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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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科學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革命的分類 人們往往用革命一詞來指稱突發的政治變故,但這種表達方式應适用于一切突然的,或近似的變化,如信仰、理念以及學說上的這類變化。

     而且我們已經研究過理性主義、神秘主義、情感主義因素在信仰以及輿論的産生中的作用,這類因素決定了行為,因而不再贅述。

     一次革命最終産生某種信仰,革命的目的通常是為了消除積弊、獨裁以及不得人心的君主,等等,其爆發的動機往往是非常理性的。

     一場革命的根源通常是理性的,但不要忘了,醞釀革命所需的理性,隻有在轉化為情感時才能夠對大衆起作用。

    人們帶着理性邏輯抨擊弊端,但為了煽動大衆,仍需激起他們的欲念,此外,還得再添加上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因素,給人們的行動注入動力,才能達到目的。

    例如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哲學家們便用手中的理性邏輯,揭示了舊體制的各種弊端,喚起了變革的欲望。

    神秘主義邏輯從有着一定的規則且組織完整的某個社團的習俗中誘生出了信仰。

    情感主義邏輯釋放了被壓抑百年的激情,導緻人們歇斯底裡地放縱情感。

    集體主義邏輯規定着團體以及國民公會,并促使其成員采取行動,而理性主義邏輯、情感主義邏輯、神秘主義邏輯都無法做到這一點。

     一場革命,無論其緣由是什麼,隻有在深入人心後才能産生結果。

    大衆獨特的心理導緻事件也具有獨特的形式。

    由于這個原因,群衆運動都具有某些鮮明的特點,描述其一便足以讓人知道其他。

    大衆是一場革命的目的,而不是起點。

    大衆是一個中性的事物,若沒有一個領頭者引領,它原本是無欲無求成不了氣候的。

    大衆在引領下很快便會從沖動走向行動,但無外界激勵,它永不會産生沖動。

     突發的政治革命最讓曆史學家驚詫莫名,但它們通常都是最無關緊要的。

    重大的革命都是一些思想上的以及道德上的革命。

    更替一個政府并不能轉換人民的思想,推翻一國的制度并不代表能更新它的靈魂。

     真正的革命都是改變人民命運的革命,通常都是以一種緩慢的方式來實現的,曆史學家難以界定其從何時開始。

    對他們而言,&ldquo演化&rdquo一詞要比&ldquo革命&rdquo更為适用。

     上面列舉的種種因素大多對革命的爆發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僅以之來對革命加以分類尚顯不足。

    若僅以革命的訴求來分類的話,我們可以将之分為:科學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

     二、科學革命 科學革命是最為重要的革命。

    盡管不引人注目,但科學革命所産生的深遠影響是政治革命難以企及的。

    因而,我們将其放在首位,盡管在本書中無法對其加以深究。

     自啟蒙時代以來,伴随着天文學的重大發現以及實驗手段的運用,由此我們知道,各種現象的出現原來不是上帝在恣意妄為,而是受到永恒規律的支配,随之我們的世界觀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對于此類的革命,鑒于其緩慢的特點,&ldquo演化&rdquo一詞倒是貼切。

    但對于其他的革命,盡管在同一個領域,但鑒于其迅捷,則還是稱之為&ldquo革命&rdquo較好。

    如達爾文的理論,在幾年間便颠覆了生物學界;巴斯德的發現在其有生之年便已改變了醫學界。

    還有物質裂變理論,它證實了以前所謂永恒的原子,也難逃世界所有元素注定都要衰減、滅失這一規律。

     這些科學革命發生在純粹是知識性的思想領域。

    我們的情感,我們的信仰對其無任何作用。

    對它們,我們隻能接受而沒有讨價還價的餘地。

    其結果通過實驗的檢驗,無須人們去品頭論足。

     三、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遠較這些推動文明進步的科學革命遜色的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它們與科學革命沒有什麼瓜葛。

    科學革命僅僅是理性因素的産物,政治和宗教信仰幾乎全都是以情感因素和神秘主義因素為支撐。

    理性在其中充其量隻起到配角的作用。

     我在我的《觀點和信仰》一書中,一再強調信仰其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的起源,并指出政治或宗教信仰,它是一種信仰行為,這種行為是在無意識中形成的,不管其表象如何,理性對這種行為是無可奈何的。

    我同時還指出,信仰時常會強烈到任何事物都無法阻擋它的程度。

    對信仰着迷的人因而會成為信徒,随時準備犧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以便捍衛其信仰。

    至于信仰的荒謬性業已變得無足輕重,對他而言,信仰本身就是一個耀眼的真理。

    而信仰的神秘主義起源,讓信仰獲得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它可以完全控制原本隻有時間才能影響到的笃信者的思想。

     僅從信仰被當作絕對真理這個事實便知,信仰必然會變得狹隘。

    與重大的宗教和政治革命相伴生的暴力、仇恨、迫害證實了這一點,宗教改革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尤其如此。

     如果人們不知信仰其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的起源,不知信仰必然的狹隘,不知信仰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不知神秘主義信仰激發起來的情感的力量,那麼人們便難以理解我們曆史的某些時期。

     前述概念由于過于新穎而無法對曆史學家的思想産生影響。

    他們仍執着于用理性來解釋一系列與理性無關的現象。

     有些現象如宗教改革運動,在五十年内便徹底改變了法國,但這根本不是受理性主義影響的結果。

    不過人們總是認為這是受理性主義影響的結果,連最新出版的書也是持這種看法。

    例如,在拉維斯(Lavisse)和朗博(Rambaud)二位先生合著的《通史》(HistoireGénérale)中,就可以看到關于宗教改革運動的一段解釋: 這是一場在人民群衆中自發産生的運動,源自老百姓去閱讀福音書并進行個人的自由思考,這是由一種極為虔誠的意識以及一種極為堅定的理性所推動的。

     與這些曆史學家的結論相反的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首先,這類運動絕非自發的;其次,理性在這其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确切地說,煽動人們暴動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力量還體現在這一點:這類信仰源自情感和神秘主義因素,理性既無法創造出它們,也無法改變它們。

     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它們有着共同的起源,并遵循同樣的規律。

    它們的形成往往和非理性有關,而不是理性。

    佛教、伊斯蘭教、宗教改革運動、雅各賓主義、社會主義等,都是一些特點鮮明的思想形式。

    但它們都具有共同的情感和神秘主義基礎,并遵循着與理性邏輯不相幹的邏輯。

     政治革命可能源自植根于靈魂中的信仰,但政治革命的形成也有諸多其他因素摻雜在其中。

    &ldquo不滿&rdquo一詞是對這些因素的一個概括。

    當這種不滿蔓延開來時,一個政黨便形成了,且常常變得強大到足以對抗政府的程度。

     不滿一般要經曆長期的積累才可以産生效果,因此,一場革命并非總是表現為一個現象結束另一個現象随即開始,它是一種持續的現象,隻是其演化速度較快。

    不過所有現代革命都是一些突發運動,導緻政府瞬間垮台。

    例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中國的革命等均是如此。

     與人們的看法相左的是,極為保守的人民熱衷于最暴力的革命。

    源于保守,因而他們無從知曉,演化要緩慢,自己方能适應環境變化這個道理,當革命風起雲湧之際,他們被迫迅疾投入其中。

    這種突進的演化構成了革命。

     盡管采用漸進的方式,但也無法總是能夠避免革命。

    隻有英國人在1688年成功地通過一場革命結束了一場長達一個世紀的戰争,這場戰争發生在追求至高無上權力的國王和尋求通過代理人施行自治的國民之間。

     重大的革命一般是自上而下開始的,而非自下而上,而當人民獲得解放,革命的權力便屬于人民。

     很明顯,沒有軍隊主力的參與,所有的革命過去不會發生,将來也絕不會發生。

    法國王權并非在路易十六被處決之日才消失的,而早在它的軍隊拒絕保衛它時便已消失。

     軍隊的離心離德源于精神傳染,最終表現為對既有秩序漠不關心。

    在幾名軍官聯手推翻土耳其政府後,希臘軍人便想着效仿他們來改變自己的政府,盡管這兩個政府之間毫無類似性可言。

     一場軍事行動可以推翻政府,那些西班牙殖民地共和國毫無例外都是被軍事推翻的;但革命要想産生成效,則需仰仗群衆中普遍存在的不滿和希望。

     除非到處充斥着不滿甚至憤怒,否則不滿并不足以引發一場革命。

    慫恿人們去搶劫、破壞和殺戮很容易,但要煽動整個民族,或至少這個民族中的一大部分人,領頭人的示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領導者對不滿者誇大其詞,讓不滿者相信當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難尤其是饑馑的唯一原因;領導者還許諾說,所追求的新制度會給他們帶來一個幸福的時代。

    通過啟發和傳染,這些思想得以萌發、傳播,随後革命的時機便到來了。

     基督教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就是以這種方式進行醞釀并成熟的。

    若說後者醞釀的時間僅僅數年,而前者耗時多年,個中原因是法國大革命者很快便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而基督教革命者則在很久之後才擁有自己的物質力量。

    最初,基督教革命僅有些信徒,他們是卑賤者、窮苦者、奴隸,在彌撒的蠱惑下,他們認為此生的不幸會為之換來極樂。

    曆史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這種自下而上的傳染,最終會侵染到上層社會,在最終獲得某位皇帝的認可後,這種業已蔓延開來的新信仰便成為正式的宗教。

    但在此之前,這個傳染過程卻極為漫長。

     四、政治革命的結果 一個政黨獲勝後,會依據自身的利益來着力構建社會。

    革命發起者有軍人、激進人士、保守人士之分,他們對社會構建的看法各不相同。

    新的法律和制度是依據獲勝的政黨以及輔助它的階級如教士的利益來制定的。

     如果勝利是通過暴力取得的,如法國大革命,勝利者便會将前政權的律法一股腦全部廢除。

    前政權的擁護者也将遭到迫害、流放或處決。

     除了保護自身的物質利益外,當獲勝的政黨在捍衛其信仰時,迫害會達到頂點。

    失敗者别指望能得到一絲同情。

    西班牙要驅逐摩爾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國民公會的死刑以及法國近來宗教集會禁令等莫不如此。

     勝者獲取的這種絕對權力讓勝者走上了極端,如國民公會要求用紙币代替金币,商品要按照規定的價格出售等。

    限價措施很快在生活必需品上碰了壁,招緻群情激奮,在大革命末期,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這一規定不了了之。

    幾乎全由工人組建起來的澳大利亞社會黨内閣近來的遭遇也是如此,它頒布了一些荒唐的法律,賦予工會會員以相當大的特權,招緻輿論的一緻反對,三個月後,内閣解體。

     剛剛提及的都是些不常見的例子。

    大部分的革命都以産生一位新君主上台掌權而告終。

    這位君主深知要想執政長久,首先就不能過于專寵一個階級,而要緻力于實現階級和解。

    為了實現這個目标,他要在階級間尋求一種平衡,以免受到一個階級的挾持。

    允許一個階級得勢也即等于為自己找到一個主子。

    這是政治心理學中颠撲不破的規律之一。

    法國國王們都深谙此道,并先後對資産階級和教士的壯大做了堅決的抵制。

    如果不這樣做,他們的下場将和中世紀德意志的皇帝們一樣,被教皇逐出教會,受到淩辱,其下場一如在卡諾莎(Canossa)觐見教皇以求寬恕的亨利四世。

     這個規律在曆史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驗證。

    羅馬帝國末期,軍事集團異常顯赫,皇帝們完全仰仗士兵,軍人對皇帝們的廢立可以說是随心所欲。

     對法國來說,國家長期以來一直被一位幾乎至高無上的君主統治是一大幸事,其言必君權神授,因而聲譽日隆。

    若無此權威,他将無法制約封建貴族、教士以及議會。

    如果在十六世紀末期,波蘭也存在着這樣一個受人尊敬的絕對的君主統治,那麼波蘭将不會走上這條從歐洲版圖上消失了的衰敗之路。

     在這一章中,我們已經注意到,政治革命也可以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社會變革。

    但我們馬上就會明白,這些變革與導緻它們的宗教革命相比是多麼的脆弱。

     第二章宗教革命 一、宗教革命研究對于解讀重大政治革命的重要性 本書辟出一部分篇幅用于專述法國大革命。

    充斥着暴力的大革命自然有其心理學的原因。

     這些不同尋常的事件讓人吃驚,而且似乎無法解釋。

    但如果意識到,大革命業已成為一種新宗教,它應當遵循一切信仰的傳播規律,由此出發,大革命也就變得容易理解了。

    其中的憤怒與殺戮也就變得不足為奇了。

     研究一場重大宗教革命的曆史,如宗教改革運動的曆史,我們就會知道,顯現其中的心理學因素,在法國大革命中同樣也發揮了作用。

    在這兩起事件中,均難以窺見信仰其理性價值觀在信仰的傳播、在阻止迫害、在調和不同的信仰、在制止不同信仰間絕望的暴力沖突等方面發揮了什麼作用。

     人們還可從中看出信仰被與信仰無關的利益方大加利用的情況。

    人們最終明白,不改變人的生存狀态便無法改變人的信念。

     所觀察到的現象清楚地表明:大革命的福音其傳播方式與其他一切宗教福音的傳播方式是一樣的,特别是加爾文福音。

    它無法以另外的方式進行傳播。

     不過,雖然一場宗教革命如宗教改革運動,和一場重大的政治革命如法國大革命,它們産生的緣由極為相似,但它們的後續影響卻大為不同,由此,它們的存續時間也不相同。

     在宗教革命中,信奉者無法借助實踐來揭示他們被蒙騙了,因為隻有上了天堂才能證實這一點。

    而在政治革命中,學說的錯誤可以很快被實踐所證實,并必定被人們所抛棄。

     在督政府末期,雅各賓主義信仰使得法國陷入了毀滅、悲慘、絕望的地步,連最狂熱的雅各賓主義分子自己都不得不放棄了他們的主張。

    僅有幾個無法通過實踐驗證的理論原則如&ldquo平等可以為人們帶來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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