革命史》中的一個章節對此有過深刻描述。
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大革命。
既不能怪罪死去的人，也不能譴責幸存的人。
單憑個人的力量是無法改變事件的起因和預見事件的發生的，因為事件是環境和事物發展的産物。
泰納本人對此深表贊同，他說：&ldquo在三級會議召開時，各種思想和事件的演化已是勢不可當，甚至苗頭已現。
每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提前擔負起未來和曆史的責任；在一代人還未嶄露頭角之前，其命運都已經注定了。
&rdquo 當代其他的一些作者和泰納一樣，也是這種宿命論的擁護者，主張要寬容對待革命暴力。
M.索雷爾（M.Sorel）對博絮埃（Bossuet）有關古代革命的結論&ldquo單從特殊的起因來看，一切都讓人驚訝，其實一切原來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着&rdquo深以為然，因此便片面地認為：&ldquo法國大革命，在一些人看來是對老歐洲的颠覆，在另一些人看來則是老歐洲的重生，但這卻是歐洲曆史其自然和必然的歸宿，此外，大革命并沒有帶來什麼讓人極為詫異的結果，它僅是這段曆史的産物，并可以從舊體制的先例中得到解釋。
&rdquo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基佐（Guizot）。
不久前他還在竭力辯稱，法國大革命沒有任何的特殊之處，它是極為自然的産物。
當然，他将之與英國的革命相提并論是不對的。
他說：&ldquo英國的革命和我們的革命根本沒有中斷歐洲其自然的進程，這些革命沒有訴求、沒有主張、沒有做任何革命爆發前人們所說的、所希望的、所做的或所數次嘗試過的事情。
&hellip&hellip即便從兩場革命的基本主張及其落實情況來看，都沒發現有什麼針對政府、個人或财産、自由或公民權的新舉措，沒看到其中有什麼至少和平常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rdquo 所有這些斷言均觸及這樣一個基本規律：所産生的某個現象，均是先前諸多現象的結果。
但此類的籠統說辭沒太大的意義。
沒必要什麼事都要用曆史宿命論來解釋，盡管很多曆史學家都接受曆史宿命論。
我曾就這類宿命論的意義做過探讨并指出，文明的力量在于消除這類宿命論。
曆史充滿了必然性，但其中更是充滿了本不該發生卻發生的偶然性事件。
在聖赫勒拿島，拿破侖本人列舉了可能影響其後來霸業的六種情形。
他特别指出，1786年在奧克松（Auxonne）洗浴時，由于恰巧遇到一個沙灘，才得以幸免于難。
如果說那時波拿巴死了，人們也許認為會有另外一個将軍取而代之，成為獨裁者。
但沒了帶領我們戰無不勝的軍隊橫掃整個歐洲的天才，法蘭西帝國及其結局又會是什麼樣？ 應當承認，大革命部分是出于一種必然，但上述堅持宿命論的作家們并沒有闡釋過這點：大革命是理論家們的永恒的鬥争。
這些理論家們滿懷全新的理想，罔顧他們不得其解地支配着人類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規律。
由于對這些規律的無知，使得他們在追根溯源無果并因自己的失敗而惱羞成怒之後，最終訴諸暴力。
他們頒布法令，強行推廣紙币以代替黃金，縱然手段使盡，也不能阻止該紙币的虛拟币值狂貶，直至如同廢紙。
他們頒布最高限價法令以抑制形勢的惡化，然而形勢卻愈發惡化。
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上宣稱&ldquo所有的無套褲漢[1]都應當為原本應由富人們供養的公共财政開支埋單&rdquo，盡管有搜查令和斷頭台，但是國庫依舊空空如也。
在打碎了一切桎梏之後，大革命者們最終發現，一個社會沒有制約就無法存續，但當他們想創造出一些新的制約時，他們才明白，最強有力的制約，即便有斷頭台的輔助，也無法取代由過去的歲月緩慢建立起來的深入人心的秩序。
但他們從不想去理解一個社會的演化，去判斷人們的心思，去預見施政的後果。
革命事件并不是無可避免的必然結果。
大革命中的諸多事件是雅各賓主義戕害的産物，而非環境使然，且本不該如此。
若路易十六從善如流，或者制憲議會在群衆騷亂中不那麼膽怯，大革命還會是這個樣子嗎？隻有在為造反有理辯解時，革命宿命論才能派上用處。
無論是科學還是曆史，都應當極為警惕在宿命論掩蓋下的無知。
從前，人類任由自然的支配，而科學讓人類擺脫了這個命運。
我之前講過，睿智的人類的特性便是在于消解這些支配。
三、近來的史學家對大革命的質疑 在本章中要闡述其思想的曆史學家們，他們的态度或是同情或是鞭撻，無不言之鑿鑿。
囿于自身的信仰，他們做不到就事論事。
保王黨的作家極端仇視大革命，而自由主義作家則為大革命而癡狂。
如今興起一股把大革命當成是一種科學現象來研究的熱潮，我們知道，摻雜在科學現象中的作者的意見和信仰是極少的，讀者是難以覺察的。
當然在進入這個階段之前，首先出現的是懷疑階段。
一些之前還曾言之鑿鑿的自由作家開始變得不那麼确定了。
近來，人們對這種新的精神狀态做了一些判斷，現撷取部分。
阿諾托（Hanotaux）先生在讴歌了大革命的益處之後，開始反思大革命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一點，他接着說道&ldquo曆史對此一直猶豫再三，難以決斷&rdquo。
馬德林（Madelin）先生在剛剛出版的有關大革命的書中也表現出這種猶豫。
給法國大革命這樣複雜的事件下一個全面的結論，從内心而言，一直覺得忐忑不安，沒有底氣。
如今要下一個極為籠統的判斷都難上加難。
在我看來，原因、事件、結果都充滿了争議。
有關大革命的一些老的觀念發生了切實的轉變，這點在大革命其真正的捍衛者的最新的著述中處處可見。
然而不久前，他們還曾聲稱所有的暴力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暴力都僅僅是自衛之舉。
而如今他們僅僅為那些情有可原的罪行辯護。
我在最近出版的由奧拉爾（Aulard）和德比多爾（Debidour）所著的教科書《法國曆史》中發現了證實這個新的精神狀态的一個驚人的證據，其中有關于大恐怖的片段如下： 血流遍地，到處都是于國于民都毫無意義的可憎的犯罪和不公。
在這場風暴中，人們喪失理智，到處危險重重，愛國者們在暴怒中橫沖直撞。
在本書的另一個部分中，我們看到剛剛提及的兩位作者中的奧拉爾，盡管他是強硬的雅各賓主義者，但對被冠以&ldquo國民公會巨擘&rdquo的那些人依然表現得極為嚴厲。
外國人對我們的大革命的評價一般而言相當嚴厲。
一想到我們動蕩的20年對歐洲造成的痛苦和傷害，我們便不會對此感到驚訝。
其中，德國人表現得最為嚴厲。
法居特（Faguet）用如下的話對此作了總結： 本着愛國和勇敢的精神，我們來談談法國大革命；因為愛國主義首先要求對自己的祖國說出真相，從
對于德·梅斯特爾（deMaistre）而言，大革命是&ldquo魔鬼的傑作&rdquo，&ldquo黑暗的魂靈從未如此地明目張膽過&rdquo。
而對當代雅各賓黨人而言，正因為大革命，人類方得以重生。
在法國旅居的外國人認為在交談中應避免提及大革命。
巴雷特·溫德爾（BarrettWendell）寫道：&ldquo這類随處可見的回憶或傳統，是如此的鮮活，沒有人能夠對其無動于衷。
它們既能激發人們的熱情，也可引起人們的仇恨。
人們一直帶着一種熱烈的以及保守的派系意識來看待它們。
你越是了解法國，便會越發地明白，時至今日，在法國人眼裡，沒有任何一項關于大革命的研究是不偏不倚的。
&rdquo 這個結論非常正确。
為了能夠公正地闡述過去的事件，那麼這類事件既不應當再産生後果，也不涉及政治或宗教的信仰，因為我已經指出了這些信仰都有與生俱來的狹隘性。
人們不必驚異于曆史學家表述的有關大革命的觀點如此迥異。
長期以來，總有一些人把大革命看成是曆史上最為醜惡的事件之一，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大家都認為自己說得在理，而證明自己漏洞頻出的觀點的依據卻又是那麼的空洞。
相關的文獻多如牛毛且其中的觀點迥異，大家都有意或無意從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觀點作為自己先後抛出的論述的佐證。
研究大革命的老一輩的曆史學家們如梯也爾、基内（Quinet）、米什萊（Michelet），盡管他們才華橫溢，如今也被人所淡忘。
他們的學說并不深奧。
曆史宿命論是其中的基調。
梯也爾認為大革命是數個世紀以來絕對君主制的産物，大恐怖則是外族入侵的必然後果。
基内将1793年的殘暴之舉歸結為長期專制的結果，并認為國民公會的暴政是毫無意義的，且妨礙了大革命事業。
米什萊隻把大革命當作他盲目推崇的人民的事業，并率先對其加以頌揚，其他的曆史學家則加以效仿。
泰納（Taine）打破了籠罩在這些曆史上的光環，盡管他對其非常着迷。
他在其著述中對革命時期的深入剖析在此後很長時間内将無人能及。
但一部如此重要的著述也有其瑕疵。
泰納對事實、人物的呈現令人贊歎，但他卻聲稱以理性邏輯來對事件進行判斷，但理性是無法陳述、闡釋這類事件的。
他在把心理學用于描述方面是無與倫比的，但在将其用于解釋方面卻是蒼白無力的。
羅伯斯庇爾有恃無恐地殘害國民公會長達數月，泰納認為他如此藐視國民公會，是因為他是一個自命不凡的人。
因此，有人說泰納眼明但心不亮，這是很有道理的。
盡管有着這些不足，但其作品依然十分優秀，且尚無人能夠企及。
該作品巨大的影響力，從其在雅各賓教條的忠實信徒中激起的憤怒可見一斑，巴黎大學的教授如今是主教的M.奧拉爾，就是這些信徒中的一位。
他花費了兩年的時間寫了一篇檄文聲讨泰納，字裡行間飽含激情。
兩年的時間花在對具體事例的細枝末節的辯解上，換來的隻是越描越黑。
再來說說奧拉爾的作品，柯欽指出，奧拉爾在其引述中的對錯幾乎各占一半，而泰納則鮮有錯誤。
這位曆史學家告誡人們尤其要當心奧拉爾的材料。
&ldquo這些材料，如會議記錄、報紙、宣傳冊、革命黨人，都是一些愛國主義的真材實料，由愛國分子們編撰，其中大部分面向公衆。
奧拉爾應是從這些材料中搜羅到自己那篇著名的辯護詞；他手上拿着現成的大革命的曆史，用一套現成的解釋，用為共和體制辯護的套路，逐一向人展示&lsquo人民&rsquo的行動，從九月大屠殺，直至牧月法令。
&rdquo 無論對大革命的看法如何，泰納學派和奧拉爾學派的曆史學家之間的分歧将一直存在下去，且難以彌合。
奧拉爾派推崇人民，将其看作至高無上的，而泰納派則認為，一旦掙脫了社會的束縛，聽任本能的驅使，人民就會堕落，變得原始和野蠻。
奧拉爾的觀點和大衆心理學的教義是背道而馳的，但在現代雅各賓分子們看來，他的觀點依然神聖如同宗教教義。
雅各賓分子們以信徒的身份，以推理為筆來著述大革命，并把神學家的觀點當成是真知灼見。
二、大革命宿命論 大革命的鼓吹者和诋毀者承認革命事件有其必然性。
埃米爾·奧利維爾（EmileOltivier）所著的《大革命史》中的一個章節對此有過深刻描述。
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大革命。
既不能怪罪死去的人，也不能譴責幸存的人。
單憑個人的力量是無法改變事件的起因和預見事件的發生的，因為事件是環境和事物發展的産物。
泰納本人對此深表贊同，他說：&ldquo在三級會議召開時，各種思想和事件的演化已是勢不可當，甚至苗頭已現。
每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提前擔負起未來和曆史的責任；在一代人還未嶄露頭角之前，其命運都已經注定了。
&rdquo 當代其他的一些作者和泰納一樣，也是這種宿命論的擁護者，主張要寬容對待革命暴力。
M.索雷爾（M.Sorel）對博絮埃（Bossuet）有關古代革命的結論&ldquo單從特殊的起因來看，一切都讓人驚訝，其實一切原來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着&rdquo深以為然，因此便片面地認為：&ldquo法國大革命，在一些人看來是對老歐洲的颠覆，在另一些人看來則是老歐洲的重生，但這卻是歐洲曆史其自然和必然的歸宿，此外，大革命并沒有帶來什麼讓人極為詫異的結果，它僅是這段曆史的産物，并可以從舊體制的先例中得到解釋。
&rdquo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基佐（Guizot）。
不久前他還在竭力辯稱，法國大革命沒有任何的特殊之處，它是極為自然的産物。
當然，他将之與英國的革命相提并論是不對的。
他說：&ldquo英國的革命和我們的革命根本沒有中斷歐洲其自然的進程，這些革命沒有訴求、沒有主張、沒有做任何革命爆發前人們所說的、所希望的、所做的或所數次嘗試過的事情。
&hellip&hellip即便從兩場革命的基本主張及其落實情況來看，都沒發現有什麼針對政府、個人或财産、自由或公民權的新舉措，沒看到其中有什麼至少和平常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rdquo 所有這些斷言均觸及這樣一個基本規律：所産生的某個現象，均是先前諸多現象的結果。
但此類的籠統說辭沒太大的意義。
沒必要什麼事都要用曆史宿命論來解釋，盡管很多曆史學家都接受曆史宿命論。
我曾就這類宿命論的意義做過探讨并指出，文明的力量在于消除這類宿命論。
曆史充滿了必然性，但其中更是充滿了本不該發生卻發生的偶然性事件。
在聖赫勒拿島，拿破侖本人列舉了可能影響其後來霸業的六種情形。
他特别指出，1786年在奧克松（Auxonne）洗浴時，由于恰巧遇到一個沙灘，才得以幸免于難。
如果說那時波拿巴死了，人們也許認為會有另外一個将軍取而代之，成為獨裁者。
但沒了帶領我們戰無不勝的軍隊橫掃整個歐洲的天才，法蘭西帝國及其結局又會是什麼樣？ 應當承認，大革命部分是出于一種必然，但上述堅持宿命論的作家們并沒有闡釋過這點：大革命是理論家們的永恒的鬥争。
這些理論家們滿懷全新的理想，罔顧他們不得其解地支配着人類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規律。
由于對這些規律的無知，使得他們在追根溯源無果并因自己的失敗而惱羞成怒之後，最終訴諸暴力。
他們頒布法令，強行推廣紙币以代替黃金，縱然手段使盡，也不能阻止該紙币的虛拟币值狂貶，直至如同廢紙。
他們頒布最高限價法令以抑制形勢的惡化，然而形勢卻愈發惡化。
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上宣稱&ldquo所有的無套褲漢[1]都應當為原本應由富人們供養的公共财政開支埋單&rdquo，盡管有搜查令和斷頭台，但是國庫依舊空空如也。
在打碎了一切桎梏之後，大革命者們最終發現，一個社會沒有制約就無法存續，但當他們想創造出一些新的制約時，他們才明白，最強有力的制約，即便有斷頭台的輔助，也無法取代由過去的歲月緩慢建立起來的深入人心的秩序。
但他們從不想去理解一個社會的演化，去判斷人們的心思，去預見施政的後果。
革命事件并不是無可避免的必然結果。
大革命中的諸多事件是雅各賓主義戕害的産物，而非環境使然，且本不該如此。
若路易十六從善如流，或者制憲議會在群衆騷亂中不那麼膽怯，大革命還會是這個樣子嗎？隻有在為造反有理辯解時，革命宿命論才能派上用處。
無論是科學還是曆史，都應當極為警惕在宿命論掩蓋下的無知。
從前，人類任由自然的支配，而科學讓人類擺脫了這個命運。
我之前講過，睿智的人類的特性便是在于消解這些支配。
三、近來的史學家對大革命的質疑 在本章中要闡述其思想的曆史學家們，他們的态度或是同情或是鞭撻，無不言之鑿鑿。
囿于自身的信仰，他們做不到就事論事。
保王黨的作家極端仇視大革命，而自由主義作家則為大革命而癡狂。
如今興起一股把大革命當成是一種科學現象來研究的熱潮，我們知道，摻雜在科學現象中的作者的意見和信仰是極少的，讀者是難以覺察的。
當然在進入這個階段之前，首先出現的是懷疑階段。
一些之前還曾言之鑿鑿的自由作家開始變得不那麼确定了。
近來，人們對這種新的精神狀态做了一些判斷，現撷取部分。
阿諾托（Hanotaux）先生在讴歌了大革命的益處之後，開始反思大革命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一點，他接着說道&ldquo曆史對此一直猶豫再三，難以決斷&rdquo。
馬德林（Madelin）先生在剛剛出版的有關大革命的書中也表現出這種猶豫。
給法國大革命這樣複雜的事件下一個全面的結論，從内心而言，一直覺得忐忑不安，沒有底氣。
如今要下一個極為籠統的判斷都難上加難。
在我看來，原因、事件、結果都充滿了争議。
有關大革命的一些老的觀念發生了切實的轉變，這點在大革命其真正的捍衛者的最新的著述中處處可見。
然而不久前，他們還曾聲稱所有的暴力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暴力都僅僅是自衛之舉。
而如今他們僅僅為那些情有可原的罪行辯護。
我在最近出版的由奧拉爾（Aulard）和德比多爾（Debidour）所著的教科書《法國曆史》中發現了證實這個新的精神狀态的一個驚人的證據，其中有關于大恐怖的片段如下： 血流遍地，到處都是于國于民都毫無意義的可憎的犯罪和不公。
在這場風暴中，人們喪失理智，到處危險重重，愛國者們在暴怒中橫沖直撞。
在本書的另一個部分中，我們看到剛剛提及的兩位作者中的奧拉爾，盡管他是強硬的雅各賓主義者，但對被冠以&ldquo國民公會巨擘&rdquo的那些人依然表現得極為嚴厲。
外國人對我們的大革命的評價一般而言相當嚴厲。
一想到我們動蕩的20年對歐洲造成的痛苦和傷害，我們便不會對此感到驚訝。
其中，德國人表現得最為嚴厲。
法居特（Faguet）用如下的話對此作了總結： 本着愛國和勇敢的精神，我們來談談法國大革命；因為愛國主義首先要求對自己的祖國說出真相，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