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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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革命中個體性格的變遷
一、人格的變化
我一直強調存在着一種性格理論，不借助這種理論，就絕不可能理解行為在某些時候的變遷，特别是在革命時期的變遷。
以下就是其中的主要觀點。
如果環境不變的話，那麼個體慣常的精神心理幾乎也是一成不變的，但在重大事件發生之時，每位個體的性格都有可能發生改變。
我們身邊的人都是一些特定的但非所有的環境的産物。
每一個&ldquo我&rdquo都是由不計其數的&ldquo小我&rdquo（moicelluaire）組合而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沉澱物。
在社會環境不變的時候，這些&ldquo小我&rdquo之間達成了相當穩固的平衡關系。
一旦環境發生重大改變，如在動蕩時期，這些平衡即被打破，組合體随之解體并重組為一種新的人格（personnalité），由此，同一個體便表現出與其之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思想、情感、舉止。
在法國大恐怖期間，一些因文雅而著稱的原本誠實的資産者和溫和的官員卻變得嗜血成性就是這個道理。
在環境的影響下，先前的人格可以完全變成另外一種人格。
重大政治或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在這點上似乎與我們有着本質的不同，但其實他們與我們無異。
同樣的事件會塑造出同樣的人。
拿破侖對性格的變化感觸最為深刻，他在聖赫勒拿島（SainteHélène）說： &ldquo因為我深知，偶然性在我們做政治決策中的作用，還因為我對在動蕩年代帶領群衆的黨派，一直毫無偏見且極為寬容&hellip&hellip在革命中，人們隻能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因為若斷言人們别無選擇，這也許不明智&hellip&hellip當人們想公正無私時，卻發現人性是最難把握的。
人們彼此會主動去了解與解釋嗎？這就是環境造就的善與惡。
&rdquo 當正常的人格在某些事件的影響下分崩離析後，新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有若幹種途徑可以為之，其中最為有效的是借助一種強烈的信仰。
信仰可以将所有的知性因素加以規整，就像磁鐵把磁性金屬粉末聚合為有規則的曲線一般。
在十字軍東征、宗教改革運動，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這類的重大危機時期，所觀察到的那些個性就是如此形成的。
在正常時期，環境幾乎沒有變化，人們隻會觀察到身邊的個體都是清一色的一種人格。
但在某些環境下，人們卻會有好幾種人格，且彼此之間會相互取代。
這些人格彼此間可以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對立的。
這種現象在正常狀态下尚不顯山、不露水，但在某些病理情況下就會特别明顯。
一個人身上有數種人格的例子，在病态心理學中多有記載，莫頓·普林斯（MortonPrince）和皮埃爾·雅内（PierreJanet）二人曾數次提及。
在整個人格變遷中，智力是不變的，隻是情感在變，情感聚合形成性格。
二、革命年代主流集體性格的構成因素 在革命中，人們發現通常被壓制的多種情感得到了發展，社會約束被摧毀後，便任由這些情感宣洩了。
這種由法制、道德、傳統構建而成的社會約束，并不會被完全打破。
其中若幹個約束曆經動亂而存續下來，并對遏制危險的情感迸發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強的約束來自于民族意識，它決定了同一個民族中大部分個體的觀察、感受、意願等心理活動的方式，構成了代代傳承的習俗，沒有比習俗更為強大的民族紐帶了。
民族意識的影響力限制了民族的改變，盡管有一些表淺的變化，但民族命運的走向依舊是可控的。
僅從曆史叙述便可看出，法國民族心理在一個世紀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極短的時間内，這種心理便經曆了從法國大革命到恺撒主義，接着便是複辟，随之又是革命，最後出現一位新恺撒。
但實際上發生改變的隻是事物的表層。
我們不必在一個民族發生改變的程度上做過多糾纏，馬上要探讨的是一些情感因素。
在革命期間，正是這些因素的演變導緻了個體或集體人格也發生了變遷。
這裡特别要提及的是仇恨、恐懼、野心、嫉妒、虛榮以及熱情等因素。
因為人們已經注意到這些因素在曆史動蕩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作用，法國大革命為我們提供了所需的素材。
仇恨 當人們研究大革命期間人的心理時，最讓人震驚的情感便是仇恨，人們因仇恨而革命，他們仇恨人、仇恨事、仇恨制度。
他們不但仇恨敵人，連自己陣營中的成員也仇恨。
最近有位作家便寫道：&ldquo如不加保留地聽信他們彼此對對方的評價，那麼他們都将會是叛徒、無能之輩、誇誇其談者、賣身投靠者、殺人犯或暴徒。
&rdquo人們知道，吉倫特派、丹東派、埃貝爾派[1]（Hébertiste），羅伯斯庇爾派等，它們之間你死我活的纏鬥就是出于這種仇恨，一種置對手于死地也難以消解的仇恨。
産生這種仇恨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狂躁的宗派分子，自視為掌握絕對真理的使徒，他們像所有信徒一樣，容不得其他的見解。
神秘主義的或情感主義上的自信，使其總是強求别人歸順自己，一旦有機會進行屠殺時，他們絕無罪惡感，也絕不退縮。
仇恨使得法國大革命的參與者們彼此心存芥蒂，若這些仇恨源自理性，那麼它将不會長久，如仇恨源于神秘主義的或情感主義的因素，那麼它就無法消弭。
派系雖有不同，但仇恨卻是同源，同樣都用暴力來宣洩仇恨。
一些文獻表明，就血腥程度而言，吉倫特派的所作所為并不比山嶽派好多少。
依據時任巴黎市市長佩蒂翁（Pétion）的說法，第一個提出失敗的黨派應該滅亡的是吉倫特派，根據奧拉爾的描述，吉倫特派還試圖讓九月大屠殺合法化。
大恐怖不應當被視作一個簡單的自衛手段，而應當将其看成是獲勝方的信徒用來對付其厭惡的敵人的慣常的摧毀手段。
最為崇尚思想多元化的人卻無法容忍異己的信仰。
在政治或宗教沖突中，失敗者不可能得到寬恕。
自蘇拉[2]（Sylla）割斷200名議員以及5000～6000名羅馬人的喉嚨時代起，直至1871年[3]的巴黎公社的勝利者在獲勝後用步槍和機槍射殺約2萬戰敗者，這條血腥的定律就從來沒有失效過。
過去是這樣，将來仍會是這樣。
另外，大革命的仇恨并不僅僅源于信仰上的分歧。
其他的情感如嫉妒、野心、自尊心同樣也可滋生仇恨，它們對不同派系間的仇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個體間争奪支配權的鬥争，将各個集團的領袖們一個個送上了斷頭台。
還需注意的是，分裂以及由分裂帶來的仇恨似乎就是拉丁民族靈魂的構成要素。
我們的高盧祖先就為此而喪失了獨立性，連恺撒也為此而大為感喟： &ldquo沒有哪座城市不分為兩派；沒有哪個州、哪個村、哪個家庭不為自己的派系歸屬而苦惱，若某個城市在一年中沒有起兵攻伐或禦敵，那将是一件相當稀罕的事。
&rdquo 人類隻是剛剛步入知識時代，而之前則一直受情感和信仰所擺布，因此，對仇恨在人類曆史中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
指揮官兼軍校教員科蘭（Colin）在下面的文字中，指出了情感因素在某些戰争中的重要性： 尤其在戰争中，沒有什麼東西比仇恨更具有煽動性了；仇恨讓普魯士人戰勝了拿破侖。
那些最為經典的戰役，那些最為關鍵的軍事行動，若不是天才的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侖的傑作的話，那麼就必然是激情而非算計的結果。
1870年的戰争[4]，如沒有德國人對我們的仇恨，戰争的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
作者在此還應當添加上日本人對俄國人強烈的仇恨，俄國人對日本人曾經百般羞辱，這是日本人獲勝的因素之一。
俄國士兵幾乎無視日本人的存在，對其就更談不上有什麼仇恨，這也是俄國人失利的原因之一。
法國大革命期間談論較多的無疑是博愛，至今依然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和平主義、人道主義、團結主義是進步政黨挂在嘴邊的口号，不過人們清楚，隐藏在這些字眼之後的仇恨有多深，它對現實社會的威脅有多大。
恐懼 恐懼在革命中的作用幾乎和仇恨是一樣的。
法國大革命既展現了個體的巨大勇氣，也呈現了集體的極度恐懼。
面對斷頭台，國民公會議員總是大義凜然；但是在騷亂分子沖擊議會進行威脅時，他們卻表現得十分懦弱，面對最為荒謬的要求也是唯唯諾諾，這點我們将在總結革命議會曆史時再行贅述。
這個時期的恐懼形式多種多樣。
最普遍的恐懼形式便是溫和。
國民公會的成員、檢察官、特邀代表、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競相抨擊對手，以彰顯自己的激進。
恐懼是這個時期的犯罪動機之一。
如果出現奇迹，恐懼得以在革命議會中銷聲匿迹的話，那麼他們的行為就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樣子，大革命也将因此而走向完全不同的一個方向。
野心、嫉妒、虛榮及其他 正常情況下，各種情感因素的影響力都受到社會規範的制約。
例如，在一個等級制的社會裡，野心必然要受到限制。
一個士兵有可能成為将軍，但必定要經曆漫長的等待。
但在革命時期就不必等待了。
鑒于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極短時間内爬上社會頂層，因而，大家的野心都是極度膨脹。
最卑微的人都自認為可以勝任最高的職位，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其虛榮心便一發不可收拾。
在野心、虛榮心等所有的激情都同時受到一定的抑制之際，對一夜間飛黃騰達的人的嫉妒卻在日漸滋長。
在革命時期，嫉妒的作用一貫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
對于貴族的嫉妒是誘發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資産階級已經崛起，并在能力上和财富上完成了對貴族的超越。
盡管和貴族們的融合越來越深，但是和貴族們的距離感還是無法消除，由此便滋生出一種特别強烈的憤懑。
這種精神狀态讓資産階級在不知不覺中成了&ldquo平等&rdquo哲學教條的忠實擁護者。
嫉妒心和受傷害的自尊心是引起仇恨的原因。
如卡裡耶、馬拉等幾位國民公會議員，每當他們回憶起自己在大貴族門下謀生的情形，無不憤恨不已。
但在貴族社會影響力蕩然無存的今天，我們實在不理解這種仇恨。
羅蘭（Roland）夫人絕不會忘記，在舊社會的某天，自己和母親在一位貴婦人家做客時被人領到配餐室去吃晚餐的情景。
哲學家裡瓦羅爾在下面這段話中明确指出了受傷害的自尊心和嫉妒心在誘發革命仇恨過程中的作用，泰納（Taine）也曾引用過這段話： 最讓國民痛恨的既不是稅賦，也不是密函，既不是當局的貪渎，也不是總管的欺淩和司法的拖沓，而是貴族們的歧視，國民對這種歧視深惡痛絕。
得出這種結論在于這樣的事實：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富裕人士以及所有嫉妒貴族的人們，他們從鄉村到城市，四處鼓動市民、農民們起來對抗貴族階級。
上述精确的分析也部分證實了拿破侖的話：&ldquo虛榮心導緻了大革命，自由隻是大革命的借口。
&rdquo 熱情 大革命發起者的熱情絲毫不亞于穆罕默德信仰的傳播者。
資産階級在第一次國民會議時打算建立起來的正是一種宗教。
他們意欲摧毀一個舊社會并在其廢墟上建立起一個不同的文明。
誘人的幻想打動人心。
新教義所宣稱的平等和博愛将給所有人帶來永恒的幸福。
人們将告别黑暗的、野蠻的過去。
新生的世界在純理性光輝的照耀下熠熠奪目。
最雄辯的說辭在各地回蕩
以下就是其中的主要觀點。
如果環境不變的話，那麼個體慣常的精神心理幾乎也是一成不變的，但在重大事件發生之時，每位個體的性格都有可能發生改變。
我們身邊的人都是一些特定的但非所有的環境的産物。
每一個&ldquo我&rdquo都是由不計其數的&ldquo小我&rdquo（moicelluaire）組合而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沉澱物。
在社會環境不變的時候，這些&ldquo小我&rdquo之間達成了相當穩固的平衡關系。
一旦環境發生重大改變，如在動蕩時期，這些平衡即被打破，組合體随之解體并重組為一種新的人格（personnalité），由此，同一個體便表現出與其之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思想、情感、舉止。
在法國大恐怖期間，一些因文雅而著稱的原本誠實的資産者和溫和的官員卻變得嗜血成性就是這個道理。
在環境的影響下，先前的人格可以完全變成另外一種人格。
重大政治或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在這點上似乎與我們有着本質的不同，但其實他們與我們無異。
同樣的事件會塑造出同樣的人。
拿破侖對性格的變化感觸最為深刻，他在聖赫勒拿島（SainteHélène）說： &ldquo因為我深知，偶然性在我們做政治決策中的作用，還因為我對在動蕩年代帶領群衆的黨派，一直毫無偏見且極為寬容&hellip&hellip在革命中，人們隻能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因為若斷言人們别無選擇，這也許不明智&hellip&hellip當人們想公正無私時，卻發現人性是最難把握的。
人們彼此會主動去了解與解釋嗎？這就是環境造就的善與惡。
&rdquo 當正常的人格在某些事件的影響下分崩離析後，新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有若幹種途徑可以為之，其中最為有效的是借助一種強烈的信仰。
信仰可以将所有的知性因素加以規整，就像磁鐵把磁性金屬粉末聚合為有規則的曲線一般。
在十字軍東征、宗教改革運動，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這類的重大危機時期，所觀察到的那些個性就是如此形成的。
在正常時期，環境幾乎沒有變化，人們隻會觀察到身邊的個體都是清一色的一種人格。
但在某些環境下，人們卻會有好幾種人格，且彼此之間會相互取代。
這些人格彼此間可以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對立的。
這種現象在正常狀态下尚不顯山、不露水，但在某些病理情況下就會特别明顯。
一個人身上有數種人格的例子，在病态心理學中多有記載，莫頓·普林斯（MortonPrince）和皮埃爾·雅内（PierreJanet）二人曾數次提及。
在整個人格變遷中，智力是不變的，隻是情感在變，情感聚合形成性格。
二、革命年代主流集體性格的構成因素 在革命中，人們發現通常被壓制的多種情感得到了發展，社會約束被摧毀後，便任由這些情感宣洩了。
這種由法制、道德、傳統構建而成的社會約束，并不會被完全打破。
其中若幹個約束曆經動亂而存續下來，并對遏制危險的情感迸發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強的約束來自于民族意識，它決定了同一個民族中大部分個體的觀察、感受、意願等心理活動的方式，構成了代代傳承的習俗，沒有比習俗更為強大的民族紐帶了。
民族意識的影響力限制了民族的改變，盡管有一些表淺的變化，但民族命運的走向依舊是可控的。
僅從曆史叙述便可看出，法國民族心理在一個世紀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極短的時間内，這種心理便經曆了從法國大革命到恺撒主義，接着便是複辟，随之又是革命，最後出現一位新恺撒。
但實際上發生改變的隻是事物的表層。
我們不必在一個民族發生改變的程度上做過多糾纏，馬上要探讨的是一些情感因素。
在革命期間，正是這些因素的演變導緻了個體或集體人格也發生了變遷。
這裡特别要提及的是仇恨、恐懼、野心、嫉妒、虛榮以及熱情等因素。
因為人們已經注意到這些因素在曆史動蕩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作用，法國大革命為我們提供了所需的素材。
仇恨 當人們研究大革命期間人的心理時，最讓人震驚的情感便是仇恨，人們因仇恨而革命，他們仇恨人、仇恨事、仇恨制度。
他們不但仇恨敵人，連自己陣營中的成員也仇恨。
最近有位作家便寫道：&ldquo如不加保留地聽信他們彼此對對方的評價，那麼他們都将會是叛徒、無能之輩、誇誇其談者、賣身投靠者、殺人犯或暴徒。
&rdquo人們知道，吉倫特派、丹東派、埃貝爾派[1]（Hébertiste），羅伯斯庇爾派等，它們之間你死我活的纏鬥就是出于這種仇恨，一種置對手于死地也難以消解的仇恨。
産生這種仇恨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狂躁的宗派分子，自視為掌握絕對真理的使徒，他們像所有信徒一樣，容不得其他的見解。
神秘主義的或情感主義上的自信，使其總是強求别人歸順自己，一旦有機會進行屠殺時，他們絕無罪惡感，也絕不退縮。
仇恨使得法國大革命的參與者們彼此心存芥蒂，若這些仇恨源自理性，那麼它将不會長久，如仇恨源于神秘主義的或情感主義的因素，那麼它就無法消弭。
派系雖有不同，但仇恨卻是同源，同樣都用暴力來宣洩仇恨。
一些文獻表明，就血腥程度而言，吉倫特派的所作所為并不比山嶽派好多少。
依據時任巴黎市市長佩蒂翁（Pétion）的說法，第一個提出失敗的黨派應該滅亡的是吉倫特派，根據奧拉爾的描述，吉倫特派還試圖讓九月大屠殺合法化。
大恐怖不應當被視作一個簡單的自衛手段，而應當将其看成是獲勝方的信徒用來對付其厭惡的敵人的慣常的摧毀手段。
最為崇尚思想多元化的人卻無法容忍異己的信仰。
在政治或宗教沖突中，失敗者不可能得到寬恕。
自蘇拉[2]（Sylla）割斷200名議員以及5000～6000名羅馬人的喉嚨時代起，直至1871年[3]的巴黎公社的勝利者在獲勝後用步槍和機槍射殺約2萬戰敗者，這條血腥的定律就從來沒有失效過。
過去是這樣，将來仍會是這樣。
另外，大革命的仇恨并不僅僅源于信仰上的分歧。
其他的情感如嫉妒、野心、自尊心同樣也可滋生仇恨，它們對不同派系間的仇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個體間争奪支配權的鬥争，将各個集團的領袖們一個個送上了斷頭台。
還需注意的是，分裂以及由分裂帶來的仇恨似乎就是拉丁民族靈魂的構成要素。
我們的高盧祖先就為此而喪失了獨立性，連恺撒也為此而大為感喟： &ldquo沒有哪座城市不分為兩派；沒有哪個州、哪個村、哪個家庭不為自己的派系歸屬而苦惱，若某個城市在一年中沒有起兵攻伐或禦敵，那将是一件相當稀罕的事。
&rdquo 人類隻是剛剛步入知識時代，而之前則一直受情感和信仰所擺布，因此，對仇恨在人類曆史中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
指揮官兼軍校教員科蘭（Colin）在下面的文字中，指出了情感因素在某些戰争中的重要性： 尤其在戰争中，沒有什麼東西比仇恨更具有煽動性了；仇恨讓普魯士人戰勝了拿破侖。
那些最為經典的戰役，那些最為關鍵的軍事行動，若不是天才的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侖的傑作的話，那麼就必然是激情而非算計的結果。
1870年的戰争[4]，如沒有德國人對我們的仇恨，戰争的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
作者在此還應當添加上日本人對俄國人強烈的仇恨，俄國人對日本人曾經百般羞辱，這是日本人獲勝的因素之一。
俄國士兵幾乎無視日本人的存在，對其就更談不上有什麼仇恨，這也是俄國人失利的原因之一。
法國大革命期間談論較多的無疑是博愛，至今依然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和平主義、人道主義、團結主義是進步政黨挂在嘴邊的口号，不過人們清楚，隐藏在這些字眼之後的仇恨有多深，它對現實社會的威脅有多大。
恐懼 恐懼在革命中的作用幾乎和仇恨是一樣的。
法國大革命既展現了個體的巨大勇氣，也呈現了集體的極度恐懼。
面對斷頭台，國民公會議員總是大義凜然；但是在騷亂分子沖擊議會進行威脅時，他們卻表現得十分懦弱，面對最為荒謬的要求也是唯唯諾諾，這點我們将在總結革命議會曆史時再行贅述。
這個時期的恐懼形式多種多樣。
最普遍的恐懼形式便是溫和。
國民公會的成員、檢察官、特邀代表、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競相抨擊對手，以彰顯自己的激進。
恐懼是這個時期的犯罪動機之一。
如果出現奇迹，恐懼得以在革命議會中銷聲匿迹的話，那麼他們的行為就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樣子，大革命也将因此而走向完全不同的一個方向。
野心、嫉妒、虛榮及其他 正常情況下，各種情感因素的影響力都受到社會規範的制約。
例如，在一個等級制的社會裡，野心必然要受到限制。
一個士兵有可能成為将軍，但必定要經曆漫長的等待。
但在革命時期就不必等待了。
鑒于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極短時間内爬上社會頂層，因而，大家的野心都是極度膨脹。
最卑微的人都自認為可以勝任最高的職位，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其虛榮心便一發不可收拾。
在野心、虛榮心等所有的激情都同時受到一定的抑制之際，對一夜間飛黃騰達的人的嫉妒卻在日漸滋長。
在革命時期，嫉妒的作用一貫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
對于貴族的嫉妒是誘發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資産階級已經崛起，并在能力上和财富上完成了對貴族的超越。
盡管和貴族們的融合越來越深，但是和貴族們的距離感還是無法消除，由此便滋生出一種特别強烈的憤懑。
這種精神狀态讓資産階級在不知不覺中成了&ldquo平等&rdquo哲學教條的忠實擁護者。
嫉妒心和受傷害的自尊心是引起仇恨的原因。
如卡裡耶、馬拉等幾位國民公會議員，每當他們回憶起自己在大貴族門下謀生的情形，無不憤恨不已。
但在貴族社會影響力蕩然無存的今天，我們實在不理解這種仇恨。
羅蘭（Roland）夫人絕不會忘記，在舊社會的某天，自己和母親在一位貴婦人家做客時被人領到配餐室去吃晚餐的情景。
哲學家裡瓦羅爾在下面這段話中明确指出了受傷害的自尊心和嫉妒心在誘發革命仇恨過程中的作用，泰納（Taine）也曾引用過這段話： 最讓國民痛恨的既不是稅賦，也不是密函，既不是當局的貪渎，也不是總管的欺淩和司法的拖沓，而是貴族們的歧視，國民對這種歧視深惡痛絕。
得出這種結論在于這樣的事實：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富裕人士以及所有嫉妒貴族的人們，他們從鄉村到城市，四處鼓動市民、農民們起來對抗貴族階級。
上述精确的分析也部分證實了拿破侖的話：&ldquo虛榮心導緻了大革命，自由隻是大革命的借口。
&rdquo 熱情 大革命發起者的熱情絲毫不亞于穆罕默德信仰的傳播者。
資産階級在第一次國民會議時打算建立起來的正是一種宗教。
他們意欲摧毀一個舊社會并在其廢墟上建立起一個不同的文明。
誘人的幻想打動人心。
新教義所宣稱的平等和博愛将給所有人帶來永恒的幸福。
人們将告别黑暗的、野蠻的過去。
新生的世界在純理性光輝的照耀下熠熠奪目。
最雄辯的說辭在各地回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