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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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rdquo得以保留下來。
二、（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及其先行者 宗教改革運動對很多人的道德理念和情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場運動的目的最初很單純，就是為了反抗教士的舞弊行為，從實踐的角度看，是為了回歸福音的主張。
這場改革絕非像人們聲稱的那樣，是為了追求自由思想。
加爾文并不比羅伯斯庇爾更寬容，那個時代的理論家認為，精英分子的宗教應當就是君主的宗教，在所有進行宗教改革的國家裡，君主代替了羅馬教皇并擁有與其一樣的權勢。
新信仰由于沒有宣傳和交流的手段，因而在法國的傳播極為緩慢。
在1520年左右，路德招募到了一些信徒，到1535年左右，信仰開始廣為傳播，當局這才意識到，必須用火刑來處死其信徒。
與廣為人知的心理學規律相一緻的是，上述死刑隻會有利于宗教改革的傳播。
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師和官員，但主要還是一些稀裡糊塗的手工藝者。
這種信仰的轉換主要歸功于精神傳染和暗示。
自新信仰開始傳播以來，很多原本對它漠不關心的人現在都聚集在這個信仰的周圍，但其中不乏以此為借口來滿足自己熱情和貪婪的人。
在好幾個國家的宗教改革運動中都曾有過這個現象，尤以德國和英國為甚。
由于路德已經告誡過，教士不需要财富，因而德國的莊園主們極為欣賞這種允許其占有教會财産的新宗教。
亨利八世便是以類似的方法緻富。
從這一教理中，飽受教皇欺淩的君主們看到了獲取政權之外教權的機會，看到了自身搖身一變成為教皇的機會。
宗教改革運動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強化了君主們的專制。
三、宗教改革運動所提主張的理性意義 宗教改革運動颠覆了歐洲，并在五十年内讓法國幾乎受到戰争的毀滅。
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從未有一個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産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
宗教改革運動是證實信仰在一切理性之外傳播的證據之一。
神學的教理強烈刺激着人們的靈魂，尤以加爾文的教理為甚，從理性邏輯來看，卻是不值得加以深究。
沉湎于救贖的路德尤為害怕魔鬼，連忏悔都難以使其平靜，于是千方百計尋求最有效的手段來取悅上帝，以免受煉獄之苦。
他從最初抨擊教皇販售&ldquo贖罪券&rdquo，到後來完全無視教會和教皇的權威，連宗教儀式、忏悔、聖人祭祀都一并加以譴責。
路德宣稱，基督徒除了《聖經》以外，不該有其他的行為準則。
此外，他還認為，沒有上帝的聖寵，任何人都不應得到救贖。
最後這條教義，也即所謂靈魂歸宿預定論，連路德本人對此都有些無所适從，不過加爾文對其做了精确定義。
加爾文規定，預定論是大部分新教教徒都應遵守的一種教理的基礎。
他說：&ldquo很久以來，上帝便預定了有些人要受到火刑，而另外一些人則将得到救贖。
&rdquo為何如此不公？原因很簡單，&ldquo這是上帝的意志&rdquo。
由此看來，加爾文不過是發展了奧古斯丁的某些斷言，全能的神應為取樂而制造出了生靈，但僅是為了讓其永受煉獄之苦，而不顧及這些生靈品德和行為的好壞。
一種如此不堪的胡謅居然能在如此長的時間内，并仍将繼續讓衆多的靈魂為之折腰簡直是一大奇觀[1]。
加爾文的心理學與羅伯斯庇爾的心理學如出一轍。
和後者一樣，加爾文對事實的真相了然于胸，因而對于不贊同其教義的人，加爾文便将之處死。
他信誓旦旦地說，上帝意欲&ldquo在有人質疑其榮耀時，就讓整個人類消失&rdquo。
加爾文與其信徒的例子表明，理性認為最荒謬的事情在受到信仰蒙蔽的人看來，都是極其正常的。
從理性邏輯看來，既然無論做什麼，大家都堅信自己是被救贖或是被詛咒，那麼基于靈魂歸宿預定論來建立道德也就是不可能的。
然而，加爾文卻毫不費力地做到了，他在一個完全非邏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極為嚴厲的道德。
他的信徒們自視為上帝的選民，由于自視甚高，他們充滿自豪感，甚至認為自己的行為堪稱楷模。
四、宗教改革運動的擴展 新的信仰不是通過演說，也非經過推論，而是通過上述機制得到了傳播，也即通過強詞奪理、一而再再而三、精神傳染和個人威望得以傳播的。
革命思想後來在法國的傳播也是如此。
我們已經在前文談及迫害，迫害對于傳播有利無害。
每一宗迫害都會引發一些人改變信仰，這一點在基督教早期曾出現過。
議會參議員阿内·迪堡（AnneDubourg）被判火刑，他一邊走向柴堆，還一邊規勸群衆改變信仰，一位目擊者說：&ldquo他的堅定不屈要比加爾文的書更有說服力，很多年輕學生由此成了新教徒。
&rdquo 為了不讓這些受刑者對群衆說話，便在行刑前割掉其舌頭。
更加恐怖的是，将受害者系在一根鐵鍊子上，将受害者扔到柴火中，再将其拉出來，反複多次。
然而沒有什麼能吓退新教徒，于是乎便在讓其領略了火刑的厲害之後又赦免他們。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改變了其起初的寬容态度，下令在巴黎一次性設立六個火刑場。
而我們知道國民公會巴黎僅設立了一個斷頭台。
可能是酷刑不太痛苦，基督教殉難者對此滿不在乎。
信仰者受到了其信仰的蒙昧。
如今人們知道，某些形式的蒙昧可以讓信仰者對酷刑變得完全麻木不仁。
新信仰在快速傳播着。
到了1560年，在法國出現了2000個經過改革的教會，很多原本無動于衷的大地主都皈依新教義。
五、不同信仰間的沖突：勢同水火 我已重複過，不寬容總是與強烈的信仰相伴随。
宗教及政治革命已經無數次驗證了這個結論，我們還知道，相似的宗教其信徒間的不寬容要比疏遠的信仰，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護教者之間的不寬容為甚。
如果認為是信仰導緻法國長期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态，那麼人們就會注意到，信仰間的差别其實都隻是在細枝末節處。
天主教和新教都極為崇拜同一個上帝，隻是在崇拜的方式上有些差别。
在信仰形成的過程中，如果理性能夠起到一丁點兒作用的話，人們就會明白，上帝對于以哪種方式來膜拜他是不介意的。
理性無法觸動信奉者的大腦，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繼續他們的鏖戰。
君主們促使二者和解的努力全部付之東流。
卡特琳·德·梅迪奇（CatherinedeMédicis）目睹着改革派在酷刑脅迫下反而日益壯大并且吸引着數量衆多的貴族和官員加入進來，仍幻想着讓二者停止沖突，于是便在1561年在普瓦西召開主教和牧師會議，意圖撮合這兩種教義。
這樣一番心思突顯了梅迪奇王後對神秘主義邏輯是多麼的無知，盡管她很精明。
人們在曆史中還找不到有關通過辯駁就改變信仰的例證。
梅迪奇王後還不知道的是，寬容在必要時可以發生在個體之間，但寬容在集體間是不可能出現的。
她的努力徹底失敗了。
與會的神學家們引經據典，相互攻讦，但卻無一人産生動搖。
梅迪奇認為最成功的莫過于在1562年頒布的一項敕令，賦予新教教徒們集會并公開舉行禮拜活動的權力。
從哲學的立場來看，這種寬容是值得推崇的，但從政治的角度而言，這是不明智的，這種寬容除了激怒雙方之外，不會有其他結果。
在新教勢力最為強大的法國南方地區，新教教徒迫害天主教教徒，并試圖用暴力迫使他們皈依新教，如果不能如願，便割斷他們的喉管，洗劫他們的教堂。
在天主教勢力占優的地區，新教教徒所受到的迫害也是如此。
這樣的敵視必然會導緻内戰。
所謂宗教戰争讓法國長期處在血雨腥風之中。
城市遭到蹂躏，居民遭到屠殺，沖突瞬間便呈現出了宗教或政治戰争特有的野蠻特征，這一幕在随後的旺代戰争中得到了再現。
老人、婦女、兒童，都遭到屠殺。
一個叫德奧佩德（D&rsquoOppede）的男爵堪稱是&ldquo勞模&rdquo，他是艾克斯市議會的第一任議長，在十天的時間裡，指使人極端殘忍地殺害了3000人，摧毀了三個城市以及22個村莊；蒙呂克（Montluc）堪稱卡裡耶（Carrier）的前輩，讓人将加爾文信徒活生生地投擲到井中，直至井被填滿。
新教教徒也好不到哪裡去。
他們甚至連天主教教堂也不放過，他們對待墳墓和雕像的手段和後來國民公會對待聖德尼皇家陵墓（Saint-Denis）的手段完全一樣。
法國在這些浩劫的影響下，在亨利三世統治的後期，逐步分崩離析，被肢解為衆多的結成聯盟的小城邦共和國，各自為政。
皇家權力逐步喪失。
布盧瓦邦向逃離首都的亨利三世坦誠了自己的想法[2]。
1577年，旅行家李普馬諾（Lippomano）穿越法國，曆經奧爾良、布盧瓦、圖爾、普瓦提埃等大城市，所到之處城市悉數被毀，教堂成為廢墟，墳墓被搗毀。
這幾乎也是督政府末期法國的景象。
在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中，留給人們最為灰暗的記憶是1572年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Saint-Barthélemy）事件，雖然被屠殺人數不是最多。
有些曆史學家認為這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屠殺的。
不需要特别深奧的心理學知識就能明白，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下令這麼做。
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不是皇室的罪行，而是群體性的犯罪。
卡特琳·德·梅迪奇覺得自己和國王的性命受到了四五個在巴黎的新教首領所策劃的陰謀的威脅，于是按照那個時代通行的做法，派人上門刺殺了他們。
巴蒂福爾（Batiffol）對随後而來的大屠殺作了非常清楚的解釋。
&ldquo一聽到所發生的事情，整個巴黎立刻謠言四起，說要屠殺胡格諾教徒，于是天主教貴族、衛士、弓箭手，都立刻拿起武器沖上街頭，進行殺戮，大屠殺就這樣在&lsquo殺死胡格諾教徒！殺死胡格諾教徒&rsquo的叫嚣中開始了。
&rdquo凡被認為是異端分子的都難逃厄運，或被打死，或被溺斃，或被絞死，僅在巴黎就有2000餘人被殺死。
由于精神傳染，外省的民衆也群起效仿巴黎的做法，有六千到八千新教教徒被殺死。
随着時間的推移，宗教狂熱慢慢降溫，所有的曆史學家，包括天主教史學家，都對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感到痛心疾首。
他們表示，以現在的視角，着實難以理解當時的精神狀态。
事實上，在當時，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不但沒有受到指責，反而在整個歐洲的天主教陣營中激起了一種難以描述的狂熱。
菲利普二世在得悉此消息後，高興得語無倫次，法國國王所收到的祝賀之多，堪比其赢得了一場偉大戰争。
尤其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更是難以掩飾喜悅之情。
為紀念這一歡樂時刻[3]，他令人鑄造一枚獎章，點燃兩堆節日焰火，鳴響火炮，舉辦慶祝集會，并召集畫家瓦薩利（Vasari）在梵蒂岡的牆壁上描繪殺戮的主要場景，随後還差遣一位使節前往法國面見國王，對其這一壯舉大加褒獎。
有了這些曆史細節，人們方才懂得信仰者的靈魂到底是怎麼回事。
雅各賓分子在大恐怖時期[4]的精神狀态和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精神狀态相類似。
面對這樣的大屠殺，新教教徒們當然不可能無動于衷，他們也取得了收獲，到了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向他們做了讓步，頒發《博利厄敕令》（EditdeBeaulieu），允許他們自由集會并掌控八個要塞，而且在議會中，天主教和胡格諾教各占一半的席位。
被迫所做的讓步根本無法持久。
吉斯公爵（ducdeGuise）領頭組建了天主教同盟，戰鬥繼續進行。
但是戰争不能無休無止。
亨利四世于1598年頒布《南特敕令》（EditdeNantes）并宣布放棄新教信仰[5]，沖突因而告一段落，雙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平安無事。
沖突得到緩和，但并沒有結束。
到了路易十三時代，新教教徒們又不安分起來，黎塞留被迫于1627年圍攻拉羅歇爾（LaRochelle），造成15000餘名新教教徒死亡。
随即，政治抱負遠大于宗教抱負的這位樞機主教對新教教徒又變得極為寬容。
但這種寬容無法長久。
對立的信仰，一旦一方感覺有實力支配另一方，那麼在對峙時便會不惜餘力地毀滅對方。
在路易十三時代，新教派從多數派變成了實力最弱的一方，于是便高挂免戰牌，老老實實地過日子。
此時的新教教徒人數大概在120萬人左右，擁有600多個教堂，有700名左右的牧師負責管理。
法國領土上出現的這些異教徒，讓天主教士難以容忍，人們用各種手段對其加以迫害，但是效果甚微，于是路易十四于1685年使用龍騎兵對新教教徒加以迫害，造成大量新教教徒死亡，依然無果而終。
需要采取一些一勞永逸的手段。
在教士以及博絮埃（Bossuet）的壓力下，《南特敕令》被廢除了，新教教徒被迫要麼改變信仰，要麼離開法國。
這種凄慘的移民持續很長時間，據稱，這讓法國人口減少40萬，減少的這些人都是極為剛毅的人，因為他們毅然聽從信仰的召喚，而不是利益。
六、宗教革命的結果 如果僅從宗教改革運動這一段灰暗的曆史來看待宗教革命，就會認為宗教革命都是災難。
但宗教革命并非都是如此，其中也有極大促進文明進步的宗教革命。
宗教革命賦予一個民族一個道德體系，往往會極大促進其物質力量的發展。
穆罕默德建立起的新信仰，将那些弱小的阿拉伯部落改造成為了令人生畏的民族。
新的宗教信仰不僅使得一個民族的精神得到統一，它還可以顯著改變一個幾乎不可改變的事情：一個民族的情感。
這是任何哲學、任何法典都無法做到的
二、（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及其先行者 宗教改革運動對很多人的道德理念和情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場運動的目的最初很單純，就是為了反抗教士的舞弊行為，從實踐的角度看，是為了回歸福音的主張。
這場改革絕非像人們聲稱的那樣，是為了追求自由思想。
加爾文并不比羅伯斯庇爾更寬容，那個時代的理論家認為，精英分子的宗教應當就是君主的宗教，在所有進行宗教改革的國家裡，君主代替了羅馬教皇并擁有與其一樣的權勢。
新信仰由于沒有宣傳和交流的手段，因而在法國的傳播極為緩慢。
在1520年左右，路德招募到了一些信徒，到1535年左右，信仰開始廣為傳播，當局這才意識到，必須用火刑來處死其信徒。
與廣為人知的心理學規律相一緻的是，上述死刑隻會有利于宗教改革的傳播。
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師和官員，但主要還是一些稀裡糊塗的手工藝者。
這種信仰的轉換主要歸功于精神傳染和暗示。
自新信仰開始傳播以來，很多原本對它漠不關心的人現在都聚集在這個信仰的周圍，但其中不乏以此為借口來滿足自己熱情和貪婪的人。
在好幾個國家的宗教改革運動中都曾有過這個現象，尤以德國和英國為甚。
由于路德已經告誡過，教士不需要财富，因而德國的莊園主們極為欣賞這種允許其占有教會财産的新宗教。
亨利八世便是以類似的方法緻富。
從這一教理中，飽受教皇欺淩的君主們看到了獲取政權之外教權的機會，看到了自身搖身一變成為教皇的機會。
宗教改革運動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強化了君主們的專制。
三、宗教改革運動所提主張的理性意義 宗教改革運動颠覆了歐洲，并在五十年内讓法國幾乎受到戰争的毀滅。
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從未有一個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産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
宗教改革運動是證實信仰在一切理性之外傳播的證據之一。
神學的教理強烈刺激着人們的靈魂，尤以加爾文的教理為甚，從理性邏輯來看，卻是不值得加以深究。
沉湎于救贖的路德尤為害怕魔鬼，連忏悔都難以使其平靜，于是千方百計尋求最有效的手段來取悅上帝，以免受煉獄之苦。
他從最初抨擊教皇販售&ldquo贖罪券&rdquo，到後來完全無視教會和教皇的權威，連宗教儀式、忏悔、聖人祭祀都一并加以譴責。
路德宣稱，基督徒除了《聖經》以外，不該有其他的行為準則。
此外，他還認為，沒有上帝的聖寵，任何人都不應得到救贖。
最後這條教義，也即所謂靈魂歸宿預定論，連路德本人對此都有些無所适從，不過加爾文對其做了精确定義。
加爾文規定，預定論是大部分新教教徒都應遵守的一種教理的基礎。
他說：&ldquo很久以來，上帝便預定了有些人要受到火刑，而另外一些人則将得到救贖。
&rdquo為何如此不公？原因很簡單，&ldquo這是上帝的意志&rdquo。
由此看來，加爾文不過是發展了奧古斯丁的某些斷言，全能的神應為取樂而制造出了生靈，但僅是為了讓其永受煉獄之苦，而不顧及這些生靈品德和行為的好壞。
一種如此不堪的胡謅居然能在如此長的時間内，并仍将繼續讓衆多的靈魂為之折腰簡直是一大奇觀[1]。
加爾文的心理學與羅伯斯庇爾的心理學如出一轍。
和後者一樣，加爾文對事實的真相了然于胸，因而對于不贊同其教義的人，加爾文便将之處死。
他信誓旦旦地說，上帝意欲&ldquo在有人質疑其榮耀時，就讓整個人類消失&rdquo。
加爾文與其信徒的例子表明，理性認為最荒謬的事情在受到信仰蒙蔽的人看來，都是極其正常的。
從理性邏輯看來，既然無論做什麼，大家都堅信自己是被救贖或是被詛咒，那麼基于靈魂歸宿預定論來建立道德也就是不可能的。
然而，加爾文卻毫不費力地做到了，他在一個完全非邏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極為嚴厲的道德。
他的信徒們自視為上帝的選民，由于自視甚高，他們充滿自豪感，甚至認為自己的行為堪稱楷模。
四、宗教改革運動的擴展 新的信仰不是通過演說，也非經過推論，而是通過上述機制得到了傳播，也即通過強詞奪理、一而再再而三、精神傳染和個人威望得以傳播的。
革命思想後來在法國的傳播也是如此。
我們已經在前文談及迫害，迫害對于傳播有利無害。
每一宗迫害都會引發一些人改變信仰，這一點在基督教早期曾出現過。
議會參議員阿内·迪堡（AnneDubourg）被判火刑，他一邊走向柴堆，還一邊規勸群衆改變信仰，一位目擊者說：&ldquo他的堅定不屈要比加爾文的書更有說服力，很多年輕學生由此成了新教徒。
&rdquo 為了不讓這些受刑者對群衆說話，便在行刑前割掉其舌頭。
更加恐怖的是，将受害者系在一根鐵鍊子上，将受害者扔到柴火中，再将其拉出來，反複多次。
然而沒有什麼能吓退新教徒，于是乎便在讓其領略了火刑的厲害之後又赦免他們。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改變了其起初的寬容态度，下令在巴黎一次性設立六個火刑場。
而我們知道國民公會巴黎僅設立了一個斷頭台。
可能是酷刑不太痛苦，基督教殉難者對此滿不在乎。
信仰者受到了其信仰的蒙昧。
如今人們知道，某些形式的蒙昧可以讓信仰者對酷刑變得完全麻木不仁。
新信仰在快速傳播着。
到了1560年，在法國出現了2000個經過改革的教會，很多原本無動于衷的大地主都皈依新教義。
五、不同信仰間的沖突：勢同水火 我已重複過，不寬容總是與強烈的信仰相伴随。
宗教及政治革命已經無數次驗證了這個結論，我們還知道，相似的宗教其信徒間的不寬容要比疏遠的信仰，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護教者之間的不寬容為甚。
如果認為是信仰導緻法國長期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态，那麼人們就會注意到，信仰間的差别其實都隻是在細枝末節處。
天主教和新教都極為崇拜同一個上帝，隻是在崇拜的方式上有些差别。
在信仰形成的過程中，如果理性能夠起到一丁點兒作用的話，人們就會明白，上帝對于以哪種方式來膜拜他是不介意的。
理性無法觸動信奉者的大腦，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繼續他們的鏖戰。
君主們促使二者和解的努力全部付之東流。
卡特琳·德·梅迪奇（CatherinedeMédicis）目睹着改革派在酷刑脅迫下反而日益壯大并且吸引着數量衆多的貴族和官員加入進來，仍幻想着讓二者停止沖突，于是便在1561年在普瓦西召開主教和牧師會議，意圖撮合這兩種教義。
這樣一番心思突顯了梅迪奇王後對神秘主義邏輯是多麼的無知，盡管她很精明。
人們在曆史中還找不到有關通過辯駁就改變信仰的例證。
梅迪奇王後還不知道的是，寬容在必要時可以發生在個體之間，但寬容在集體間是不可能出現的。
她的努力徹底失敗了。
與會的神學家們引經據典，相互攻讦，但卻無一人産生動搖。
梅迪奇認為最成功的莫過于在1562年頒布的一項敕令，賦予新教教徒們集會并公開舉行禮拜活動的權力。
從哲學的立場來看，這種寬容是值得推崇的，但從政治的角度而言，這是不明智的，這種寬容除了激怒雙方之外，不會有其他結果。
在新教勢力最為強大的法國南方地區，新教教徒迫害天主教教徒，并試圖用暴力迫使他們皈依新教，如果不能如願，便割斷他們的喉管，洗劫他們的教堂。
在天主教勢力占優的地區，新教教徒所受到的迫害也是如此。
這樣的敵視必然會導緻内戰。
所謂宗教戰争讓法國長期處在血雨腥風之中。
城市遭到蹂躏，居民遭到屠殺，沖突瞬間便呈現出了宗教或政治戰争特有的野蠻特征，這一幕在随後的旺代戰争中得到了再現。
老人、婦女、兒童，都遭到屠殺。
一個叫德奧佩德（D&rsquoOppede）的男爵堪稱是&ldquo勞模&rdquo，他是艾克斯市議會的第一任議長，在十天的時間裡，指使人極端殘忍地殺害了3000人，摧毀了三個城市以及22個村莊；蒙呂克（Montluc）堪稱卡裡耶（Carrier）的前輩，讓人将加爾文信徒活生生地投擲到井中，直至井被填滿。
新教教徒也好不到哪裡去。
他們甚至連天主教教堂也不放過，他們對待墳墓和雕像的手段和後來國民公會對待聖德尼皇家陵墓（Saint-Denis）的手段完全一樣。
法國在這些浩劫的影響下，在亨利三世統治的後期，逐步分崩離析，被肢解為衆多的結成聯盟的小城邦共和國，各自為政。
皇家權力逐步喪失。
布盧瓦邦向逃離首都的亨利三世坦誠了自己的想法[2]。
1577年，旅行家李普馬諾（Lippomano）穿越法國，曆經奧爾良、布盧瓦、圖爾、普瓦提埃等大城市，所到之處城市悉數被毀，教堂成為廢墟，墳墓被搗毀。
這幾乎也是督政府末期法國的景象。
在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中，留給人們最為灰暗的記憶是1572年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Saint-Barthélemy）事件，雖然被屠殺人數不是最多。
有些曆史學家認為這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屠殺的。
不需要特别深奧的心理學知識就能明白，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下令這麼做。
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不是皇室的罪行，而是群體性的犯罪。
卡特琳·德·梅迪奇覺得自己和國王的性命受到了四五個在巴黎的新教首領所策劃的陰謀的威脅，于是按照那個時代通行的做法，派人上門刺殺了他們。
巴蒂福爾（Batiffol）對随後而來的大屠殺作了非常清楚的解釋。
&ldquo一聽到所發生的事情，整個巴黎立刻謠言四起，說要屠殺胡格諾教徒，于是天主教貴族、衛士、弓箭手，都立刻拿起武器沖上街頭，進行殺戮，大屠殺就這樣在&lsquo殺死胡格諾教徒！殺死胡格諾教徒&rsquo的叫嚣中開始了。
&rdquo凡被認為是異端分子的都難逃厄運，或被打死，或被溺斃，或被絞死，僅在巴黎就有2000餘人被殺死。
由于精神傳染，外省的民衆也群起效仿巴黎的做法，有六千到八千新教教徒被殺死。
随着時間的推移，宗教狂熱慢慢降溫，所有的曆史學家，包括天主教史學家，都對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感到痛心疾首。
他們表示，以現在的視角，着實難以理解當時的精神狀态。
事實上，在當時，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不但沒有受到指責，反而在整個歐洲的天主教陣營中激起了一種難以描述的狂熱。
菲利普二世在得悉此消息後，高興得語無倫次，法國國王所收到的祝賀之多，堪比其赢得了一場偉大戰争。
尤其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更是難以掩飾喜悅之情。
為紀念這一歡樂時刻[3]，他令人鑄造一枚獎章，點燃兩堆節日焰火，鳴響火炮，舉辦慶祝集會，并召集畫家瓦薩利（Vasari）在梵蒂岡的牆壁上描繪殺戮的主要場景，随後還差遣一位使節前往法國面見國王，對其這一壯舉大加褒獎。
有了這些曆史細節，人們方才懂得信仰者的靈魂到底是怎麼回事。
雅各賓分子在大恐怖時期[4]的精神狀态和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精神狀态相類似。
面對這樣的大屠殺，新教教徒們當然不可能無動于衷，他們也取得了收獲，到了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向他們做了讓步，頒發《博利厄敕令》（EditdeBeaulieu），允許他們自由集會并掌控八個要塞，而且在議會中，天主教和胡格諾教各占一半的席位。
被迫所做的讓步根本無法持久。
吉斯公爵（ducdeGuise）領頭組建了天主教同盟，戰鬥繼續進行。
但是戰争不能無休無止。
亨利四世于1598年頒布《南特敕令》（EditdeNantes）并宣布放棄新教信仰[5]，沖突因而告一段落，雙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平安無事。
沖突得到緩和，但并沒有結束。
到了路易十三時代，新教教徒們又不安分起來，黎塞留被迫于1627年圍攻拉羅歇爾（LaRochelle），造成15000餘名新教教徒死亡。
随即，政治抱負遠大于宗教抱負的這位樞機主教對新教教徒又變得極為寬容。
但這種寬容無法長久。
對立的信仰，一旦一方感覺有實力支配另一方，那麼在對峙時便會不惜餘力地毀滅對方。
在路易十三時代，新教派從多數派變成了實力最弱的一方，于是便高挂免戰牌，老老實實地過日子。
此時的新教教徒人數大概在120萬人左右，擁有600多個教堂，有700名左右的牧師負責管理。
法國領土上出現的這些異教徒，讓天主教士難以容忍，人們用各種手段對其加以迫害，但是效果甚微，于是路易十四于1685年使用龍騎兵對新教教徒加以迫害，造成大量新教教徒死亡，依然無果而終。
需要采取一些一勞永逸的手段。
在教士以及博絮埃（Bossuet）的壓力下，《南特敕令》被廢除了，新教教徒被迫要麼改變信仰，要麼離開法國。
這種凄慘的移民持續很長時間，據稱，這讓法國人口減少40萬，減少的這些人都是極為剛毅的人，因為他們毅然聽從信仰的召喚，而不是利益。
六、宗教革命的結果 如果僅從宗教改革運動這一段灰暗的曆史來看待宗教革命，就會認為宗教革命都是災難。
但宗教革命并非都是如此，其中也有極大促進文明進步的宗教革命。
宗教革命賦予一個民族一個道德體系，往往會極大促進其物質力量的發展。
穆罕默德建立起的新信仰，将那些弱小的阿拉伯部落改造成為了令人生畏的民族。
新的宗教信仰不僅使得一個民族的精神得到統一，它還可以顯著改變一個幾乎不可改變的事情：一個民族的情感。
這是任何哲學、任何法典都無法做到的
